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Darko Suvin所著《Splendour, Misery, and Possibilities — An X-Ray of Socialist Yugoslavia》

1939 年的统计数据中，“受薪者” 约有 90 万人，但这一类别中包含大量白领职员。战前产业工人与矿工的精确人数无从知晓，估计就业人数在 24 万至 35 万之间（含其家庭成员），这些人主要就职于小型企业；1945 年，这一群体中约半数人仍在工作。

1941-1945 年战争与革命期间，约 9 万名技术工人丧生 —— 即便假设战前小型作坊中的技术工人比例远高于战后，在我看来，工人群体在游击队斗争中的整体参与度仍相当高。

但从人数上看，工人群体远少于农民群体；在党的高层中，工人的代表性也不如知识分子，但仍比工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高出数倍。1948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中（宣称）出身工人的比例为 30%，而从地方党委到最高层党委，出身工人的成员比例约为 40%，联邦中央委员会中这一比例也不例外。

在我所研究的时期内，官方统计数据或已发表的研究中均未正式承认 “工人阶级” 的存在（仅提及 “劳动人民” 或 “自治者”），因此所有人都必须自行推断实际情况。1945 年，南斯拉夫领取工资者为 46 万人；到 1955 年，“生产领域自治者” 人数激增至 150 万，1961 年超过 200 万，1971 年超过 320 万。

官方统计通常将这一群体与企业 “专家”（工程师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学毕业生）、管理人员，甚至企业职员合并统计，归入 “劳动人口” 或 “生产性人口” 类别；到 1971 年，这一合并群体人数增至 430 万，1976 年增至 480 万，其中女性占 1/4 至 1/3（《南斯拉夫统计年鉴 1981》，第 80 页），而其中产业工人占比估计为 60%——1971 年约为 260 万。

60 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CPY）官方统计的党员中，工人党员为 34.6 万人，占党员总数的 34%；然而，即便对已晋升的党员而言，“工人阶级出身” 也常常被用来替代其当前职业：“那些在社会权力等级体系中获得职位的工人阶级成员…… 在生活状况、利益诉求、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上，已与原阶级切断了联系”。

届时，党内实际体力劳动者的比例或许不超过其在劳动人口中 30% 的占比，但这一比例本身已算得上是一项显著成就。1963 年至 1970 年，工人在联邦议会中的占比从 5.5% 骤降至 0.6%（总计仅 4 人……），在 8 个共和国议会中的占比从 7.5% 降至 1.3%，在地方议会中的占比则从 14.6% 降至 13.1%。总而言之，借用林肯的表述，南斯拉夫政府是否 “为工人谋福祉”，这一问题仍有待探讨；但除了工人在其中拥有一定实际权力（尽管权力有限）的实际生产企业领域之外，南斯拉夫政府既不 “由工人组成”，也不 “依工人运作”。

工人数量的增长是南斯拉夫快速工业化的结果，而这种快速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实现，一方面是因为上层施加了强大压力，要求大规模利用日益增长的新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主要由非技术或半技术劳动者构成的剩余劳动力进行强制性积累 —— 这些劳动者通常既没有工人阶级传统，也缺乏城市公民传统。这首先意味着当时的工人阶级呈现年轻化特征：直到 1965 年，56% 的工人年龄在 35 岁以下，且工龄不超过 10 年，而年龄超过 50 岁（即可能在二战前就已参加工作）的工人仅占 9%。此外，1953 年，在 160 万体力劳动者中，36% 属于 “非技术工人”，他们主要是刚从小学毕业的学生和 / 或农村移民，实际上常常是在土地与工厂之间奔波的 “农民工人”—— 这些人大多来自人口多、土地少的家庭，且在 70 年代中期之前，其相对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直到 1971 年，受教育年限不足 4 年的工人比例仍至少维持在 1/4；即便到 1961 年，文盲率仍超过 5%。

另一方面，高技术工人的比例从 1961 年的 4.7% 上升至 1976 年的 9.7%；1976 年，“技术工人” 占比为 29.5%，其余则为低技术或非技术工人。1966 年及整个 70 年代，高技术工人的平均净收入比 “技术工人” 高 38%，比 “半技术工人” 高 65%，比非技术工人高 84%。基于技能水平、收入状况和就业稳定性，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分层或不同派系。与其他国家情况类似，60 年代占比 5%-9% 的高技术工人很可能具有独特的阶级意识，这使得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和自治管理；而另一方面，非技术工人虽然反抗性更强，但 “政治意识远低于技术工人，且组织性也差得多”。70 至 80 年代，非技术与半技术工人派系的占比仍估计在全体工人的 30%-40% 之间；但这一比例也可能接近或超过 50%，因为该派系还包括越来越多的非正规劳动者 —— 他们部分处于半合法状态，未被官方统计，一只脚扎根工业，另一只脚仍与农村相连。学者舒瓦尔对这一流动群体的评价颇为尖锐： “大量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人 —— 他们教育水平低下甚至毫无教育背景，来自落后的农民阶层，从事繁重且重复性的劳动，被排除在自治体系之外 —— 仍生活在社会边缘，被困在季节性劳动和外籍劳工（Gastarbeiter）的特殊聚居区中，同时还受制于小块土地上的非正式经济；他们不仅带有农民阶级的特征…… 还具有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特征。”

我不确定 “流氓无产阶级意识” 具体指什么，但众所周知，刚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在最初阶段基本属于纯粹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 在他们眼中，工业劳动除了能换取金钱外，没有任何其他价值。

总而言之，若将非技术工人与农民工人归为一个阶级派系，那么工人阶级内部至少存在四个派系，而女工群体或许可被视为第五个派系。

自 1952 年官方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来，工人的最低工资始终比职员低至少 10%-20%，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即非技术工人与高级官员及专业人士的收入）之比，在生活节俭的 50 年代可能低至 1:3.5，而到 1968 年已扩大至 1:10。当时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城市新移民数量激增，住房供应却严重不足 —— 按规定，雇佣这些移民的企业应解决住房问题。但另一方面，全职工人阶级除了能获得几乎终身稳定的就业、医疗保险、养老金和其他诸多福利（如价格低廉且时间充裕的假期，高技术工人还能获得廉价住房等）外，其生活水平也显著高于战前，且在 1980 年之前一直保持稳步提升。因此，这种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远没有霍加斯、恩格斯和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般残酷 —— 后者给英国民众带来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极度苦难与异化。

工人阶级对政治统治阶级（politocracy）及政府的态度缺乏充分文献记载，但绝大多数工人显然没有表现出敌意。直到 70 年代中期，相关调查结果不仅数量稀少，且相互矛盾。1963 年一项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调查显示，80% 的工人对自身身份感到满意，70% 的工人认为自己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与重视，但 85% 的工人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职员。数年后，部分最勤劳、技能最高的工人成为了前往西欧的移民主力军：尽管在西欧的外籍劳工（Gastarbeiter）生活环境恶劣，但他们的月均工资仍是国内的 3.5 倍。

1981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南斯拉夫 19-60 岁的 1300 万人口中，700 万人处于就业状态（塞尔维亚语 “radni odnos”，指建立雇佣关系的就业）—— 其中，工业领域包括体力工人、工程师、技术人员、白领职员和管理人员；非工业领域则包括上述后四类职业人员及专业人士；100 万人在失业局登记失业；近 100 万人（1971 年已达到这一数字）移居国外；剩余 400 万人的身份则未被完全确认。这部分未被确认身份的人群由谁构成？

这些处于统计缝隙中的人群，一方面包括农村女性、全职家庭主妇、20 万无劳动能力者、30 多万学生，以及约 80 万城市个体经营者（主要是手工业者）；另一方面则包括数量不明的未登记非法劳动者。这些非法劳动者多为季节性非技术工人，主要来自多瑙河 - 萨瓦河 - 库帕河以南的贫困地区，从事短期建筑工作等，频繁更换雇主。

这些最终形成的 “不稳定” 劳动者，与南斯拉夫的失业人群及在西欧就业的工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异质的半无产阶级群体 —— 这一群体未被理论或公众舆论所认可，却对全职工人群体乃至整个民主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长期威胁。若将家庭主妇也视为 “劳动者”，那么当时超过 20% 的 “劳动人口” 生活在过度剥削的环境中。这与学者舒瓦尔所指出的 “20% 人口处于生存最低水平” 的结论相符。

最后，所有独立研究者均认为，从客观经济 - 心理地位来看，作为自治制度承载者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原子化的阶级 —— 由于缺乏经验、被企业分割、没有工会传统等因素，这一阶级未能成为 “自为的阶级”（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81 页）。即便在 60 年代后罢工事件愈发频繁，但这些罢工几乎都由薪资诉求引发，且仅限于单个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