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说认为：在虽然无法判明是否存在诉之利益，但能够判明请求无理由时，可以中止诉之利益的审理，而直接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但为什么在虽然无法判明是否存在诉之利益，但第一，能够判明请求有理由时，不能作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这种区别对待是否有理由？第二，关于这个问题是否应当尊重被告的意思？第三，在诉讼提起时，被告不想“因无诉之利益而驳回诉讼”，而想要法官进行本案审理并做出本案判决时，裁判所是否应当尊重该意思？

2.兼子说（通说）认为虽然无法判明是否存在诉之利益，但能够判明请求无理由时，法院仍不能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对于大审院的判决理由（有力说），兼子一批判说：“如判旨一样，既然法院没有考虑这个而做出本案判决，若认为“没有必要处理最前面的问题（有无诉之利益），反而因有助于防止将来再诉，不认为其（直接驳回诉讼请求）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场合也应当作同样的论述。大概是因为，在这个点上，区别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没有必要”然而这个批判并不正确。借用上述说法，这个判决理由不是说“不考虑是谁的利益”，而是因为有助于为了被告防止将来再诉才不应当视为违法。

3-4.大审院的判决理由认为直接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是在徒增被告诉累之弊未发生时进行防止的最根本的手段”，但这一论证是否充分？要说为什么，驳回诉讼判决本身即有保护被告利益的目的，但却认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更有利于达成这一目的，缺少相关说明。比起这一观点，以下理由更适当（中山论文）：诉之利益的目的是保护被告、裁判所和其他利用诉讼制度的人，使其免遭原告诉讼导致的强制牺牲。这就意味着诉之利益本来就需要在本案开始审理前（或尽可能在尚未深入开展本案审理前）确定其是否存在。但在可以确定缺乏本案要件时，早已无法期待诉之利益的功能，因此不如说直接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更合目的。但上述论述并未论证能够判明请求有理由时，不能直接作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但也没否定）

5-6.片野三郎援用德国少数说，对上面的问题作出肯定回答。亨特尔：“对被告而言，若不存在诉之利益，不应该做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被告对此有应受保护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无需被迫参与就无诉之利益的诉进行的本案审理’，而是‘不就有关无诉之利益的诉作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的利益’。因此在本案审理终了后，因为那种利益仍然存在，继续进行诉之利益的审理，若诉之利益不存在时，应当作出驳回诉讼判决。就“不能直接作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而言，对先前的疑问只能作出这种回答。但亨特尔没有说明被告为什么有这种受保护的利益。本篇论文主要在这个基础上讨论理由。

7.自然而言，相比于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诉讼判决对被告更有利。因此，由于只要进行本案审理，既有可能判明请求无理由，也有可能判决请求有理由。所以虽然被告想在判明诉之利益存在前拒绝本案审理，但由于这种承认拒绝权可能会导致本案诉讼迟延，因此现行法并不承认。不认可该权利，却在判明本案审理的结果和请求有理由时，直接作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并不妥当。另外，虽然被告没有拒绝权，但被告想直到判明诉之利益是否存在才进行本案审理，则会招致诉讼迟延。因为不能变成这样，即使判明请求有理由，也不能直接作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虽然本案审理终了，也必须继续进行诉之利益的审理，无诉之利益则驳回诉讼，以保障被告。

8.若被告不希望继续审理诉之利益，而是要求直接作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应当认为可以作出（尊重被告意思）。因此，虽然关于本案的请求有理由，因为自身感到非常不满，早已不把诉之利益当做问题，直接接受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对此，想对本案的判断进行争执和控诉等，被告不想继续进行诉之利益的审理，而是直接想让法院做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也不是不可能。

9.不用说，无法判明诉之利益时，因为判明本案请求有理由，裁判所若不向被告传达，被告不能知道，被告因此不希望直接作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因此法院应当向被告传达。不应片面断定被告不想让直切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直接作出，对此置之不理而继续进行对诉之利益的审理。

10.直接作出驳回诉讼求的判决，原告对此内容不服而进行控诉时，在控诉审中诉之利益不被认为是问题。然而，这里有违背被告利益的一面。因此，即使作出直接作出驳回诉讼求的判决，也应当尊重被告的意思。

11-12.未判明诉之利益是否存在，即到达本案结论的场合，如果是否应当直接作出本案判决取决于被告的意思，进一步说，被告在提起时不希望“因诉之利益而驳回诉讼”而希望本案判决时，是否应当作出本案判决最好考虑这一点。但仅凭这点不应做出本案判决，而需要一定要件。（裁判所和诉讼制度的其他利用者）

13-14.若具备以下两个要件，裁判所即应做出本案判决：①本案判决的必要性或有效性，即使不承认诉之利益的存在，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②被告提出上述主张（不希望“因诉之利益而驳回诉讼”而希望本案判决时）存在合理理由。后一要件一般来说不能考虑，但也并非完全不行：如遗嘱人在生前提起的遗嘱无效之诉中，原告以该遗嘱为“作成违法”为由主张遗嘱无效时，被告（作为亲属的受遗赠人）可以提出“失去在亲属之内或社会的信用，遗嘱人生前遭受的财产或精神的损害，现在这些亲属正在遭受”，作为合理理由（因为驳回诉之利益的判决无法达到去除损害的效果）。（这个问题似乎仍然需要回到诉之利益的功能→ 那被告直接提起消极确认之诉呢？）

17.请求确认形成权存在的诉讼，一般认为缺乏诉之利益（但部分情形也可以，例如，形成权的行使、不行使的风险高的场合，例如请求确认惩戒权存在的诉讼→论文中列举的是行政案例，但在劳动法上是否存在？至于是否要穷尽调查是否存在惩戒原因才能承认诉之利益，有需要和不需要两说，作者支持不需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