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量確定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基數的司法適用

文｜李國軍

（全文刊載於《中國應用法學》2025年第2期）

目  錄

一、裁量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的適用基礎

二、裁量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的前提條件

三、裁量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的審查規則

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是指在特定情況下對故意侵犯知識產權且情節嚴重的行為，被侵權人有權請求超出實際損失的賠償，是落實知識產權最嚴格保護政策、提升知識產權法治建設戰略佈局的特殊化法律規制工具。儘管對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認識已基本統一，但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適用標準模糊、裁判尺度不一等問題，尤其是如何確定賠償基數是核心焦點之一。運用裁量方法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並非在法定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方式之外新設的賠償方式，而是一種「範圍式」精確賠償的計算方法。在侵權人故意，權利人又難以準確界定損害賠償基數的情況下，可以在計算賠償基數所需的部分數據確有證據支持的基礎上，根據案情反映的權利人損失或侵權人獲利金額的區間範圍，裁量確定合理的賠償基數。這種處理方式既兼顧了難以精確計算的客觀性，也保障了酌情考慮個案特性的合理性。

一、裁量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的適用基礎

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裁量權的法理根植於民法誠信原則、比例原則、權利保護與利益平衡理論，同時契合國家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政策導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85條明確規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識產權且情節嚴重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懲罰性賠償，為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提供了上位法支撐。從《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以下簡稱《懲罰性賠償解釋》）第5條的立法精神可知，當權利人實際損失、侵權人獲利或許可使用費難以精確計算時，法院可根據現有證據和案情，運用裁量權確定合理的賠償基數。例如，在部分數據確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法院可結合行業慣例、侵權規模等因素裁量確定賠償基數。2013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酌定賠償」方式，即法官可基於一定的事實和數據，結合具體案情酌定實際損失或侵權所得的賠償數額，且不受法定賠償最高或最低限額限制。這種酌定賠償並非法定賠償，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賠償方式，本質上是計算實際損失或侵權獲利遇到困難，採用簡化計算的方式來確定賠償額。此種計算方式涉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運用，因而在實踐中常被稱為「裁量性賠償」。

我國地方法院在知識產權侵權賠償裁量規則中，也逐步確立起科學裁量賠償基數的司法理念。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裁判指引》明確，當權利人的舉證能證明侵權損害基本範圍但難以精確量化時，可依據已有證據支撐的關鍵數據要素，結合個案具體情形行使自由裁量權，綜合確定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準。再如《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關於知識產權民事侵權糾紛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指導意見（試行）》強調，在具體賠償數據存在證明障礙時，可基於已查證屬實的部分基礎數據，通過合理推論方式構建完整的賠償計算模型。這種裁量規則既維護了證據裁判原則的嚴肅性，又賦予審判機關必要的裁量彈性，有效破解了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證明難題。

在司法實務中，裁量確定賠償基數不但是可行的，而且發揮了應有的價值和作用。在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十大知識產權案件「丹玉405號」植物新品種侵權訴訟二審中，明確了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應基於有效證據進行司法裁量，不得因金額核算存在技術障礙而逕行採用法定賠償標準。在「華誼兄弟」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在可供參考的許可協議約定的商標使用條件與案涉侵權行為的實際發生情況下，綜合考慮運營範圍、運營模式等因素，以參考許可費用為基礎裁量酌定出了案涉侵權行為對應的合理許可費用，並以此為基數適用了懲罰性賠償。

由此可見，酌情裁量確定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基數的立法規則及相關案例為其合理適用提供了有利的制度基礎和實踐範本，可以有效解決「舉證難」與「賠償低」的困境，強化對惡意侵權的威懾力，體現「嚴格保護、比例協調」的司法理念。

二、裁量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的前提條件

懲罰性賠償是知識產權損害賠償中的一種特殊賠償，適用前提是依當事人請求，適用條件是侵權人主觀故意、客觀情節嚴重。因為我國採用「基數×倍數」公式計算懲罰性賠償數額，才產生了賠償基數這一概念。因此裁量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的適用條件，需在符合懲罰性賠償適用條件的前提下進一步考量。

需要明確定性和定量的關係。定性階段是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與否進行判斷，而定量階段是對最終賠償數額的認定。在定性階段，適用條件是侵權人主觀故意、客觀情節嚴重；在定量階段，才涉及賠償基數的問題。定性階段的任務是確定該制度的適用，定量階段的任務是判定賠償基數和賠償數額。在審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先要依據法律規定，對侵權人的主觀和客觀程度作出定性判斷。一方面，要判斷侵權人發生侵權行為時的主觀狀態，綜合考慮被侵害權利的權利屬性、有效狀態、市場影響力，涉案商品或服務的公眾認知度，包括市場佔有率、宣傳推廣力度及消費者辨識度等指標，以及主體關聯性分析，認定被告是否屬於明知故犯。關於主觀構成要件是否包含間接故意這一問題，有學者指出，由於被侵權人的維權成本與侵權人的放任態度有很大關聯，從懲罰性賠償的立法宗旨分析，應當將間接故意納入其中。另一方面，要判斷侵權行為的客觀情節是否嚴重。《懲罰性賠償解釋》總結了包括侵權持續時間和侵權次數等可以判定客觀情節嚴重的各種因素，應當綜合考慮侵權手段、次數，侵權行為的持續時間、地域範圍、規模、後果以及侵權人在訴訟中的行為等因素進行認定。

如果經過審查認為這是一起情節嚴重的故意侵權案件，那麼就應該在確認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後，視案件具體情況來判定侵權人需要賠償的數額。由此可見，定性階段與定量階段在適用順序上有先後之分，只有在確定適用懲罰性賠償後，才考慮具體計算懲罰性賠償數額。除此之外，還應當明確劃分懲罰性賠償和法定賠償兩者之間的判斷標準。如果在定性階段達到懲罰性賠償適用標準的，案件應適用懲罰性賠償，並進入下一程序定量階段，最終確定賠償數額；如果在定性階段達不到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標準，且不能確定侵權損害賠償金額的，應適用法定賠償。

難以精確計算懲罰性賠償基數。當案件實體上滿足侵權人故意和情節嚴重的主觀和客觀要件後，就通過定性階段，步入定量階段。理論上，應當從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數額、侵權人的違法所得數額或者因侵權所獲利益以及權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中，選擇基數種類，明確計算依據，得出確定的賠償基數，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普遍難以實現精確計算。這是因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特殊性，無法精準計算權利人真正的損失以及確定賠償數額，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算不准」。與此同時，在確定懲罰性賠償最佳數額的問題上，目前尚無清晰和經濟的計算方法。

舉證規則使得原告需要承擔侵權行為和賠償基數等多項舉證責任。但是，知識產權的價值特性，加之數碼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知識產權領域的侵權行為呈現更加隱蔽和多樣的特點，導致原告很難有效證明侵權人的侵權獲利或者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以侵權獲利的舉證為例，相關證據一般在侵權人手中，原告僅憑自身力量難以從侵權人手中獲得有效證據，從而舉證不能或舉證不足，起算基數無法確定。對於賠償基數，權利人不論是選擇舉證自己實際損失，還是選擇舉證侵權人的侵權獲利，除了要證明侵權行為的存在之外，還必須能夠證明侵權行為與其所選擇的賠償基數之間有因果關係。但是，實際損失和侵權獲利金額的變化，不僅受侵權方式影響，還與市場等多種因素有關，計算時很難從全部影響因素中，單獨剝離出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失。

因此，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精確計量被侵權人的損失存在現實困境的情況下，法院又不能以此為由拒絕對被侵權人有關賠償損失的請求進行審理，可行的方法便是給予法官以必要的裁量權。如何促使法官在損失的裁量與計量之間作出更加科學的選擇，這就是以裁量性方法確定賠償金額所要解決的問題。

三、裁量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的審查規則

裁量性賠償有其獨特的邏輯、價值和導向，也容易被濫用。既要將裁量性賠償用好，又要避免濫用，結合適用基礎和前提條件進行綜合考量，宜回歸到案件事實與證據的審查本身，從理念轉變、參考比例原則等方面合理適用。

第一，推動從補償權利人到懲罰侵權人的理念轉變。我國知識產權賠償採用的是補償性損害賠償和懲罰性損害賠償相結合的模式。補償性賠償所基於的填平原則，反對權利人因被侵權人侵權而獲得利益，同樣反對侵權人沒有因為違法行為受到損失。與側重於被侵權人受害程度的補償性賠償不同，懲罰性賠償更注重侵權人以及其侵權行為的性質。因此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是基於侵權人的主觀和客觀狀況進行綜合判斷，判賠高額賠償金的主要目的是懲罰和威懾侵權人，既契合國家大力保護知識產權的戰略要求，是最嚴格保護的制度措施，又承載着懲治惡意侵權行為、優化司法效果的價值追求。

具體而言，法院經審查確認案件符合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基於案件事實與證據，綜合考慮形成內心確信後，可以在權利人實際損失、侵權人侵權獲利和權利使用費三種計算方式內，酌情認定賠償金額。此外，當原告依據上述計算方式，提交相應證據材料，主張合理賠償數額時，在證明標準上，司法機關應當秉持最嚴格保護原則，破除刻板公式和計算模型的桎梏，堅持高度蓋然性裁定標準，可根據行業慣例和日常生活經驗進行有限推理，依據案件客觀情況，靈活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合理裁量確定賠償基數。

第二，參考比例原則平衡適用。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裁量權需在嚴格保護創新與維護市場活力之間動態平衡，通過類型化裁判規則和精細化計算模型，兼顧正向規制侵權行為與過度懲罰風險防範的雙重考量，通過法益平衡，實現「強保護」與「防濫用」的雙重目標。其雖為私權保護制度，但內含一定公法屬性，因此需要參考比例原則系統適用。可以通過審查目的正當性與手段正當性，判斷規制行為是否超過必要限度，防止自由裁量權被濫用。對目的正當性進行審查，旨在防止懲罰性賠償的適用結果與設立初衷相悖。對手段正當性進行審查，是為了讓懲罰和侵權的危害性相當，防止造成過度損害的結果。在判斷適用該制度有利於設立目的的實現之後，應當着重考量賠償倍數的合理性問題。通過對每個具體案件進行利益權衡，實現法律秩序內部和外部體系的公平公正。

第三，釐清法定計算順位合理適用。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需遵循分層遞進原則，形成「三位一體」的計量體系：第一層級着重考量權利人實際受損程度，第二層級審查侵權不當得利情況，第三層級參照許可交易標準，最終適用裁量方法合理確定。在具體操作層面，權利主體的市場減損可通過兩種路徑核算：一是根據被侵權商品銷量縮減數值與單位合法利潤的乘積確定；二是採用侵權商品實際流通數量與合法商品單件利潤的乘積計量。當侵權商品利潤數據難以獲取時，可依職權採用權利人的商品利潤標準進行折算。針對許可費倍率適用情形，應當綜合考量專利類型特性、侵權行為嚴重程度、許可協議時空效力等多元參數，在既有許可使用費基礎上進行合理倍數調整，最終確定符合比例原則的賠償金額。

第四，遵循證據裁判規則科學適用。在核定損害賠償基數時，應嚴格遵循證據審查原則，系統梳理案件證據鏈條，通過邏輯推演與經驗法則對證據的關聯性、合法性及證明效力進行多維論證。針對侵權所獲利益或權利人所受損失難以精確量化，但存在明顯超出法定賠償限額的客觀證據時，依據全案證據構建的證明體系審慎裁量賠償額度。對於關鍵數據取證難題，如侵權數量、利潤率等核心參數常因當事人不配合或財務資料不實而難以準確獲取。對此可採取類型化處理方式：當被訴侵權方拒絕提供真實財務數據時，可參照權利人財務報表中體現的行業常規利潤率；若存在明顯財務造假行為，則可引入第三方審計機構進行數據核驗，或依據行政主管部門備案的行業平均利潤率作為計算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