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吉爾對埃涅阿斯從特洛伊城毀滅到羅馬城建立的史詩之旅的描述，能明顯見出附着在殖民地（colonia）一詞上的居住含義。與其說這一過程是就空間征服得到敘述，不如說是就被迫移居、流放和對失落家園的渴望得到敘述的。這包含埃涅阿斯在迦太基（羅馬的「他者」和特洛伊英雄的虛假「家園」）對狄多（Dido）極為關鍵的拒絕與在新地也是應許之地上建立社會的創造宇宙之舉（cosmogonic act）。[28]都鐸王朝的英國用種植園（plantation）指代愛爾蘭和弗吉尼亞定居點的用法，表達出新故土（newly native soil）中類似的植根文化含義。

維吉爾書寫他這部史詩，是在奧古斯都宣佈帝國成立之後、殖民佔領重要他族領土之前的羅馬帝國歷史關鍵過渡期。羅馬帝國將主要為退伍士兵建立定居點（coloniae），以此作為服役的報償，這精明地承認了居住者對土地的忠誠會使他們成為對抗土著索要土地最狂熱的人，這是貫穿整個帝國歷史、一直用到二十世紀西澳大利亞和西加拿大士兵定居點的招數。儘管帝國和殖民地緊密聯繫，它們卻涉及截然不同的空間性與環境關係。[29][30]

[29] 貿易殖民地，例如黎凡特地區的威尼斯和熱那亞或者十九世紀中國的歐洲通商口岸，並不符合這一模型；商人是世界主義者，不受地方主義限制。
[30] 註釋中「黎凡特地區的威尼斯和熱那亞」，原文如此，指的應該是威尼斯和熱那亞在黎凡特地區的港口、商站一類。——譯者注

帝國建構世界（world）：全球性、城市中心、等級制、看起來拉開了距離（visually distanciated）。種植園與農業殖民地的地方空間是地球（earth）的空間。實際上可能存在着居於統治地位的城市中心，空間等級制與社會等級制，清晰標出的和荒蕪地帶與遠離文明的地帶之間的界限，以及畫在殖民地種植園土地上的、在地圖上使用的幾何形狀，但這些常常是帝國所強加的，在殖民者尋求自治的運動中，常有人對此憤恨不平，將其忽略或推翻。在英殖美國，如弗吉尼亞人、賓夕法尼亞人或佐治亞人等再三忽略、放棄倫敦構想的城市集聚方案，換取更鬆散、更自主的農場模式，甚至連托馬斯·傑斐遜尋求控制共和國殖民衝動的大陸定居點方案，也只經歷了有限的成功。殖民者在之後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非等地領土的殖民經歷中也有類似的回應。農業殖民地的本質是對土地而非領土秩序的忠誠。先前的土地佔據，使得安頓下來的（planted）殖民者進入了與其他原住民（native）的衝突，這些衝突比帝國主義者面對的衝突更激烈、更致命。帝國主義者面對的衝突常被描繪成人文與自然、人類與動物之間的衝突，其中殖民者代表前者，而原住民代表後者。並不罕見的是，殖民者發現他們不僅和先前的居民，還和帝國中心本身衝突着，帝國中心更樂於表達着普世保護的花言巧語，一種殖民者認為更同情「野蠻人」而不是他們自己的修辭。[31]這一衝突引出了另一個與全球和帝國概念相關的概念，也就是人類身份（humanity）的概念。

[31] 歷史事例包括西班牙王室和新西班牙定居者關於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記錄的土著人所受對待的爭論、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和西賓夕法尼亞州邊境的蘇格蘭-愛爾蘭裔人（Scotch-Irish）關於武裝回應印第安人攻擊的爭論，還有時間更近一點英屬東非、英屬南非白人定居者和倫敦關於非洲「準備」自治的爭論。

宣告帝國成立，需要宣稱自己統治外族臣民，這將帝國不動感情地投射在民族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上的凝視道德化；這樣才有了維多利亞時代帝國母親的修辭術。帝國會做出建構普世人類身份的姿態。古希臘的話語在建立帝國與殖民地的語言之外，很大程度上催生出西方人類身份和人文主義的概念，這些都是基於固定不變的特質區分人類與非人生物的抽象概念。歷史上，人文主義與全球想像與全球表現緊密相關，部分就是通過希臘思想初次建立的人類宜居性與地球氣候區之間的聯繫實現的。儘管是根據氣候而定義，人居世界這個概念「其最本質的含義可以被定義為由居住者之間的相互交流得以融貫為一的區域，以至沒有部族或種族能與其之外的民族完全切斷聯繫，這和這一區域周圍的地區是不同的」[32]。依照這個定義，人居世界之外的生命一定是非人或者他者了。

語言、習俗、信仰、膚色的不同不如人類共有的特徵重要，這一隨之暗中影響道德地位和權利而如今通行的觀念，有着漫長複雜的歷史。人與非人間、人與非人內部的類別界限，在歷史上和文化上是流動的；其實有論據指出，這些界限幾已完全消除。[33]將「人」權延伸至其他生命形態的籲求，遺傳操縱（genetic manipulation）[34]、置換手術和體外生殖的進展，都顯示出這種邊界持久不斷的易變性。但在歐洲歷史的大部分時期，為「人類」劃定界限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邊界決定的。

比方說，舉哈特曼·舍德爾（Hartmann Schedel）1493年《紐倫堡編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中的世界地圖（圖1.4）為例，這張地圖緊挨在創世插圖之後，因此表現的是上帝在大洪水後交給諾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地球。舍德爾（Schedel）的世界地圖描繪古典人居世界，正值世界地理學即將遭到不可逆轉改動的時節。實際上，這一文本其實記錄了前些年西大海（western Ocean）的島嶼發現。位於全球空間角落的是諾亞的兒子，基督教思想傳統上將三大陸人口認作他們的子嗣，而在地圖空間邊緣排列着奇怪的生物。儘管由不同民族組成——有些還沒有得到救贖——人居世界的人口組成了全體人類（humanitas）。所有人都是亞當的子孫，也因此擁有得救的能力。在人居世界框外的地球空間，是兼有人與非人特徵的他異（other）、**生物：他們有尾巴、兔耳、狗頭。這些「怪陋種族」可追溯到普林尼《自然史》，長久以來出現在中世紀世界地圖（mappae mundi）和百科全書中。[35]他們的實際樣貌，顯示出普世主義和歐洲地方主義憂慮間的道德張力，前者是猶太-基督教創造世界、人類一家的觀念中與生具來的，後者有限的地理知識否認「他」處的居住者具有人類身份。這張插畫之後五百年間歐洲人與非西方民族相遇過程中解決這一張力的實際結果，既是悲慘的毀滅，又同時是相互的轉變，甚至是解放。這張力至今仍然產生着今日的道德困境。我的言外之意是，這一張力內在於在地理學上比直接經驗更加重要的西方帝國性全球概念，內在於將覆蓋全球表面的領土統治正當化的強烈衝動，內在於移民和定居的殖民計劃。

1.4 托勒密式的人居世界，文本邊緣有怪陋種族，來自哈特曼·舍德爾（Hartmann Schedel）的《編年史》（Liber chronicarum），1493年。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哈里·蘭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此外，猶太-基督教的遺產也至關重要。在宇宙地理學上位於他創造的大千世界之外的希伯來神（Hebrew God），其顯現（epiphany）在地理上並非註定。實際上的神顯地固然成為了聖地，而且沒有哪處能與耶路撒冷匹敵。但這個神並不在地理或環境方面受到限定，而如奧林匹斯山上的主神則不同，他們為物質世界界劃好的有限區域負責，在預先決定的地點顯現。猶太神作為人類基督（Christ-man）而犧牲的時候，這救贖的舉動本身在地理上是能夠延展的。復活表示着與具體地點切斷聯繫，是代表全人類而做出。聖餅的流動性表示出與地方信仰截然不同的精神空間性。而且基督教所固有的，是傳教的急務：向所有民族傳播所謂救贖的裨益。這一急務一再引發的問題，關乎人類身份的界限，也就是能夠得救的人身份的界限。

在希臘羅馬時代，人類完整地位和權力來自公民權；它們的確很有根據。希臘城邦公民權最初來自耕種土地的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真正的」產業（「real」 estate[36]）——一千年間始終是政治選舉權的根基。部分地，財產將人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讓他們能培養心智，而心智的理性說明了完全的人類身份。將地圖空間、社會、理想化身體及其官能映射到人類尺度上、將「人文」與自然對立起來的的等級秩序，在西方思想和事件中被不斷改寫。[37]城市被視為完整發育的人類的空間性表達和中心。性別假定長久以來將這種地位限制在由知識（scientia），也就是和頭腦聯繫的理性思維，刻畫的成年男性中。[38]一直被認為更接近自然的婦女兒童的完全人類地位，是模糊的。身體的象徵地理學中，家庭和心相聯繫。地理上，沒有開墾的自然或者荒野，還有上面動物般的居住者遠在人類世界的界限之外。住民被認為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殘暴無心，依照下半身的擺佈活着。那些靠種田為生，尤其不是定居耕種者的，還有活動被限制在無技能體力任務中的人，組成了這一等級制最底層的社會階級。對他們來說，人與動物之間的界限被模糊了，無論是被雅典哲學家、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還是維多利亞社會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