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自治是一套依托特定社会所有制企业形成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利体系，几乎没有统摄性机构能将不同集体的工人联结起来。从理论上讲，社会所有制意味着整个工人阶级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然而，由于独立企业仍是工人日常活动的核心场域，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社会所有制解读为特定企业全体劳动者的集体所有。正如一位匿名的马里博尔汽车制造厂（TAM）工人回忆时所说：“我把这家工厂当成自己的一部分。” 法律禁止企业发行股票，也不允许自治管理者转变为拥有继承权的私人所有者。社会资本管理者的身份随雇佣关系确立而产生，随退休而终止。但两家工厂都存在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企业员工的子女在申请新工作岗位时，会得到极大的优先考虑 。

工厂提供的各类福利、参与经营决策及社区生活的机会，让专业人员制定的整体发展愿景内化为工人的自觉认知，也使工人愿意为了未来更高的收入接受短期利益牺牲。20 世纪 80 年代南斯拉夫经济长期停滞并最终崩溃后，如今人们提及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往往会将其与劳动积极性低下、生产效率浪费挂钩。但当时活跃的专业管理者回忆表明，这一制度其实常常能凝聚集体力量朝着共同目标前进，并激励工人全力以赴。正如一位匿名的 TAM 高管回忆道：“集体对各类生产运动的响应非常积极。通过特定的宣传引导，你完全能激发大家更努力地工作。在形势好的时候，没有我们完不成的生产目标。”

集体决策意味着管理层及社会政治组织必须投入大量精力与工人沟通，动员他们为实现经营目标共同努力。引入新的组织形式，或决定开展重大投资项目，都需要在自治机构、工会及党组织会议中进行长达数月的筹备与动员。在重要的转折节点，管理层还会决定召开全厂大会，一方面激励工人，另一方面确保公投表决顺利通过。一旦集体接受某项经营举措，并认为这是能让所有人受益的目标，管理层便能在一段时期内依靠集体的团结力量，实现类似 “斯达汉诺夫式” 的高效生产。

这种团结精神并不局限于工厂内部。如前所述，两家企业都会将部分收入上缴 “欠发达共和国及科索沃加速发展联邦基金”。此外，工人还会定期将部分个人收入捐赠给各类项目，例如：为年轻工人提供教育补助金的 “铁托基金”、用于建设地方基础设施的自筹资金计划、向南斯拉夫受灾地区提供援助的救灾行动，以及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支持的团结捐款。义务劳动也十分普遍，形式包括每周六的义务劳动日，以及夏季的青年劳动大队活动。

工厂的年度工作节奏围绕一系列全国性节日展开，这些节日均会在厂区内举行纪念活动。正如前文提及的 “青年节”，大多数节日都与游击队斗争的重大事件及官方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二战期间游击队的英雄事迹，被用来号召新一代工人为工业进一步现代化作出牺牲。1971 年，TAM 成立 25 周年的庆典效仿了军事阅兵仪式：不同工种、不同车间的工人列队行进，向站满政党要员及其他贵宾的检阅台致敬。与此同时，晚间活动则采用电视智力竞赛的形式，工人回答与公司历史相关的常识问题，获胜者可获得奖品。

即便纪念的是具有重要意识形态意义的日期，庆典活动的实际内容往往也轻松愉快，核心是通过娱乐实现社交互动。自治工厂通常会为周边社区的多家文化机构（如剧院、舞蹈团体等）提供资助，作为回报，这些机构会为工厂工人及其家属举办免费活动。贝尔格莱德电影节会在拉科维察的各工厂内组织专场放映，展映最新的好莱坞大片与欧洲电影。1988 年马里博尔汽车制造厂（TAM）庆祝 “国际妇女节”（3 月 8 日）的活动，便是社会主义形式与商业内容、西方影响下的消费文化相结合的典型案例。

这场核心庆典在一间生产车间内举行 —— 车间里的机器被临时移开，腾出空间搭建了一条时装秀 T 台。活动开篇，工厂党组织主席发表讲话，阐述了女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角色及争取女性解放的意义。随后，活动进入斯洛文尼亚纺织与珠宝行业最新设计的时装秀环节。当晚的高潮，是电视明星比利亚娜·里斯蒂奇（Biljana Ristić）略带诙谐的表演。正如工厂报纸对她的描述：“她既是歌手、模仿艺人、娱乐表演者，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位容貌出众的美人。” 此次她走出电视屏幕，来到生产车间，专门为 TAM 的女工们献艺。尽管女工们的工资可能低于市中心白领企业的员工，但此类活动让她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也让她们意识到社会对自己辛勤工作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