基本案情

　　2017年9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浙江萧山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发支行（以下简称某银行银发支行）与浙江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12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调解书进行立案执行，执行标的约人民币1亿元（币种下同）。执行过程中，双方曾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但被执行人未全部履行付款义务。经某银行银发支行申请，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立案恢复执行，继续查封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被执行人的车辆、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并启动对被查封财产的评估程序。某银行银发支行对前述被查封的厂房享有抵押权。

　　2021年8月，因行政区划调整，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被执行人所在地从杭州市萧山区划入杭州市钱塘区。2022年，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3件涉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但因公司财产均被萧山区人民法院查封，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均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后，钱塘区人民法院又陆续受理上百件浙江某新材料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劳动争议案件。由于在行政区划调整前，有28件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在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主要资产亦被萧山区人民法院首次查封，且正在处置过程中，导致钱塘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该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劳动争议系列执行案件陷入僵局。

　　此外，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六家关联企业总负债40亿余元，已资不抵债，并已向钱塘区人民法院申请预重整。

　　为“一揽子”解决该系列案件执行问题，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将萧山区人民法院正在执行的上述28件案件指定由钱塘区人民法院统一执行。

　　钱塘区人民法院出于执破衔接的工作考虑，对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被执行人的案件开展全盘梳理，并召集被执行人、债权人代表、职工代表座谈。经调查，该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相关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行业前景较好，潜在偿债能力较强，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

　　执行结果

　　2024年1月22日，钱塘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浙0114破申2号民事裁定：受理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在重整程序中，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企业依法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对职工工资在内的7000余万元债权清偿进行安排，并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2024年6月18日，钱塘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浙0114破1-6号之二民事裁定：批准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六家关联企业的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

执行理由

　　本案中，被执行人涉及多起案件，不同人民法院已分别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资不抵债，又向人民法院提出预重整申请，如何依法统筹推进、稳妥办理系列执行案件，如何协调执行程序与预重整程序的关系，需作特殊考量。

　　其一，以指定一个人民法院统一执行的方式有效推进执行工作。通过指定执行，将原属不同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同一被执行人系列案件集中至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执行，能够有效解决因多头执行、强制措施重叠、执行思路不一导致的“执行难”等问题。本案中，涉及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被执行人的主要债务及抵押权债务的多个案件在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因行政区划调整，后有多起劳动争议案件在钱塘区人民法院执行，且浙江某新材料公司向钱塘区人民法院提出了预重整的申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钱塘区人民法院统一执行有关系列案件，可以整合资源，在保障各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统筹预重整阶段的协商谈判，帮助被执行企业摆脱困境、实现重生，更好地实现涉企执行案件的清理与市场主体的有效救治。

　　其二，畅通执破衔接机制，助力企业再生。对于经营困难企业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可以通过加强立审执协调等措施，分类施策，推进执破衔接。对于资不抵债且确无救治必要和可能的企业，依法适用破产清算程序，及时进行出清；对于一些有潜力、有前景的企业，应当尽力通过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等方式帮助企业化解危机。本案中，浙江某新材料公司虽然已经资不抵债，但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相关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行业前景较好，潜在偿债能力较强，具有挽救价值，有关预重整方案也已经得到多数债权人支持，具备重整可能。依法适用破产重整，不仅有助于该公司造血重生，也能最大限度公平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减少债权实现的综合成本，有利于实现最佳办案效果。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20年修正）第74条第2款

基本案情

　　2023年3月，惠州市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某实业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惠州市某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某净化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丘某炎支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1041万余元（币种下同）及相应利息。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分期付款调解协议并经民事调解书确认。因惠州某净化公司、丘某炎未履行付款义务，惠州某实业公司向惠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惠城区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惠州某净化公司和丘某炎的财产进行调查查明，被执行人名下银行账户内有少量存款，被执行人惠州某净化公司注册地位于惠州市惠阳区，被执行人丘某炎名下登记的四处不动产亦均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惠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名下银行账户及丘某炎名下的上述不动产。经惠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指定由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执行。

　　执行过程中，经调查核实，被执行人丘某炎名下登记的四处不动产均设立了抵押权，且不动产的价值明显不足以覆盖抵押权人的债权，对其拍卖属无益处置；被执行人惠州某净化公司承接政府污水处理工程，负责惠阳区淡水城区60%的污水处理，享有应收工程款的债权。该工程款由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惠阳区住建局）按月分期支付到被执行人惠州某净化公司已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但案外人惠州某商业银行惠阳支行（以下简称某银行惠阳支行）对上述应收工程款享有质押权。被执行人用接收的工程款维持企业经营、推进污水处理工程，并按月偿还质押权人某银行惠阳支行的债权。在惠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冻结惠州某净化公司接收工程款的账户后，申请执行人惠州某实业公司多次申请强制执行该工程款。惠阳区住建局认为，若强制执行该工程款，将直接影响企业污水处理工程进度，进而影响淡水城区近20万居民的正常生活，亦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为避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保障居民正常生活，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维护质押权人合法权益，惠阳区人民法院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质押权人进行协商，引导双方当事人于2023年7月达成执行和解。和解协议约定：在保障惠州某净化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确保相关污水处理项目正常建设及质押权人债权按月受偿的前提下，由惠阳区人民法院按月分4期逐步扣划惠州某净化公司银行账户内的应收工程款共计967万元，并发还给惠州某实业公司；惠州某实业公司同意放弃对利息的追偿，并同意解除对惠州某净化公司名下银行账户的冻结和丘某炎名下不动产的查封。

　　执行结果

　　2023年10月，惠州某实业公司收到最后一笔款项，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本案以执行完毕结案。

执行理由

　　本案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在外地，且涉及民生工程，为保障执行工作顺利推进、稳妥开展，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统筹协调。

　　其一，由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更有利于推进执行工作的，可由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对于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案件，为更加有效推进执行工作、保障胜诉人合法权益，可以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由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本案中，惠城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后，发现被执行的财产均在惠阳区，遂报请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执行。出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执行效率的考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指定由惠阳区人民法院执行。

　　其二，被执行的财产涉及民生工程的，人民法院应当妥善处理。本案中，惠阳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的工程款涉及当地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强制执行可能影响污水处理工程项目进度，进而影响当地居民正常生活乃至生态环境。惠阳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属地法院优势，一方面积极协调住建部门配合法院推进案款执行工作，另一方面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质押权人进行协商，释法明理，引导各方寻求利益平衡点，最终达成分期支付工程款的和解协议。

　　通过指定执行并积极协调有关方面，本案既最大限度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为被执行企业争取了发展空间，同时保障了有关民生工程顺利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20年修正）第74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3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8条

基本案情

　　在厦门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某健康公司）与福建某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某体育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中，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依厦门某健康公司的申请，于2024年7月24日裁定保全福建某体育公司价值人民币27万余元（币种下同）的财产，其中19万余元系银行账户资金。2024年10月24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福建某体育公司向厦门某健康管理公司支付7.5万元款项。随后，福建某体育公司提交书面申请，表示愿意主动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并以保全账户资金足以履行债务且无其他周转资金为由，请求人民法院直接扣划其保全账户内的资金用于清偿案涉债务。厦门某健康公司对此履行方式无异议。

　　经查，福建某体育公司无其他涉及诉讼和执行的案件，其保全扣划申请不存在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海沧区人民法院依法准许福建某体育公司的申请，并作出扣划裁定，裁定载明本案财产保全实施情况、调解书履行内容和期限、当事人申请及保全账户已控制资金等情况。

　　执行结果

　　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4日作出（2024）闽0205民初4139号民事裁定：划拨、提取福建某体育公司名下被保全的银行账户资金共计7.5万元。2024年10月29日，海沧区人民法院通过执行保全案件对福建某体育公司被保全账户实施扣划，将全部款项发放给厦门某健康公司，并向福建某体育公司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

执行理由

　　对于被保全的款项，人民法院在作出生效裁判后、立案执行前，可以依法对该款项作出扣划裁定（以下简称为执行立案前保全扣划措施）。这种措施可以使债权人在不解除保全措施的情况下尽快实现债权，债务人亦可在不产生执行成本和不影响征信的情况下履行债务，符合双方的利益需求，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在操作中需要强化审执协同，并注意防范可能存在的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其一，执行立案前采取保全扣划措施，有利于充分发挥财产保全的制度功能。财产保全制度系通过限制被保全人对其财产的处分，实现对债权人诉讼利益的保障，制度要旨在于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财产保全方式为“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效果在于实现对被保全人财产的控制，而非处分。受保全措施性质所限，以往，即便债务人愿意主动将保全财产用于偿还债务，通常也只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解除保全措施后再由债务人履行相应义务，二是待判决生效后由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前者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履行的风险，后者会影响权利人利益的及时实现，也会造成债务人的信用减损。事实上，被保全人自愿履行并申请人民法院扣划保全款项，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符合保全制度宗旨，有利于推动生效法律文书的自动、及时履行，最大化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执行案件、节省执行成本，因此，执行立案前，对被保全人申请扣划保全款项用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存在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情形的，可以准许并扣划被保全人相应款项。通过上述程序债务得以全额清偿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被保全人出具自动履行证明。

　　其二，执行立案前采取保全扣划措施，应当严格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是否存在虚假诉讼、个别清偿等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风险。当事人申请在执行立案前采取保全扣划措施的，应当向其释明虚假诉讼等恶意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法律后果，并要求其提交承诺书；受理当事人申请后，要主动检索、核查债务人涉诉涉执案件情况，若发现债务人有其他涉诉案件或者执行案件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在不影响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审慎决定是否采取相关保全扣划措施。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6条

基本案情

　　天水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明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020）甘0503民初2444号民事判决：明某腾空、返还天水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案涉房屋，并支付相应房屋占用费、物业费等。宣判后，明某不服，提起上诉。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8日作出（2021）甘05民终58号民事判决：维持腾空、返还房屋的判项，同时对房屋占用费、物业费等数额作出调整。判决生效后，明某拒不履行。天水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向麦积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麦积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7日向明某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通知其限期腾退案涉房屋，并支付执行款。期限届满，明某拒不腾退。后麦积区人民法院又张贴腾房公告，责令明某在指定的日期前腾退房屋，明某仍拒不配合执行，并纠集家属亲友围堵执行现场，引起数十名群众围观，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

　　为维护执行权威，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麦积区人民法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以涉嫌拒执犯罪风险预告的形式正式告知明某，向其发出“惩戒警告”，告知其拒不腾退房屋的行为已经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如其在指定的日期前仍不腾退案涉房屋，人民法院会依法将其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同时，法院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将明某投入的天然气安装费折抵部分房屋占用费。

　　执行结果

　　明某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日期前将案涉房屋腾空并移交给天水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全部支付折抵后的房屋占用费、物业费等。2021年10月21日，麦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甘0503执732号结案通知书，本案执行完毕。

执行理由

　　本案处理的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措施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其一，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严格规范执行，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据此，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当事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并视情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依法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执行工作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胜诉当事人权益的手段。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治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抗拒执行行为，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其二，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要注重规范文明执行。强制执行应当公平、合理、适当，兼顾各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避免过度执行。本案中，明某拒不履行判决义务，不配合腾退案涉房屋，并纠集家属亲友围堵执行现场，对抗人民法院执行，已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人民法院基于规范文明执行的考虑，向被执行人发出涉嫌拒执犯罪风险预告，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预先告知明某，并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明某虽然前期存在拒不履行的行为，但在被预告法律风险后，出具履行承诺，并在指定的日期前腾空并移交案涉房屋、支付相关费用，综合考量其情节，不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该执行工作方法有力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实现了良好的执行效果。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6条）

执行理由

　　本案依法规范执行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置案涉大量车位。

　　其一，车位的处置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该规定体现了对业主权益予以优先保护的立法价值取向。本次司法处置涉及大量车位，应当根据上述立法精神，综合考量案涉车位性质、小区车位配比、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因素，制定合理的处置方案，既要实现财产价值最大化、依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落实民法典相关规定精神，依法保障大量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

　　其二，关于对案涉车位进行整体拍卖还是分零拍卖的问题。本案中，小区的住房与车位配比约为1:0.3，车位紧张，且拟拍卖车位均处于由小区业主租赁使用状态。从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角度出发，对案涉车位的处置宜采取分零拍卖的方式。如果进行整体处置，通常只有一个竞买人竞买成功，即便该竞买人是业主，也将导致大量车位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难以得到保障，大量无车位业主的购买车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其三，关于竞买人范围和顺序的问题。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不仅包括业主对车位享有优先购买、优先承租以及优先使用等权利，还蕴含当业主的合理需求未被满足时，不能将车位任意处置给业主以外的第三人。当然，在“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的基础上，应当准许将车位出售给业主以外的第三人，既有利于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也避免对被执行人权益造成不必要影响。因此，在具体拍卖环节上，优先由小区业主参与竞买，拍卖流程结束后，有流拍车位的，再针对业主以外的不特定竞买人开展竞拍，兼顾保护小区业主、胜诉当事人与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6条

基本案情

案涉水电站由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水电公司）开发建设，总投资约人民币81.5亿元，开发河段属于我国特有物种川陕哲罗鲑的栖息地。川陕哲罗鲑是长江上游的珍稀濒危鱼类，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010年9月，某水电公司委托勘测设计机构对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评报告》）。2016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作出《关于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以下简称《环评批复》），原则同意《环评报告》，指出案涉水电站所在河段是川陕哲罗鲑的重要栖息地，要求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最大程度减缓不良影响，并对栖息地保护、过鱼措施、增殖放流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2018年5月案涉水电站项目经依法批准开工建设，2021年11月实施截流，至本案审理时水电站大坝尚在建设中。

某水电公司根据《环评报告》《环评批复》要求，开展了以下工作：（1）栖息地保护方面，编制《鱼类栖息地生境保护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并经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和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批准同意实施；开展川陕哲罗鲑资源及重要生境分布的科学调查；完成栖息地生境保护区标志性设施建设并拨付保护区建设及运行资金。（2）人工增殖放流方面，开展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技术、苗种规模化培育相关技术研究，并取得国家专利；建成运行川陕哲罗鲑增殖放流站，完成三次人工放流。（3）过鱼设施方面，完成前期升鱼机、集运鱼系统等过鱼设施设计和准备工作。与之同时，在两个川陕哲罗鲑驯养基地持续开展人工繁殖工作。

2021年，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因随坡弃渣、未按时建成鱼类增殖放流站、未建设危险废物暂存间等分别被行政处罚。有关行政机关要求，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在2021年7月31日前完成危险废物暂存间的整改，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随坡弃渣违法行为整改，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鱼类增殖放流站建设。其后，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均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并通过监管验收。

2021年12月，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昌平某环境研究所）认为某水电公司建设案涉水电站，影响川陕哲罗鲑生存，破坏极危物种栖息地，损害生物多样性，向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水电公司停止建设、赔偿损失、改变项目选址、赔礼道歉等。

审理期间，人民法院经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未果。

裁判结果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日作出（2021）川32民初28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1日作出（2024）川民终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和第四条明确了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体现了协调发展原则。本案中，某水电公司作为案涉项目建设单位，其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发电，符合国家因地制宜开发水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契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民众生存发展的需求，符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国家政策，依法应予支持。但案涉水电站建设同样也要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要求，采取相应措施预防或者减轻对相关流域生态环境的损害或者重大损害风险，统筹兼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一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依法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昌平某环境研究所虽然提供了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应证据，但结合当地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后监管情况，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的行政违法行为已整改到位并通过监管验收。同期人工繁殖工作在川陕哲罗鲑两个驯养基地持续开展，增殖放流站建设滞后并未影响增殖放流工作正常开展。且后续某水电公司没有再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昌平某环境研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水电站建设行为已经对川陕哲罗鲑栖息地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后果，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是否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其一，案涉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且已将川陕哲罗鲑保护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据此，对于水电站建设项目，应当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能开工建设，并采取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本案中，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符合法律规定，经原环境保护部批准的《环评报告》合法、有效。特别是，《环评报告》《环评批复》已将川陕哲罗鲑作为案涉水电站环境影响的重要敏感保护对象进行了专门的环境分析、影响预测与评价，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案涉水电站在依法取得《环评批复》的前提下，经审批后开工建设，并采取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有效对策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

其二，案涉建设项目采取了有效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的措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确立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要求在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实施前和实施中采取综合手段，防止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现象发生。而环境影响评价也不仅仅是评估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更是重在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预防或者减轻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本案中，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根据《环评报告》《环评批复》的要求，对栖息地保护、过鱼措施、增殖放流等采取针对性措施，并开展川陕哲罗鲑人工繁殖工作。某水电公司已委托相关单位完成了升鱼机、集运鱼系统等过鱼设施的设计工作，符合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的要求；持续开展人工繁殖技术研究工作，成功实现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并按要求采取了栖息地保护和增殖放流等措施。某水电公司所采取的针对性保护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川陕哲罗鲑的科学研究进度，扩大了保护范围、加强了保护力度，有利于川陕哲罗鲑的物种生存及生境保护。

综上，昌平某环境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某水电公司的建设行为对川陕哲罗鲑及周边生态环境具有造成损害的重大风险，依法驳回昌平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昌平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但某水电公司的后续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并不因本案判决而减轻或者免除，其应当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继续按《环评批复》及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主动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确保各项环保措施按时序进度要求落实到位。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4条、第5条、第1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第2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

基本案情

2005年5月，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某人民医院）与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肿瘤医院）。2008年12月，某肿瘤医院从国外引进伽马刀医疗设备一套，并于2010年7月19日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2013年，某人民医院与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以下简称九某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约定将案涉医疗设备租借给九某医院，租借期为五年（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九某医院按租借设备毛收入计提收益，不分担成本，毛收入剩余部分归某人民医院。某人民医院承担租借设备相关开支及运营成本，负责办理相关设备的使用、环评、防护等许可证件。2016年7月27日，九某医院与某人民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终止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自2016年7月31日起提前终止履行医疗设备租借协议，协议终止后2个月内某人民医院将案涉医疗设备搬离。合作期间，某人民医院未依约办理相关设备的使用、环评、防护等相关许可证件，九某医院也未办理相关许可证件。九某医院向某人民医院支付收益分成款人民币1982533.10元（币种下同）。合作终止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案涉医疗设备进行依法处置，一直闲置于九某医院处。某肿瘤医院已停业多年，无力承担处置费用，且与实际使用人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就处置责任承担产生纷争，导致案涉医疗设备未能依法处置，存在环境污染风险。

2021年12月，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将上述案件线索移送给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案涉医疗设备未及时依法处置，造成环境安全隐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22年5月30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某肿瘤医院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因当地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受理后，为防止案涉医疗设备处置不当产生污染，依法作出生态环境保护禁止令，责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经法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准许，不得擅自处置案涉医疗设备。

裁判结果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鲁71民初64号民事判决：一、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共同支付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该款项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至法院指定账户；二、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宣判后，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先予执行到位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290万元。该款项全部用于案涉设备退役处置，在案件审结前依法处置完毕，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鲁民终143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即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变更第一项，明确为：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连带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污染环境风险的责任应当如何承担。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中的“损害”，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造成损害的现实危险。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修正）》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本案中，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履行风险管控义务，每一个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应当依据民法典上述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其一，从侵权行为来看，案涉医疗设备长期闲置，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当返回原出口方，或者送交专门从事该类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单位，而不能放任不管。某肿瘤医院作为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案涉医疗设备使用人，对该医疗设备依法负有安全防护和闲置处置的法定义务。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依法办理变更许可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案涉医疗设备，其作为实际使用人对案涉医疗设备闲置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风险，亦负有消除危险的义务。上述主体不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行为，相互独立，均有过错，属于分别实施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侵权行为。

其二，从损害后果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不依法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行为，导致产生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属于造成同一现实危险的情形。特别是，案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风险具有突发性、瞬时性、不可逆转性，危害后果具有滞后性、长久性和难以修复等特征。基于此，当侵害正在进行中或者实际损害后果尚未最终发生时，即应给予有效救济。就本案而言，案涉特种医疗设备未得到及时依法处置，可以认定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其三，从因果关系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中的任何一个侵权人若能积极履行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义务，都足以避免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反之，上述主体各自不依法处置的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案涉医疗设备产生污染环境危险的后果。

综上，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潜在危险的290万元费用，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应当由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基于案涉医疗设备风险的危害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并在二审审理中裁定先予执行处置费用，及时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17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10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法释〔2021〕22号）第1条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28日，生态环境部通报江苏某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钢集团）百万吨钢渣堆放问题，其子公司厂区内的钢渣贮存场未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的要求进行设计，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等，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同时，江苏某钢集团还存在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行为。

2019年3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丰台某环境研究所）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认为江苏某钢集团污染环境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请求判令江苏某钢集团：1.停止侵害，立即停止烟尘废气等超标排放，停止违规堆放废渣废物等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2.赔礼道歉，对持续损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在全国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3.消除危险，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烟尘废气对大气环境及废渣废物对长江水环境等公共利益的环境风险；4.赔偿损失，赔偿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5.承担本案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及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等费用；6.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人民政府可能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为由，于2019年4月19日申请撤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撤诉理由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遂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之一民事裁定：不准许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撤诉。

2019年10月17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致函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经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办理江苏某钢集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现已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就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磋商结果，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遂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之二民事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经评估，江苏某钢集团案涉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人民币40349639.59元。2020年12月5日，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2019年6月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集中受理江苏省内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环境资源案件）申请司法确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钢渣导致的土壤污染损害已经得到有效修复，地下水污染危险消除，大气污染损害赔偿到位，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能够达到修复生态环境及弥补生态环境损害的效果，协议中确定的责任机制能够保障该协议得到履行，遂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1）苏01民特64号民事裁定，确认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于2020年12月5日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2021年2月23日，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案件经过当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达成赔偿协议为由第二次申请撤诉。

裁判结果

鉴于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5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民事裁定：准许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撤诉。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全部实现，其撤诉申请是否应予准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标的涉及环境公共利益，原告行使撤诉权必须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对于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确认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予准许。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二十六条规定：“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审理过程中，丰台某环境研究所因获知人民政府可能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遂于2019年4月19日第一次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实际解决，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得到全部实现，如准许原告撤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裁定不予准许撤诉。

此后，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作为苏州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府磋商工作办理机构，与江苏某钢集团经磋商就案涉污染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协议内容依法进行了公告。2021年6月4日，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1民特64号民事裁定确认，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其间，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于2021年2月23日第二次申请撤诉。

经审查，江苏某钢集团已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整改，经鉴定评估和苏州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小组审核，确认污染问题已整治达标。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江苏某钢集团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后得到全部实现。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的“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应当理解为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本案中，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差旅费等为诉讼支出的费用及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仅涉及原告自身利益，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在该诉讼请求实现前，原告申请撤诉属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因此，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第二次申请撤诉的事由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15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2条、第26条、第27条

基本案情

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某铝业公司）自2006年起陆续将从铝土矿提炼氧化铝排出的工业固体废物赤泥堆存在山西省原平市某赤泥库。该赤泥库总占地面积1840亩，总库容1664.3万立方米。赤泥具有强碱性和强腐蚀性，长期露天堆放，表面干燥以后在风季形成扬尘，造成严重大气污染，并对仅距1公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形成较大威胁。2014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环境保护局认定山西某铝业公司的赤泥库存在粉尘污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由于技术迭代升级，案涉赤泥库已不再使用，依法应当封场闭库，否则可能引发溃坝等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周边生态环境存在风险。

2016年8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朝阳某环境研究所）以该赤泥库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风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对山西某铝业公司赤泥库赤泥危害性进行确认，并立即采取封场等措施，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危害和危险。

审理过程中，山西某铝业公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经协商于2017年1月18日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一、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依法、依规采取措施，确保赤泥库符合国家环保要求。二、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每年用于企业环境治理，环保人员培训，污染防治，环保设施的投资、运行维护、物料消耗，赤泥库综合治理等与环保相关的费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币种下同）。三、协议生效后，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拿出300万元，在两个月内设立专门账户，作为赤泥库专项环保治理资金，以保障赤泥库的环境治理等。赤泥库的治理不限于该专项环保治理资金。四、山西某铝业公司自愿接受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的监督，监督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次日起三年。五、山西某铝业公司承担朝阳某环境研究所本案代理律师费。六、诉讼费用由山西某铝业公司承担。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综合考量案涉赤泥库规模、危害后果、已有的防尘措施及和解协议拟采取的措施，不封场不能根治赤泥库的污染问题，无法达到修复生态环境的效果，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不能确认和解协议，不予出具调解书。鉴于赤泥库封场工程是世界性技术难题，国内此前尚无同等规模赤泥库封场经验，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技术专家对案涉赤泥库进行现场勘察，就能否封场进行充分论证，引导双方当事人以消除生态环境风险为目的，就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进行重新协商。

2018年11月16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山西某铝业公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达成调解协议：一、由山西某铝业公司按照安全生产监督行政部门等国家机关要求，在调解协议生效后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场工作，每年至少以书面形式向朝阳某环境研究所通报1次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并报告人民法院。二、封场期间山西某铝业公司按规定采取环境污染防范措施，继续采取洒水、覆盖等抑尘措施；严格执行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认可、备案的可研报告和设计方案中的生态环保要求，防范地下水、土壤、大气污染；每年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赤泥库周边环境（地下水、大气）质量检测不少于2次并出具检测报告。三、山西某铝业公司自行筹集封场项目所需全部资金，预计工程费用为1.5亿元。四、出现不能封场的自然原因、社会原因、技术原因、第三方原因等时，山西某铝业公司应及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及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待原因消除后继续完成封场工作，工期顺延；如山西某铝业公司明确表示不封场或逾期封场，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可申请人民法院扣划或者冻结山西某铝业公司的剩余工程费（总额以1.5亿元为限），并可申请人民法院通过招标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完成封场工作，所需费用以扣划或者冻结的工程费直接支付。五、封场工程完成后，由山西某铝业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专家及设计、施工、监测（调查）等单位代表组成的验收组对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方视为封场措施的环保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将上述调解协议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

裁判结果

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于2018年11月16日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后予以确认，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2016）晋09民初35号民事调解书。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据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允许开展调解或者自行和解，但人民法院须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确认当事人能够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以保证协议的内容和履行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本案中，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对山西某铝业公司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先后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对此，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达成的协议内容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决定应否出具调解书。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内容，并结合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及程度、恢复生态环境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评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

2017年1月18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时，赤泥库内堆存的赤泥量已达到设计堆存标高，不封场无法解决环境问题，但和解协议不仅未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对赤泥库进行封场，也未约定具体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仅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作出付款承诺，且未明确款项中用于修复赤泥库周边环境的资金数额。因此，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足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无法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不能有效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不符合《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和解协议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故人民法院未出具调解书。

2018年11月16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筹集1.5亿元工程费用在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场工作，彻底解决赤泥库的环境问题。从调解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对赤泥库的修复期限、修复费用、修复措施、替代方案、监督单位、监督方式、验收部门等均作了详细约定。为确保协议内容合理、可行，人民法院对上述调解协议依法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未收到异议。综上，人民法院认定调解协议符合《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调解协议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依法出具了调解书。

结案后，人民法院主动与有关行政部门沟通，明确库区生态恢复治理标准和技术规范，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制定封场方案并按期推进。封场项目总投资1.3亿余元，主要包括赤泥处理及灰渣找坡197万立方米、新建排水系统4套、覆土38万立方米、铺设防渗膜及绿化面积85.5万平方米。为确保封场项目如期完成，人民法院定期现场回访，持续跟踪修复进度。经过五年治理，2023年11月封场项目竣工并通过环境保护验收，2023年12月通过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验收，达到了修复生态环境、消除损害风险效果。至此，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全部履行完毕。

此外，在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过程中，人民法院还引导该公司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打造绿色发展产业集群，利用封场后的土地资源开发太阳能、风能、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5条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至7月，被告人张某山、章某晨、李某、丁某等人出资，被告人洪某武、王某宏等人提供“三无”采砂船，与事前联系的购砂船主被告人章某伟、凌某华、鲍某文等人，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长江安徽省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通过采运一体的方式，共同非法采运江砂46765.04吨，价值人民币2893129元（币种下同）。被告人马某玉明知江砂系盗采，仍收购1700吨，并予以出售。经鉴定，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砂行为造成了长江生态环境损害，且该行为与案发地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长江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数额为5157476.86元，其中河床结构损害4910329.2元、鱼类资源损害96146.02元、底栖生物损害14884.62元、生物多样性服务价值损害101557.02元、后续监测费用34560元。

另查明，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为长江宜宾以下干流河道采砂的禁采期。长江安徽省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均为江砂的禁采区。2020年1月至案发，长江安徽段未发放过采砂许可证。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山等人犯非法采矿罪、被告人马某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以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张某山等人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等。因本案作案时间长，犯罪地跨安徽、江苏等省级行政区划，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审理本案。该院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省内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确定的环境资源审判跨区域管辖基层法院之一。

裁判结果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日作出（2022）苏0981刑初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某山等人犯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至一万五千元不等，追缴违法所得；被告人马某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张某山等人在各自参与采砂数量范围内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5157476.86元，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等。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判决生效后，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将执行到位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移交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当地政府实施铜陵长江生态环境整治和江豚保护项目。

裁判理由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河道砂石属于国家矿产资源，非法采集江砂将破坏长江生态环境，影响长江河势稳定、防洪和通航安全。被告人张某山等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长江禁采期、禁采区从事非法采砂，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情形，其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被告人马某玉明知购买的江砂系他人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涉采砂地点位于安徽省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之间，该区域是中华鲟、江豚等珍贵濒危水生野生生物的栖息地。张某山等人的非法采砂行为直接导致案发长江水域生态系统的损害，破坏了水生动物资源繁衍生存环境，经鉴定，造成长江生态环境损害5157476.8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九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张某山等人应在各自参与非法采砂数量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长江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关于案件的管辖问题；二是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使用问题。

关于案件的管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有关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以外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实施非法采砂行为的被告人人数众多、作案时间长，采砂地点和卖砂地点跨安徽、江苏等多个行政区划。案涉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利润巨大、团伙作案、内外勾连等特点，存在地方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线索，故本案指定安徽省以外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结合侦查、公诉、审判活动的同级性、便利性、专业性等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江苏省具有环境资源审判职能的东台市人民法院管辖本案。

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使用问题。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应当坚持系统治理、原地修复优先的原则。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修复实施的基础保障，多数情况下，由于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发生在审理法院管辖区域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与修复实施能够适配。但是，在跨域尤其是跨省级行政区划的情形下，生态修复费用难以用于受损地生态环境修复实施。本案虽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审理，但受损地位于长江安徽省铜陵段，张某山等人的非法采砂行为造成了当地长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修复，势必导致损害后果持续存在甚至加剧。本案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将执行到位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时移交安徽省铜陵市相关部门，用于受损地长江安徽省铜陵段的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28条、第9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2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