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斯（Burks）指出，從發展水平來看，南斯拉夫存在 「兩個世界」：發達的北部，包括斯洛文尼亞、伏伊伏丁那、薩瓦河以北的克羅地亞，以及貝爾格萊德及其周邊地區；欠發達的南部，包括塞爾維亞本土、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黑山、科索沃、馬其頓，以及薩瓦河以南的克羅地亞地區。

發達的北部大致對應前奧匈帝國領土，欠發達的南部則大致對應前奧斯曼帝國領土（包括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各省）。各共和國和省份 「經濟與政治自主權的提升」，以及中央領導層 「承認民族差異活力」 的態度，並未削弱其 「縮小（甚至消除）地區經濟發展差距」 的決心。但這些目標看似相互矛盾，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 「國家與黨中央機構」 圍繞 「稀缺投資資源分配」 爆發地區衝突。

關於 20 世紀 60 年代初經濟改革及 1965 年重大改革的辯論，清晰暴露了地區領導層之間的政治分歧。而 「建立改良型市場經濟」 的決定，進一步將 「地區經濟利益衝突」 轉化為 「自由派」 與 「保守派」 之間更具分裂性的意識形態衝突。

保守派認為，「中央集中分配資源」 是實現 「黨所承諾的財富再分配與均等化」 的最恰當方式；而自由派則主張，市場經濟運作初期雖會鼓勵 「向已發達地區投入更多資金」，但後期將帶動 「對欠發達地區的投資與發展」。

這場衝突進而與 「黨在社會中角色的兩種願景」 之間的更廣泛分歧相關聯：支持中央集中分配的人，往往也支持 1952 年前 「黨直接控制」 的模式；而支持依賴市場的人，則更傾向於第六次黨代會決議中 「黨非強制領導」 的願景。

不出所料，欠發達地區的領導人大多屬於 「保守派」，而 「自由派」 主要來自發達地區。由於各共和國和省份普遍被視為 「民族家園」，且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在歷史上本就相互對立，這使得 「財富再分配」 與 「經濟改革」 兩大目標之間的明顯矛盾更難解決。

從 1958 年第七次黨代會到 1964 年第八次黨代會的整個時期，中央領導層始終分裂為 「自由派」 與 「保守派」。在此期間，鐵托在決定黨政策方面發揮核心作用：他雖支持 「經濟分權」 和 「降低國家在新興自治經濟中作用」 的措施，但同時也繼續支持 「改革反對者所主張的『黨更權威、更集權』願景」。

在鐵托的支持下，領導層中的自由派多數擁有足夠力量推動具體改革措施通過，甚至促成了一部 「強調自治經濟代表直接參與國家決策」 的新自由憲法。但只要反對者仍控制 「黨人事政策」 和 「強制工具」，且繼續得到鐵托對其行使這些權力的支持，自由派就無法有效實施改革，也無法將實際權力從黨轉移到國家機構。

1964 年黨代會後，自由派多數逐漸獲得更大權力，直至 1966 年 —— 他們贏得鐵托支持，將蘭科維奇逐出領導層，並清除了其在黨和國家機構中的支持者。

蘭科維奇（Ranković）曾強烈反對 20 世紀 60 年代初通過的政治與經濟改革所呈現的自由派方向，並領導保守派力量對此加以抵制。作為負責幹部工作的黨組織書記、國家安全機構的實際負責人、共和國副總統，以及鐵托公認的接班人，蘭科維奇利用其正式與非正式的任命權、控制權及強制權，將支持者安插在黨和國家機構的關鍵職位上。他們聯手阻撓改革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