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方案的指派的開放性，當然引發了關於指派地位的爭論。比如啟蒙運動時期，「自然人」的概念還有他理性思考的能力直接引向人權爭論[39]，而十九世紀激進科學建構了從孩童般的、女性化的、自然的「暗黑」「種族」升到成年的、男性氣概的、有文化的「白色」「種族」的梯子。不用多說，分類者一直把它們放在這種等級制的頂端。而對這種「人類身份」劃定方案最激烈的挑戰，來自同一哲學傳統內部的全球化和平等化傾向。形式上，古代世界的奴隸被排除出完全的人類地位，因為他們沒有財產，甚至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能佔有。對基督教而言，這和普世的救贖相矛盾，救贖將永恆的靈魂而非物質身體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奴隸制為那些沒有接受基督訊息的人長久容忍，比如基督教世界東境的斯拉夫人，但是這是在道德上靠不住的活動。同樣，羅馬帝國邊界之外的野蠻人（他們的鬍鬚泄露了他們和動物的相似關係）也為基督教引發了難題。奴隸制、得救和人類身份之間的矛盾，直到現代時期還是活的道德問題，那時基督教教堂為古代人居世界界限之外民族的精神地位犯難。

隨着歐洲人發現聖經或早期教會權威所未知的世界，這個問題變得非常重要。理論上，歐洲人如何對待原住民將取決於其結果。保羅三世（Paul III）1537年的通諭《崇高神意》（Sublimis Deus） 宣稱所有這些民族都有可能獲得救贖。殖民種植園是對荒野對「人類」所構成的想像與實際威脅的一致回應。原住民的改宗和旅遊業的引入遵循着單一的路徑：「野生動物逃離殖民者和牧師建立小木屋的空地；惡魔與森林一起撤退。」[40]啟蒙作家，如讓·雅克·盧梭（Jean Jacques ousseau）和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將共同人性的論述世俗化為「權利」。十九世紀的全球傳教、廢奴和人道主義協會，以及當今的非政府組織（NGO），都維持了這種對文化他者的曖昧回應。

如果說西方思想以抽象、理性思考的能力定義了人類的特殊性，那麼這種思想最純粹的文化表現就是用數、比例式（proportion）和幾何形狀表達的數學了。幾何給數學關係以空間表達；它起源於對天地空間的實際測量。[1]將近兩千年來，亞里士多德式對可變的元素球[2]和不變天球的區分統治了宇宙地理學，而由柏拉圖哲學發源出的觀點認為，如果易於腐壞而有限的自然中不能找到完美，那完美一定存在於純粹理智的領域，而且只有在宇宙層面、在人體自身（隱含着男性身體的意味）才能最接近它。一直以來，人們思辨地球大宇宙和人類小宇宙的關係，是通過將一者與另一者的圖像關聯起來，這令二者根本上的數學同源關係得以清晰可見。[3]此類話語經常提到眼睛這個面部器官，認為眼睛自己就是一個球，而從十二世紀開始，視覺無疑是西方科學中那個受到特殊優待的感覺。[4]全球視野、圖形表示和人類的特質——抽象唯智主義（intellectualism）——之間的阿波羅式聯繫，是通過幾何學得以塑成的。

[1]根據希羅多德，幾何學起源於尼羅河三角洲土地測量員每年一度用繩重新丈量地產界線的實踐；晷針（gnomon），這種利用影子使時間與緯度得以確定的直柱，也是自埃及和巴比倫的天文學家來到希臘的。M. R. 賴特（M. R .Wright），《古代宇宙學》（Cosmology in Antiquity），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5年。
[2]即土球、水球、氣球和火球。在亞里士多德天文學中，天球由第五元素以太構成。——譯者注
[3]小S. K. 赫寧格（S. K. Heninger, Jr.），《宇宙之鏡：文藝復興時代的宇宙範式》（The Cosmographical Glass: Renaissance Diagrams of the Universe），加州，聖馬力諾（San Marino, Calif.）：亨廷頓圖書館（Huntington Library），1977年。
[4]肯普（Kemp），《藝術的科學》（The Science of Art）；另見戴維·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對羅傑·培根（Roger Bacon）的討論，戴維·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羅傑·培根的地球坐標系》（Roger Bacon's Terrestrial Coordinate System），載《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鑑》（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0年總第80期，第109-122頁。

宇宙和以幾何方式定義的身體的形態關係，能輕易地導向對大宇宙和小宇宙過程性聯繫（processual connection）的類似信念，這一聯繫雖為肉眼所不能見，但因二者數學上的和諧關係而能以理智所理解。既是感官又是理智的音樂，長久以來被認為是通往宇宙和諧最直接的徑路。帶有「校音」含義的德語詞Stimmung，直接捕捉到了人類靈魂（anima）和世界靈魂（anima mundi）之間的共鳴。[5]與潘（Pan）歌唱地方主義與依戀的音樂不同，阿波羅式的音樂是普世和超然的。[6]夢想（somnium）的悠長傳統，將靈魂飛升與星際飛行之夢與音樂的功效聯繫起來。在夢（somnium）中，人的心智可以達致地球之上的阿波羅式視閾，這是現實中的眼睛所不能夠的。

在我們之下忍辱含垢？[7][8]

在耶穌會傳教士帝國的中心羅馬，聆聽聖樂放鬆下來的阿塔納修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也夢到了天上之旅（見圖6.5），而二十世紀航空航天的詩學都同樣將帝國想像與阿波羅式想像編織為一體。

6.5 全球救贖經由從無限的天上空間射出的信仰之光到達非洲，安德烈亞·波佐（Andrea Pozzo）在聖依納爵（St. Ignatius）教堂頂上的濕壁畫，羅馬，1694年。

幾何隱喻、幾何符號和幾何圖像是世界靈魂的典型表現方式。地球詩學一直以赫爾墨斯主義意味影響着測量和勘測的形式數學（formal mathematics），而認出神聖幾何經常被認為是覺悟（enlightenment）和神示的證據本身。[9]因此，地球模型和全球地圖既表現了地與天的形而下學（physics），又同樣多地表現了地與天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s），也就不足為奇。[10]幾個世紀一直是解夢關鍵文獻的馬克羅比烏斯二世紀《關於〈西庇阿之夢〉的評註》，其抄本和印本通常繪有世界地圖，而奧特柳斯、墨卡托（Mercator）和洪迪厄斯（Hondius）[11]等現代製圖學創始人，在他們的地球儀和地球投影圖上注出形而上學的參考信息。[12]

[9]哈林（Hallyn），《世界的詩性結構》（The Poet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羅伯特·勞勒（Robert Lawlor），《神聖幾何學》（Sacred Geometry），倫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Thames & Hudson），1982年。
[10]菲利普·烏爾蒙（Philippe Oulmont）編，《大地與天空》（Le terre et la ciel），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1998年。
[11]指的可能是約多庫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1563-1612），佛蘭德版畫家和製圖家，以其繪製新世界和歐洲的早期地圖而著稱。——譯者注
[12]喬治·曼加尼（Giorgio Mangani），《亞伯拉罕·奧特柳斯與心形投影圖的赫爾墨斯主義意味》（Abraham Ortelius and the Hermetic Meaning of the Cordiform Projection），載《世界圖像》（Imago Mundi）1998年總第50期，第59-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