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 5 月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后，南斯拉夫所有领导人都认同的一点是：1954 年 8 月签署的《巴尔干公约》（该公约取代了斯大林去世一周前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已不合时宜。1953 年 6 月，铁托曾将《友好合作条约》称为 “必要举措”，认为它 “是和平的坚强堡垒”，并承诺南斯拉夫将继续作为忠诚成员，不会削弱该条约的效力。但到 1955 年 3 月，南斯拉夫却倾向于搁置为《巴尔干公约》注入活力的所有努力，部分原因是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加剧，而主要原因则是南斯拉夫的处境已发生彻底改变：边境争端已通过友好方式解决；不结盟国家在南斯拉夫的外交考量中变得更为重要；最重要的是，苏联已不再被视为敌对或具有威胁性的国家。此后，这一军事同盟逐渐被废弃，日益成为一种尴尬而非保障。迄今为止，尽管南斯拉夫反对军事集团，但并未正式废除该同盟 —— 至少从法律层面而言，该同盟仍有效，直至 1974 年。1968 年 8 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此后莫斯科对南斯拉夫采取的威胁态度，使得贝尔格莱德重新关注《巴尔干公约》中所蕴含的西方承诺。

1955-1957 年间，部分南斯拉夫官员曾考虑重返社会主义阵营；他们对苏联本身，以及对马列主义理想中所蕴含的国际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依恋，这使得他们对苏联世界观与政策的转变持过度乐观的态度。苏联认可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公开承认过去对南斯拉夫的不公、并愿意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长期贷款 —— 这些举措让他们认为，东欧局势的缓和、苏联为与西方缓和而采取的建设性外交行动，以及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都是不可逆转的自由化趋势的预兆。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 “去斯大林化” 演讲，加速了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进程。这也促使铁托在 1956 年 6 月访苏期间，决定恢复与苏联的正式党际关系 —— 当时苏联领导人似乎接受了 “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 原则。随着双方和解，南斯拉夫领导层中的亲苏派，以及铁托本人，都设想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与亚非 “进步” 不结盟国家组成的大联盟，而南斯拉夫则充当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桥梁。

但铁托低估了赫鲁晓夫的固执，反之亦然。两人在 1955-1956 年间签署各项协议，均有战术层面的考量。铁托准备支持苏联对西方的政策，“并利用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他所认为的共产主义长远利益”；而赫鲁晓夫则满心期待南斯拉夫能遵循苏联的路线，想当然地认为 “小国政党的权力应受到严格限制，一旦团结局面恢复，南斯拉夫就应回归其应有的地位，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队中的初级成员”。

“去斯大林化” 进程混乱无序。1956 年 6 月底爆发的波兹南骚乱后，苏联试图遏制东欧地区共产党控制力减弱的趋势。令南斯拉夫人不安的是，莫斯科于 9 月 3 日向所有东欧共产党散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警告他们警惕 “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 这一铁托主义 “病毒”，并重申苏联模式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铁托与赫鲁晓夫紧急在布里俄尼群岛与克里米亚举行会晤，试图化解意识形态分歧，但未能成功。随后，波兰与匈牙利爆发的突发性分裂运动 —— 尤其是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 —— 彻底打破了双方团结的假象。

尽管铁托希望帮助赫鲁晓夫抵御克里姆林宫内反对与南斯拉夫和解的政敌的攻击，但他仍在 1956 年 11 月 11 日的普拉演讲中，强烈谴责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在联合国，南斯拉夫外交官也对苏联的行动，以及对伊姆雷·纳吉的监禁表示谴责 —— 这位匈牙利总理此前一直躲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避难，据称是在得到安全通行保证后才离开大使馆，却遭到苏联当局的绑架与处决。

赫鲁晓夫对铁托的批评感到不满，同时又忙于重建集团团结，因此无意迁就南斯拉夫人。而铁托（或许还包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亲苏派的多数人）则从中得出了恰当的结论：南斯拉夫对苏联领导层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且苏联的包容态度具有反复无常的特点。

为对赫鲁晓夫做出让步，铁托同意出席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会议。但在最后一刻，他改变了主意，转而派遣卡德尔与兰科维奇参会。两人拥有较大的行动自主权，并当场决定不签署会议通过的《宣言》。南斯拉夫人对此感到不安，不仅因为《宣言》谴责了 “修正主义”（即铁托主义），更因为赛里斯坚持要求所有与会者承认苏联的 “领导作用”—— 这一主张与南斯拉夫所倡导的 “所有共产党一律平等” 原则相悖。赛里斯提出这一主张，很可能是故意要孤立南斯拉夫，因为南斯拉夫的观点在大都眼中是极其可憎的。

1955 年那番看似美好的团结愿景，终究如海市蜃楼般，经不住仔细审视便消散无踪。苏联与东欧地区 “自由化” 和 “去斯大林化” 所带来的兴奋情绪，让南斯拉夫领导层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莫斯科会彻底改变其国内政策及对南斯拉夫的态度。然而，苏联领导人并不愿在集团事务决策中给予南斯拉夫人平等地位，也不愿（或无法）按照南斯拉夫提出的条件接纳其加入阵营。莫斯科一直等待贝尔格莱德为维护共产主义集团的凝聚力而统一立场，但这一要求实在过于苛刻：南斯拉夫社会早已远离苏联模式，若不借助强制手段，根本无法逆转这一趋势 —— 而考虑到该政权此前为获得民众支持、维护稳定及推行自治制度所做出的巨大让步，强制手段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南斯拉夫最终逐渐走向不结盟，一方面是因为另外两种选择（亲近苏联阵营或亲近西方阵营）均无法得到党内有影响力群体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内所有派系都能接受不结盟政策，将其视为一种折中的替代方案。在 1954-1957 年间，不结盟政策尚未像后来那样获得南斯拉夫领导层广泛且热烈的支持，也未凝聚成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其在提升南斯拉夫国内地位与国际地位方面的潜力，当时也未被充分认识。

起初，铁托在制定不结盟政策时，尽管 1953 年斯大林已去世，但他仍假定苏联阵营会持续对南斯拉夫抱有敌意。

1953-1954 年间，铁托采取了重要举措，逐步向不结盟国家靠拢。1955-1956 年，南斯拉夫在态度上虽仍摇摆不定，却也同时积极联络不结盟世界的重要领导人：1955 年 5 月，铁托在接待吴努与尼赫鲁的间隙，安排了与赫鲁晓夫的会晤；同年 12 月，铁托又对埃及与埃塞俄比亚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

莫斯科为 1948 年的事件致歉后，铁托在亚非国家中的声望大幅提升，这也让他的观点有了事实支撑 —— 不结盟政策能够在调和两大集团矛盾、缓解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的声望还增强了不结盟政策对新兴国家的吸引力，使其开始受到世界主要国家首都的关注。就在铁托 “不依附于任何集团” 的政策取得惊人成功之际，他又萌生了新的想法：利用这一政策扩大自己在苏联阵营中的话语权，并将社会主义阵营与第三世界的进步力量联系起来。在莫斯科，贝尔格莱德方面以自身在新兴国家中享有的尊重地位为依据，证明其政策路径的正确性，并主张：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和解程度越高，就越能消除那些莫斯科正试图拉拢的亚非国家对其意图的残留疑虑。1955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日当天，卡德尔发表讲话称：“毫无疑问，莫斯科向南斯拉夫作出补偿，‘消除了许多国家对自身独立的担忧，缓解了集团对立，同时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多可能，也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现积极和平共处奠定了必要基础……’”

有理由认为，直到 1955 年 12 月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对南亚进行那次重要的首次访问，甚至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苏联领导层从根本上仍未能理解铁托与尼赫鲁、吴努、纳赛尔之间的紧密联系。苏联的认知受到其自身 “苏联中心主义” 的局限。在各不结盟国家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方面试图解读苏联阵营的局势变化，并打消各国对莫斯科意图的疑虑。一位有影响力的南斯拉夫官员简洁地描述了当时局势为贝尔格莱德带来的无限可能： “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和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既能够向欧洲解读亚非世界的诉求，也能够在亚非地区代表欧洲各国人民的正当合理利益…… 正如铁托总统在其历史性访问（印度、缅甸，以及如今（1955 年 12 月 - 1956 年 1 月）对埃及、埃塞俄比亚的访问）中所做的那样，这些访问的核心目标是：在创造性的共处中实现各国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尽管铁托对与尼赫鲁、吴努、纳赛尔、海尔·塞拉西的会晤成果及未来前景感到满意，也对莫斯科友好态度的 “客观性” 持审慎乐观，但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不结盟政策能够得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所有派系的认可。

国内因素也影响了铁托选择不结盟政策的决策。起初，南斯拉夫因担忧苏联威胁而寻求第三世界国家支持，而当这种 “苏联威胁论” 的假设本身开始发生重大改变时，不结盟政策就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择。1954-1955 年，莫斯科传来的变革与缓和之风，让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规模庞大的亲苏派心生期待。要求恢复与社会主义阵营合作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那些强烈亲苏的人，他们对 1955 年的和解局势抱有过高乐观；二是对国内进一步自由化趋势感到不安的保守派系。通常情况下（虽非绝对），这两派人员多有重叠。

然而，随着莫斯科暂停去斯大林化进程、镇压匈牙利革命、谴责南斯拉夫 “修正主义”，并与赛里斯结盟反对 “铁托主义” 以试图重建国际共产主义的统一立场，这些压力突然消失。此时，亲苏派推动南斯拉夫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努力暂时受阻；由于贝尔格莱德认为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人不会对南斯拉夫动用武力，西方军事支持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不可或缺；同时，各共和国党组织领导层在权力下放与自由化问题上的政治分歧日益加剧 —— 在这种背景下，不结盟政策为避免外交政策成为党内分歧和潜在破坏性竞争的焦点提供了一条出路。

此外，邻国匈牙利（非斯拉夫国家）与罗马尼亚所面临的困境，也削弱了亲苏派主张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联系的理由：亲西欧派以及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群体均对此表示反对。不结盟政策看似能够调和根深蒂固且相互对立的党内官僚（尤其是该国东部亲苏地区与西部亲西欧地区的官僚）之间的压力，因此在国内变革加速的时期，它有望促成外交政策上的共识，进而为国内稳定提供重要保障。

通过将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第三世界，铁托无意间找到了一套恰好符合当时南斯拉夫特殊国内状况与需求的方案和政策。他在外交政策上拥有的自主权，既得益于不结盟政策获得党内各派系的广泛支持，也得益于他在国内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铁托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反过来也巩固了他在南斯拉夫国内的独特地位。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不结盟政策及其理论依据是逐步形成的，甚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党内各派系就南斯拉夫外交政策方向争论不休时，他们发现不结盟政策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它既能满足国内政治需求，也符合南斯拉夫的国家目标 —— 结束外交孤立状态，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个难以用文献充分佐证的因素是，铁托及其同一时代、同一政治背景的南斯拉夫康米派对寡头集团，有意识地希望在社会主义传播过程中扮演积极且有抱负的角色。南斯拉夫在世界上应扮演重要角色的这种崇高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铁托的个人特质 —— 他是战后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正是他的存在，为南斯拉夫的积极外交提供了动力。与其他任何选择相比，不结盟政策为南斯拉夫领导人提供了影响国际局势的机会，尽管这一点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才被充分认识到。

据一位共和国党组织官员（同时也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成员）透露，米洛万·吉拉斯退出政治舞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为南斯拉夫提出的方案不受欢迎： “在党内已无人支持、且毫无前景的情况下，吉拉斯仍固守着一种伪反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他坚持反斯大林时期那些形式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认为南斯拉夫应效仿英国议会民主制，发展成为两党制。倘若他的外交政策主张得以采纳，结果将是南斯拉夫与西方阵营的联系大幅加强，进而导致党内出现危险分裂。这还意味着南斯拉夫将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只能在西方小国中处于从属地位。”

显然，南斯拉夫领导人并不希望陷入 “光荣孤立”，也不愿让本国成为 “巴尔干的瑞士”。他们希望本国所扮演的角色，能够超越其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与经济实力的局限。

从经济层面来看，不结盟政策的推行，恰逢南斯拉夫企业要求扩大与欠发达国家贸易的压力日益增大之时。甚至在承认东德、同意参加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这些政治代价高昂的决策削弱了南斯拉夫在西方的信誉之前，许多重要的南斯拉夫经济企业就已在敦促领导层扩大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当莫斯科违背承诺，取消一笔用于资助南斯拉夫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 3 亿美元信贷后，南斯拉夫的贸易商与经济学家更加强烈地要求扩大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联系。莫斯科的报复行为给负责构建可行经济体系的南斯拉夫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们更加坚信：南斯拉夫实现长期经济稳定的希望，取决于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此外，一种观点在南斯拉夫重要期刊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欠发达国家因其 “丰富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巨大的战略潜力”，正展现出日益重要的经济意义；作为极具价值的战略储备地，这些国家即将成为两大集团密切关注和激烈争夺的对象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不结盟运动标志着南斯拉夫在世界观上开始形成差异化认知，逐步走向成熟。1948 年，南斯拉夫人已意识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分歧。1949 年，对苏联的担忧迫使他们与西方建立起一种不安且带有依附性的关系 ——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关系反而帮助他们摆脱了苏联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僵化理论框架的束缚，使其开始关注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性。到 1955 年，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也并非如他们曾经所想的那样是一个 “铁板一块” 的整体，他们完全可以在不放弃主权或政治主动权的前提下，接受西方大国的援助。南斯拉夫官员开始将社会主义视为一个 “世界性进程”—— 这一进程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中推进。

从政治层面来看，不结盟运动为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或许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自此首次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