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 5 月與蘇聯關係正常化後，南斯拉夫所有領導人都認同的一點是：1954 年 8 月簽署的《巴爾幹公約》（該公約取代了斯大林去世一周前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已不合時宜。1953 年 6 月，鐵托曾將《友好合作條約》稱為 「必要舉措」，認為它 「是和平的堅強堡壘」，並承諾南斯拉夫將繼續作為忠誠成員，不會削弱該條約的效力。但到 1955 年 3 月，南斯拉夫卻傾向於擱置為《巴爾幹公約》注入活力的所有努力，部分原因是希臘與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問題上的矛盾日益加劇，而主要原因則是南斯拉夫的處境已發生徹底改變：邊境爭端已通過友好方式解決；不結盟國家在南斯拉夫的外交考量中變得更為重要；最重要的是，蘇聯已不再被視為敵對或具有威脅性的國家。此後，這一軍事同盟逐漸被廢棄，日益成為一種尷尬而非保障。迄今為止，儘管南斯拉夫反對軍事集團，但並未正式廢除該同盟 —— 至少從法律層面而言，該同盟仍有效，直至 1974 年。1968 年 8 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此後莫斯科對南斯拉夫採取的威脅態度，使得貝爾格萊德重新關注《巴爾幹公約》中所蘊含的西方承諾。

1955-1957 年間，部分南斯拉夫官員曾考慮重返社會主義陣營；他們對蘇聯本身，以及對馬列主義理想中所蘊含的國際主義有着與生俱來的情感依戀，這使得他們對蘇聯世界觀與政策的轉變持過度樂觀的態度。蘇聯認可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公開承認過去對南斯拉夫的不公、並願意以優惠條件提供慷慨的長期貸款 —— 這些舉措讓他們認為，東歐局勢的緩和、蘇聯為與西方緩和而採取的建設性外交行動，以及與南斯拉夫關係的正常化，都是不可逆轉的自由化趨勢的預兆。

1956 年 2 月，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 「去斯大林化」 演講，加速了東歐國家擺脫蘇聯控制的進程。這也促使鐵托在 1956 年 6 月訪蘇期間，決定恢復與蘇聯的正式黨際關係 —— 當時蘇聯領導人似乎接受了 「社會主義道路多樣性」 原則。隨着雙方和解，南斯拉夫領導層中的親蘇派，以及鐵托本人，都設想建立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與亞非 「進步」 不結盟國家組成的大聯盟，而南斯拉夫則充當這兩個集團之間的橋樑。

但鐵托低估了赫魯曉夫的固執，反之亦然。兩人在 1955-1956 年間簽署各項協議，均有戰術層面的考量。鐵托準備支持蘇聯對西方的政策，「並利用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推動他所認為的共產主義長遠利益」；而赫魯曉夫則滿心期待南斯拉夫能遵循蘇聯的路線，想當然地認為 「小國政黨的權力應受到嚴格限制，一旦團結局面恢復，南斯拉夫就應回歸其應有的地位，即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團隊中的初級成員」。

「去斯大林化」 進程混亂無序。1956 年 6 月底爆發的波茲南騷亂後，蘇聯試圖遏制東歐地區共產黨控制力減弱的趨勢。令南斯拉夫人不安的是，莫斯科於 9 月 3 日向所有東歐共產黨散發了一份秘密備忘錄，警告他們警惕 「社會主義道路多樣性」 這一鐵托主義 「病毒」，並重申蘇聯模式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性。鐵托與赫魯曉夫緊急在布里俄尼群島與克里米亞舉行會晤，試圖化解意識形態分歧，但未能成功。隨後，波蘭與匈牙利爆發的突發性分裂運動 —— 尤其是蘇聯對匈牙利的鎮壓 —— 徹底打破了雙方團結的假象。

儘管鐵托希望幫助赫魯曉夫抵禦克里姆林宮內反對與南斯拉夫和解的政敵的攻擊，但他仍在 1956 年 11 月 11 日的普拉演講中，強烈譴責蘇聯對匈牙利的干涉；在聯合國，南斯拉夫外交官也對蘇聯的行動，以及對伊姆雷·納吉的監禁表示譴責 —— 這位匈牙利總理此前一直躲在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大使館避難，據稱是在得到安全通行保證後才離開大使館，卻遭到蘇聯當局的綁架與處決。

赫魯曉夫對鐵托的批評感到不滿，同時又忙於重建集團團結，因此無意遷就南斯拉夫人。而鐵托（或許還包括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內部親蘇派的多數人）則從中得出了恰當的結論：南斯拉夫對蘇聯領導層的影響力是有限的，且蘇聯的包容態度具有反覆無常的特點。

為對赫魯曉夫做出讓步，鐵托同意出席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會議。但在最後一刻，他改變了主意，轉而派遣卡德爾與蘭科維奇參會。兩人擁有較大的行動自主權，並當場決定不簽署會議通過的《宣言》。南斯拉夫人對此感到不安，不僅因為《宣言》譴責了 「修正主義」（即鐵托主義），更因為賽里斯堅持要求所有與會者承認蘇聯的 「領導作用」—— 這一主張與南斯拉夫所倡導的 「所有共產黨一律平等」 原則相悖。賽里斯提出這一主張，很可能是故意要孤立南斯拉夫，因為南斯拉夫的觀點在大都眼中是極其可憎的。

1955 年那番看似美好的團結願景，終究如海市蜃樓般，經不住仔細審視便消散無蹤。蘇聯與東歐地區 「自由化」 和 「去斯大林化」 所帶來的興奮情緒，讓南斯拉夫領導層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莫斯科會徹底改變其國內政策及對南斯拉夫的態度。然而，蘇聯領導人並不願在集團事務決策中給予南斯拉夫人平等地位，也不願（或無法）按照南斯拉夫提出的條件接納其加入陣營。莫斯科一直等待貝爾格萊德為維護共產主義集團的凝聚力而統一立場，但這一要求實在過於苛刻：南斯拉夫社會早已遠離蘇聯模式，若不藉助強制手段，根本無法逆轉這一趨勢 —— 而考慮到該政權此前為獲得民眾支持、維護穩定及推行自治制度所做出的巨大讓步，強制手段顯然是不可想像的。

南斯拉夫最終逐漸走向不結盟，一方面是因為另外兩種選擇（親近蘇聯陣營或親近西方陣營）均無法得到黨內有影響力群體的認可，另一方面是因為黨內所有派系都能接受不結盟政策，將其視為一種折中的替代方案。在 1954-1957 年間，不結盟政策尚未像後來那樣獲得南斯拉夫領導層廣泛且熱烈的支持，也未凝聚成一種可行的替代方案，其在提升南斯拉夫國內地位與國際地位方面的潛力，當時也未被充分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