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難以用文獻充分佐證的因素是，鐵托及其同一時代、同一政治背景的南斯拉夫康米派對寡頭集團，有意識地希望在社會主義傳播過程中扮演積極且有抱負的角色。南斯拉夫在世界上應扮演重要角色的這種崇高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鐵托的個人特質 —— 他是戰後時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正是他的存在，為南斯拉夫的積極外交提供了動力。與其他任何選擇相比，不結盟政策為南斯拉夫領導人提供了影響國際局勢的機會，儘管這一點直到 20 世紀 50 年代末才被充分認識到。

據一位共和國黨組織官員（同時也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團成員）透露，米洛萬·吉拉斯退出政治舞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為南斯拉夫提出的方案不受歡迎： 「在黨內已無人支持、且毫無前景的情況下，吉拉斯仍固守着一種偽反斯大林主義的觀點。他堅持反斯大林時期那些形式主義的自由主義主張，認為南斯拉夫應效仿英國議會民主制，發展成為兩黨制。倘若他的外交政策主張得以採納，結果將是南斯拉夫與西方陣營的聯繫大幅加強，進而導致黨內出現危險分裂。這還意味着南斯拉夫將無法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而只能在西方小國中處於從屬地位。」

顯然，南斯拉夫領導人並不希望陷入 「光榮孤立」，也不願讓本國成為 「巴爾幹的瑞士」。他們希望本國所扮演的角色，能夠超越其地理位置、國土面積與經濟實力的局限。

從經濟層面來看，不結盟政策的推行，恰逢南斯拉夫企業要求擴大與欠發達國家貿易的壓力日益增大之時。甚至在承認東德、同意參加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會議這些政治代價高昂的決策削弱了南斯拉夫在西方的信譽之前，許多重要的南斯拉夫經濟企業就已在敦促領導層擴大與第三世界的經濟關係。當莫斯科違背承諾，取消一筆用於資助南斯拉夫工業發展與對外貿易的 3 億美元信貸後，南斯拉夫的貿易商與經濟學家更加強烈地要求擴大與非共產主義世界的聯繫。莫斯科的報復行為給負責構建可行經濟體系的南斯拉夫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讓他們更加堅信：南斯拉夫實現長期經濟穩定的希望，取決於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此外，一種觀點在南斯拉夫重要期刊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欠發達國家因其 「豐富的物質資源、人力資源以及巨大的戰略潛力」，正展現出日益重要的經濟意義；作為極具價值的戰略儲備地，這些國家即將成為兩大集團密切關注和激烈爭奪的對象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不結盟運動標誌着南斯拉夫在世界觀上開始形成差異化認知，逐步走向成熟。1948 年，南斯拉夫人已意識到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存在分歧。1949 年，對蘇聯的擔憂迫使他們與西方建立起一種不安且帶有依附性的關係 ——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關係反而幫助他們擺脫了蘇聯在國際關係問題上僵化理論框架的束縛，使其開始關注西方世界與第三世界內部的差異性。到 1955 年，他們逐漸認識到，西方也並非如他們曾經所想的那樣是一個 「鐵板一塊」 的整體，他們完全可以在不放棄主權或政治主動權的前提下，接受西方大國的援助。南斯拉夫官員開始將社會主義視為一個 「世界性進程」—— 這一進程同時在社會主義陣營、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中推進。

從政治層面來看，不結盟運動為南斯拉夫的外交關係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或許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自此首次擁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