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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从1982年开始的，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决定组建我的乐队，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想要发挥创造力你必须得先装满整个水池，比如说，人好比一个玻璃杯，在生命的前半阶段，人会用别人的信息不断的填充自己，但总有一天它会溢出。直到1983年我都在不断的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我看了很多书，很多电影，听音乐，学习哲学，以及各种思想上的学习。但到了某个阶段，在你找不到你想看的或想听的作品时，那么创作就开始了。我想听某种特定的音乐或者歌词，但是我在现实中找不到这样的作品，于是我决定自己创作。当时没有让我满意的乐队，所以我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起初我把它命名为 ПОСЕВ 播种，这可能是我所想过的最具冲击力的名字，不过那时我还没有听过什么朋克摇滚，生活中我就没接触过这种东西，但是当我真正开始做音乐时，才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车库朋克

，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朋克。不过乐队很快就解散了，并不是说它彻底解散了，而是它发生了一定变化。那时我遇到了里亚比诺夫“库兹马

”，他直到今天都陪着我，然后我们组建了民防乐队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这个名字的出现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取过很多特别具有冲击力的名字，认为只有那些比较"越界"的、激进的、不合任何既定规则的名字才合适。在一次偶然机会下我看见墙上有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民防，所以我提议以这个名字命名乐队，大家顿时又是叫好又是鼓掌。这个名字可以从逻辑上解释，但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本质。

我曾多次尝试更改乐队的名字，曾经我打算把它叫成 ВРАГ НАРОДА 人民公敌

，但很快就放弃了。当我们开始商业化时，我们认为必须要换名字了。我们曾想把它重新命名为 ЕГОР И ОПИЗДЕНЕВШИЕ，但最终我们还是改回了民防。

我们最开始的音乐风格主要是未来主义

。前两张专辑主要是在表达荒诞和未来主义。所谓荒诞，就是对逻辑现实的最大反叛。我们甚至有首歌叫《谁在寻找意义 Кто Ищет Смысл》。近年来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创作的，我还保留了很多未被收录在《俄罗斯实验场 Русское Пол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我正打算出版他们。库兹马也参与了创作，第一张专辑《腐烂青年 Поганая Молодежь》和《乐观主义 Оптимизм》 就是那时录制的。

从1985年中期开始，我们的音乐活动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政治色彩。由于现实被塑造成一定的政治形态，为了克服现实、打破壁垒，我们不得不在政治层面上采取行动。虽然那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在意识上还是在精力上都没有准备好。那时候我们写了一些可以被视为反苏的歌曲。

在1985年底，爆炸发生了，我们全体被捕。库兹马被送去服役两年，他本不应该服役，因为他有心脏病。而我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直到改革开始前，他们都不同意让我出院。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

在"加强医护"的医疗措施下，我接受了神经抑制药物治疗。在去精神病院之前，我害怕会遭遇人无法承受的事情，就是那种在纯粹生理层面上无法承受的事情，而那将是最可怕的。在精神病院里，他们开始给我注射超强剂量的神经抑制药物，尤其是氯丙嗪

，在一次注射了大量的氯丙嗪后，我失明了 ——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或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这种用神经抑制药物进行的"治疗"和在美国是一样的。而之后一切都会从"身体烦躁"开始。在过量使用这些类似氟哌啶醇

的药物后，人必须全力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否则就会出现癫痫、抽搐等症状。如果他崩溃了，就会陷入休克；他会变成一个咆哮、尖叫、咬人的野兽。然后按照既定流程进行"捆绑"。把他绑在床上继续注射药物，直到他的精神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抑制剂会让人变成白痴，效果类似于脑叶切除术。一个人在经历这些之后就会变得"温顺"、"顺从"，余生都被毁了。就像小说《飞越疯人院

》中的情节一样。

那时，我意识到为了不发疯必须进行创作。我整天走来走去，创作故事和诗歌。每天“经理”奥列格

·苏达科夫都会来找我，我把我写的东西通过铁栅栏递给他。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要么崩溃发疯，要么逃出去。比如在他们搬运垃圾桶、清理垃圾的时候，或者是在开门的一瞬间。当时我打算逃到附近的一栋九层楼

并从那里跳下去。那是女性患者自杀路线，几乎每天都有自杀的。她们从病房逃出，奔向那座九层楼，然后跳下去。但是之后再想跑出去就不可能了。西伯利亚、鄂木斯克

的严寒令人生畏。

当我意识到死亡就在身边时，心中那份坚持下去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我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分离。我意识到我之"我"不仅仅是意识，还是更深层的存在。在某一瞬间，我仿佛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了我的身体，这个身体不仅仅是痛苦的，而且正在分崩离析。与此同时，我之"我"是一种明亮而宁静的存在，它就在身旁，但并非直接与身体联系，它是永恒存在的，无人能够对其产生任何影响。那一刻是我生命中最为深刻的体验。

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新的歌曲。离开精神病院后，我开始创作，这为我今后的一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作品有《少校脚下的坚冰 мы лёд под ногами майора》《极权主义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恋尸癖 Некрофилия》

对于我在精神病院的经历，我想引用尼采的一句名言：“任何不能杀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强大”如果那并没有杀死我，那会使我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来自灵魂的力量”

在那之后，我意识到我是一名战士，而且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同时我也明白，从此我将不再属于自己。我必须行动起来，不再遵照我个人的意志，而是遵照某种超越个体的意志。它可以是"人民"，"权力"，或者是"快乐的科学

"。

我拿出设备、录音机，用糟糕的设备进将所有专辑都录制下来。不管怎样，事情还是要做下去的。

直到1988年...我们组建阿道夫

·希特勒乐队（其中包括我的朋友奥列格和尤金·利申科兄弟，不幸的是其中的一位最近已经去世）在新西伯利亚

举办了我们的第一场亲法西斯音乐会。他们想再次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所以当时我和扬卡一直被通缉。我们在1988年年底之前一直在逃亡，我们周游全国，与嬉皮士

一起生活，在路上唱歌，吃教堂的东西，在市场上偷食物。我体验了流浪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住过很多地方，地下室，废弃的车厢，阁楼...最后在我父母的努力下通缉令

被取消了，同时，新的"改革"阶段开始了，人们不再需要持不同政见者。我当时已经广为人知，经常开演唱会...那时，在1988年，我再次录制了专辑《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Т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和《一切按计划进行 Всё идёт по плану》。然后在整个1989年，我们巡回演出、演奏音乐、创作歌曲。然后与奥列格·苏达科夫和库兹马一起组建了共产主义乐队。那可能是我们成果最为丰盛的时期。

然而在1990年，我意识到我要么跳出这个潮流，要么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力改变它的流向，因为我们的创作开始出现了真正的惯性，并带有商业化的特征，只有特定的人群才会来参加我们的演出，他们知道他们将会看到什么... 我们决定改变一切：分道扬镳，解散乐队。在整个夏天里，我独自一人录制了专辑《跳 Прыг-скок》。我认为《Прыг-скок》这首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之一。那就像一场萨满仪式：我与库兹马一起将一个巨大的盘带以九倍速连续播放数个小时。大约四个小时后，我的身体仿佛从一个巨大的漏斗中涌出来自深层的古老文字，这些文字不是在我的童年时期的记忆，而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我几乎来不及记录下这些歌词 —— 源源不断地流出... 我不知道当时我身在何处。在这样可怕的经历下，歌曲《Прыг-Скок》诞生了。

那段时间，我开始了我形而上学

的探索，一直到1992年。我在探索中发展出了《Прыг-скок》这首歌中所蕴含的原则，并得出了完整的逻辑结论。《百年孤独

》是那个阶段的巅峰之作。这与LSD、冥想、呼吸以及各种超验经历有关。这一阶段的结束恰好遇上与十月事件

，那时我明白了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我开始逐渐深入神秘领域，我曾考虑过在《百年孤独》后进一步去山上或森林中继续进行精神修行。然而，1993年十月事件让我为自己的个人主义感到羞愧。当我到莫斯科并目睹了白宫附近发生的事情时，我意识到我应该站在人民中间。我必须运用我所掌握的方法、知识和精力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因此，我投身于政治，并参加了1993年10月19日的行动，那时我结识了亚历山大·杜金和其他的杰出人士。我不会就此止步。

我从来没有对民主派，也就是资产阶级抱有同情。我们在1987年进行的那场战争是一场超验战争。其实我一直有一种将情况推向极限的愿望，即逼近死亡的那一刻。让这个强大而可怕的“世界统治者”的暴政采取一切手段来消灭你。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你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价值，了解当你处于悬崖边缘时你能做些什么。任何权力都是暴政体系，以“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的名义专横行事。当时它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共产主义”体系。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以至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开始逮捕你、杀害你等等。我们开始唱一些嘲弄列宁、共产主义的歌曲，那绝不是为了让某种民主制度或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其实，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只是现在我们在间接地承受着巨大的伤害。

毫无疑问，我的政治涉足不仅不与我对形而上学的探索相矛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有利于我的探索。我意识到，远离现实本身可以比作佛教中的一条实现之路。那里分为个人救赎之路和集体救赎之路。我花费数年走过了个人救赎之路，并且在充分地经历它后，才发觉那并不是我的道路。我本可以实现个人救赎，但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 集体救赎之路，因为那是世界的唯一真理，因为个人救赎之路不仅仅是走入死胡同，它还会通向更加可怕的地方。作为一个经历了这一切的人，我很清楚：这是一条孤独之路。

11.1993 г., «Лимонка» #2 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