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自治是一套依託特定社會所有制企業形成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權利體系，幾乎沒有統攝性機構能將不同集體的工人聯結起來。從理論上講，社會所有制意味着整個工人階級乃至全體社會成員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然而，由於獨立企業仍是工人日常活動的核心場域，人們往往傾向於將社會所有制解讀為特定企業全體勞動者的集體所有。正如一位匿名的馬里博爾汽車製造廠（TAM）工人回憶時所說：「我把這家工廠當成自己的一部分。」 法律禁止企業發行股票，也不允許自治管理者轉變為擁有繼承權的私人所有者。社會資本管理者的身份隨僱傭關係確立而產生，隨退休而終止。但兩家工廠都存在一條不成文的規則：企業員工的子女在申請新工作崗位時，會得到極大的優先考慮 。

工廠提供的各類福利、參與經營決策及社區生活的機會，讓專業人員制定的整體發展願景內化為工人的自覺認知，也使工人願意為了未來更高的收入接受短期利益犧牲。20 世紀 80 年代南斯拉夫經濟長期停滯並最終崩潰後，如今人們提及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往往會將其與勞動積極性低下、生產效率浪費掛鈎。但當時活躍的專業管理者回憶表明，這一制度其實常常能凝聚集體力量朝着共同目標前進，並激勵工人全力以赴。正如一位匿名的 TAM 高管回憶道：「集體對各類生產運動的響應非常積極。通過特定的宣傳引導，你完全能激發大家更努力地工作。在形勢好的時候，沒有我們完不成的生產目標。」

集體決策意味着管理層及社會政治組織必須投入大量精力與工人溝通，動員他們為實現經營目標共同努力。引入新的組織形式，或決定開展重大投資項目，都需要在自治機構、工會及黨組織會議中進行長達數月的籌備與動員。在重要的轉折節點，管理層還會決定召開全廠大會，一方面激勵工人，另一方面確保公投表決順利通過。一旦集體接受某項經營舉措，並認為這是能讓所有人受益的目標，管理層便能在一段時期內依靠集體的團結力量，實現類似 「斯達漢諾夫式」 的高效生產。

這種團結精神並不局限於工廠內部。如前所述，兩家企業都會將部分收入上繳 「欠發達共和國及科索沃加速發展聯邦基金」。此外，工人還會定期將部分個人收入捐贈給各類項目，例如：為年輕工人提供教育補助金的 「鐵托基金」、用於建設地方基礎設施的自籌資金計劃、向南斯拉夫受災地區提供援助的救災行動，以及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支持的團結捐款。義務勞動也十分普遍，形式包括每周六的義務勞動日，以及夏季的青年勞動大隊活動。

工廠的年度工作節奏圍繞一系列全國性節日展開，這些節日均會在廠區內舉行紀念活動。正如前文提及的 「青年節」，大多數節日都與游擊隊鬥爭的重大事件及官方意識形態緊密相關。二戰期間游擊隊的英雄事跡，被用來號召新一代工人為工業進一步現代化作出犧牲。1971 年，TAM 成立 25 周年的慶典效仿了軍事閱兵儀式：不同工種、不同車間的工人列隊行進，向站滿政黨要員及其他貴賓的檢閱台致敬。與此同時，晚間活動則採用電視智力競賽的形式，工人回答與公司歷史相關的常識問題，獲勝者可獲得獎品。

即便紀念的是具有重要意識形態意義的日期，慶典活動的實際內容往往也輕鬆愉快，核心是通過娛樂實現社交互動。自治工廠通常會為周邊社區的多家文化機構（如劇院、舞蹈團體等）提供資助，作為回報，這些機構會為工廠工人及其家屬舉辦免費活動。貝爾格萊德電影節會在拉科維察的各工廠內組織專場放映，展映最新的荷里活大片與歐洲電影。1988 年馬里博爾汽車製造廠（TAM）慶祝 「國際婦女節」（3 月 8 日）的活動，便是社會主義形式與商業內容、西方影響下的消費文化相結合的典型案例。

這場核心慶典在一間生產車間內舉行 —— 車間裏的機器被臨時移開，騰出空間搭建了一條時裝秀 T 台。活動開篇，工廠黨組織主席發表講話，闡述了女性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角色及爭取女性解放的意義。隨後，活動進入斯洛文尼亞紡織與珠寶行業最新設計的時裝秀環節。當晚的高潮，是電視明星比利亞娜·里斯蒂奇（Biljana Ristić）略帶詼諧的表演。正如工廠報紙對她的描述：「她既是歌手、模仿藝人、娛樂表演者，最重要的是，她還是一位容貌出眾的美人。」 此次她走出電視屏幕，來到生產車間，專門為 TAM 的女工們獻藝。儘管女工們的工資可能低於市中心白領企業的員工，但此類活動讓她們感受到自身的價值，也讓她們意識到社會對自己辛勤工作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