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據說大地從上往下看就像那些用十二塊皮縫製的圓形的球；它有許多種顏色，有關這些顏色，我們的畫家使用的顏色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整個大地有這些顏色，但比這些顏色更明亮，更純潔；一部分是海藍的，極為美麗，一部分是金黃的，還有一部分是白的，比粉筆和雪更白；大地還有其他顏色，比我們見過的顏色數量更多，更加絢麗。大地的這些洞穴里充滿水和氣，呈現出它們自己的顏色，在多種顏色中閃現，整個大地看上去色彩絢麗，連綿不絕。[13][14]
[13]這裏的中文翻譯引用自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08頁。——譯者注
[14]柏拉圖，《斐多篇》，轉引自布萊恩·哈利（Brian Harley）與戴維·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地圖學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共2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7-1994年，第1卷，《史前、古代、中世紀歐洲和地中海的地圖學史》（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Ancient, and Media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137-138頁。

看到地球的觀念似乎也引發了整飭（order）與控制所見對象的欲望。在基督-阿波羅（Christ-Apollo）地上的事工（earthly ministry）的開端，他被帶到曠野的一個高處，被給予地球的權柄。皇帝、國王和企業屈服於相似的試探[15]，描繪地球和全球性的全景畫（panorama）以宣稱對地球的權威。殘酷的統治現實由概覽式視野其平靜的統一一致性緩和為表面上的和諧。
實現阿波羅式的視閾需要球面幾何、圖像和文學上的藝術技巧作為表現上的輔助。這樣的表現方式的歷史是複雜的，既與對物質財富、權力和權威的欲望相連，又同形而上學的沉思（speculation）、宗教渴望或詩性的情感息息相關。
[15]這裏指的就是前一句提到的聖經故事。基督被引到猶大曠野之後，魔鬼出現，耶穌三受試探，第三個試探就是敬拜魔鬼，將得到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耀。前文語未詳。——譯者注

地球的確擁有球體的幾何形狀、它繞着與其他球體有確定的時空關係的軸旋轉並由此維持生命條件，這些是我們如此熟悉的事實，以致於它們部分遮蓋了它們在想像力方面的重要性。一些關於地球和天體旋轉的知識和天文學上對時間和季節的確定是每個文化的知識遺產，是教授自然哲學、宇宙學或地理學的開端。[1]這些學科的觀察結果產出了固定（在羅盤上）的羅經點（fixed compass points）、線[2]和坐標，擁有巨大的符號力量的抽象網絡的理論框架。宇宙學的理解和沉思的主要工具是曆法圖像與曆法模型，在希臘羅馬的傳統中是渾天儀（armillary sphere）、地球與天球以及球體投影圖或者世界地圖。就像所有的圖像和表現形式，這些東西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外在現實客觀無辜的複製；它們在特定的語境中為服務於多種多樣的用途而被製造使用，並作為引人嚮往的財產和符號性的物品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價值。[3]它們在為它們描述的現象建構知識與意義上發揮着積極的作用。球狀的幾何圖形象徵着統一和完美，甚至神性，所以描繪地球的圓形可以將歸於地球實際形狀的意義賦予到被表現出來的物體上。哥白尼革命正是通過傳播不僅挑戰了想像與經驗行星排列與運行的方式，更是挑戰了想像與經驗人類在此被創造並存在下去的整個宇宙體系的宇宙地理學圖像而取得勝利的。20世紀的地球照片同等地激發了在對社會、自我和世界的感知方面的深遠變化。這兩組圖像都界畫了全球化地球演變的關鍵時刻。

[1]宇宙學不斷變化的含義在第4章和第5章討論。
[2]這裏指的可能是經線、緯線、赤道、黃道、回歸線一類的。——譯者注
[3]莉薩·賈丁（Lisa Jardine），《世俗商品：文藝復興新史》（Worldly Goods: 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倫敦：麥克米倫出版社（Macmillan），1996年；傑里·布羅頓（Jerry Brotton），《貿易領土》（Trading Territories），倫敦：回應叢書（Reaktion），1997年。

幾何的、繪圖的、文本的以及數字的技巧以複雜的方式共同作用，以表現地球還有它的空間、時間關係。[4]宇宙學、地理學和地圖製圖學緊密相關，雖然今天它們是有截然不同的歷史的截然不同的實踐。當我取用這些歷史的時候，我的意圖不是複製或者是大幅補充它們。[5]我的關注點是由水陸組成的地球和一套有限的觀念和圖像，逐漸全球化的西方文化在涉及普遍空間和時間時正是憑藉後者將自身置於地球的表面和更大的宇宙中。[6]組織了我的討論的當代英語詞彙，比如全球（globe）和地球（earth）[7]或帝國（empire）和人類（humanity），遮蓋了其意義在具體的地點與時間語境中被製造與重造的複雜的、不斷流變的而且經常相互矛盾的經歷和文化實踐。然而，對地理和歷史語境的關注不能忽略含義與時間的漫長譜系，文化正是通過記憶、學習與模仿藉此改寫認同的。這樣的與地球相關的文本與圖像遺產鞏固着如今的社會與環境的全球主義。

[4]佛朗哥·法里內利（Franco Farinelli），《世界的符號：現代的地圖圖像和地理話語》（I segni del mondo: Immagine cartografica e discorso geografico in età moderna），佛羅倫薩：新意大利出版社（La Nova Italia），1992年；斯韋特蘭娜·阿爾珀斯（Svetlana Alpers），《描繪的藝術：十七世紀的荷蘭繪畫》（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倫敦：約翰·默里出版社（John Murray），1983年，119-168頁。
[5]近來的英語地理歷史關注現代階段，例如，戴維·N. 利文斯通（David N. Livingstone），《地理學的傳統：一個紛擾事業的歷史片段》（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牛津：布萊克韋爾（Blackwell），1992年。有關古典與中世紀的地理學參見E. H. 邦伯里（E. H. Bunbury）1879年印行的經典兩卷本着作，《從最早的時代到羅馬帝國陷落的希臘羅馬古代地理學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among the Greeks and Romans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再版，紐約：多佛出版社（Dover），1959年；J. 奧利弗·湯普森（J. Oliver Thompson），《古代地理學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48年；喬治·H. T. 金布爾（George H.T. Kimble），《中世紀的地理學》（Ge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倫敦：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1938年；與克拉朗斯·J. 格拉肯（Clarence J. Glacken），《羅得島海岸上的足跡：從古代到十八世紀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與文化》（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伯克利和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7年。法國作家對這一階段給予了更多關注，例如，讓-弗朗索瓦·斯坦斯扎克（Jean-François 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亞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筆下的氣候》（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 Le climat chez Aristote et Hippocrate），巴黎：阿爾馬丹出版社（L』Harmattan），1995年。另見布萊恩·哈利與戴維·伍德沃德《地圖學史》；及丹尼斯·科斯格羅夫（Denis Cosgrove）編，《地圖》（Mappings），倫敦：回應叢書，1999年。
[6]馬丁·劉易士和卡倫·魏根，《大陸的神話》。
[7]在並列與辨析詞義時暫時用這兩個詞語對譯只是權宜之計。鑑於中英詞語無法一一對譯，後文出現「地球」「全球」「世界」「寰宇」「寰球」「大地」這些詞語時都不意味着與某些英文詞彙的一一對應。——譯者注

自然與社會的圖像總是相互鑲嵌，還延伸到個體的自我反思，故而地球表現方式的歷史觸及着個體無意識的深度。詞語地球（earth）正是以這種方式捕捉到地球的物質性，將其僅僅表達為自然，而世界（world）表示帝國和人類更加欣然嚮往的更加社會化的普遍性。發源於斯多葛哲學的全球主義中與此有關的主題，是人類的存在和能動性，當其在阿波羅式的視角中被置於廣闊的全球空間的背景下，是瑣碎而微不足道的，納入了其廣大的「自然」中。儘管這是當代逐漸普遍化的環境保護主義的奠基性觀點，但他也在崇高莊嚴（sublimity），那種在約翰·彌爾頓的詩歌中形容、在十九世紀的聖經場景畫家約翰·馬丁的作品中描繪的宇宙之巨大與規律性面前的崇敬甚至畏懼感的觀念中有其根基。地球給人的崇高感推動了對生命的起源與命運的思考，因此末世論和目的論是全球主義的塑造性主題。

三個英語詞彙共同描述這個星球：地球（earth）、世界（world）和全球（globe）。（雖然）可以互換，每個詞都有自己特有的激發聯想的力量。地球是有機的整體；這個詞語表示生物根深蒂固的習俗本能、養育和棲居。它還暗示着依戀和居所：地球是生物長出、生活與復歸塵土的大地。地[8]是同水、氣、火一道組成前現代思考中的地球（terrestrial sphere）的中心、穩固的元素。地球還是土壤，尤其是為耕作而耕犁的肥沃土壤。日耳曼語族和羅曼語族的語言都賦予地球以陰性，並附上首字母大寫的母親（來稱呼它）。文藝復興時期的圖像志學家（iconographer）切薩雷·里帕（Cesare Ripa）[9]將特拉（Terra）[10]描繪為一名坐在一個球體上的女性，以此象徵不動的地球。被動物圍繞，她右手拿着另一個球體，以各種香草為衣，穿着植物和豐饒之角做成的頭巾。[11]在當代術語中，地球比起是空間的，更不如說是環境的，當指涉這個星球的時候，它通過其在農業上的隱含意義與實際上與全球（the global）對立的在地的含義建立了聯繫。

[8]在英語中，earth既能表示地球，也能表示大地。——譯者注
[9]切薩雷·里帕（約1555-1622），是意大利圖像志學家和學者，著有《里帕圖像手冊》（Iconologia），頗有影響力。——譯者注
[10]特拉是古羅馬神話中的大地女神，對應於希臘神蓋亞（Gaia），其符號與象徵是水果、花和豐饒角。——譯者注

[11]馬泰奧·弗洛里尼（Matteo Florini），《佩魯賈的切薩雷·里帕的圖像手冊》（Iconologia di Cesare Ripa Perugina），2卷本，錫耶納，1613年，第1卷，202頁。

與地球相比，世界（world）更加有社會和空間的含義。世界暗指認知和能動性。單是意識就能構成世界：人類來到這個世界（into the world），他們變得世俗（worldly）；他們創造生活世界（life-worlds）或理念世界（worlds of ideas）、意義世界（worlds of meaning）。世界是符號學的造物；在新約中世界起因於話（Word）[12]，包羅了世間萬物。我們降生於這個世界，可以入世與出世，死後或許還能進入另一個世界。世界可能類似或衝突，我們可以想像過去的或者更好的世界。在羅曼語族（儘管日耳曼語族並非如此）中，世界是陽性的。里帕筆下的世界（Mundus）是着一襲雜色長袍處於強勢地位上的男人，他頭頂金球以顯示世界的力量。[13]世界暗指地球表面的流動與交流，以及由之帶來的權力與權威。但這裏也有道德上的含混多面性：在早期現代的文化中象徵性的世界夫人（Lady World）是一個站在，或者緊密關聯於地球的穿着雅致的女性。她代表着對地球過於依戀的道德危險。[14]

[12]這裏指的應該是上帝以言語創造世界。——譯者注
[13]同上，第2卷，62頁。里帕提供了另類的、更老的世界形象：潘的薩堤爾形象。
[14]理查德·赫爾格森（Richard Helgerson），《地圖的愚蠢與現代性》（The Folly of Maps and Modernity），在「紙上景觀：地圖、文本與空間建構，1500-1700年」（Paper Landscapes: Maps, Tex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1500–1700）會議上發表的論文，瑪麗王後與威斯特菲爾德學院出版社（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倫敦，1997年。

地球和世界都不能表示全球（globe）的空間性。全球將這個星球與球體——其抽象幾何形狀——聯繫起來，比起物質的組成和領土的組織更強調體積和表面。與地球和世界不同，全球被拉開距離，成為概念與圖像，而不能直接觸摸與經驗到。作為全球，這個星球以幾何方式被構建出來，其偶然性化約為線和形狀構成的平面圖案。故而全球是視覺與圖像的，而非經驗與文本的。作為一個球狀體，球形的地球（the globe of Earth）可以與其他球體聯繫起來，比如在托勒密行星系統中旋轉[15]或者算命師製作的水晶球。全球的形狀在人的眼睛或者女性的乳房中得到了人格化的表達（見圖7.1），產生了聯繫有性（gendered）的人類身體的小宇宙（microcism）與星球的大宇宙（macrocosm）的形狀詩學。術語全球主義利用了全球的抽象產生了與地球和世界相當不同的聯想。它豐富的象徵潛力使得全球在這三個詞語當中最適於圖像與符號含義的研究。

[15]這裏指的是水晶球體系，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托勒密相信的宇宙模型。他們認為宇宙是由多層的水晶球構成。——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