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的统计数据中，“受薪者” 约有 90 万人，但这一类别中包含大量白领职员。战前产业工人与矿工的精确人数无从知晓，估计就业人数在 24 万至 35 万之间（含其家庭成员），这些人主要就职于小型企业；1945 年，这一群体中约半数人仍在工作。

1941-1945 年战争与革命期间，约 9 万名技术工人丧生 —— 即便假设战前小型作坊中的技术工人比例远高于战后，在我看来，工人群体在游击队斗争中的整体参与度仍相当高。

但从人数上看，工人群体远少于农民群体；在党的高层中，工人的代表性也不如知识分子，但仍比工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高出数倍。1948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中（宣称）出身工人的比例为 30%，而从地方党委到最高层党委，出身工人的成员比例约为 40%，联邦中央委员会中这一比例也不例外。

在我所研究的时期内，官方统计数据或已发表的研究中均未正式承认 “工人阶级” 的存在（仅提及 “劳动人民” 或 “自治者”），因此所有人都必须自行推断实际情况。1945 年，南斯拉夫领取工资者为 46 万人；到 1955 年，“生产领域自治者” 人数激增至 150 万，1961 年超过 200 万，1971 年超过 320 万。

官方统计通常将这一群体与企业 “专家”（工程师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学毕业生）、管理人员，甚至企业职员合并统计，归入 “劳动人口” 或 “生产性人口” 类别；到 1971 年，这一合并群体人数增至 430 万，1976 年增至 480 万，其中女性占 1/4 至 1/3（《南斯拉夫统计年鉴 1981》，第 80 页），而其中产业工人占比估计为 60%——1971 年约为 260 万。

60 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CPY）官方统计的党员中，工人党员为 34.6 万人，占党员总数的 34%；然而，即便对已晋升的党员而言，“工人阶级出身” 也常常被用来替代其当前职业：“那些在社会权力等级体系中获得职位的工人阶级成员…… 在生活状况、利益诉求、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上，已与原阶级切断了联系”。

届时，党内实际体力劳动者的比例或许不超过其在劳动人口中 30% 的占比，但这一比例本身已算得上是一项显著成就。1963 年至 1970 年，工人在联邦议会中的占比从 5.5% 骤降至 0.6%（总计仅 4 人……），在 8 个共和国议会中的占比从 7.5% 降至 1.3%，在地方议会中的占比则从 14.6% 降至 13.1%。总而言之，借用林肯的表述，南斯拉夫政府是否 “为工人谋福祉”，这一问题仍有待探讨；但除了工人在其中拥有一定实际权力（尽管权力有限）的实际生产企业领域之外，南斯拉夫政府既不 “由工人组成”，也不 “依工人运作”。

另一方面，高技术工人的比例从 1961 年的 4.7% 上升至 1976 年的 9.7%；1976 年，“技术工人” 占比为 29.5%，其余则为低技术或非技术工人。1966 年及整个 70 年代，高技术工人的平均净收入比 “技术工人” 高 38%，比 “半技术工人” 高 65%，比非技术工人高 84%。基于技能水平、收入状况和就业稳定性，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分层或不同派系。与其他国家情况类似，60 年代占比 5%-9% 的高技术工人很可能具有独特的阶级意识，这使得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和自治管理；而另一方面，非技术工人虽然反抗性更强，但 “政治意识远低于技术工人，且组织性也差得多”。70 至 80 年代，非技术与半技术工人派系的占比仍估计在全体工人的 30%-40% 之间；但这一比例也可能接近或超过 50%，因为该派系还包括越来越多的非正规劳动者 —— 他们部分处于半合法状态，未被官方统计，一只脚扎根工业，另一只脚仍与农村相连。学者舒瓦尔对这一流动群体的评价颇为尖锐： “大量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人 —— 他们教育水平低下甚至毫无教育背景，来自落后的农民阶层，从事繁重且重复性的劳动，被排除在自治体系之外 —— 仍生活在社会边缘，被困在季节性劳动和外籍劳工（Gastarbeiter）的特殊聚居区中，同时还受制于小块土地上的非正式经济；他们不仅带有农民阶级的特征…… 还具有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