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扔在风里的童话

　　当我动意要写这本书时，就决定要将旸旸的故事写进去。

　　旸旸是我一位朋友的儿子。旸旸的父亲是某大学教现代文学的教授，母亲是一位资深记者，可是旸 旸没有子承父业，也没有子承母业，在大学里学了一门与父母的职业相距甚远的自动化专业。

　　去年高考前，旸旸的母亲来找我，说旸 旸执意要报考外地院校，而且拒报一切与文科沾边的专业，譬如经济类专业、法律专业、新闻专业等。

　　她摇着头说，这孩子不知怎么了，爱好方面一点都不像我和他父亲，家里满屋的文学书籍他从来不看。说出来让人不相信，他各门功课里最差的是语文，每次考试总是语文成绩影响了总分。

　　他小时候识字很早，一岁多能背十多首唐诗和儿歌，3岁多就能自己编故事。那时他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花开得轰轰烈烈，花期过了便会结出果实，果实一天天地长大、成熟。到了摘石榴的日子，只要我不出差总会带他去奶奶家帮忙摘石榴。

　　那天，我们几个大人正忙着摘石榴，他站在树下扬着头兴奋地看着满树的石榴说："妈，你看，树上有好多好多小'灯笼'。"

　　是啊，那一个个浑身泛着胭脂红的石榴，可不就像挂在树上的小"灯笼"！

　　那天晚上，我哄他睡觉。像往常那样，睡觉前我要给他讲故事。儿子说："妈妈，我也编了一个故事，我讲给你听好吗？"

　　我很惊喜，让他讲给我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晚上，有一位老爷爷在大山里迷了路，天很黑很黑，他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他发现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个东西在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棵石榴树，树上挂满了一个个小灯笼。老爷爷高兴坏了，他将小灯笼一个一个摘下来拿在手里，没想到手上的小灯笼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灯笼，老爷爷提着大灯笼找到了回家的路。他终于回家了。

　　我乐得哈哈大笑，为儿子丰富的想像力而高兴。后来，我将儿子编的故事写进了他的成长日记，我想，他以后长大了，看到了自己当年编的故事一定也会乐得开怀大笑。自从儿子出生后，我一直在给他记日记，将他成长过程中点点滴滴有趣的事都记下来，我想等他长大后，那将是我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还有一件事也能从那本日记里找到。

　　也是他3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带他出去散步。我们走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里有枝叶茂盛的大树，也有刚栽下去不久的小树苗。

　　儿子仰头看看大树，又看看那些还没长出新叶的小树，问我说："为什么春天来了有的树换上了绿衣服，有的没有换上绿衣服？"

　　我笑着说："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一起好好想想，看谁最先想出来。"

　　儿子皱起小眉头，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拍着小手跳起来说："妈妈，我知道了，春天来了，所有的树妈妈和树宝宝都要换上绿衣服，可是那几个树宝宝贪睡起晚了，他们找不到妈妈为他们准备好的绿衣服了，他们正在着急呢。"

　　我趁机指着前面一棵依然是枯枝败叶的古树问他："那又是谁呀，为什么他也没换上绿衣裳呀？"

　　儿子不假思索地说："那是树奶奶，她老了，手僵硬了，衣服穿不上了，她正在焦急地喊："谁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呀！"儿子也许是想起了那天早上起来，他找不到衣服的情景。

　　在他的成长日记里，我还记下了一件事。

　　他4岁多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峨嵋山旅游。那天晚上为了看日出，我们凌晨3点钟就上了金顶。我们坐在山顶上静静地等候着日出。突然，儿子指着天上的星星说："我要是能到天上去，我一定把那颗最大的星星摘下来，将它挂在我们家里，那样，我们家就不用电灯了。"

　　4点钟左右，东方开始出现一抹鱼肚白般的光亮，又过一会儿，太阳露出了一道细细的金线，儿子拍着手兴奋地说："那是孙悟空的眉毛"；当太阳露出了一道弯弯的金边，他又喊着："那是一个金月亮"；当太阳终于跃出地平线，他说："那是一个大蛋黄。"

　　小学二年级时，他刚刚学会写完整的句子，有些句子他写得很精彩，比如，"我想听到开花的声音"、"河里的水很活泼"、"上街时，我把爸爸丢了"、"星星是用做月亮剩下的东西做的"……

　　儿子丰富的想像力常常让我们惊叹，我们几乎认定了这孩子将来不是当作家就是当记者，肯定是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

　　没想到，上学后这孩子反而没有以前的想像力了，变得呆板了，语文成绩也一直不好。我和他父亲大学学的都是中文专业，从他上小学起就一直辅导他写作文，可是他作文却一直写不好，干巴巴的，没有灵气。

　　开始，我们认为是他书读的太少了，找出一些文学名著给他看，结果，一套《红楼梦》他看了一年都没看完。后来我又给他买了不少优秀作文选之类的书，想立竿见影地帮他提高作文成绩，他好像也没什么兴趣，看了几页便扔在一边了。

　　我和他父亲一直有个愿望，希望他将来从事新闻工作，所以常有意让他加强文科方面的学习。

　　高一上完后，学校开始分文理班，我们建议他去文科班，一是我俩都是学中文的，有文科"情结"；二是考虑将来就业。我们毕竟都在这个圈子里，将来找工作要好办些。还有一点考虑是，他父亲所在的那所大学出台了一个政策，本校教工子弟如果报考本校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条件。但那是一所文科院校，主要以招文科生为主。

　　可是他仍执意要去理科班，死活不愿去文科班。考虑到现在有很多文科专业在招生时都实行文理兼收，我们就让了步，让他去了理科班。可是现在就要填报志愿了，他仍是一百个不愿意报文科专业。我们说，你如果不愿学新闻，学经济或者法律也行，可是他拒报所有与文科沾边的专业，第一批院校的第一志愿，他报的专业是热能与动力工程，第二批院校的第一志愿，他报的专业是自动化，都与文科风马牛不相及。

　　谈起马上就要进行的高考，她忧心忡忡地说："其他科目我不担心，就担心语文拖了他的后腿。"

　　旸旸的母亲来找我，是搬我这个救兵去做她儿子的工作。她说："我已经没辙了，什么道理都跟他讲了，他还是不愿报文科专业，你帮我去劝劝他。"

　　这个请求让我很为难，从感情上我理解她的记者"情结"，同情她处处为儿子着想的苦心，但是理智上，我又不同意他们的想法，选择学什么专业毕竟是孩子的权利，父母不应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

　　我对旸旸母亲说："既然旸旸不愿报文科专业一定有他的道理，再说文科一直是他的弱项，又何必要避强就弱呢？再说，即使在你们的逼迫下他报考了文科专业，如果他不喜欢，一定会学得很痛苦，在痛苦中学习能学好吗？如果学不好，或半途而废，你们会更伤心更失望。"

　　旸旸母亲虽然没再坚持让我去做说客，但仍希望儿子回心转意，听从他们的劝告。后来我得知，旸旸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填报了志愿。

　　见到旸旸，是高考结束后。那天，我去他家取书，他母亲在厨房忙晚饭，旸旸躺在沙发上看一本有关围棋的书。

　　我说："旸旸，你为什么不愿学文科呢？"

　　他皱了皱眉头说："我讨厌文科，舞文弄墨的，有什么意思。"

　　奇怪了，父母舞文弄墨了一辈子，儿子却说出这番话来。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起来。旸旸是个很健谈的孩子，谈起讨厌文科的原因，他谈起了上小学时的一位语文老师。

　　旸旸说，那时候我很讨厌那个语文老师，所以也讨厌上了他上的语文课。说起讨厌那位语文老师的原因，旸旸讲起了一件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

　　那时我上二年级。一天，老师让我们用"蓝"组词造句。我脑海里马上出现了一个难忘的画面：

　　海边，狂风扯着乌云像一头狂怒的狮子从天边滚过来，刚才还一直很平静很温柔的大海突然变了脸，它咆哮着，一浪高过一浪地奔腾着、拍打着堤岸。

　　那是爸爸带我去青岛旅游时，我在大海边看到的一个画面。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词："蓝波"，蓝色的波涛正是我当时看到的大海的形象。于是我用"蓝波"造了一个句子：大海愤怒了，蓝波翻滚。

　　想出了这个词后，我心里暗自得意，用"蓝"组词，一般都会想到"蓝天"、"蓝色"什么的，"蓝波"这个词不但不落俗套，而且标新立异让人耳目一新。我想，老师一定会表扬我的。

　　第二天上语文课前，老师先将改过的作业本给我们发下来，我急切地翻开作业本，想看到老师的赞赏之词，却没想到老师不但将我作业本上的"蓝波"打了一个大大的叉，还在旁边批了几个字：乱弹琴。他将"蓝波"改成 了"蓝天"，并造了一个句子：小鸟在蓝天上自由飞翔。

　　事情还没完。上课了，老师将我叫到黑板前，让我将被他打了一个大大红叉的句子抄写在黑板上。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只好一笔一画地将那个句子抄写在黑板上。

　　抄完后，老师没有让我回到座位上。他质问我说："这个'蓝'字在一年级就学过了，我即使问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能回答出'蓝天'、'蓝色'，你为什么不会？'蓝波'是词吗？你在哪里见过这个词？这不是瞎扯淡吗？不要自作聪明！……"

　　然后，他又从组词的错误谈到学习态度，总之，我挨了狠狠一顿训斥。

　　没过多久，我又因"自作聪明"，再次受到老师的批评。二年级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卷中有一道试题是"天空是__的"，我填的是"灰灰的"，结果被老师扣了2分。老师在讲解试卷时将我的答卷作为反面教材，他说："天是什么颜色，当然是蓝蓝的了，可是有的同学自作聪明，填的却是'灰灰的'，天怎么能是灰颜色的呢，正确答案应该是：天是'蓝蓝的'。"

　　我心里很不服气，晴天时，天是蓝蓝的，可是天阴了可不就是灰灰的，天有时还会是"白白的"或者"黑黑的"，只能填"蓝蓝的"，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三年级后我们开始练写作文，都是命题作文，什么《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写一件你周围发生的事》、《一件好事》等等。我自认为写得不错的作文，总是得分低。而一些胡编滥造的作文反而得了高分。

　　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学校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有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写篇作文，题目是《当国旗升起的时候》。在这篇作文的开头，我写着：

　　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鲜红的国旗在微风的吹动下，好像在向我们招手说"同学们，你们好吗？"

　　一只小鸟在旗杆上面飞过，它似乎知道我们正在举行升国旗仪式，喳喳喳地快乐地叫着……

　　老师给我这篇作文判了不及格，然后又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说："怎么能在升国旗的时候看到一只鸟飞过去呢？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这样写！国旗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色象征着革命的胜利，这些很重要的、有意义的东西你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又伤心又委屈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后来我再也没有认真地写过一篇作文。我开始讨厌上了语文，更讨厌上语文课，因为再精彩的篇章也让老师给讲得索然寡味。

　　后来上了初中、高中，写作文更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我爸和我妈不辞辛苦地辅导我写作文，他们却不知道，我如果按照他们教给我的那样去写，没准儿成绩更糟。

　　听了旸旸的讲述，心里沉甸甸的。我看过作家邹静之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女儿的作业》，在谈起今天的语文教育时他写道："我那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她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故事。他们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

　　在这样的写作中，不但孩子的想像力被阉割了，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格、自然的情感也被压抑了、阉割了，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语文成了一门让学生望而生厌的课，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也许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三、我的影子不见了

　　2002年3月，对于老董一家来说，是一段混乱的、难熬的日子。

　　儿子董亮报考中央美术学院两次落榜，今年准备第三次参加高考。可是2月底，眼看就要参加专业考试了，董亮突然留下一封信出走了。

　　早晨起来，老董像往常那样去儿子房间喊他起床，发现儿子不见了，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显然没睡过。桌上堆积如山的书和复习资料也不见了，只有一些废弃的纸张。老董的脑袋像挨了一棍，一片空白。他呆呆地站在儿子房间里，一时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妻子准备好了早点，见父子俩迟迟未从房间出来，心里纳闷，便也走了进来。看到眼前的一切，她的脸霎时变得惨白，她嗓音颤抖地问丈夫："亮亮呢，亮亮哪去了？"

　　他们在桌上发现了儿子留给他们的信——

　　爸、妈：

　　我知道你们望子成龙的心情，可是我对自己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确实没有信心。去年我就跟你们商量，想改报普通院校，可你们不同意，非逼着我去报考美院，结果还是失败了，还是失败在专业课上。

　　爸爸不服气，总认为是考专业课的老师没眼光，可是我自己明白，虽然我有较为娴熟的绘画技巧，可是我笔下的画缺少灵气，构思是呆板的，线条也是呆板的，我不是失败在技巧上，而是失败在想像力和创造力上。

　　而最要命的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画画，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正在做的事缺乏兴趣，他就不可能做好，就不可能做得很出色。与其他专业相比，画画更需要想像力，可是我觉得自己的想像力似乎早就枯竭了，每次拿起画笔，我没有激情，没有创作的冲动，只是迫于压力才机械地在纸上涂涂画画。

　　我知道爸爸对我寄托很大希望，我也知道，没有能成为画家是你终身的遗憾，正是因为这种遗憾，你希望我能实现你的理想。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你就将我带到中央美术学院参观，你告诉我，那是你经常梦见的地方，你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

　　考中央美院，做一名出色的画家，成了我童年、少年时的梦想。

　　第一次考美院我是尽了力的，却没想到在专业考试复试时被刷下来。其实被刷下来后我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因为我发现，在强手如林的考生中，我想取胜是很难的，而且我不愿再复读一年，不愿再忍受备考的煎熬。所以当得知专业考试没通过时，我就萌发了当年考其他普通院校的想法，其实从内心来说，我最喜欢学的专业并不是绘画，而是法律。我想当法官的梦想远远超过了想当画家。

　　可是，望着爸爸痛惜的、期待的目光，我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不忍心打破你们的梦想。

　　为了圆你们的梦而不是我的梦，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进复读生的行列。我一边去复读班听课，一边去你们为我请的老师那里接受专业辅导。一课时辅导费150元，每周上3课时就是450元，这对于我们这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你们越是不管一切地期待我成功，我心里的压力就越大。我害怕失败，我害怕辜负了你们的期望。

　　带着这种沉重的压力，我第二次走进考场。可是命运并没有关照我，在专业复试时我又一次败下阵来。

　　第二次失败，几乎彻底摧毁了我学习绘画专业的自信，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分析自己，我看到了自己学这个专业的先天不足，原因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缺少学习这个专业所特别需要的想像力，我缺少创作激情和冲动。

　　我的第二次失败对你们的打击很大，得到我专业课未被通过的消息，爸爸一夜未合眼，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闷头抽了一晚上烟。早上起来，看着爸爸熬得通红的眼睛，我鼓起勇气说出了想报考其他普通院校的想法，爸爸听了暴跳如雷，说："那你不如拿刀把我杀了！"

　　爸爸的话让我很绝望，很无奈，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再一次走进复读的行列。

　　可是你们知道我内心的压力和痛苦吗？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逼着我在一条道上走到黑呢？如果今年再考不上怎么办？我还考下去吗？最后即使考上了，我也许会像那个白了头才中举的范进一样疯掉！

　　随着专业考试的临近，我内心的恐惧与日俱增，过去爸爸常对我说："跌倒了，爬起来！"可是两次跌倒，已让我彻底丧失了信心，我再也没有爬起来的力量和勇气了。

我决定不去考中央美院，我想学法律，其实我早已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不敢当面告诉你们我的决定，我知道这个决定对爸爸来说太残忍，我的放弃就等于毁了他的希望和理想。

　　所以，我想暂时离开你们一段时间，找一个地方潜心复习。你们不要着急，也不要找我，过一段时间我会回来的。

　　请你们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儿子亮亮

　　我看到董亮这封信时，已是3个月后。因为做一个有关高三家长的采访，我认识了老董。

　　谈起儿子的出走，老董几次哽咽失声：

　　"看了儿子的信，我的头一下就大了，他妈妈急得嚎啕大哭。当时顾不得想太多，我赶快往亲戚朋友那里打电话，又给儿子的同学打电话，他们都说没见到亮亮，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后来我想，既然儿子让我们不要找他，不让我们知道他在哪里，找也没用。他说想参加7月份的高考，高考之前他也许会回来。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儿子的出走确实对我打击很大，那个月我体重一下减了十多斤。我一直希望儿子考中央美院，虽然连续两年失败了，但我相信他能考上，这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我从小就梦想当一个像齐白石、徐悲鸿那样的画家，可是刚进初中就遇上'文化大革命'，15岁便去黑龙江插队，在那里一呆就是8年。1978年，我参加高考，被某师范学校美术专业录取，毕业后分到小学当美术教师。我一直希望儿子能实现我没有能实现的梦想。

　　"他一岁多时，我就开始教他学画画。应该说，他的基本功是没问题的，问题可能就出在兴趣上。小时候，他很喜欢画画，画完一张画，就自己贴在墙上，结果他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他画的画。他7岁时，参加全市儿童书画比赛就拿了一等奖，他的那幅作品后来还被一家儿童杂志作了封面。

　　"他现在放弃学了多年的专业确实很可惜，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说服他了，只好由他去了。"老董告诉我，儿子已经回家了，正在家中紧张备考。

　　见到董亮是在高考结束后，当时，一家人正如坐针毡地等着分数下来。董亮自我感觉考得一般，但他说即使只够大专线，他也不准备再复读了。

　　谈起离家出走，董亮说那是迫不得已作出的决定。他说："如果我不离家出走，我爸决不会同意我放弃考中央美院。"

　　董亮告诉我，离开家后他并没有走远，而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平房，走时，他身上带了2000多元钱，是爷爷奶奶和亲戚们给的压岁钱。他说离家出走的念头其实春节前就有了，到了2月底他觉得再不走就走不了，因为专业考试前，爸爸准备将他送到一位老师那里上强化辅导班。

　　"放弃报考中央美院仅仅是因为对自己没信心吗？"我问。

　　"也不完全是，只要我坚持考下去，也许有一天能考进去，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越画越没灵气，越画越没感觉，这才是最可怕的，即使考进了中央美院，我觉得自己在专业方面也不会做出什么成就。"

　　"听说你的画曾经得过奖？"

　　董亮苦笑了一下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就不行了。"

　　"为什么？"

　　"我觉得跟我爸的教育方法有关。小的时候我觉得画画很快乐，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画，随心所欲。后来长大了，一切都得按他规定的画，他对我要求很严格，不允许我有自己的想法，线条、颜色、构图都要严格按照他教的去做。如果违反了，就得受惩罚。记得小时候，我爸经常教训我的一句话是：'怎么了，你小子还没走稳就想跑！'然后我的小手就得挨打。"

　　董亮说他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有敬畏、惧怕，也有怜悯。因为父亲在他的身上几乎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我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已经记不清了，后来听妈妈说，我一岁多时，就已经能握着笔在纸上画圆圈了。后来长大一点，爸爸就将苹果放在我面前，让我画苹果，再后来又在我面前摆放一朵花，让我画花。爸爸要求我一丝不苟，一个苹果、一朵花往往要画上几百遍，直到画得像了，才允许我画别的。

　　我5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画人物。我画的第一个人物是我自己。那天，父亲拿出一张我的照片放在桌上，让我将照片上的我画下来。那张照片是在动物园门口拍摄的，我站在阳光下裂着嘴笑得很开心。

　　我一边看着照片一边认真地画起来，照片上的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是太阳光照的，我觉得小眼睛太难看，便将眼睛画大了，还加了双眼皮。照片上的我，掉了两颗门牙，我又将门牙补上去了。画完后，我左看右看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什么呢？我想了想，终于想起来了，那天照像时，我看见地上有我的影子，可是照片上却没有。于是，我又在"我"的旁边加了一团淡淡的黑色。

　　画完后，我将画送给父亲看，他指着被我修改的"眼睛"和"牙齿"说："谁叫你画成这个样子的？这像你吗？"然后他又指着那团黑色问："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是我的影子。"我回答说。

　　"谁叫你画影子的，你没看见照片上没有影子吗？"

　　"那天太阳太大了，将影子照得看不见了，我当时看见身后有影子。"我争辩说。

　　"我让你照这个照片上画，谁让你画影子了？"父亲满脸恼怒地扬起手便给了我一巴掌，然后又逼着我拿涂改液把"我的影子"抹掉了。

　　我画的"我"，只是对照片上"我"的拷贝，没有跃动的生命，没有生机，没有活力。

　　小时候，因为随心所欲，胡乱涂鸦，我没少挨打。

　　记得还有一次，爸爸给我布置作业，让我画一只鸭梨。我画着画着，脑子里一下来了灵感，我决定画一只会说话的梨。我在鸭梨的"肚子"上画了一张嘴，红的嘴唇，白的牙齿，并在旁边写了一行字：你想吃我，我就先吃掉你！

　　过了一会儿，爸爸来检查我的作业，发现我没按他的要求画，非常生气，他撕碎了那张画，并命令我必须在那天下午画出10张梨，否则不允许我吃饭。

　　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惩罚，使我变乖了，变老实了，我再不敢越雷池一步。我拘泥于面前的实物，拘泥于一些现存的景象，我想像的翅膀再也张不开了，飞不起来了。画画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一件让我快乐的事，而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有时甚至是一种痛苦。

　　董亮的这番话，让我思考良久。他的父亲不能说不爱儿子，他节衣缩食、倾注全部身心地要将儿子培养成才，可是他却没有意识到，成才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能自由地想像，自由地创造，如果将鸟的翅膀捆绑起来，它还能飞吗？被缚翅膀的鸟只会是一只呆鸟，一只死鸟！

　　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堂小学美术课上，一位老师教孩子们画苹果，教完了画苹果的技巧后，他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摆放在讲台上。孩子们认真地按照他的要求画着。这时，老师走到一个孩子跟前，发现他画的苹果是方的，便耐心地询问他说："苹果都是圆形的，你为什么画成方形的呢？"

　　孩子抬起头天真地回答说："我在家里看见爸爸把苹果放在桌子上，不小心，苹果滚到地上摔坏了，我想，如果苹果是方的，它就不会滚下来，就不会摔坏，那该多好呀！"

　　老师摸了摸他的头鼓励说："你真会动脑筋，祝你早日培育出方苹果。 "

　　这位可敬的老师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着孩子的想像力，因为他知道，想像力既是创造的源泉，也是发明的源泉。它是人世间最为宝贵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智慧，它不同于知识，知识只能看到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一粒沙子就是一粒沙子，智慧却能在一块石头里看到风景，在一粒沙子里发现灵魂。

第八章 谁拿走了我的快乐

一、最好有多好

　　2002年7月的一天深夜，天气燥热，住在某建筑公司宿舍楼的老张，正坐在阳台的靠椅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扇子，突然，一团白色的东西凌空掉下来擦过阳台，接着传来一声沉重的闷响。他站起来往楼下张望，透过朦胧的月色，发现地上有一团白色的东西似乎在蠕动。

　　老张急忙往楼下跑去，来到跟前，发现地上躺着一个穿白色衣裙的女孩，再一看，大惊失色，这女孩不是别人，是住在6号楼的小馨。老张尖利的喊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小馨的父母跌跌撞撞地冲下楼来。这时，小馨的身体已不再蠕动，月光照在她惨白的脸上，有一缕殷红的血从嘴里流出来。小馨的母亲一下瘫软在地上，她父亲抱起女儿连连呼唤，可是小馨再也听不见他的呼唤声了，她的身体在父亲的怀里渐渐变得冰凉。

　　小馨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才18岁，正在如花的年龄，她刚刚参加完高考，胜负并未揭晓！

　　公安人员来到现场，他们从小馨紧握的拳头里，发现了她的遗书：

　　爸爸、妈妈：

　　女儿对不起你们，我一直想做一个您们希望的最好、最优秀的孩子，可是却一次次让您们失望。这次高考我考得不太理想，我知道您们很生气、很失望。

　　这么多年来，我活得好累好累，为了做一个最好、最优秀的孩子，我拼命努力着，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勇气和力量再往前走了。

　　女儿走了，不能孝顺您们，望您们自己多保重。
　　女儿小馨绝笔
　　小馨就读的是一所市属重点中学的重点班，据她老师讲，小馨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属中偏上，以她的水平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但小馨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清华大学，这对她来说有一定难度。所以高考前，小馨一直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中，高考前的第一次模拟考试考得不太好，为此，老师曾找她谈过话，让她注意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对待高考。

　　老师对小馨的评价是：心气高，很勤奋，很刻苦，也很敏感，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

　　老师讲了一件事。高二下学期，全市进行了一次重点中学调考，班上考600分以上的只有5个同学，小馨考了598分，在班上排第七名，这个成绩应该来说还是不错的，可是小馨很不高兴，当时就趴在桌子上哭了。

　　老师还讲了一件事。高考前，学校来了一批保送生名额，班上推荐了两名同学，小馨听说没有她，情绪很低落。事后她跟同学讲，即使保送生有她，她也不一定去，因为那些学校都不是她理想中的学校。但是她很在意老师推不推荐她，老师没有推荐她，说明老师对她评价不高。

　　小馨死后，父母从她抽屉里找到了一个日记本。在日记里，人们看到了一个"乖孩子"、"好学生"复杂的内心世界，看到了在巨大的压力下一个灵魂痛苦的挣扎。


　　1999年7月16日

　　今天，中考成绩终于出来了，我考了596分，估计进XX中学应该没问题，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后来打电话给朱老师，他说班上最高分是607分，我是第五名。

　　爸爸和妈妈对这个分数似乎不满意。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时，爸爸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妈妈皱着眉头说："怎么才考500多分？怎么样也得过600分呀！"

　　"XX中学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才572分，我这个分数肯定能录取。"我说。

　　妈妈听了更不高兴了，说："你的眼睛怎么总是往下看，为什么不往上看，去跟那些考600多分的人比比呢？老盯着最低录取分数线有什么出息，有本事就要争第一，就要争取最好……"

　　其实，爸爸和妈妈的反应在我预料之中，因为从小到大，他们几乎就没有对我满意过，我几乎就没有听到过他们的表扬，既使我在班上考了第一名，他们也会说："有什么好骄傲的，班上拿第一算什么，有本事就要拿学校第一，拿全市第一。"

　　在父母的评价体系里，我似乎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这不但给了我巨大的压力，也让我心里充满了惶惑，我不知道做到什么样子他们才会对我满意。

　　有时候，我真希望时光到流，让我回到幼年，回到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去。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渴望长大，因为我很羡慕那些背着书包上学的哥哥姐姐们，总以为上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上学后才知道，上学并不快乐。而且，因为上了学什么都改变了。爸爸妈妈不再像原来那样任我自由自在地玩耍，从上学的第一天起，他们就给我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和作息时间。妈妈再也不带我去动物园看大熊猫了，也不再在晚上睡觉前将我搂在怀里给我讲故事，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和蔼可亲，总是一副很严厉的样子。

　　上学不但过早地结束了我的童年，而且从此后我有了无穷无尽的压力和烦恼。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压力和烦恼，是一年级上学期期中考试。

　　那是我上学后的第一次考试。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紧张，什么是恐惧，也从未想过考得不好会怎么样。那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包袱，也没有任何心理压力，考试似乎只是一次平常的练习。虽然考试前，妈妈一再叮嘱我字要写端正，做题要细心，做完了要检查等等，但我仍没感觉到紧张，也没感觉到压力。我心情轻松地考完了期中考试。

　　第二天，老师将改好的试卷发下来，我语文得了99分，数学得了99分。语文被扣了一分是因为写错了一个标点符号，数学被扣一分是因为掉了一个等号。虽然没有得到"双百"心里有点遗憾，但总成绩在班上排第三名仍然让我很高兴。

　　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将试卷交给妈妈。没想到她看了试卷一下就火了，劈头盖脸就给了我几巴掌，边打边骂我说："你做完了为什么不认真检查？为什么这么马马虎虎?你看看你这分是怎么扣的，这么容易的题目都拿不了满分，你是怎么考试的？……"

　　我一边哭一边委屈地说："我在班上是第三名，好多同学都比我分低。"

　　"好多同学比你分低，你就很光荣？第三名算什么，人家能考100分，能考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能？你是比人家笨还是比人家傻？你真是让我失望……"妈妈用手指敲着我的脑袋气愤地说。

　　原以为考了第三名，妈妈会表扬我，没想到却挨了一顿打骂，我的情绪一下跌到了谷底，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晚上，爸爸回来后，妈妈将我只考了99分的事跟他说了，爸爸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对我说："你要记住，考试就像体育比赛，要永远争第一，只有当第一才是最光荣的。"

　　他们的话让我明白，我永远只能争第一，永远只能做最好的那一个。

　　可是，最好有多好？我似乎永远都不能使他们满意。


　　2001年1月5日

　　期末考试已一天天临近，今天，我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上了给自己鼓劲的话：林小馨，加油！林小馨你是最好的！最棒的！

　　上次期中考试我只考了第六名，那是我的耻辱，我一定要在期末考试中冲到第一名。我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才是最好的、最棒的。

　　期中考试，金娜娜拿了第一名，看她趾高气扬的样子，心里真不是滋味。她早就将我当成了竞争对手，那天老师公布排名时，她故意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似乎在对我说：怎么样，甘拜下风吧！

　　我岂能甘拜下风输给她！我一定要考第一名，以此证明我的实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决定重新制定近期的学习时间和复习计划。

　　早上5点钟起床，复习一个小时英语，6点半钟去学校。

　　中午，吃完午饭后做10道数学题，5道物理题，5道化学题。

　　晚上，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后，再复习2个小时。


　　2001年4月9日

　　为了在这次全市调考中考出好成绩，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今天拿到成绩，我只考了598分，在班上只排了第七名，班上考600分以上的同学有5个。当老师宣布排名时，我又伤心又难过，泪水忍不住哗哗流下来。

　　我拼命想争第一，可命运却好像故意捉弄我，很少给我这个机会。是我努力不够，还是实力真的不如人？今天，我第一次怀疑起了自己的能力，也许，即使我再刻苦也拿不到第一，再努力也做不了最好。

　　晚上回家，我不敢将考试结果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愿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更不愿再听他们重复了成百上千次的"争第一"的教导。

　　自进了初中，他们改变了对我的教育方法，如果没考出他们希望的好成绩，他们不再打我骂我，而是改成了面对面训话，有时一训就是两个小时。那些话一句一句就像一颗颗钉子早已钉进了我心里，敲进了我的骨髓。

　　今天晚上，等待我的又将是一个噩梦缠绕的长夜。


　　2002年4月10日

　　自2月初进入第一轮复习以来，我夜里经常失眠，即使睡着了也不时被噩梦惊醒，不是梦见高考时忘了填答题卡，就是梦见坐在考场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

　　昨天晚上复习到12点才睡下，一躺到床上，脑子就开始想七想八的，折腾了大半个小时仍睡不着，只得拼命数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不知数了多少只羊才迷迷糊糊睡着。一睡着就开始做梦，我梦见自己拿着高考准考证走进考场，可是在教室里找来找去竟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我正焦急万分的时候，高考铃声响了，监考老师拿着试卷走进了教室，我急得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完了，完了，我完了……"

　　醒来后，发现枕头被泪水打湿了一大块，睡衣汗津津湿乎乎地贴在身上，过了好半天我才从梦境中清醒过来。

　　好不容易重新入睡，我又开始做梦，这次是梦见自己英语答题卡没填，整整丢了80多分，我心里充满了绝望，恨不得一头撞死。

　　高考一天天逼近，我心里的恐惧和担忧也在每日剧增。今年规定考前填志愿，如果志愿填高了没考好怎么办？但如果考得不错志愿填低了岂不可惜？我想报考清华大学，这是我从小就有的理想，也是爸爸和妈妈的理想，可是，我能实现这个理想吗？如果不能实现怎么办？？

　　我真的很害怕。


　　小馨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跳楼自杀的前一天：

　　今天一大早爸爸就听说网上登出了高考试卷的答案，他上网将答案全部下载下来让我自己估分。我心里又紧张又害怕，我不敢面对那个不知是凶还是吉的结果。

　　考完后，感觉一直不大好。正因为如此，我害怕对答案，但又不能不对。硬着头皮对完答案，心一下掉进了冰窖，总分只有590分左右。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去年，清华大学在本市的录取分数线是620分。看来，我这次真的完了，清华肯定上不了。

　　爸爸妈妈听说估分只有590分左右，脸色很难看，忧心忡忡地说：要是第一志愿丢了，不知会掉到哪个坏学校，也许会一滑到底没学上。

　　我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害怕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现在真的很绝望……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留给父母的是永远的伤痛和悔恨。

　　没有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成龙，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出人头地。如果孩子是一只喜欢飞翔的小鸟，何不就让他做只自由飞翔的小鸟；如果孩子是一只机敏顽皮的猴子，何不就让他做只快乐的猴子。其实，让孩子幸福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去要求孩子处处争第一，因为第一永远只有一个。不要去要求孩子做得最好，因为谁也不知道最好有多好！

二、杀人的嘴

　　关琰进工读学校不到两个月，就成了全校几乎人人皆知的"名人"。

　　让关琰成为"名人"的是两件事。

　　开学不久，校学生会改选，初来乍到的关琰野心勃勃地想竞选校学生会主席。竞选之前，他别出心裁地起草了一份"竞选宣言"贴在校园宣传栏里。此举在校园引起了轰动，并吸引了众多好奇的眼球。那几天，校园里议论最多的就是关琰的"竞选宣言"，有人甚至找到关琰所在的高一(2)班，想一睹关琰的风采。

　　那份引起轰动的"竞选宣言"是这样写的：

　　本人姓关名琰，属兔，因在原校打断同学两颗门牙，老师认为有辱校风，吾父认为愚子不可教，四面楚歌中，本人自愿投奔工读学校。本人虽不是老师认可的好学生、父母认可的好儿子，但除了"门牙事件"，并无大的劣迹。请各位投我一票，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将会还给大家一个惊喜。

　　几天后，竞选在学校礼堂举行，参加投票的同学都是各班选上来的代表。学生会主席一共有3个竞选人，每人上台作3分钟演讲，然后投票，得票最高者当选。

　　关琰在台上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也许是太紧张了，他的演讲结结巴巴，有点语无伦次。但是那份"竞选宣言"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仍有不少人投了他的票。结果，竞争学生会主席落选的关琰，被选为校学生会宣传委员。

　　竞选校学生会主席这件事让许多人认识了关琰。

　　还有一件事是，他带人与邻校一群学生打了一场恶仗。

　　与工读学校相距不到200米是一所普通中学，平时两所学校学生少有往来。一日，工读学校两名学生趁老师不备，溜出校门到游戏机室玩游戏，因一件小事与也在那里玩游戏的普通中学的学生发生口角。争执中，普通中学学生不但仗着人多势众将工读学校两名学生狠揍了一顿，还骂工读学校的学生全是"渣滓"。

　　两名被打的同学回校后，将对方骂工读学校学生的话跟关琰讲了，关琰怒发冲冠，发誓要教训他们。

　　学校平时实行封闭管理，学生只在周末才可离校回家。关琰私下悄悄串连了几个同学，决定就在那个周末出这口恶气。

　　那天，他们打听到普通中学的那几个学生正在网吧上网，便冲进网巴叫板，那几个学生也不示弱，双方就在网吧门口开始了一场恶仗。网吧老板怕闹出人命赶紧打电话报警，等警察赶来，双方已各有数人"挂彩"，普通中学两个学生伤势较重，不但脸上开了花，有一个还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他们被警察带回派出所。

　　如果不是学校出面担保，如果不是父亲及时赶来多方疏通，关琰也许被送进了少管所。

　　关琰的校学生会宣传委员不能当了，学校还给了他处分。不到两个月，关琰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拿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山顶一下摔到了谷底。

　　我就是在关琰正处在"谷底"时见到他的。他的情绪有点低落，他说他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会有这样的结果，他最耿耿于怀的是校学生会宣传委员不能当了。我没想到关琰这么看重当学生会干部这件事，他似乎很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在交谈中，他曾两次问我，像他这样受过处分的学生今后还能不能参加学生干部竞选。

　　但谈起聚众打架那件事，关琰却振振有词毫无悔意："他们凭什么骂我们是'渣滓'，我认为我就不是'渣滓'，上工读学校的人并不都是'渣滓'，他们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我就是要杀杀他们的威风……"

　　关琰是我采访的工读学校学生中一个很特殊的学生。如果不是"门牙事件"和这次聚众打架，他跟"问题少年"似乎相距甚远，他要求进步，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很敏感，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这些都是我在别的工读学生身上很少看到的。

　　最让我吃惊的是，关琰告诉我，仅凭"门牙事件"他根本就不够进工读学校，是他自己要求来工读学校的，为此，他与父亲闹到了要脱离父子关系的地步。

　　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关琰说他之所以自己要求来工读学校是对父亲的报复，他要让父亲痛心和绝望。这个理由听起来是那么荒唐，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作出这个荒唐的决定呢？

　　从小到大，父亲似乎就没表扬过我，在他眼里，我似乎就是一堆垃圾，是一堆臭狗屎。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击我，嘲讽我，鄙视我，总是将我贬得一钱不值，什么"猪脑子"、"脑积水"、"白痴"、"呆瓜"，他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不知我哪辈子造了孽，生出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将祖宗八代的脸都给丢尽了"。

　　最令人气愤的是，即使我学习成绩有进步，即使我考得好，他也从没说过表扬我的话，他知道了只会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谁谁的成绩就比你好，谁谁谁就比你有出息。"

　　刚上小学时，我非常想当少先队干部，因为当上少先队干部就可以戴几道杠，我觉得戴上那个白底红杠的牌牌很自豪很神气。可是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学习成绩平平，每次选少先队干部都没有我。为了戴上几道杠，我决心好好学习。我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经常抢着打扫教室卫生。三年级上学期，我被同学们选为少先队小队委，戴上了一道杠。

　　戴上一道杠的那天，我又兴奋又激动，放学铃一响，我就迫不及待地背上书包冲出教室，一口气跑回家。我要将当上少先队干部的喜讯尽快告诉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平时他老批评指责我，总认为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听到这个消息，他一定会很高兴，一定会为我骄傲。

　　爸爸正在厨房做饭，我喜滋滋地指着手臂上的一道杠说："爸，我当上了小队委。"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臂上的一道杠，嘴角朝下一撇说："不就是个小队委吗，有什么好炫耀的，有本事当个大队委给我看看。"

　　顿时，我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我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房间，"一道杠"在我眼里也一下失去了光彩。

　　这样的打击总在发生。打上小学，我数学成绩就一直不大好，但也不是很差，每次考试总徘徊在六七十分左右。爸爸每次拿到成绩单总要大骂我一通："我看你就是个猪脑子，这么容易的题都做错了，还有脸吃饭！我要是你，撞墙死了算了……"

　　上初中后，为了证明我不是猪脑子，我暗暗在数学上下功夫，上课认真听讲，碰上不会做的题就向老师或同学请教，我还向同学借了一本数学训练题集，有空就做做那上面的题。

　　初二上学期期末考试，我数学破天荒地第一次考了80分，连老师都在班上表扬了我，说我有进步。可是回到家里，父亲不但没表扬我，反而怀疑我的成绩，怀疑我抄袭了别人的答案。他指着数学卷子不相信地问："这些题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没抄别人的？"

　　我说："是我自己做的，没抄别人的。"

　　他继续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显然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我很委屈，便对他说："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打电话去问老师。"

　　他还真的当着我的面马上拨通了数学老师的电话，我想他当时肯定已经认定了我是作弊，打电话只不过是"捉贼拿赃"罢了。

　　我听见他在问老师："关琰的成绩是不是抄来的？……"

　　当时我就觉得血直往头上涌，心里又气愤又委屈：凭什么怀疑我的考试成绩，就因为原来没考过这么高的分吗？为什么总用老眼光看我，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进步？

　　从老师那里证实我没作弊后，按理说他应该给我道歉，即使不道歉也该说几句鼓励的话吧，你猜他放下电话后说什么？

　　"凭你这猪脑子还能拿80分？一定是题目出得太容易了。"

　　如果他不是我爸，当时我真想冲上去狠狠地给他两拳或者将他掀翻在地上。

　　从小到大，他对我嘴里从来就吐不出好话，不是嘲讽就是挖苦。可是他却不知道，每次他打击我、挖苦我的时候，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在刺着我的心，我的心常常被他刺得鲜血淋淋，他让我觉得自己很傻、很笨、事事不如人，他让我变得自卑和自暴自弃，认为反正就这样了，即使再努力，也不会有人赏识我、肯定我。他让我一直生活在失败感中，不但丧失了自信，也失去了自尊。他对我不是抱怨就是训斥，他从来就没对我满意过，在他眼里，我是一个给他丢尽了脸的，不争气的儿子……

　　我曾想离家出走，甚至想制造一个什么事件被关起来，那样就不用成天听父亲的唠叨和教训，不用看父亲那张永远挂着不满意的脸。那件"门牙事件"闹到几乎要被学校开除的地步，就有这种心理在推波助澜。

　　那件事发生在高一上学期开学不久。中考时，我没能考上重点中学而是进了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因此成天唉声叹气，见了我总没好脸色。我的心情郁闷极了，脾气变得易暴易躁。在家里，我尽量压抑着不发作，可是到了学校，只要遇到一点火星子就控制不住地爆发了。

　　事情的起因其实微不足道。做课堂练习时，坐在他前面的一个同学向坐在我后面一个同学借橡皮，后面的同学扔橡皮时不小心将橡皮砸在我的后脑勺上，如果是往常，我可能就算了，可这次我站起来转身便狠狠给了对方面部一拳，当时血就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两颗门牙掉在地上。我打红了眼，又朝那个同学狠狠踹了两脚。老师急忙赶过来制止，我一掌又将老师推倒。

　　我当时像疯了一样完全不计后果，只想痛痛快快打一架，是闻讯赶来的校保卫科的一名保安制服了我。

　　老师将我父亲喊到学校，告知学校的处理决定：我必须承担受伤同学的全部治疗费用和老师的检查费用(老师胸前出现了瘀紫)，并付给受伤同学营养费1000元；我必须向老师和受伤同学当面道歉，并写一份检查，否则学校将对我作出留校察看处分。

　　我拒绝道歉，拒绝写检查。这样，学校对我的处分就不得不升级了。我不道歉不写检查还不算，还向父亲提出要去上工读学校。父亲气得暴跳如雷，骂我是"孽子"、是自甘堕落，说如果我去工读学校就不认我这个儿子。可是我铁了心要去工读学校，说如果不让我去，就离家出走。

　　从那以后，我不去上学，成天在外面闲逛，父亲担心我闯下更大的祸，最后只好让步，将我送进工读学校。

　　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使不少父母走入误区，他们以为拿一些话刺激孩子，就会令孩子知耻而后勇。他们以为不拿一些话刺激孩子，孩子就不知道努力，或者有了点进步就会骄傲自满，忘乎所以。所以，他们对孩子吝啬鼓励的话、表扬的话，即使心里为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高兴，也不轻易表露出来。他们从不当面表示出对孩子的欣赏。一个从不被人欣赏的孩子，一定是自卑的。他们总是对孩子否定——否定——再否定。一个屡屡遭到否定的孩子，一定是缺少自信的。

　　美国人杰克·坎菲尔德曾在美国孩子中作过一项调查，他发现，孩子们每得到12个消极的评价，才能得到一个肯定的评价。而父母们责骂的方式有：

　　难听的字眼——傻瓜、骗子、不中用的东西。

　　侮辱——你简直是个饭桶！垃圾！废物！

　　非难——让你不要做，你还是要做，真是不可救药！

　　压制——不要强词夺理，我不会听你的狡辩！

　　强迫——我说不行就不行！

　　威胁——你再不学好，我们就不理你了！你就给我滚出去！

　　央求——我求你不要再这样做了，行吧？

　　贿赂——只要你听话，我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或者，只要你考到100分，我就奖励你100元。

　　挖苦——洗碗，你就打烂碗；真能干，将来还要成大事哩！

　　上述诸种责骂，也是一些中国父母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当父母们恨铁不成钢地抱怨和唠叨时，他们也许并没想到，这些"刀子嘴，豆腐心"的话会给孩子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会在孩子心里留下难以摆脱的阴影。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肯定的评价，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孩子也不例外，来自老师和父母的肯定、赞扬和鼓励不但会增强他们的自信，而且能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去追求新的成就。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之中，他就学会了谴责。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讽刺之中，他就学会了害羞。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之中，他就学会了争斗。

　　一个一直生活在批评与指责中的孩子，眼里的世界一定是灰色的，灵魂一定是扭曲的。

三、中风的舌头

　　曾听过一个故事：

　　一杀人犯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伤心悔恨得不得了。正在伤感之际，忽然听脚底下似乎有人在唉声叹气。

　　杀人犯很吃惊，这十八层已是地狱的最底层了，脚底下怎么还会有人？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再侧耳细听，那声音确实是从脚底下传来的，杀人犯大惊失色地问："下面什么人？你住在什么地方？"

　　下面的人回答："我是教师，住在地狱的第十九层。"

　　杀人犯更吃惊了，说："地狱不是只有十八层吗？怎么出了个第十九层？"

　　下面的人说："这是阎王特设的。"

　　杀人犯说："杀人就是最重的罪了，你的罪难道比杀人还要重吗？"

　　那人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人有两条命，一是性命，一是慧命，杀性命仅伤肉体，杀慧命毁掉的可是灵魂啊。就因我生前误人子弟，杀了许多孩子的慧命，所以就被下到第十九层了。"

　　这个故事发人深省。其实，杀孩子慧命的并非只有个别老师，还有个别家长，还有一些看起来跟孩子并无直接关系的其他成年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践踏了孩子的自尊，破坏了孩子的尊严，或者粗暴地折断了孩子心里的自信之树，或无知地堵塞了孩子的智慧之泉。

　　这是一种看不见的罪恶，因为看不见，人们便忽视了它，使它逃脱了法律的审判和制裁。因为看不见，受害者甚至无处申诉，无法举证，只有自己吞下苦果。今天，这种看不见的罪恶并没有从我们这片土地上消失，它仍在夺去一个又一个孩子的慧命。

　　在一家网站，笔者无意间看到一个网页，网页的主题让人瞠目结舌——"我恨我师"。我不知道制作这个网页的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一个被老师深深伤害过的人。点击网页发现，跟帖的人不少，先看小标题——"只因一次发挥失常，老师就将我打入了另册"、"老师不相信我没作弊"、"因为课文读不好，老师就说我笨"、"数学没及格，老师让我站着'示众'"、"因为学习成绩中等，老师便剥夺了我竞选学生干部的权利"、"背着早恋的冤案，我的高中时代充满了痛苦"……文中虽然有过激之词，虽然有以偏概全的偏颇，但阅读这些故事，心灵仍不能不受到震动。

　　下面是一位署名"婉儿"的年轻人的自述：

　　曾经读过不少怀念老师的文章，也曾一次次被"我爱我师"的真情感动。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那时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可是高一时的一段经历不但颠覆了我的理想，而且颠覆了我生命中的支柱——自信，我一直摆脱不了"丑小鸭"的自卑，摆脱不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痛苦，那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因为它，我的人生拐了一个弯。

　　上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当过少先队大队委，还当过学校小记者队队长。升初中那年，市里实行电脑派位，运气不好的我，去了一所普通中学。虽然进的是一所普通中学，但我并没有因此气馁和消沉，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在中考时考进重点中学。

　　初中三年，我一直在重点班，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5名。那时候的我，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中考填报志愿时，父母建议我报考区里的一所重点中学，认为报那所学校把握性大。可是我却坚持要报考那所声名显赫的市重点中学，因为考上那所重点中学一直是我的梦想。以我当时的实力报考那所重点中学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我仍想搏一搏，我不愿给自己留下遗憾。

　　中考前的那段日子，虽然没有"头悬梁，锥刺骨"，但我却是拼出了全力，每天晚上都要复习到深夜。因为我知道，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所重点中学我就没有退路了，如果考不上，我很有可能会掉到三类学校。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中考成绩超出了父母的期望，也超出了我自己的期望，考了612分，进入了全区前50名。这个排名在我所在的那所普通中学是第一次，校长亲自到我家祝贺，说我为学校争了光。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那所市重点中学。

　　开学那天，我既兴奋激动，又有一种隐隐的压力，能考进这所重点中学的都是各个学校的尖子生。

　　那天上午，第二节课是英语课。教英语的是一位中年女老师，她不苟言笑，很威严的样子。课上了一会儿后，她点同学起来回答问题。她先叫了一个男同学，那个同学回答问题时发音不太标准，她很不满意地说："你们学校难道没有口语课吗？真奇怪你是怎么考上来的。"说得那个男同学面红耳赤地低着头。

　　然后，她又随口叫起了我。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因为我和那个同学原是一个学校的。果然，我刚站起来，她就问："你俩是一个学校的吧？"我一听心里更慌了，我满脸通红地点点头。我发现她脸上闪过一种瞧不起的神情。

　　她又重复了一遍问题让我回答。其实对于英语成绩一向很好的我来说，那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本可以很轻松地回答出来，可是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像中风似的，僵硬得不听使唤，我回答得结结巴巴的。

　　她用鄙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说："这么差，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进来的。"

　　接着她又说："我们学校跟你们那个三类学校不一样，我们培养的是有实力的学生。"

　　说着，她又点了一个从本校初中部考上来的同学回答她的问题，那个同学回答完问题后，她用黑板擦敲着讲台说："你看，重点中学的学生就是跟三类学校的学生不一样嘛。"

　　我羞愧万分，真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从那以后，我似乎就被英语老师贴上了"差生"的标签。有好几次，我鼓起勇气想跟她解释，我想告诉她那一次我只是发挥失常，我的英语成绩并不差，我的口语也不错，上初二时我参加过英语口语比赛，还拿了奖。可是她严厉的表情，傲视的目光，使我几次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

　　让我越来越焦虑的是，从此我上她的课就害怕得不行，我不敢正视她，更不敢举手发言或提问题。有时她偶尔点我回答问题，我就紧张得发抖，不但发音走调，而且语无伦次。这样她就更加讥讽我、打击我、瞧不起我，她常指责我的话是："连这个问题都不懂，还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甚至能看出她眼里的厌烦和鄙视。

　　期中考试考完的那天下午，她拿着一摞还未改完的英语卷子很不高兴地走进教室，说我们班没有她带的另一个班考得好，考90分以上的人估计不到10个人。然后她将答案抄在黑板上，让我们根据答案给自己估分。我给自己估了估分，大概在90分左右，如果有这个分数，我至少能在班上排前十几名。我心里暗暗高兴，有一种翻了身的感觉，我很想将自己的估分告诉她，想让她知道我并不像她想像的那么差。下课后，有几个同学围住她告诉估分结果，他们都是她平时很喜欢的学生。我看见她脸上浮出满意的笑容。

　　也许正是这笑容鼓励了我，给了我勇气，我也走过去说："老师，我估分在90分左右。"

　　她愣了一下，落在我脸上的目光急速地变化着：惊讶，怀疑，嘲弄，最后她用讥讽的口气说："你要是能考90分，太阳恐怕要从西边出了。"她话音刚落，那几个围着她的"马屁精"马上发出一阵尖笑声。

　　我的心一下就被捅得鲜血淋淋。我强忍着羞愤的泪水回到座位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剥夺我的自尊，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地打击我的自信。我想对她说，我也是你的学生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第二天试卷发下来，我英语考了87分，排班上第十四名。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在对这次英语考试进行分析评估时，她表扬了不少同学，对我却只字未提。后来我总在想，如果那次她表扬了我几句或者鼓励了我几句，也许后来的结果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也许我会有另一种人生。

　　从那以后，每次上她的课，我都觉得是一种煎熬，我害怕她的目光，更害怕她像刀子一样落在我身上的讥讽和指责，我提心吊胆地害怕她点我起来回答问题，更害怕她走到我面前。这种恐惧让我无法静下心听课，每回上她的课我都如坐针毡，看着手表盼下课。在这种状态下，我的英语成绩不断下滑。一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从班上十几名滑到了倒数第十名，到了一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更滑到了倒数第一。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生。

　　因为害怕英语老师，我几乎害怕上了所有任课老师。我不敢与老师交流，不敢发言，不敢提问题，有没听懂的地方更不敢问老师。这样，不懂的问题就越积越多，我其他科目的成绩也开始下滑。

　　上初中时我就一直很喜欢物理课，我对种种神奇莫测的物理现象充满了好奇，对宇宙、太空充满了奇妙的遐想。上高中后，教我们物理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女老师，听说她是一所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带我们的那一年是她毕业后任教的第四个年头。她是惟一一位不让我感到害怕的老师，她的笑容很温和，眼神很亲切，她从不说伤害学生自尊的话。只有上她的课时，我才会感到轻松和愉快，只有在她上课的课堂上我才敢举手发言、提问题。

　　可是高二下学期，她不知什么原因走了，有人说她出国了，也有人说她改行了。一位男老师代替了她的位置。男老师不苟言笑，也不大爱与学生交流，每次总是下课铃一响就夹起课本离开教室。有一次，我有一道题不会做，我想请他给我讲一讲，可是一直找不到机会。那天一下课我就冲出教室追在他身后，一直追到教师办公室门口才追上他，我说："老师，这道题我不会做，能不能请您给我讲一讲。"

　　他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能自己动动脑子？这么简单的题还用我跟你讲？我现在要去吃饭，没空跟你讲。"说着，他进办公室拿了饭碗，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匆匆向食堂走去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像兜头被浇了一瓢凉水，从头凉到了脚。从那以后我再没向他提过问题，上课也从不发言。因为他，我失去了对物理课的热情。

　　那个自信的我不见了，那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我不见了，我变得敏感而自卑，别人也许是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也许是无意的一句话都会让我痛苦让我受伤。害怕痛苦、害怕受伤，我尽量躲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我害怕走近别人，更害怕别人走近我。

　　那时，我每天起床时都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因为我不得不去学校，不得不去面对我不愿面对的老师。上学对我来说已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长，那么难挨难熬。

　　终于熬到了高考。对于那场决定命运的高考从一开始我就不敢抱任何幻想，还没上考场我就知道自己会是失败者。结果正如所料，我没能考上大学。父母虽然从未当面指责过我，但是他们的失望每天都写在脸上。

　　就在几天前的晚上，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在隔壁房间长吁短叹，他们也许永远都不明白，他们曾经很优秀的女儿为什么会"堕落"到连大学都考不上。

　　我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我不知道人生还有没有希望。

　　……

　　像婉儿这样受过老师伤害的学生并不在少数。2002年，一家调查机构曾在中小学生中进行过一项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项是"老师是否骂过你或打过你？"结果，在反馈回来的问卷中，有36．2%的学生承认受过骂挨过打。

　　老师对学生的伤害也许是无意的，他们责备、打骂、嘲讽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是它在学生心里造成的创伤，也许终身难以愈合。

　　成长中的青少年，正处于叩问生命、探索人生的关键阶段，他们关注自我，渴望理解，渴望与成年人平等地交流；他们有着独立的个性，希望得到肯定和尊重。可是在升学的压力下，老师的眼里只有知识，父母的眼里只有分数，他们不愿或者无暇倾听心声，触摸心灵。于是，一颗颗缺少灵魂导游者的心只好在苦闷中漫无目标地游荡。

　　同时，升学的压力、望子成龙的期望还形成了一道特殊的屏障，它使老师与学生、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遥远而枯燥。久而久之，老师和父母的心灵封闭了，情感麻木了，感受迟钝了。同时，微笑也消失了，慈爱也没有了。而这一切就像一面镜子，又必将会投射在孩子身上，使本应该朝气蓬勃的他们变得萎靡和苍白。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的真谛是提升人的心灵与智慧。杀了一个人的慧命，其实就等于毁掉了一个人的灵魂。

四、失语的甜甜

　　３月初的一个清晨，我乘坐京通快巴去通州拜访一位名叫李圣珍的老师。因为我听说她收留了一群"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

　　在一条名叫磁器胡同的小巷里，我找到了李老师的家。两间不大的小屋里挤着四张单人床，那是孩子们睡的，李老师的床是一张破旧的黑沙发，人造革的沙发面裂开着一个个口子，晚上，她蜷曲着身子睡在上面，白天便将铺盖卷起来。

　　我去的时候，李老师正在厨房忙着给孩子们做早餐。那天是星期天，家在武汉的大虎和岳岳被父母接回去了，家里只有从河北来的西西和从湖南来的甜甜，还有专程从长沙来看望女儿的甜甜的父母。

　　甜甜踢着毽子玩得正欢，桌上放着一摞这些日子来她写的作业，每一天的作业都有李老师的批语。前一天的批语是：真好，真棒，继续努力，做题时不要着急。

　　甜甜的父亲一边翻看着女儿的作业一边感叹地说："真难以相信这是她写的。"他说甜甜送到这里时，几乎已经丧失了学习能力，写字时，她会长时间反复只写一个字，而且写得乱七八糟。读书时，语不成句，而且读着读着就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

　　"孩子成了这样，我们两口子心都要碎了，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上幼儿园之前，她可是一个很聪明很活泼的孩子。从小学二年级起，我们就一次次带她去看心理医生，有的医生说她是强迫症，有的医生说她是自闭症。我们怎么也想不通，她怎么会得这种病呢？"甜甜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他长叹一声将头深深地埋进了手掌。

　　过了好久，他抬起头说："后来，我们慢慢醒悟到，甜甜变成这样，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望女成凤，却不知道怎样做父亲，做母亲，当我们知道了这一切时，却已铸成大错，如果甜甜不能好起来，不能像一个正常孩子那样学习和生活，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一辈子都会在痛苦中煎熬，最爱她的是我和她的妈妈，可是却是我们给她带来了摆脱不掉的噩梦……"

　　甜甜的老家在湖南省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甜甜生下之前，父亲是县城一所中学的教师，母亲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母亲怀上甜甜时，父亲正日夜苦读准备报考研究生，他发誓要走出那个偏僻的小县城，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还未出生的孩子的命运。甜甜生下来不久，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他收到了长沙某大学录取通知书。年近而立之年的他，告别妻儿，只身去长沙求学。

　　甜甜2岁时，母亲抱着她去长沙看望父亲。一路上，甜甜兴奋无比，快乐无比，公路上飞驶而过的汽车，吸引着甜甜好奇的目光，她问妈妈："汽车饿了吃什么？是吃肉吗？它力气那么大，一定要吃很多很多东西，是吗？"江上鸣着汽笛行驶的轮船，也吸引着甜甜好奇的目光，她问妈妈："那个大轮船的家在哪里？它是回家去吗？"

　　那时的甜甜，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在长沙时，父亲带甜甜去动物园。这是甜甜第一次见到老虎、狮子、大象、斑马、海豚、大熊猫……她兴奋不已地甩开爸爸妈妈的手，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在关着各种动物的笼子中间跑来跑去，一会儿拔草喂给大象，一会儿举着自己吃的饼干快乐地喊着："大熊猫，请你吃饼干。"

　　父亲带甜甜去火车站看火车。看见面前卧着一个庞然大物，甜甜害怕地问父亲："这个怪物会不会吃人呀？"父亲哈哈大笑，他告诉甜甜，它不吃人，只要买张票就可以坐着它去北京，去上海，去好多好多地方。父亲抱着她说："甜甜，以后好好读书，将来坐火车到北京去上大学，好吗？"甜甜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甜甜刚满3岁，父亲就将她们母女俩接到了长沙，那时，父亲已经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留在大学任教。

　　学校分给他们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虽然生活过得有点窘迫，可是甜甜的歌声、笑声使小屋里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甜甜爱唱歌，她最爱唱的是"小燕子穿花衣"，只要她在家，小屋里就会飘出她清脆稚嫩的歌声："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可是这种幸福快乐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父母决定送甜甜去幼儿园，一是他们忙照顾不了甜甜；二是他们认为，甜甜应该去幼儿园接受早期教育。

　　离父亲学校不远就有一家幼儿园。父亲去看了，条件蛮好的，而且离学校近也便于他早晚接送甜甜。听说要去上幼儿园，甜甜可高兴了，在这之前，妈妈曾经带甜甜去幼儿园玩过，那里不但有跷跷板，有滑滑梯，老师还教小朋友们唱歌、跳舞，还给她们讲故事。

　　第一天，甜甜是牵着妈妈的手又蹦又跳地走进幼儿园的。可是下午妈妈去接她时，发现她脸上挂着脏乎乎的泪痕。她没细想，以为甜甜是对新环境不习惯，以为过一段时间她就会慢慢适应。第二天早上，甜甜赖在床上不愿去幼儿园，妈妈强行将她从床上抱起来穿好衣服，甜甜虽然又哭又闹，妈妈还是将她强行送进了幼儿园。甜甜妈妈说她至今都忘不了那天她离开时女儿惊恐害怕的眼神。

　　那段日子，父亲忙着做研究课题，母亲刚调到新单位每天早出晚归，他们虽然觉得甜甜上了幼儿园后，不像原来那样爱唱歌了，话也少了，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惊恐不安。但并没有多想，以为是换了新环境的缘故。不久后的一天，甜甜肚子饿了想吃饭，她指着高压锅张着嘴"啊啊"地却说不出话来。

　　甜甜失语了！

　　他们焦急万分地抱着甜甜去了医院，全身都查遍了，没有发现她有器官性疾病。医生提醒他们带孩子去看心理门诊。心理医生告诉他，极度的恐惧会造成失语。可是，刚上幼儿园的甜甜会遇到什么恐惧呢？医生让他们回去后，每天给甜甜反复唱她最喜欢的一支歌，也许熟悉的歌声会重新开启她因惊吓而关闭的语言功能。

　　每天，父亲或者母亲都将甜甜抱在怀里唱啊唱啊：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一天、两天、三天、第十五天的晚上，甜甜终于跟着父亲的歌声断断续续唱起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甜甜终于开口说话了。

　　后来在一次父亲和女儿的对话中，甜甜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感到恐惧的原因：

　　1989年9月1日，是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妈妈将我交给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后就走了，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哇"地一声哭了。这时，一个剪着短发的老师走过来，抓住我两只胳膊将我重重地摔在一只小板凳上，凶巴巴地说："别哭，再哭，我就将你从窗户扔出去喂大灰狼！"

　　吓得我马上止住了哭声。那天上午，我一直眼巴巴望着窗外，盼着妈妈快点来接我回家。

　　吃午饭时，老师一个劲儿地催我们快吃。那个剪短发的老师见我吃得慢，从我手里夺过勺子，一边呵斥，一边不耐烦地舀起一大勺饭菜塞进我嘴里，我还没来得及咽下，老师又往我嘴里塞进第二勺、第三勺，嘴里已经塞得像要爆炸的气球了，老师还在不停地往我嘴里塞，我噎得浑身哆嗦，满眼是泪，却不敢吐出来。

　　刚吃完饭，老师就催我们上床睡觉，并恐吓说，谁不好好睡觉就让他跪在地上。过了一会儿，老师走到床边发现我还没睡着，就狠狠地拧我的屁股。我疼得裂开嘴想哭，老师一边拧一边厉声地说："你要是哭，我就一直拧到你不哭为止。"我吓得不敢哭了，将头深深地埋进枕头里，连眼睛都不敢再睁开了。

　　第二天，妈妈又要送我去幼儿园，我哭着不愿去。妈妈烦了，不顾我死死挣扎，硬是将我放在自行车上送进了幼儿园。

　　我说，吃饭慢了，老师就拧我的耳朵敲我的头，午睡时，老师拿着一根小棍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发现谁没睡着就敲一下谁的头。到后来，一说送我去幼儿园，我就吓得直哆嗦。

　　为了使甜甜摆脱恐惧感，父亲给甜甜换了一家幼儿园。甜甜的语言功能虽然渐渐恢复了，可是从那以后她却变得沉默寡言，小屋里很少再听到她快乐的歌声。

　　６岁那年，甜甜进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期中考试，甜甜的语文考了80多分，数学考了90多分，可是父亲和母亲并不满意，他们给甜甜订的目标是"双百"。为了使她的成绩出类拔萃，父母给她制定了每天的学习计划，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甜甜还要做许多父母亲从书店里买回的各种辅导书上的题目。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甜甜就要开始做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练习题，只有当一天的学习计划完成后，甜甜才能上床睡觉。周而复始，每天如此。

　　星期六和星期天，甜甜的时间也同样被安排得满满的。她得去学画画，学跳舞，学钢琴，学英语。她几乎没有玩的时间，母亲偶尔带她去逛一次商店她便高兴得欢蹦乱跳。

　　一年级还没上完，甜甜就厌学了，吵着闹着不愿去上学，又气又急的母亲用一顿痛打将她赶进了学校。从那以后，只要她不愿学习，只要她成绩不好，他们便打。一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甜甜两门功课不及格。

　　如果甜甜的父母在这时及时调整自己对女儿过高的期望，如果他们能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甜甜的学习成绩不见好起来，他们焦急万分，便更大量地增加她的学习内容，延长她的学习时间，希望她能尽快赶上去。可是甜甜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好起来，不但成绩越来越差，而且变得莫名的狂躁，常常在课堂上突然摔课本拍桌子，大声叫喊。做作业时，写着写着会突然大喊大叫将作业本扔在地上。她不再好好写字，没有人能看懂她划得乱七八糟的作业本。她也不再好好读书，她只读课文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而且无数次地重复。她也不再在父母怀里撒娇，只要他们靠近她，她就会惊恐地抱着头，吓得浑身哆嗦。

　　见曾经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女儿如今变成了这样，他们伤心欲绝。他们开始反省自己，他们想和女儿重新开始，但却束手无策。

　　他们带甜甜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甜甜患了强迫症，医生给甜甜开了一包大大小小的白色药片。吃了这些药片，甜甜有时会安静下来，可是药性一过，她又故态重萌。他们知道医生给甜甜吃的是镇静药，他们也知道这些药治不了甜甜的病根。于是，他们又将甜甜带到一位心理医生那里，医生说甜甜患的是孤独自闭症，医生让他们带甜甜每周去做一次心理治疗。做了一年多心理治疗，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甜甜的病情越来越重，一看见课本就会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有时安静下来，她会无数次地重复一个相同的动作。虽然甜甜已经不能正常地上课，正常地做作业，可是父母怕她落下了课，仍然每天都逼着她去学校。

　　就在他们忧心如焚的时候，他们听人谈起了李圣珍老师，说她家里住满了从各地来的"笨孩子"、"傻孩子"、"呆孩子"，这些让老师头疼，让父母绝望的孩子在她那里都变成了好孩子，变成了聪明的孩子、快乐的孩子。他们的心里燃起了希望。于是，他们带着女儿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

　　他们到北京的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雪，树梢上挂着雪花，阳光照在上面，像一朵朵晶莹剔透的玻璃花，父亲看见女儿的眼睛里出现了好久好久都没见过的好奇。可是那好奇的眼神只闪现了一下就熄灭了，她的眼神又是那样地游移和迷离。

　　父亲说："甜甜，带你去看天安门好吗？"她不点头也不摇头，只用呆呆的眼神看着他。

　　他们的心像刀搅般难过。他们想起甜甜2岁那年带她去火车站看火车的情景，那时的甜甜，是那么爱说爱笑爱问，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总要问个为什么。他们曾告诉甜甜，好好读书，将来坐火车去北京上大学。今天，他们带着甜甜来到了北京，可是他们的甜甜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甜甜。看着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很漠然的女儿，他们的心碎了。

　　他们找到了李老师的家。

　　见到甜甜，李老师笑眯眯地将她搂进怀里，将脸贴在她的小脸蛋上，甜甜满脸惊恐地使劲推她，一边推一边说："你为什么抱我?"李老师轻轻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说："因为我喜欢你，你是个好孩子。"

　　甜甜不再躲避了，渐渐地，她像一只安静的小猫将头缩进了李老师的怀里。

　　每天，李老师让甜甜尽情地玩，只让她写几页字，读几篇课文。开始，甜甜写的字没有几个字能认得出来，写字时她常咬着腮帮子，似乎用着全身的力气，纸常常被圆珠笔尖戳成一个个洞。李老师从乱七八糟的字里看出了她心里压抑的烦乱和痛苦，她是将这痛苦和烦乱宣泄在狂躁的笔尖下，宣泄在越读越快越快越乱的阅读中。这种狂躁和痛苦是精神创伤造成的，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要治愈她，先要走进她的心灵。

　　从一个个送到她身边的孩子身上，李老师发现，这些孩子普遍缺少安全感，他们几乎都爱做噩梦，几乎都患有失眠症。李老师还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爱他们的孩子，可是他们关心孩子的衣食冷暖，远远超过关心孩子的心灵。他们不知道孩子在什么时候需要爱，什么时候需要关怀。他们认为打孩子骂孩子是对孩子的爱，却不知道这种爱却深深地伤害了孩子，成为孩子不能摆脱的噩梦。

　　李老师谈起了一位母亲。那天，她将8岁的儿子送到了李老师家。她坐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数说着儿子的种种劣迹，诉说着她对儿子的失望。儿子就坐在她的身边，那孩子的眼睛一直望着别处，漠然地听着母亲对他的控诉。

　　李老师说，当着别人和孩子的面全面否认自己孩子，公开表示自己对孩子的失望，不但是对孩子的尊严和自信心的摧毁，也是对孩子重新站起来的信心的打击。她说："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便学会谴责；如果孩子生活在敌视中，他便会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恐惧中，他便会忧心忡忡；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便学会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受欢迎的环境里，他便学会钟爱别人；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谊中，他便会觉得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可是，并不是每一位父母都懂得这个道理。

　　李老师还跟我讲起了另外一位母亲。当只有7岁的女儿想钻进她怀里撒娇时，她竟一脸厌烦地推开了女儿，说："去去去，这么大的人了还粘粘黏黏。"孩子很失望很伤心地走开了。李老师说，孩子普遍都存在着情感饥饿和皮肤饥饿，多抚摸他们，多对他们说一说："好孩子，你真乖"、"好孩子，你真棒"，不但会使他们有安全感，还会使他们产生受到鼓励和关怀的喜悦。

　　每天晚上，甜甜上床睡觉时，李老师都要坐在她床边拉着她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孩子。"然后轻轻地抚摸着她，直到她沉入梦乡。甜甜的父母说女儿很小就开始失眠，晚上经常做噩梦。可是在李老师身边，甜甜睡得很沉很香，噩梦不再缠绕她。

　　每当甜甜写字时，李老师便坐在她身边轻轻拍着她的背，使狂躁的她渐渐安静下来。甜甜读书时，李老师一句一句地领读，使语不成句的她渐渐找到了语感和句感。她将甜甜每天写的作业都写上日期、编上号，并在作业后面写上鼓励的评语，让甜甜看到自己每天的进步。

　　李老师告诉我，所有送到这里的孩子，心灵都受过有意或无意的伤害。而伤害他们的往往是老师和他们的父母。她说，我并没有什么绝招，我只是和他们平等地、真诚地对话，只是总给他们以希望，使他们找到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自尊有不同个性的人，尊重他们，真诚地鼓励他们，爱护他们，他们就会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这种学习的快乐感会激发求知的欲望和创造的冲动，从而开掘出每个人本已存在的潜能。

　　遗憾的是，许多老师和父母却目中无"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在精神和肉体上驾驭孩子。在他们眼里，孩子是可以任意训斥任意惩罚的，孩子是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也许，他们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当初种下的是希望，今天收获的却是又苦又涩的果子。

五、"白痴"西西

　　第二次去李老师家，已经是枫叶泛红的初秋。

　　我发现，小屋比我第一次来时显得更逼仄了，那张两用的旧沙发被挤进了墙角，除了原来的两张上下铺单人床，又挤进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小屋里又多了5张陌生孩子的脸：6岁的梅子，１０岁的国栩，11岁的小锋，14岁的小宇，16岁的强强。

　　甜甜已被父母接回湖南老家了，西西的父母也想接他回家，可是西西不愿意，他要留在李老师身边。

　　新来的梅子是个皮肤白皙，有着长长眼睫毛的小女孩，她正躺在床上玩布娃娃。

　　梅子父亲常年在海外经商，能说多种语言，中年得子的他盼女成才心切，梅子刚牙牙学语，他就教梅子学语言，一会儿是粤语，一会儿是英语，一会儿是菲律宾语，一会儿是普通话，弄得梅子无所适从，不到3岁就出现了语言障碍，她无法顺畅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在她脑子里，各种语言杂乱无章地混淆在一起，各种语言的发音纠缠在一起，她不知道如何准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于是，当她想表达什么的时候，嘴里发出的是一串谁也听不明白的含糊不清的音节。见自己的超前教育不但没使梅子成为小才女，反而使她成了一个语言表达有障碍的孩子，她的父亲痛悔不已。

　　梅子是3个月前被父亲送到李老师家的，李老师发现，梅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几乎等于零。她教梅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

　　每天早晨，当梅子睁开眼睛醒来，李老师就会笑眯眯地走到她的床前说一声："早上好！"她对梅子实施的是"语言快乐教学法"，使梅子在一种亲切愉快的情境中感受到语言表达的快乐。因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过去日子里所体验到的是语言表达的痛苦，是语言表达不清遭受的讥笑、斥骂和屈辱。在她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对语言表达的恐惧，这种恐惧更加重了她语言表达上的障碍，她甚至害怕说话，害怕与人交流，５岁以后的梅子几乎不开口说话，她成了一个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的"哑巴"。

　　梅子见了我，上前牵着我的手说："阿……姨，坐！"

　　李老师见了，笑着夸她说："梅子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梅子笑了，笑得很开心。

　　这时，西西已经醒了，他蹬开被子在床上翻起了跟头，见李老师进来，他调皮地眨着眼睛做了一个孙悟空偷吃仙桃的馋相。李老师的脸上立刻绽满了笑容："好孩子，快起来，太阳晒到小屁股上了。"

　　如果不是听李老师讲，我真难以相信眼前这个机灵聪明、活泼可爱的西西，在父母和老师眼里曾经是一个白痴。

　　西西上小学三年级时还不会做100以内的加减法，语文课本上的字，他会认的没几个，９岁的他，智力只相当于五六岁的幼儿。他说话结结巴巴，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在老师眼里，他是个智力发育有问题的孩子。在同学眼里，西西是个傻子，他们经常欺负他。学校认为西西的智力已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他们几次跟西西父母提出让他们将西西转到专收弱智儿童的学校去。

　　西西的父母为有这么一个智障的儿子，不知悄悄流了多少眼泪。他们从不在别人面前谈论儿子，特别是他的父亲，他不知道智力过人的他怎么会生出一个白痴一样的儿子。西西的父亲是一位计算机专家，出版过好几本专著，上学时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是他的儿子竟连10以内的加减法都不会做，他在别人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来。但他一直心存疑问，因为西西生下来并没有发现智力有什么异常，7个月就会喊爸爸妈妈，11个月就会走路。1岁半就会背儿歌，３岁以前的西西，可是个爱说爱笑爱问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孩子。他怎么会变成"白痴"呢？

　　后来，当西西跟李老师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后，他告诉李老师他是如何变成"白痴"的。

　　我3岁生日那天，妈妈拿出小学一年级课本教我认字。她教我认的第一个字是"人"，开始我还觉得挺好玩的，那个"人"字好像是一个人张开着两条腿站着，我好奇地问妈妈：人都有头，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头？妈妈给我解释了一通，可我没听懂。

　　妈妈又教我认"大"和"小"，我只认了几遍就厌倦了，趁她不注意，我离开凳子跑到窗台边去拿玻璃瓶子，瓶子里有我前一天晚上捉的两只萤火虫。刚把瓶子拿到手妈妈就冲过来，她从我手里夺过瓶子扔到窗外，我听见有玻璃碎裂的声音。然后她拧着我的耳朵将我拖回到凳子上。我心里惦记着那两只萤火虫，我不知道它们是被摔死了，还是飞跑了。

　　妈妈教了几遍后，指着"大"和"小"让我自己念，我将"大"念成了"小"，将"小"念成了"大"，妈妈气得挥手就给了我一巴掌。在我的印象里，这是我第一次挨打。她还骂了很多很难听的话，比如，她骂我是"白痴"。

　　她命令我将"大"和"小"各念1000遍，她在一边数着数，我念得腮帮子酸疼，却不敢停下来。念完了，她又考我。总算过了关，她又教我认"口"和"手"。开始学习时的那种兴奋和愉快没有了，我觉得学习像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刑罚。

　　萤火虫被妈妈摔死了。我将怨气发泄在课本上，我用小刀将那些字戳成了一个个小洞。

　　从那以后，爸爸妈妈每天都教我识字和做算术，我天性顽皮好动，常常坐不了一会就想玩，这时母亲就会将我打回到座位上。我不知挨过多少打，字写得歪歪扭扭要挨打，计算出了错要挨打，玩要挨打，爱说话、爱动也要挨打。拿母亲的话说，好的学习习惯是打出来的。

　　在棍棒、拳头和巴掌的驯服下，我变成了一个乖孩子，也变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孩子。我怕父亲和母亲，看见他们走近，就吓得直哆嗦。我怕老师，他们一个严厉的目光就能将我吓得半死。我怕黑夜，黑暗里，仿佛到处都潜伏着妖魔鬼怪，每天晚上我都将被子捂住头，大气不敢出地蜷缩在被子里。从５岁开始，我几乎夜夜失眠。

　　而且我越来越讨厌书本，我讨厌那一个个方块字，讨厌那一个个像丑陋的小蝌蚪一样的数字，一看见它们，我就条件反射似的拒绝，拒绝它们走进我的大脑。在我眼里，那些方块字和数字是我的敌人，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我恨它们，正是因为它们，我才经常挨打，我才要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板凳上不能动。正是因为它们，我才经常挨老师的训斥，遭同学的嘲笑。

　　有一天，父母煞费苦心地将西西带到书店，他们想让满室的书香唤起我对书本的兴趣，可是我眼神呆滞地跟在他们后面，那些琳琅满目的书对我似乎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就连那些同龄人爱看的卡通、漫画我也不愿多瞧一眼，不愿多瞧一眼是因为那些卡通、漫画上有文字，我一见了字就头疼。母亲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我瞟了一眼，封面上画着一个男人，戴着一副眼镜，母亲说那是一位科学家，书上讲的是那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母亲问我想不想看，我一扭头逃也似的跑出了书店。

　　书本是我的仇敌，我常趁父母不在家时拿起儿童冲锋枪扫射它们，一边扫射嘴里一边喊："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死吧，去死吧，你们去死吧……"我要将它们一个个击毙，直到它们在我的想像中流血，倒地，死亡。

　　我拒绝接受所有的知识，我有意将自己变成一个"白痴"，无论父母怎么辅导，无论老师怎样耐心讲解，我永远听不懂课，永远不会做作业，永远都是班上倒数第一名。

　　一直到上小学四年级，这一切仍没有丝毫的改变。

　　父母带着我四处求医，他们希望找到我变成白痴的原因，他们希望能治好我的"病"，希望高明的医学能还给他们一个聪明的儿子。可是他们的希望破灭了，由于晚上经常失眠做噩梦，加上厌食，１０岁的我骨瘦如柴，体重不到２０公斤。

　　父母对我彻底绝望了。

　　就在他们已经对我彻底失望时，有人向他们谈起了您。他们心里燃起了一线希望。于是，他们从河北老家赶到北京，把我送到了您的家。

　　在李老师家呆了几天后，西西觉这位老师跟他父母不一样，跟他的老师也不一样，她没有让西西看书，也没有让西西做那些令他头疼的计算题，她说："西西，我看你缺觉，也没玩够，先别上学了，就在家里玩和睡觉吧。"

　　于是，白天李老师去学校上课时，西西就在家里自由自在地玩耍。晚上，西西睡觉时，李老师就坐在他床边，一边抚摸着他的背，一边哼着催眠曲一直到西西睡着。

　　刚到李老师家时，西西还是那样害怕黑夜，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李老师就陪伴他睡，她轻轻地握着西西的手，当西西从噩梦中惊醒时，她便将西西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直到他又沉入梦乡。每天晚上拉着李老师的手，西西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他不再害怕黑夜，不再失眠。

　　西西就这样玩了半年，睡了半年。他的脸渐渐红润了，他长胖了。

　　李老师见西西喜欢看图画不愿意看文字，便找一些只有图画的书给西西看，并经常给他讲故事，有时也给他读文章，那一般都是很美很有意思的文字。渐渐地，西西觉得图画太简单了，一些故事看了似懂非懂。这时，李老师就对他说："西西，你要是会认字，你就能知道很多很多故事。"

　　想知道更多故事的欲望，终于诱惑着西西拿起了原来视作敌人的书。碰上不认识的字他就问李老师，奇怪的是，那些字在他眼里不再可厌可憎。为了更进一步激发西西的阅读兴趣，李老师还让他将从书上看到的故事讲给她听，讲给跟他住在一起的哥哥姐姐们听。西西第一次发现自己很有口才还很幽默，因为，他不但能将那些故事讲得惟妙惟肖，还能常常将李老师他们逗得捧腹大笑。

　　渐渐地，西西也不再讨厌那些数字了，他发现不同的数字组合在一起，竟会有不同的结果，就像拼积木一样有趣，而且用那些数字还能弹出美妙的音乐。

　　半年后的一天，李老师笑眯眯地问他："西西，愿意去上学吗？"

　　"愿意。"西西回答得很干脆。

　　现在，西西已是一名初中生了，不但当上了班干部，而且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他的作文常常得到老师好评，有好几次还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但是西西说他最喜欢的还是数学，他常常沉浸在解题的快乐里。西西说现在再没有人向他扔白眼，喊他"白痴"了。

　　那天，西西的父亲来了，他抚摸着儿子的头问："西西，准备长大干什么？"西西说："当航天专家。"

　　父亲的脸上充满了惊喜，几年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像白痴一样的儿子会有这样的志向。

　　在生命的长河里，童年虽然只是人生一段短短的航程，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段航程，因为最初的航线决定着一个人生命长河的流向——或流向江河大海，或流向万丈深渊。而父母亦或老师，就是帮助孩子确定最初航线的人。科学、正确的指引能使"白痴"变成天才。相反，不科学、不正确的指引能将天才变成"白痴"。

六、"傻子"冰儿

　　2001年暑假，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王晓春和他的几位助手在河北石家庄办了一个名为"走进孩子的心灵"的夏令营。参加夏令营的大都是被家长认为有"问题"的孩子。

　　记者张静虹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夏令营。后来，她讲述了一个名叫冰儿的小女孩的故事。

　　夏令营开营的第一天，孩子们大包小包吵吵囔嚷着涌进营地，一个高挑瘦弱而又怯怯的身影映入指导老师陆丽晨的眼帘。陆老师迎视她的眼睛，期盼会与一束友好、好奇的目光相遇。然而她看到的却是漠然和阴郁，她不禁为之一震。

　　见面会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孩子彼此好奇又略显拘谨。当大家在作自我介绍时，陆老师始终关注着那个身影，她苍白的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陆老师从她难以连成语句的自我介绍中，知道她叫冰儿。

　　家长们要走了。陆老师看见冰儿母亲与之告别，她毫无反应，目光却游离于母亲之外的人群。忽然，她眼中闪过一丝喜悦，她看见了跟她母亲一起送她来参加夏令营的王阿姨。

　　事后陆老师知道，王阿姨是冰儿母亲的好朋友，冰儿曾在她家住过一段时间，冰儿说那是她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陆老师开始主动接近冰儿。

　　最初几天，冰儿用得最多的词是"我不知道"、"没感觉"、"我不想说"。语言简短，语调平淡。

　　陆老师问她："你记忆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她回答："没有。除了吵还是吵。"

　　"谁吵？"

　　"爸爸妈妈呗！"

　　"有没有感觉高兴的时候？"

　　"有。"

　　"什么时候？"

　　"爸爸妈妈走了以后。"

　　陆老师问起她小时候挨父亲打时的感觉，她说："不害怕，就是哭。我谁也不怕，我还敢打我们班男生呢。"

　　如果陆老师不发问，冰儿就静静地呆着。在她身边，孩子们嬉闹着、追打着、交谈着，没有一个孩子邀她参加，她似乎也无意加入，不喜、不怒、不恐、不愁、不惊，仿佛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垂暮的老人。

　　第二天晚上，与冰儿同寝室的女孩实在受不了她的冷漠，指着她大哭："她不说话，像块木头，我不跟她一屋！"冰儿居然不恼不怒，没有丝毫反应。

　　即使是智残儿童，喜怒哀惧四种基本情绪也是该具备的呀，冰儿的情感世界为什么会如此贫瘠呢？

　　小组活动时，陆老师带领大家玩"模仿秀"游戏。

　　陆老师做了一副扑克牌，每张牌上写一个表述情绪情感的词：高兴地大笑；手舞足蹈；委屈；哭；绝望；恐惧；惊奇；感动；焦急；喜欢；生气……陆老师要求小组的3个孩子每人每次抽一张牌，然后按照牌上的词表演。

　　冰儿抽到的第一张是"暴跳如雷"，她略带哭音地叫道："我不会做。"旁边的孩子自动给她降低难度说：你做"气急败坏"也行，"发怒"也行。她还是说"我不会"。但送她来的王阿姨讲过，冰儿有一次曾因为王阿姨偷看了她的作业，很不高兴地把卷子甩到王阿姨脸上，这说明她有愤怒的情绪。

　　第二张冰儿抽到的是"恐惧"。她又说"没有，我不会。"可是陆老师分明记得她说过小时候与一个小朋友在家玩，妈妈突然回来，把她吓哭了，以为是大老虎来了。

　　第三张抽到的是"惊奇"。大家等待她，鼓励她。十几分钟后，她终于表演了，头稍向左探出一点，眼睛朝左下方看去。如果不注意，根本看不出她在表演。

　　第四张抽到的是"哭"。只见她迅速把手放在眼睛上"呜呜"两声结束。这个动作如此熟练，也让陆老师觉得如此熟悉。夏令营开营以来，在陆老师的安排下，女孩子们主动关心冰儿，跟她逗笑、玩闹，她高兴了，跑到陆老师身边，也是这样的动作，拿着哭腔："她们欺负我！"脸上却写满笑意。

　　这说明，冰儿是有感情的，只是情绪体验少而浅淡，很难形成稳定而深刻的情感。并且，她只会用"哭"这一种方式来表达各种感情，她就像一只敏感的小蜗牛，在受到无数伤害后，本能地缩进壳里，再也不敢出来窥探世界。

　　可是冰儿只有12岁呀，她怎么会有如此的心态和神情？！

　　这天下午，陆老师要求孩子们每人画一幅画，画面上要有山、树、一条河、一条蛇。

　　别的孩子画的山有峰有谷，山坡山顶遍布青草绿树，一条河横贯画面，一条小蛇或顺水漂流或隐在草丛中。而冰儿呢？她画的山像一堵高墙，起伏很小，山顶几棵繁茂的树好像生长在山后那一边，看起来很遥远。山的这一边，没有一棵草、一棵树，山坡空旷而荒凉。两条大蛇蜿蜒着即将爬到山顶。画面的下半部分没有河，她自作主张地画了一所小房子，房子的门窗都小小的，房子外面是一圈双层篱笆墙，没有出口。围墙外面，正对房门的是一个用三条近乎直线的曲线表示的小水坑，水坑的左边，是一个比房子还高的不知在干什么的女孩，女孩左边是一只大大的头朝画外的兔子。

　　"有房子，就该有爸爸妈妈呀！"陆老师建议她把父母画上。她坚决不画。

　　透过画面，陆老师更真切地感觉到冰儿内心的荒凉、封闭、恐惧、迷茫……

　　在参加夏令营期间，冰儿写了两篇日记。陆老师在"观察记录"中这样评价冰儿的第一篇日记：

　　《我们的夏令营》开篇第一句话就紧紧抓住了我："如果有人说：你们的夏令营在哪儿，那里的景色美不美？我会说：我只回答你一个问题，后面的问题由你来看看。"这样开头看似平淡，却很有意味。

　　接下来一段她写道："那里有十天也看不完的景色，浓烟密林。上山可以望见远处的东西，下山则像打滑梯一样，使你快步如飞。那里的景色美不胜收……我喜欢我们的城市围绕在这座山里。"这一段用词准确，条理清楚。最后一段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的夏令营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一边玩一边就学习了许多本领，这是在家中体会不到的一种自力更生的生活。"

　　第二篇日记更让人刮目相看：

　　"社会上的孩子是以后的接班人。而一部分人在家里爸妈说他打他，造成了孩子远离父母，父母就不好与孩子和好，孩子有什么话就不去跟爸妈说了。

　　"这样的话，孩子就觉得自己不行。在家里错位成一个仆人，在生活上是一个小皇帝。没有人百分之百肯定的话是：家长，从没打过孩子。而国外的爸爸妈妈能听完报告后(注：她的父母都曾听过家庭教育专家做的报告，并因此认识了王晓春老师，参加了这个夏令营)，立即给孩子写信，告诉孩子：'我错了，我这样做不对。'为什么中国的爸妈就不改呢？不是他们不想改，但改不掉。有时爸妈发脾气是对的，是为我们好，我们知道，但是也不能发火发到极点，说起来就没完。他们嘴上说改，做起来可难呢！

　　"我觉得教育子女应该一代比一代好。打骂出来的子女毕竟不是一样的。"

　　虽然日记的语言有些幼稚，个别句子也不太通顺，但在老师中间传看时。仍让大家惊异不已：一个几天前连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的孩子，竟能写出这样的日记！

　　后来，冰儿终于主动向陆老师讲诉了她成为"傻子"的经过：

　　我刚一出生，父母就认定我是傻子。这是因为我生下来前在母亲肚子里曾经窒息了5分钟的缘故。

　　这件事是我在记事以后才从大人嘴里断断续续知道的。

　　听说那天母亲被送进产房时，医生就告诉我，孩子胎位不正，情况很危急。虽然他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可我就是赖在母亲肚子里不肯出来。后来羊水流干了，我在里面窒息得小脸青紫，过了几分钟后才被医生拖出母亲的子宫。

　　我的降生并没有给父母带来喜悦，相反，却在他们心里笼罩上了一层摆脱不掉的阴影，因为医生告诉他们，由于难产，窒息了5分钟，孩子有可能脑瘫，也有可能智残。这种预测，给了父母很大的打击。

　　因为出生时发生的这个意外，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就被打上了"傻子"的烙印。从没有人怀疑过医生的话(其实医生只是预测，并没有断定我一定就是傻子)，从没有人带我检查过智商，也从没有人真正了解和分析过我脑子是否真的有问题。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父母从一开始就用看傻子的眼光看我，用对待傻子的那一套对待我。

　　听了冰儿的介绍，陆老师又主动找到了冰儿的父母，与他们有过一番交谈后，她终于知道了使冰儿受到致命伤害的是什么。

　　冰儿的父亲是厂长，母亲也是单位的负责人，工作都很忙，事业也很成功。由于难产造成女儿宫内窒息，冰儿的父母对她一直心存歉疚。他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照顾她，但这种无微不至却妨碍了女儿正常的心智发展。明明冰儿会拼的拼图卡片，父亲却要在背面加上编号；因为担心被别的孩子欺负，他们几乎不让女儿与外界接触。生活上的极度呵护、社会交往上的极度保护，反而剥夺了冰儿正常成长发展的空间，使她内敛、退缩甚至冷漠。而在潜意识中，他们已接受了医生的负面暗示，先入为主地认为冰儿不同于一般正常孩子，对她有一种隐性的冷漠，这使得冰儿自小生活在一片情感单调的世界里，她的发展是缓慢的。

　　这样，父母因此更认为医生的预测是对的。也由于先入为主，上幼儿园后，老师和同学对这个"小傻子"也是排斥的，冰儿仍然生活在一个无需太多语言表达，无需太多情感交流的世界里。

　　冰儿7岁时，为了开发她的智力，父母送她去学钢琴。没想到教钢琴的老师竟表扬了冰儿，说："这孩子很聪明，一学就会。"这话让冰儿的父母大吃一惊，他们从没想到他们的孩子会得到"聪明"的赞誉。

　　老师的话，让冰儿父母早已绝望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对于冰儿来说，却是一场新的灾难的开始。

　　父母为她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他们以为只要拼上时间和精力，他们的女儿就一定能成才。要使女儿后来居上，就要在她身上多花气力，可是两人都是大忙人，于是他们互相指责着彼此的忙碌，父亲用"特别噎人"的语言要求母亲辞职管孩子，家里不时因此爆发"热战"。后来父母分工，母亲督促冰儿练琴，父亲分管她的学业，俩人急躁地在冰儿身上发泄着对她的期望和不满。

　　高强度的学习不但没使冰儿的学习成绩好起来，她的成绩反而从中等降为下等。父亲大为恼火，他亲自为冰儿补课，并时常为她作业中出现的"低级错误"而对她动手。父亲的数学课，远没老师讲得好，冰儿越听越烦，后来终于练就了充耳不闻的本领，十几分的数学成绩是她对父亲的回报。对音乐本很有悟性，"一学就会"的冰儿，对音乐也变得"没感觉"，以此作为给母亲6年唠叨的回报。而90多分的语文成绩却被父母认为是理所当然，不仅没有得到她期望的表扬，反而成为她不好好学习数学的佐证，更加剧了父母对她学习成绩的期望。

　　他们给冰儿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辅导班，他们让冰儿做永远也做不完的练习题。每天，除了听课，就是做题，这种日子让冰儿苦不堪言，她将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发泄在日记里："你们再逼我，我就出走！"

　　就拿这次夏令营来说吧，冰儿的父亲本来是不允许她参加的，因为他已经给冰儿报了暑假数学奥林匹克班。这位"望女成凤"的父亲也许不知道，他的女儿除了吃饭穿衣、学习成绩，更需要的是理解、尊重和被爱的感觉，更需要的是人生途中的引导和帮助。他也许不知道，他的女儿已经站在精神的火坑里，如果不及时将她拉出来，也许就毁了，他所有的希望也会成为泡影。

　　是母亲在王阿姨的劝导下瞒着父亲偷偷送冰儿来夏令营的。冰儿的母亲之所以听了王阿姨的劝告，是因为她曾亲眼目睹了一件事。

　　有一段时间，冰儿住在王阿姨家。王阿姨不强迫她学习，经常像朋友一样跟她聊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那天，母亲去接冰儿回家，王阿姨出门办事刚好回来，冰儿见她回来，马上扑上去搂住她说："阿姨，我想死你了。"冰儿的母亲非常惊讶，她跟女儿朝夕相处了十几年，女儿从没这样抱过她。

　　老师在与冰儿的相处中发现，她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喜欢被人抚摸、拉手等，这种悦纳别人、肌肤接触的动作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常有的"肌肤饥渴"症状。因为父母潜意识中接受了医生的消极暗示，给了她一个不同于正常孩子的生活环境，这个环境造成她的孤僻。而这种孤僻又反过来影响了老师、同学、邻居对她的态度，这使她的生活环境中到处都是消极信息，都是对她的否定。久而久之，她的感觉退化了，感情也迟钝了。

　　夏令营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前的那天，是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的家长接受辅导培训的日子。冰儿的父母也来了。陆老师把冰儿的表现、她的进步和老师们的看法都告诉给他们，她希望冰儿的父母真正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伤害，希望他们看到孩子心灵的空洞、情感的沙漠，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给予冰儿更多的她所需要的关爱。

　　讲述了冰儿的故事后，张静虹说，我们成年人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对孩子了解多少？我们尝试着走进过孩子的心灵吗？我们的做法对孩子的发展、对家庭的幸福、对社会的进步，真有好处吗？我们是否更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有权这样做吗？

　　父母是孩子最信赖的依靠，父母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如果父母放弃了他们，他们就会放弃这个世界，如果父母抛弃了他们，他们就会抛弃这个世界。因为，人生中，再也没有什么比被父母放弃或抛弃更悲惨的事了。

第九章 咬人的爱

一、阁楼上的血案

　　老宋一家迁居那座靠海边的南方城市已经15年了。他们从做小生意开始，先是卖针头线脑的小百货，后来开了家专卖上海羊毛衫的小店，再后来又租下一家国营商场的二楼专营服装。

　　老宋在城里买了房子，房子在老城区一条里弄里，是一幢二层半的旧楼，一楼是客厅兼办公室，二楼是卧室，二楼上面还有一个一人高的阁楼。

　　惨案就发生在阁楼里。

　　那天是农历腊月初八。老宋早早就起床了，他准备坐火车去义乌进货。来回大约需要三天。临行前，老宋叮嘱妻子一定要看好儿子，不要让他去网吧。

　　儿子大志16岁，上初三，一年前迷上网吧后经常逃学，为了看住儿子，老宋不得不放下生意每天接送他上学。可就在几天前，他因店里有事去学校接儿子时晚了半个小时，儿子就跑得不见了踪影。他找了三天三夜，几乎找遍了全城的每一家网吧，一直没有找到儿子。正当老宋和妻子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时，儿子给家里打来电话，说他现正在郊区一家网吧里，因欠了人家500多元钱，被老板扣住了。

　　老宋带上钱，叫了一辆出租车匆匆赶到那家网吧。原来大志那天见父亲没来接他，暗自窃喜，打算去网吧玩个痛快，后来又转念一想，父亲没见到他，一定会去网吧找他，于是，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就直奔郊区这家网吧，他一直泡在网吧里，每天由网吧服务员给他提供吃喝。这天，他想回家了，一算账，三天三夜连吃喝带上网，他在网吧欠下了600多元钱。大志将身上的钱都拿出来也只有100多元，只好打电话回家求救。

　　一路上，老宋想起几天来的担心，几天来的焦虑，真想见了面将儿子好好痛骂一顿。可是见了面，看儿子头发蓬乱，一脸疲惫，又心疼得一句话都骂不出来了。

　　回到家，大志吃了母亲已给他做好的饭菜后，倒头就睡，一直睡了一天一夜。等他醒来，母亲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再去网吧，她说："你要什么都可以，我求你不要去网吧，马上就要中考了，再这样玩下去，你恐怕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啊……"

　　大志漠然地望着窗外，对母亲的话充耳不闻。母亲"扑通"一下跪倒在他面前，要儿子答应不去网吧，她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从没亏待过你，今天你要答应妈妈，好好读书，不去网吧。"

　　大志冷冷地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母亲，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我不去就是了。"

　　虽然儿子答应不去网吧，老宋仍是放心不下，所以一再叮嘱妻子一定要看好儿子。

　　老宋走的那天正好是周末，儿子没上学，母亲将他带到店里让他帮忙照看一下生意。上午，他倒是很安分，到了下午就呆不住了，要母亲给他钱。母亲怕他去网吧不肯给他钱，儿子就闹起来，说不给钱就出走。

　　这一招把母亲吓着了，她给了10元钱。儿子拿着钱就走了，她追在身后问他去哪里，他说："你别管。"

　　傍晚，母亲回到家发现儿子还没回来，知道他又去了网吧，她想，只给了他10元钱，量他玩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于是她上到阁楼，准备将从店里带回的一部分现金锁进保险柜。

　　正准备从阁楼下来时，迎面碰上儿子。她发现儿子手上拿着一把菜刀，她惊问："大志，你要干什么？"

　　"我要钱！"

　　"你不能去网吧了，你答应过你爸爸的，我不能给你钱。"她话音刚落，儿子就挥刀朝她砍来，她本能地伸手去挡，手臂上重重挨了一刀，鲜血立即涌出来浸透了米色的羊毛衫。

　　"大志，你疯了，我是你妈妈呀！"

　　儿子不但没放下刀，反而又挥刀朝她砍来，她拼力抓住儿子拿刀的手，想将刀夺下来，扭打中，她脸上又挨了几刀，血流了一脸，她凄厉地喊着："大志啊，我是你妈妈呀，你难道要杀死你妈妈吗？"

　　"别 嗦，快拿钱来！"他吼道。

　　"你要多少？"她血人般地躺在阁楼的地板上，喘着粗气问。

　　"3000！"

　　"保险柜的钥匙在我裤兜里，你自己去拿。"

　　儿子从母亲裤兜里翻找出钥匙，但鼓捣了半天仍打不开保险柜。他对母亲说："我开不了，你来拿！"

　　母亲只好爬过去打开了保险柜，儿子将里面放的5000块钱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他扔下仍血流如注的母亲匆匆下了阁楼。他在楼下脱去血迹般般的外衣，换上了干净衣服。临走前，他冲着阁楼上的母亲说："别怪我心狠，谁叫你不给我钱。"

　　母亲知道儿子要逃，她艰难地爬到阁楼的楼梯边，对儿子嘱咐说："大志，外面天冷，把我给你买的新羽绒服带上，别冻着。"

　　儿子却将大门反锁上后，扬长而去。

　　估计儿子已经走远了，她才开始呼救。听到了呼救声，邻居赶过来将气息奄奄的她送进了医院，并报了案。

　　经检查，她身上挨了5刀，其中，头部、面部挨了3刀，手臂和腿上各一刀。有一刀砍在眼睑下深及颧骨。派出所干警很快就赶到了医院，问她谁是凶手，她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他们从她家里找到了她儿子的血衣，她才不得不承认凶手就是她儿子。

　　跟老宋一起做生意的亲戚给老宋打手机报信说："你老婆被人砍伤了！"

　　老宋大吃一惊，早上出门时她还好好的，怎么就被人砍伤了。他问是谁砍的，对方支支吾吾地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老宋货也不进了，连夜往家赶。一路上他设想了种种可能，遇到劫匪了？因生意上的事与人发生口角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砍伤妻子的竟是自己的儿子！

　　面对警察的询问，老宋羞愧难当地说："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这是报应，这是我们自己作的孽啊……"

　　大志刚满一岁时，他们夫妻俩作出了一个决定，为了让儿子将来过上好日子，他们决定离开家乡去沿海城市创业。他们将儿子托付给了孩子的爷爷奶奶。

　　大志是在爷爷奶奶的百般宠爱下长大的，真可谓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他们事事顺着他依着他。他已经四五岁了，出门仍不愿自己走路，无论去哪里都由爷爷背着；六七岁时，无论是洗脸洗脚还是穿衣服脱衣服，都由奶奶服侍。爷爷奶奶自己省吃俭用，可是给孙子买东西即使再贵眼都不眨一下，出手极大方。

　　大志7岁那年，父母回老家接他去城里上学。那时，夫妻俩已在城里站住了脚，有了自己的店铺。自从将儿子接来后，老宋的妻子基本上不管生意上的事，回家全心照料儿子。她送他上学，放学接他回家，一路上，书包总由她背着，从小学一直背到儿子进中学。

　　爷爷奶奶百依百顺的溺爱，已使大志养成了骄横的脾气，他说菜不好吃，会将满碗饭菜全泼在地上；他说洗澡水热了或凉了，会大骂母亲是个蠢猪。他抽屉里从没断过零食，一看见商店里有什么新玩具，就一定要买回家。

　　对于儿子的骄横，他们从来不责骂，而是一味地容忍。他们认为，儿子那么小时他们就离开了，所以总觉得自己欠儿子的，于是千方百计地满足他的各种要求。而他们的这种怂恿和溺爱愈发使大志的骄横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在迷恋上网吧之前，大志的学习成绩尚可，还担任过数学科代表，也正因为如此，老宋对儿子充满了希望，他希望儿子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然后出国留洋，并早早就在银行给儿子储备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留学资金。

　　可是没想到的是，儿子上初二后迷恋上了网吧，学习成绩急剧下降。开始，他们也好言好语地劝过他，甚至求过他，希望他迷途知返，但大志像中了毒瘾一样难以自拔。他们也尝试过不给他钱，使他没钱去网吧，可是不给他钱，他就用不上学不吃饭来威胁。每一次，败下阵来的总是他们。

　　在血案发生前不久，还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大志只上了一节课就逃课去了网吧，为了不让父母找到他，他去了一家离学校较远的网吧，等老宋夫妇千辛万苦地找到他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他们苦苦相劝，总算将他劝回了家。可是一回到家，儿子就跟他们摊牌说："要想让我不去网吧，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我对上学没兴趣，你们也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不如干脆将给我存的钱拿出来，让我痛痛快快玩一阵。"

　　老宋气得浑身哆嗦，他第一次咆哮如雷地对儿子拍了桌子，谁知儿子竟冲到厨房拧开了煤气开关，说："你们不让我去网吧，我们就一起死吧。"说着抓过火柴就要点火，被老宋拦腰紧紧抱住了。

　　经过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老宋既伤心又失望，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儿子会丧心病狂地对自己的母亲举起刀。老宋的头发一夜间花白了。

　　血案发生的第二天，派出所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了大志。他对砍伤母亲的事实供认不讳。

　　在录口供时，问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母亲，他说："她不给我钱。"

　　"不给钱就杀你母亲，你怎么下得了手！"

　　"我没想那么多，当时只想拿到钱。平时，只要找她要钱她都给我，可这一次她硬是不给，所以我就将她杀了，我没想让她死，只想砍伤她，她受伤了，就不会到网吧来找我了。"

　　父母平时对我向来百依百顺，我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我口袋里从不缺钱花。小时候，我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有几百元一件的，也有几十元一件的，玩腻了我就扔到一边或拆个稀巴烂，他们从不指责我，反而会低声下气地问我："儿子，你还要啥？"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有个同学带来了一部玩具手机，听说是他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的。那时候手机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有手机的人并不多。所以那部可以假乱真的手机一下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下课后，大家一窝蜂地拥上去，人人都想拿在手里装模作样地过过瘾。我冲在最前面，想第一个抢到手机，谁知，那同学推了我一把，然后将手机藏进了怀里。

　　我当时很恼怒，正想挥拳教训教训他，可这时老师走过来了，我只好愤愤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破玩具手机吗，明天我拿一个真的来给你瞧瞧。"

　　那天中午一放学，我就赶紧跑回家，我对母亲说要一部真手机。她吃惊地说："哪有小孩子用手机？再说也太贵了。"

　　"不嘛不嘛，我偏要，今天就买，明天我要将它带到学校去。"

　　见她仍在迟疑，我威胁她说，如果不给我买，我就不吃饭，一天不给我买，我就一天不吃饭。我知道这一招最管用。

　　果然，母亲马上满口答应说："好好好，我的小祖宗，我这就去给你买。"

　　第二天上学，我带上了母亲花了3000多元给我买的新手机，我炫耀地将它挂在胸前，它不但让我出了口恶气，还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挣足了面子。从那以后，班上同学送我一个绰号：大哥大。

　　过去，只要我提出要求，每一次他们都会满足我，可自从我开始去网吧后，他们就变得很抠门，即使给我钱，一次也只给十块八块的，根本就不够花。我想弄到很多钱，我知道保险柜里有钱，但是我没有钥匙，也不知道密码。我要是不杀她，她不会给我钥匙，更不会告诉我密码……

　　我知道他们对我寄托很大希望，可是我在教室就是坐不住，老想着去网吧上网。我父亲本来答应了给我买台电脑，可是一直不兑现，说怕我玩电脑没心思学习。这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宋大志被抓起来后，老宋又为"解救"儿子四处奔走，他说："只要不送他去少管所，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过分的溺爱，是一种慢性毒药，它会一点点地侵蚀孩子的灵魂，最后，破碎的是父母的希望。过分的溺爱，是一杯自斟自饮的苦酒，它带来的只会是痛悔和失望。

　　爱，能成就一个人。

　　溺爱，会葬送一个人。

二、王琼疯了

　　已经3个月了，王琼仍没有一点好的迹象，她呆呆地坐在床上，有时嘴里会念念有词，但那是一串含糊的发音，没有人能听得懂。有时她会用笔在纸上反反复复地写着一个字：大或小，人或手，字迹歪斜幼稚。

　　可是这个看起来神情呆滞，智力低下的女孩，几年前却是该市高考的英语状元，她的彩色照片曾挂在母校的橱窗里，她一直被母校引以为骄傲。大学四年里，她因成绩优秀，两次获得一等奖学金，并被免试保送上研究生。

　　天质聪颖、学业如此优秀的王琼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王琼的变化其实从大四下学期就开始了。她记忆力下降，常常发呆，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哭泣，有时又会很亢奋地重复叙说一件事情。开始，她的父母并没在意，她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在意。

　　到了下学期，她的同学有的忙着考研，有的忙着找工作，王琼因已进入保送上研究生的名单，没有考研的压力，也没有四处奔波找工作的烦忧。她本该快快乐乐度过这段没有压力的轻松时光，没想到她却变得一天比一天忧郁，一天比一天落落寡欢，后来竟发展到整天不言不语，不知道按时上课，不知道按点吃饭，同学喊她去听课，她木然地跟在她们后面走进教室，老师讲课的时候，她既不看书也不作笔记，神情恍惚得像一个梦游者。到了吃饭时间，她不知道去食堂吃饭，只有在同学的提醒下，她才会跟着她们一块去。她从不在食堂吃饭，买了饭菜就慌不择路地跑回寝室，好像身后有人追赶似的。回到寝室，她要么呆坐在凳子上，要么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躺在床上。而在这之前，王琼却是以学习刻苦出名的，她从不浪费一分一秒。

　　寝室的同学将王琼的反常表现报告给了老师，老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马上跟她父母取得了联系。当王琼的父母赶到学校时，他们惊呆了，只见女儿神情呆滞地望着天花板，喊她的名字，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老师告诉她，爸爸妈妈看她来了，她也没有反应，她已经认不出自己的父母了。母亲悲痛欲绝地扑上去紧紧抱住女儿哭着问："小琼，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会这样啊？……"

　　王琼木然地看着泪流满面的母亲，像看一个和自己不相干的人。父亲老泪纵横地说："小琼，我们回家吧，等你病好了，再来上学。"

　　听到说上学，王琼的眼睛里立即充满了恐惧，她一边用双手紧紧抱住身子，一边连连摇着头说："不，不，不上学，不上学了……"

　　"好，好，不上学了，咱们不上学了，咱们回家。"父亲一边安慰着，一边扶着她走出寝室。

　　王琼精神失常后，有人认为是学习压力太大造成的，也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因为感情问题。但她的同学否认了后一种猜测，她们说王琼的生活里只有学习，她每天的生活几乎是三点一线，这就是寝室、教室、图书馆。不要说谈男朋友，就是班上的男同学，她也很少接触，因为她母亲早已跟她约法三章，上大学期间不能谈恋爱，不能出去旅游，不能干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要将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

　　如果不是那本日记，王琼精神失常的原因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

　　那本日记是王琼的父亲在女儿寝室里发现的。王琼被送进医院的第二天，她父亲来学校帮她办理休学证明，后来又去女儿的寝室清理她的书本和生活用品，在拆枕套时，发现一个黑色封皮、纸张已有些发黄的本子从枕头里掉出来。本子藏在枕芯和枕套之间，如果不是拆枕套，他很难发现。

　　他翻开本子，发现是女儿写的日记，心里先是吃了一惊，因为他从未见过这个本子，更不知道女儿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女儿将日记本如此精心地藏在枕头里，一定是害怕被父母发现。

　　阅读着女儿的日记，每一字每一句都像一记记重锤敲在他的心上，他震惊，懊悔，他发现，他和妻子的爱不但没让女儿感到幸福，反而成了她痛苦的根源，成了她精神的牢笼。在日记里，他能看到女儿的精神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他能看到在精神毁灭之前，女儿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挣扎。

　　虽然这一切是那么地让他和妻子痛心和懊悔，但这毕竟是他和家人的隐私，是一杯自酿的却又不得不饮下的苦酒，但是为了救女儿，为了使医生能对症下药，经过再三考虑，他和妻子将这本日记交给了女儿的医生。

　　医生在看了这本日记后，对他们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爱子女是每一个父母的天性，但不同的爱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你们来说，这个结果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潜伏在那里，只是你们一直不知道而已。"

　　王琼的父母当年都是下乡知青，直到1976年才先后返城。因为没学历，她父亲在一所中学做了10年代课教师，直到后来参加自学考试拿到本科文凭才转为正式教师。王琼的母亲在一家国企做出纳，因企业不景气，不到45岁厂里就让她办了内退。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他们在王琼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全部希望。

　　从王琼的日记里不难看出这一点。

　　在最早的一篇日记里，她这样写着：

　　从小学一直到现在上高中，我从没心情轻松快快乐乐地玩过，过家家，跳房子，跳橡皮筋，这些小姑娘们常爱玩的游戏我从没玩过。在我的记忆里，我只去过一次动物园，那还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后来，父母以要学习为由，再没带我出去玩过。小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些能自由自在玩耍的小朋友，可是母亲教育我说，那些不爱读书的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只能干扫马路、扫厕所、出力气的粗活。她说，你要想不干那种粗活，坐在干干净净的办公室里，你就得好好读书。

　　那时候， 我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好好读书，将来有一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

　　然而父母的理想其实要比我的理想远大得多，他们希望我将来考上重点大学，然后出国留学，怎么样也得拿到博士学位。为了这个理想，从上小学一直到现在，我无时无刻不在他们严厉的监督下。他们给我制定了每天的作息时间表，早晨，我必须5点半起床，起床后学习一个小时，上小学时是背语文课文，上中学后是背英语单词；中午，我只有20分钟午休，吃完饭躺一会儿就得起来学习；晚上，要学习到11点半钟才能睡觉。生活每天都如此反复。他们还给我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不准留长发(他们认为梳起来麻烦，耽误学习时间)；不准看电视；不能与同学出去玩；晚上洗脸洗脚的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房间里不能贴歌星、明星的照片等等。

　　也许从小到大都被这样严厉地要求着、监督着，它慢慢成了我的习惯。从小到大，我从没留过长发，我的头发总是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一样。我从不和同学出去玩，除了我的同桌周娴，我几乎没有朋友。我从不看电视，自从我上了初中，家里的电视机就从没开过，为了我，父母已多年不看电视。每天晚上，我最多只用10分钟就洗漱完毕，不用父母催促就自觉地又坐到书桌前。至于我小房间的墙上，除了父亲手书的一幅字，什么都没有。那幅字就挂在我书桌的上方，写的是：业精于勤，荒于嬉。

　　我没有让父母失望，我一直是学习上的佼佼者。可是13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开始感受到了这种严厉管束下的痛苦。

　　那年，我考上了市里一所重点中学，因为离家远，我只能在校住读。可是母亲对我不放心，她担心我离开了他们的监督会放任自流管不住自己，她更担心我受别人的影响变坏了，所以，她几乎每天都不辞辛苦地赶换几路公共汽车到学校来对我进行"突查"，看我是否在认真听讲，是否在用功学习，会不会贪玩。她有时候中午来，有时候晚上来，经常像幽灵一样冷不丁就出现在我面前。

　　一天晚上，学习到10点多钟，我感到很累很疲惫，便想一边看书，一边戴上耳机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我取出随身听里的英语磁带，放进了邓丽君的磁带。

　　那时候，我很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她嗓音甜美，歌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的忧伤。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家里听她的歌，更不敢买她的磁带。母亲禁止我做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我的全部生活内容只有学习。

　　那天，我路过学校旁边的音像商店，忍不住走了进去，买了一盘渴望已久的邓丽君的磁带。怕被母亲突查时发现，我将它藏在褥子下面。我怎么也没想到，深夜10点多钟了，母亲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当我发现她时，已经来不及藏匿那盘磁带了。她也许从我惊慌的表情里发现了什么，冲上来就拔下我的耳机，并从随身听里搜出了磁带。人赃俱获后，她拿着那个"物证"，大声地呵斥我、辱骂我。很快就有不少其他寝室的同学闻声前来围观，母亲越骂越起劲，寝室的同学个个吓得屏声静气。那时候，羞得无地自容的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最过分的是，母亲临走时还将寝室其他同学的磁带也都搜走了，并交给了老师，理由是怕我听她们的磁带。

　　母亲走后，寝室的同学个个义愤填膺，并将怨气发泄在我身上。从那以后，她们都不大愿意理我。

　　听王琼的同学讲，她的歌唱得很好，有一次，班上搞联欢，王琼上去唱了一首歌，举座皆惊，他们没想到，一天到晚趴在书桌前的王琼有一副这么好的嗓子。

　　王琼的高中同学听说她精神失常了，一点也没感到意外。说王琼迟早会有这一天。平时，一个小小的单元测验偶尔没考好，王琼的父亲就会大发雷霆，母亲就会没完没了地教训和奚落。有一次，王琼背着父母参加了一次同学的生日聚会，她父母闻讯后，双双赶到那个同学的家，当着大家的面，一面痛哭流涕地教训女儿，一面警告在场的同学，让大家以后不要再找王琼玩，说他们的女儿将来是有大出息的。从那以后，班上同学再不敢邀请王琼参加聚会了。就连学校组织的春游、运动会，她父母也不让她参加。班上同学出去春游时，王琼就在家里学习。不让她参加运动会的理由是，怕她摔伤了影响学习。

　　考大学时，凭王琼的高考成绩，她既能选择北大也能选择清华，可是父母执意要她报考本地一所重点大学，他们担心王琼去了外地离开了父母的监视和管束，会贪玩、谈恋爱。尽管王琼一千个不愿意，最后也只得服从。

　　背负着父母的希望，王琼一直吃力地往前走着，她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王琼在她的日记里断断续续记录了她的学习生活：

　　今天早晨，我在路灯下背英语时，碰见了出来晨练的刘老师，他关心地走到我面前说："不要在路灯下看书，光线太暗了，当心搞坏了自己的眼睛和身体。"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鼻子一阵阵发酸，因为这样关心体贴的话语我从未从父母那里听到过。他们给我的永远是训诫，永远是高高扬起的鞭子。

　　到了大学，父母对我的监督丝毫没有放松，母亲仍是像往常那样，时不时会到学校来跟踪我，如果看到有男同学跟我走在一起，她会当众拦住我，对我严加斥责，搞得班上的男同学谁也不敢跟我说话。就连与我关系稍微近一点的女同学，她也要像查户口似地千方百计打听对方的家庭背景，学习成绩，在学校的表现，她的理由是"近墨者黑"。

　　有天晚上，我与一位女同学从图书馆出来，回宿舍的路上，我们发现有一个男人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因为已是深夜，校园里行人稀少，我和女同学以为碰上了流氓，害怕得要命，拼命奔跑起来，跟在我们后面的那个人，也快步紧追上来，快跑到宿舍楼下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紧跟在我们后面的那个人是我父亲。回到宿舍，吓得魂不附体的同学一个劲地埋怨我，说："你父亲怎么像看贼一样看着你。"我无地自容。

　　王琼的老师评价她是系里学习最刻苦，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他每天5点钟晨练时，总能看见王琼在路灯下看书背单词，有时下雨了，她就穿着雨衣雨靴站在路灯下学习。他说他从没见过如此刻苦的学生。有一次考逻辑学，她考了86分，这个成绩在班上已经是最好的了。可是拿到成绩后王琼当时就哭了，说如果拿这个成绩回家一定会挨父母的骂，请求老师允许她再考一次。

　　在发病前的一篇日记里，王琼这样写着："学习就像一座永远搬不完的大山压在我头上，一天到晚跟我作伴的只有书，我没有朋友，没有业余生活，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也许只有死了才能解脱这一切……"

　　王琼没有死，她疯了。疯了的王琼已不知道什么叫痛苦，她常常"玩"着只有小孩子才玩的游戏，她跟自己过家家，她在病房里"跳"橡皮筋。

　　女儿精神失常后，王琼的父母一下苍老了，背也佝偻了。她母亲哭着告诉医生，这些年来，为了女儿的学习，她和丈夫省吃俭用，两人已有好几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家里值点钱的东西只有一台18寸旧彩电，可是怎么也没想到为女儿付出了那么多，最后收获的竟是这样的结果。

　　她说："我好后悔呀，现在我只想女儿尽快好起来，能自食其力，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琼是不幸的，她的父母也是不幸的，然而这种不幸的悲剧仍然还在一些家庭上演。

　　一项针对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孩子认为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父母。一位母亲这样给儿子安排周末——周六上午：英语；下午：绘画。周日上午：数学辅导；下午：声乐。儿子不堪重负，对母亲说："妈，你要是生四个儿子就好了。"

　　一位考上高中的中学生，当父母向他表示祝贺时，他苦着脸说："你们还是祝我下地狱吧。"

　　一位11岁的小男孩要求父母带他去北京做亲子鉴定，他怀疑父母不是自己的亲爸亲妈，因为他们对他管得特别严，不让他上同学家玩，不让他上街，长这么大只去过一次公园，每天睁眼闭眼都是学习，请了家教还不算，假期和双休日还要天天去上辅导班，最多时一天要赶着上四个辅导班，天黑了才回家。他说："如果他们是我的亲爸亲妈，咋会这么狠心，成天逼我学习？"

　　父母的爱本是无私的、天使般的爱，可是在"望子成龙"的愿望下，这种爱被扭曲了，慈爱的眼神没有了，代之以无处不在的监视的眼神。温柔的口吻没有了，动辄就是辱骂、嘲讽和体罚。而发生了这种变化的父母并没有感觉到这有什么不对，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孩子的深爱——希望孩子考高分、进名校，将来过上令人羡慕的好日子。可是这些所谓的成功，只是家长心目中的成功而已，它并不是孩子期盼抵达的彼岸。

　　而且，这些孩子的父母也许不知道，当他们按照自己的美好愿望要求着、安排着、规定着孩子的一生时，当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和期望一古脑儿强加给孩子时，那个被称作悲剧的魔鬼其实已经悄悄尾随在身后，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因为悲剧总是在要落幕时，才显现出它的残酷和无情。而真到了落幕的时候，一切大错都已铸成，不该发生的悲剧已经发生，迟到的悔恨已无法挽回悲剧性的命运。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对大多数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孩子的毁灭就是一个家庭的毁灭，他们几乎没有第二次机会来改正错误、弥补过失。一旦悲剧发生，等待他们的只会是绵绵无期的痛苦和悔恨。

三、残缺的手掌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知了在窗外的树上扯着嗓子叫着，远处的工地传来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老覃关上卧室的门将电视机拧到最小的音量在看足球赛，妻子在厨房里洗晚饭后的锅碗瓢盏。儿子覃天该像往常那样开始练琴了。

　　可是，老覃一直没听到儿子的琴声，正纳闷着，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惨叫，好像是妻子的声音。老覃拉开房门冲出去，立即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儿子面色苍白地坐在地上，右手握着一把刀，刀口上血迹斑斑，左手手掌血肉模糊，正嘀嗒嘀嗒地流着血，妻子瘫倒在厨房门口。老覃一边扑上去夺下儿子手里的刀，一边带着哭声问他："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儿子冷冷地回答说："手残废了，你们就不会要我弹琴了。"

　　老覃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儿子竟用这种自残的方式拒绝练琴。

　　他将儿子火速送进医院。经医生检查，覃天的手掌和手背共有两处刀伤，最重的一刀在手掌，几乎深及掌骨，食指也被削掉了一块，手背上的一刀虽然不深，却已伤及神经。医生遗憾地告诉老覃，根据伤情，覃天要想完全恢复手的功能恐怕不大可能，会留下一定的后遗症，也许手指不能伸直，也许拳头不能握紧。

　　听完医生的诊断，覃天的母亲呼天抢地嚎啕不已。这么多年的心血，这么多年的希望就这么一下给全毁了！望着悲痛欲绝的妻子，看看因失血过多脸色苍白的儿子，老覃欲哭无泪。

　　覃天左手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了，但是由于伤及了神经，他的手指不能伸屈自如，特别是食指，几乎不能弯曲。自残后，覃天再也没有弹过钢琴。他的钢琴老师为他深深惋惜，他的父母为他痛心疾首，而他自己感到的却是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解脱。

　　三年后，当记者采访覃天时，已经18岁的他谈起那个自残的夜晚显得很平静。他说自残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在这之前他曾多次反抗过，可是每一次都被父亲打回到钢琴前。有一次，因为他拒不练琴，母亲又哭又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

　　他说："再这样忍受下去，我不会疯也会自杀，因为练琴对我来说已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坐在琴凳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只有手残了，他们才会不再对我抱有希望，才会对我真正绝望。"

　　当一个人用自残的方式来逃避痛苦，那种痛苦也许确实是无法忍受的，起码它超过了肉体的痛苦，不然，一个正处在花季的少年怎么会举刀砍向自己！

　　从覃天的自述里，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曾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我父母都是工人，吹拉弹唱一样不会，可是他们却希望我成为钢琴大师。

　　听说这是因为我一生下来就对音乐特别敏感，特别有兴趣。据母亲讲，我生下来的那天，护士将我抱到她身边时，我眼睛一直没睁开，这时，忽然窗外传来了一阵丁丁冬冬的音乐声，我眼睛一下就睁开了，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地左顾右盼着。

　　她还说，我又哭又闹的时候，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安静下来，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有时还会随着音乐兴奋地"咿咿呀呀"着。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有一点夸张，因为几乎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

　　听说后来有一位懂音乐的亲戚来家里串门儿，母亲跟她讲起了我对音乐的敏感，她饶有兴趣地看了看我的手，发现我的手指细细的长长的，她对我母亲说："你儿子的这双手，天生就是一双弹钢琴的手。"

　　也许那位亲戚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我的父母却信以为真。从那以后，他们一直认为我有音乐天赋，认为覃家一定会出一位钢琴大师。

　　是不是有音乐天赋我不知道，但那时我对音乐确实很着迷。我们家那时还买不起音响，只有一台双卡录音机，母亲买回一些儿歌磁带和一些音乐磁带，经常放给我听。不久，那些儿歌我几乎都会唱了。母亲买的音乐磁带大都是名曲，有中国名曲《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梅花三弄》、《阳春白雪》、《高山流水》等，世界名曲有《舒伯特小夜曲》、《孤独的鸽子》、《快乐农夫》、《春之声》、《摇篮曲》、《圣母颂》等。虽然我并不能理解这些音乐，但它或舒缓缠绵或激越明快的节奏却拨动着我的心弦，它传递给我的是一种愉悦和快乐。

　　我3岁生日时，父亲给我买了一个玩具琴，可以弹简单的音乐。开始，我玩得很起劲，见手指按下一个个键，就能发出多、来、咪、发、梭、啦、西、多的声音，我很兴奋。可是玩了几天我就不想玩了，弹来弹去只有几个音，我觉得没意思。

　　一天，父亲将我抱在怀里对我说，他要攒钱给我买一架真正的钢琴。那时我还不知道钢琴为何物，只知道那一定是一架真的琴，而不是玩具琴。

　　两年后，我5岁时，父亲真的买回了一架大钢琴。那架钢琴的琴身是黑色的，光亮得像一面镜子，摆在陈旧、逼仄的客厅里，高贵得像个王子。父亲兴奋地告诉我，这架钢琴是专门给我买的，他们要请老师教我弹钢琴。站在那个庞然大物面前，我又好奇又兴奋，我迫不及待地按下一个个黑白键，一阵悦耳的声音马上从我手指间流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架钢琴几乎花去了父母所有的积蓄。

　　可那个时候，沉浸在喜悦和兴奋中的我，并不知道这个庞然大物会给我带来什么，更不知道它会夺走我的快乐，夺走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将要给我带来永远也服不完的苦役。

　　几天后，母亲将我带到一位姓段的老师家里，让我跟他学琴。段老师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只有快接近后脑勺的地方有几缕稀疏的头发，母亲告诉我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

　　段老师不苟言笑，很严厉，第一天上课我的手就挨了打。挨打的原因是我总不能纠正我错误的手型。段老师教我学琴时，母亲一直守在旁边认真地听着、看着，并做着笔记。在这之前，她只略识简谱，不懂五线谱，更不懂什么G调、F调。可是为了回家后能按老师的要求督促我练琴，她认真地记下老师的每一点提示。

　　从那以后，我每周去老师家上两次课，每次上一个小时。除了上课，我每天必须练8个小时琴，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我很快就腻烦了这种单调枯燥的学习，可是每次练琴母亲都守在我身边，如果我有懈怠，她手上的棍子就会毫不留情地落下来。

　　上学后，我每天早晨必须6点钟起床练一个小时琴，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我必须放下书包就开始做作业，做完作业才能吃晚饭，吃完晚饭已经是7点多钟了，我不能休息，更不能看电视，马上得开始练琴，练完3个小时我才能上床睡觉。

　　每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我不能跟同学出去玩，不能看动画片，更不能去游戏机室玩游戏，我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学琴、练琴。父母给我制定了一个个考级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母亲成了"魔鬼教练"，除了上班，她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陪我学琴练琴上，她的眼睛无时无刻不监视着我，连我上厕所的时间她都掐分掐秒地算，如果在里面呆得时间长了点，她就会走过来"咚咚"地敲门，一个劲地催促。当我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而消极怠工时，她要么训斥，要么用棍子教训我。有时打过之后她会声泪俱下地告诉我，她这样做都是为了我。她和父亲坚信，钢琴大师是用棍子打出来的。

　　我开始痛恨弹钢琴。而最初的痛恨，来自11岁那年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那天晚上，是我到老师家上钢琴课的时间，可是到了傍晚，外面突然雷声大作，闪电像一条条张牙舞爪的巨蟒东奔西窜，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心里暗暗高兴，这么坏的天气一定不用去学琴了。可没想到刚吃完饭，母亲就催我穿雨衣、雨靴。我说："下这么大的雨还去呀？"

　　母亲一边匆匆穿雨衣一边说："怎么能不去！下刀子也得去。"

　　我穿着雨衣极不情愿地跟在母亲身后，又粗又密的雨柱将我打得踉踉跄跄，雨水顺着雨衣帽檐流下来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样苦苦练琴是为了什么，虽然母亲曾一千遍一万遍地告诉过我，只有勤学苦练才能当钢琴大师，可是当钢琴大师是他们的理想，不是我的理想。如果当钢琴大师必须付出一生的快乐，必须像苦行僧一样一辈子忍受寂寞和孤独，我宁愿不当。

　　到了老师家，还没来得及擦干脸上的雨水，母亲就催着我上琴凳，她怕耽误了学琴时间，因为老师的辅导费是按课时给的，每个课时100元。

　　老师让我复习上节课的曲目。我弹得很糟糕，不但有几个音弹错了，而且节奏也不对，老师皱着眉头训斥我说："你是怎么搞的，怎么越弹越差？"然后又对我母亲说："这孩子越来越没灵气了，我看他学得再好也只能当个演奏匠，当不了大师，他根本就不喜欢弹钢琴。"

　　母亲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她是死也不会承认她的儿子没有灵气，死也不会相信她的儿子成不了钢琴大师。

　　从老师家出来，雨仍在哗哗下个不停。一路上，母亲阴沉着脸不停地数落着我，说我弹得不好是因为贪玩，功夫下得不够，还说往后每天晚上要再加练一个小时。天哪，我当时听了简直要晕过去了。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雨中，心里充满了对钢琴的痛恨。其实到这一年，我已经学了6年钢琴，我不但没有爱上它，而且连最初的快乐也没有了。我已经变成了钢琴的奴隶，它统治着我，控制着我，它占据了我吃饭、上学、睡觉之外的全部时光。我能不恨它吗！

　　回到家，已筋疲力尽的我，多么想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一觉啊，可是刚换下湿淋淋的衣服，母亲就过来催促我练琴。

　　我无可奈何地坐在琴凳上。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我心里充满了对钢琴的憎恨，恨不得一刀劈了它。

　　老师对我的那番分析并没有让父母死心，他们仍固执地认为，弹不好是因为我没努力，只要努力了，我就能弹好。于是，他们将我晚上练琴的时间从3个小时增加到了4个小时。他们怎么也不愿相信，我不努力是因为我不喜欢弹钢琴，是因为我痛恨弹钢琴，一个对钢琴充满痛恨的人怎么会有弹奏的热情和激情！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反抗过，我拒绝学琴，拒绝练琴。可是每一次反抗都以失败告终，我不是屈服于父亲的棍棒而是屈服于母亲的眼泪。有一次，我三天没练琴，母亲就绝食了三天，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父亲给我扔下一句话："她要是死了，你就是罪人。"我还能怎么办呢，只有屈服。

　　上初中后，学习越来越紧张，可是父母要求我学习和练琴一样都不能耽误，琴要弹得好，学习成绩也一定要好，于是我的休息时间一再地被压缩，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由于缺少睡眠，我经常在上课时睡着了。而让我更不能忍受的是，除了练琴，父母不让我接触其他领域的东西，比如电脑，他们不但禁止我去网吧，也不让我到同学家玩电脑，我不会上网，更不知道QQ。

　　我比以前更加痛恨弹钢琴，因为痛恨弹钢琴，我痛恨上了音乐。因为痛恨音乐，我的耳朵拒绝接受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东西，除了非弹不可的钢琴，我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没有音符、没有节奏的世界里。这时候，我想到了自残，只有手残废了，我才能真正摆脱这一切，获得自由。

　　我手残后，母亲经常坐在那架钢琴前发呆、流泪。终于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人将钢琴搬走了，听说是卖给了一户人家，那家有一个准备学琴的4岁的小女孩。

　　我不知道覃天的父母是如何承受这一打击的，我不知道当梦想破灭，并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他们是不是有所醒悟和反省。

　　当孩子有着某一方面的兴趣和爱好时，是揠苗助长，还是因势利导？覃天也许真有成为钢琴大师的潜质，可是在棍棒和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训练下，这种潜质一点点地萎缩了、毁灭了，最后竟成为一个不但拒绝钢琴，也拒绝音乐的人。这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有人说，今天的孩子是最累的孩子，他们背负着父母的全部希望，他们承受着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的孩子更多、更重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

　　也有人说，今天的父母是最操心的父母，当孩子还牙牙学语时，他们就开始规划孩子的一生，并为这个规划负起无限的责任。这让笔者想起一位美国母亲。

　　那位美国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务农，另一个就是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杜鲁门总统。当年，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新闻记者纷纷前往他的家乡采访，有记者问他母亲说："您有这样一个儿子，一定感到十分骄傲。"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也同样让我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

　　如果我们的父母也能以这种欣赏的、骄傲的眼光看自己的孩子，也能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成功与失败、平凡与伟大，那么孩子们就会活得轻松，活得快乐。

四、温情的专制

　　2001年3月1日凌晨，一位浑身是血、已处深度昏迷的中年妇女被紧急送往上海市某中心医院。经医生检查，她胸部有4处刀伤，其中一个伤口距离心包只有一厘米左右。

　　护送她到医院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男的叫晓京，17岁；女的叫小雨，18岁。小雨自称是伤者的女儿，说晓京是她的男朋友。

　　她是如何受伤的？凶手是谁？因刀伤属非正常伤，医院按规定报了警。区公安分局刑警迅速赶到医院。见到刑警，小雨告诉他，伤者是她的母亲，她就是凶手。

　　为了查明真相，刑警将两个年轻人带回了警署。经讯问，警方了解到，这起凶杀案是他们两人共同进行的，警方立即拘捕了这两个年轻人。

　　事发当晚，小雨的父亲老郑正在单位值班，对家里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当警方给他打电话告知这一切时，他如雷轰顶。他跌跌撞撞地赶到医院，看到了像血人一样的妻子。

　　老郑怎么也不敢相信刺杀妻子的凶手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小雨，他悲痛欲绝地问在场的人："到底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母亲爱她、关心她，有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每天都保证她一个苹果，昨天中午，她妈还跑着出去给她买两个肉包子让她吃了上班，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小雨用来刺杀母亲的凶器，正是母亲每天给她削苹果用的那把水果刀。

　　在拘留所，小雨这样陈述自己的犯罪原因和动机："在家里，我没有做人的感觉，像一只小猫、一只小狗被关在家里，一天给三顿饭而已……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事事要依从他们，事事都需要他们安排，没有他们的安排我就一无是处……的确你们是生了我，养了我，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个就一定要处处服从你们，就好像一生一世欠着你们，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能为了你们把我的一切都葬送掉。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一种障碍，不除掉障碍，我永远没有自由，永远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为了弄清小雨刺杀母亲的真实动机，法官特地带小雨找心理专家进行心理咨询，在心理专家的引导下，小雨渐渐地打开了心扉，谈出了多年压抑在心头的苦恼。一个家庭的悲欢往事，就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点点浮现出来。

　　我的父亲是上海人，1968年初中毕业后去内蒙古插队，年过三十才与当地一位高中毕业的姑娘结婚，1982年生下了我。16岁就离开了上海的爸爸，在内蒙古一呆就是30年，直到1998年才携妻女迁回上海。

　　老夫妻俩都是历经生活磨难的人，他们希望自己的独生女儿比自己幸福，希望我将来过得比他们好。他们每年都要给我拍许多照片，将幸福的时光一点点地珍藏起来。他们自己省吃俭用，生活上却从不让我受一点点的委屈，我要什么，只要提得合理，他们宁愿自己勒紧腰带也要给我买回来。

　　每天早晨，母亲总是将早饭和牛奶都给我准备好了才赶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总是亲自给我削好苹果，一直要看到我吃下去才放心。后来我也上班了，母亲又担心路上不安全，每天坚持接送我上下班。

　　她对我物质上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几乎什么事情都是她安排好的，我根本没有操心的必要。

　　我不能说她不爱我，可是她的爱让我心里发慌。我不愿做一个永远被她看守的，没有自我、没有自由的囚徒。在他们身边我从小就感到非常的压抑，母亲不喜欢我交朋友，连孩子之间的正常交往也是不允许的，不只是男孩子，女孩子也不行，她更喜欢我呆在家里。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朋友。

　　有一次，父母一起外出办事，说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我心里暗暗地高兴。等他们一走，我就给几个同学去电话，约她们来家里玩。这是我第一次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我兴奋极了，将玩具，还有小人书都抱出来与大家分享。没料到，我们说说笑笑正玩得高兴时，母亲突然回来了，她铁青着脸站在门口，用冷冷的眼光扫视着我们，然后指着我的同学凶巴巴地吼道："你们统统都给我滚出去。"

　　同学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地都跑了。我感到自己很没面子，我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他们走后，母亲大声地斥骂我，并严厉地警告我，以后不准再将同学往家里带，并要我作出保证。骂过了训过了后，她又告诉我说："你现在还小，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社会上的人不可能像你父母一样所有的事都是为你好，离别人远远的，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受伤害。"

　　第二天，被母亲轰出家门的同学见了我说："你母亲好厉害好可怕。"同学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我第一次为母亲羞愧。

　　发生了这件事后，母亲对我很不放心，她开始亲自接送我上学，她不允许我跟同学交往，每天放学铃一响，她就带我回家。回到家，我不能出去玩，只能看书学习。如果他们要外出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她就会用一把铁锁将我锁在家里。我只好趴在窗前看在外面玩耍的小朋友，看他们溜旱冰，玩游戏，追逐嬉闹。

　　有时，我实在憋不住想出去走走，母亲坚决不让我出去，似乎我一出去就会被人掳走似的。如果我说想出去买点东西，她会说，需要什么我给你买回来。除了上学，我几乎一步也不能离开家。

　　这样的日子就像坐牢一样难受，我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有的只是孤独与寂寞。

　　而母亲却认为她这样做全是为我好，她说她是担心我没有识别能力误入歧途毁了一辈子的幸福。

　　有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对母亲说："你这样把我关在家里，哪怕把大门锁起来，但是如果我要改变或者我要学坏的话，你这把锁又有什么用？"我是想告诉她，将我囚禁起来、看管起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多孩子都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玩耍，也不见得都学坏了。可是母亲听了勃然大怒，她认为我是想气她，是想和她对着干，她暴跳如雷地辱骂我，指责我。我的自尊在她的辱骂声中轰然倒塌。从那以后，我总是心情抑郁，感到非常沮丧，我曾几次试图以自杀来摆脱这一切。

　　在家里，性格内向的母亲是一家人的主心骨，她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她要求我每一次都要考得最好，常常，我会因为只考了第二、第三名而受到母亲的责骂。这使我觉得，即使我做得再好，也很难使母亲满意。从小到大，她从没夸奖过我，连一个赞赏的眼神也没有过。渐渐地，我对她产生了畏惧心理，心里对她怕得要命，从小就是这样，我不敢对她说话，更别说顶嘴了。在她面前，我只有听话，只有服从。

　　第一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是上小学三年级。那时，我在班上算是成绩好的学生，但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拿到第一名。那次是期末考试，我只考了第三名，担心回家受罚，我不敢将成绩单拿回家。在学校挨了半天，也没想出个逃脱惩罚的好办法。最后我只好将成绩改了，将第三名改成了第一名。

　　可是，拿着被涂改的成绩单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充满了恐惧，离家越近，我心里越害怕，我担心被母亲察觉了，那样我将会受到更大、更重的惩罚。思前想后，我觉得似乎已没路可走了，于是我一头扎进了路边的一个水塘。

　　没想到水塘的水不深，我没有淹死，呛了几口水后，我浑身湿漉漉地爬上了岸。衣服湿了，我不敢回家，我一边坐在水塘边等着衣服晾干，一边哭着，我不知道回去以后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等衣服干了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母亲追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没敢说出实情。侥幸的是，母亲没有察觉到我涂改了成绩单，也许是看我考了第一名吧，她竟没再追问下去。

　　对母亲，我时常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我好像面对的只是一个长辈，一个我所要尊重的人，但并不是我可以倾诉、可以依赖的亲人。我很羡慕那些能趴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很羡慕那些搂着母亲的脖子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的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爱不爱我，我很迷惑，说她不爱我，可她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生活上的事，她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要说她爱我，她对我的态度总是冷冷淡淡的，对我的要求近乎苛刻，她从不跟我聊天，从不问我在想什么，也从不问我想做什么。在她面前，我经常很自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一无是处。

　　父亲是个性格较外向的人，小的时候，我更愿意跟他亲近。那时候，父亲把我视为他最大的骄傲，他喜欢将我带到单位同事或亲友面前炫耀，而我，喜欢这种被人重视，被人肯定的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越来越失望，我发现他真的很无能，他对我母亲言听计从，我跟他说的一些话，他都会告诉我母亲，因此弄出许多是非。渐渐地，我对他也彻底关闭了心灵，很少跟他讲心里话了。

　　我在家里更加沉默寡言，读书、写作成了我最大的爱好。我看的书五花八门，什么书都看，文学、历史、军事、科学什么的，全都看。书打开了我的眼界，可以这样说，我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超过了许多同龄人。可是父母却看不到我的成长，在他们眼里，我仍然是一个什么都不懂，事事须听他们，事事都需要他们安排的低能儿。可是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早已把父母踩在了脚底下，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还有知识和能力已远远超过了他们。

　　这种内心的不平我无处诉说，而真实的我又不被父母了解和认识，我越来越感到压抑，心理上也越来越不平衡。这种精神状态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学习，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初中毕业时，我没能考上高中。那时，我们全家从内蒙古迁到上海快一年了。

　　虽然父母为我没能考上高中痛心疾首，伤心不已，但是已成舟，他们也只好接受这个事实。

　　1999年9月，我在一家酒店谋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晓京。晓京比我小一岁，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也到酒店打工，我们刚好分在一起工作。在接触中我发现，他很善良、很单纯、也很坦诚，有许多现在很多男孩子没有的优点，我不知不觉地对他打开了心扉，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全部苦恼，讲述了自己内心和父母亲的紧张关系。晓京非常同情我，他的同情抚慰了我，使我的心理得到了满足。其实我需要的更多是心理上的、感情上的，可是父母没给我，但晓京给我了。

　　我和晓京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可是我的父母对此却一无所知。

　　虽然我已经18岁了，已经工作了，可是父母仍对我不放心，在他们的眼里我好像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单纯的孩子。凡是我上下班，他们总要亲自接送。为了防止我乱花钱，他们规定我每月的工资全部上缴。我感觉到，只要他们在，我永远不会有自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生活。

　　小雨被拘捕后，在监狱里写下了《我的认识书》。在"认识书"里，她把父母比作种花人，把自己比作一粒种子，每当种子要冲破阻力萌芽生长的时候，种花人总是说，你不要出来，外面的世界太残酷。

　　可是她的父母却没意识到，他们费尽心机万般呵护的种子已不能忍受种花人的束缚，她开始思考如何摆脱束缚和障碍，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2001年1月，晓京因为小雨的事和同事动手打架被酒店辞退，晓京刚走，小雨也立即辞职不干了。小雨不敢将这一切告诉父母，她担心父母知道了她和晓京的关系会阻拦她，会失去行动自由，所以她每天仍不动声色地照常"上班"。但是要使父母不产生怀疑，她必须每月按时把600元工资交给家里。在晓京的帮助下，第一个月的钱总算凑齐了。眼看着交2月份工资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小雨再也筹不到钱了，她一筹莫展。

　　一筹莫展的小雨认为，自己被逼到这种地步，全是母亲的错。长期积压在心里的怨恨使她决定除掉母亲，彻底从她的管制中解脱出来。

　　2001年3月1日凌晨，小雨与晓京按约定在一家娱乐城碰了头，两人商量好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小雨知道父亲在单位上夜班，家里只有母亲一人。他们偷偷摸进了家门，母亲正熟睡着，小雨拿起枕头死死捂住了母亲的脸，惊醒过来的母亲挣扎着和他们扭打在一起，混乱中，母亲被连刺数刀。母亲受伤后，拼命挣扎，并不断向女儿求救，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求求你，我真不行了，你们把我送医院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小雨，你没有良心啊！"

　　听到后面这句话，小雨呆住了，过了片刻，她说："这些都是你逼出来的。"说着就哭了。小雨和晓京将母亲送到了医院。

　　母亲在医院昏迷了两天两夜才醒过来，醒来后她对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快点快点，去看看女儿，她现在怎么样了？"

　　2001年6月，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小雨和晓京提起公诉。得知这个消息，母亲的反应再次让人震惊，她宁愿相信女儿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时的冲动，她不愿意女儿在监狱里度过最宝贵的青春时光，为了减轻对女儿的处罚，她决定为女儿聘请律师。

　　2001年7月15日，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小雨的律师在庭上为她作了辩护。法庭认为，小雨和晓京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主动将母亲送到医院抢救属于犯罪终止，在案发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了罪行，属于自首情节，另外考虑到晓京在实施犯罪时未满18岁，而被害人即小雨的母亲一再要求宽大的请求，所以法庭依据《刑法》有关条款，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小雨四年六个月、晓京三年的刑期。

　　在法庭上，小雨与母亲见面了，这是出事后，母女俩第一次见面。母亲哭着问："妈妈希望你有出息，处处为你想，我想不出你为什么一念之差会做出这么严重后果的事？"

　　开始，小雨只是流泪，后来她说："我真的很后悔，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小雨并没有正面回答她为什么要刺杀母亲，也许她真的感到内疚和后悔，她不忍心再指责伤心的母亲，不愿在法庭上再控诉已经伤痕累累的母亲。

　　无论小雨有什么样的理由，杀人总是违法的，更何况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但是，仅有道德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对发生悲剧的原因的追问和思考，也许更具有社会意义。

　　毋庸讳言，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孩子生活在中国式的"温情专制"里，仍有许多孩子被"爱心虐杀"。当专制披上了温情的外衣，孩子的感情即使被伤害了千百次，大人们也会视而不见，而孩子的反抗更成了大逆不道。当爱心成了一种虐杀，即使孩子发出了呼救声，大人们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充耳不闻。因为，对中国式的"温情专制"和"爱心虐杀"，历来不乏唱赞歌的人，他们认为，只要本意是为孩子好，那么无论是怎样的管制和惩罚都是顺理成章的，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容忍的。

　　正是这种冷漠和怂恿，一个又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

后记

　　2002年的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青春读物编辑中心主任冈宁先生，在他的办公室跟我谈起了这个选题。他最初的灵感便来自那个“分苹果”的故事。这个选题让我怦然心动。于是我开始了近一年的奔波采访。

　　我去过少管所和监狱，到过一所所工读学校，我听到了许多不曾听到过的故事，见到了许多不曾见过的人。他们中有的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强奸犯，有的是劣迹斑斑的少年犯，更多的是让老师头疼、让父母绝望的“问题少年”。当我抛弃世俗的眼光和偏见走近他们时，我发现，在他们黑色或灰色的人生故事里，几乎都有一个相似的岔路口，而改变他们人生走向的正是那个岔路口。当我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寻找时，我无比震惊地发现，“杀”了他们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最亲最敬的人—父母亦或老师。

　　在SARS肆虐京城的日子里，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希望它是一块立在人生岔路口的警示牌，警示后来者不要再重蹈覆辙。我希望它是一声醒世警钟，让悲剧不再重演，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健康快乐的人生。

　　最后，我要感谢冈宁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敏锐眼光和精心策划，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我还要感谢在采访中给过我许多帮助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采访必定步履维艰。书中引用了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张严平、肖敏，还有张静虹的部分新闻稿件，在此一并感谢，并特作说明。
吴苾雯
2003年9月2日 于北京家中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