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與雙性戀作為人類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性取向形態，在歷史與人類學層面均有充分記錄，其存在本身不構成犯罪，也不應被病理化。現代社會對性少數的合理態度，應當建立在法律平等與私人領域自由的基礎之上，而非將其轉化為一種具有政治動員功能的身份範疇。性取向屬於個體生活方式範疇，其正當性來源於不侵犯他人權利，而非來自意識形態背書或道德神聖化。
從科學與唯物主義立場出發，性別在生物學意義上以男女二元結構為基礎，這是由遺傳學、內分泌學與生殖功能所共同決定的客觀事實。將性別理解為完全可由主觀認同自由建構、並可無限增殖的理論框架，在方法論上屬於典型的唯心主義路徑，即以意識與話語取代物質條件與生物結構。這類「性別學」理論並非建立在可證偽的自然科學基礎之上，而更多依賴話語分析與規範性主張，其結果是用價值判斷替代經驗研究，用道德立場取代科學論證，從而在根本上背離了唯物主義與科學精神。
變性作為一種高風險、不可逆的醫學干預手段，在技術層面並非「反科學」，但其正當性必須嚴格受限於醫學倫理與現實條件。基於發育科學與風險評估，任何涉及未成年人的性別轉換實踐，都缺乏充分的生理與心理學依據，也難以滿足知情同意原則。將此類高度複雜的醫學行為包裝為「解放」「進步」或「身份確認」，本質上是意識形態對醫學領域的僭越。除變性問題外，其餘性少數形態本身並不需要額外的理論建構或政治包裝，它們更接近一種長期存在的自然少數狀態。
當代圍繞LGBTQ與DEI形成的理論與實踐體系，已逐漸脫離反歧視與法律平權的原初目標，而呈現出強烈的道德化、規範化與等級化特徵。在社會功能上，這一體系更類似一種「現代儒學」：通過設定正統話語、道德義務與不可質疑的價值核心，區分「正確」與「錯誤」的主體，並對偏離者實施輿論懲戒與象徵性排斥。同時，在政治結構上，它並非左翼平權傳統的延續，而更接近一種極右翼式的身份本質主義思潮，即以先驗身份劃分群體等級，用道德優越感替代社會經濟分析，用文化與認同衝突掩蓋現實結構性矛盾。
這種以身份政治為核心的運作模式，不僅削弱了公共討論的理性基礎，也在客觀上製造新的歧視形式。例如，將異性戀預設為「原罪」，或將不接受特定理論話語的立場一律歸為「保守」「反動」，本身就是對普遍平等原則的背離。公共生活中基於人口統計與社會經驗形成的常識性判斷，並不構成對任何群體的系統性壓迫；相反，真正的歧視往往產生於制度性不平等與權利不對稱，而非日常交往中的非政治化認知。
從平權的長遠目標來看，將性少數問題持續嵌入LGBTQ與DEI這一意識形態框架，反而不利於其社會處境的穩定改善。當個體被迫以政治身份而非普通社會成員的方式存在時，其生活經驗便不可避免地被工具化、符號化。更為理性的路徑，是將性少數議題重新置於去罪化、去病化、去特權化與去政治化的軌道之中，在承認客觀生物事實與科學邊界的前提下，恢復普遍規則、公共理性與可討論性，使其不再成為道德壟斷或政治對抗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