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南斯拉夫的社会经济发展引发了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1974 年前后，南斯拉夫人口超过 2100 万。尽管经历了战争损失，与 1939 年相比仍增加了 550 多万人。根据 1947 年与意大利的和平条约和 1954 年 伦敦协议，约 65.5 万人并入南斯拉夫，同时约 37 万人移民他国。 

战后初期通过没收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财产，南斯拉夫构建了新的社会结构。城市资产阶级、富农和大地主(总数约 80 万，其中 50 万属于城市资产阶级，30 万属于农村资产阶级)从社会结构中消失。通过财产充公、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资产阶级失去了原有的经济权力，而其瓦解在解放战争期间已开始。社会学家指出，富农(农村资产阶级)逐渐融入中农阶层，城市资产阶级则长期依靠变卖资产和出租房屋维持生计，但由于租金低廉和其他限制，生存艰难。

战后新秩序建立后，手工业者数量减少(从战前的 50.6 万减至 36.1212 万)；1948 年后，小商人消失(解放初期有 10.1033 万)，仅少量零售网络由国家掌控；“公务员” 群体在战争期间或解放后进入国营经济部门工作。 

快速工业化通过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人口结构。来自人口密集农村的非熟练工人通过短期培训进入工业和其他领域就业。据估计，仅1945 至 1950 年期间，约 120 万人就业，其中 90% 进入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新工人涌入城市和首个五年计划的众多建筑工地，与此同时，各级行政机关职员、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也大量涌入大城市(尤其是行政中心)。大城市一度考虑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内部移民，但最终放弃。国家部门就业受到行政和法律的双重推动，失业者被排除在强制供给体系外。离开农村的主要是小农和贫困家庭。工业化进程催生了一个新阶层 ——“半无产者”，他们 “半是” 产业工人，“半是” 农民。这些人在心理上难以与土地割裂，但城市工业和就业又以更高收入和免费医疗吸引着他们。1955 年，这种 “双重经济基础” 的劳动者约 88 万。随着 “双重生存基础” 的普遍化，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半无产者” 数量超过 130 万，成为南斯拉夫产业工人的主体。 

社会学家(如佩贾・佩丘利奇)指出，南斯拉夫工业化的 “典型形象” 是 “万能手工业大师”，这一传承自手工业时代的群体特征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劳动 密集型手工业中尤为显著。小型(“侏儒式”)企业在南斯拉夫工业化初期依然存在，1952 年近半数工业企业员工不足 60 人。社会学分析还关注到 “万能大师” 的心理特征：重视体力劳动、秉持 “众生平等” 观念(“平均主义综合征” 或 “拉平效应”)、“雇佣心理” 与 “小业主意识” 并存。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就业方向开始转变，新工人更倾向于进入贸易、餐饮、 房地产、社会公共机构和企业。在行政社会主义时期，公务员职业被视为最具价值的选择，这反映了国家在社会各领域的强大影响力、“管理岗位” 的吸引力以及物质特权。旧观念中 “权力与特权挂钩” 的残余，通过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垄断得以延续。若排除灰色收入和其他特权，仅从工资差距看，公务员阶层与其他群体差异不大(工资差距约为 3:1)。这一时期，国家机关各层级雇佣了约 30 万名公务员。随着权力和经济的去中心化以及自治制度的推行，这支庞大的行政队伍开始分流，离开联邦和共和国中心，进入经济和其他领域。 

人口社会经济结构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农业人口的绝对和相对减少：1931 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1948 年降至约三分之二，1971 年进一步降至 38%(“去农业化”)。1971 年，780 万农村人口中劳动人口为 420 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个体农业劳动者在 1974 年占劳动人口的比例降至 44%， 同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占比降至 1/5。 

这些变化尤为明显：工业化初期，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 41%，在出口总额中占21%，在劳动力中占 70%。农村作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载体，不仅提供了物质资源，还为工业输送了劳动力 —— 战后初期，在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下，南斯拉夫工业依靠本土力量在极端条件下建立。数十万农民离开小块土地涌入城市。跟踪农村转型的社会学研究提到 “逃离农村”、“老年家庭增多”、“无继承人

土地增加”、农村 “女性化” 和 “老龄化” 等现象。简言之，“父权制农村” 正在瓦解。这种 “农村空心化” 现象伴随着个体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战后初期，“小人国式” 小农(文学中对社会所有制下农业家庭的称呼)仅占农业商品生产的15%(社会与个体农户比例为 1:99)，而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他们已占据近 1/5 的耕地。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全国农业合作社成员超过 90 万。个体农民也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一方面，小块土地被兼并，农民涌入城市寻求生存；另一方面，部分农户扩大经营，但自然经济仍占一定比重。

急剧增长的知识分子群体(人文社科领域占主导)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 参与了基于自治原则的社会改造，但社会政治研究发现其思想存在矛盾：“专业中立主义”、维护特权的倾向、以自治为名的权力滥用等。 

就业结构中，工业和采矿业、贸易和餐饮业、文化和社会服务占据主导。1974 年底，就业人数几乎是战前的四倍：1939 年为 117 万，1947 年为 116.7 万，1974 年达 451.4 万。1977 年，南斯拉夫每万人中有 213 名劳动者， 97% 在社会部门就业。尽管就业形势活跃，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失业问题显现。公开数据显示，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末失业人数约 30 万。同期约 70 万南斯拉夫人在海外工作(主要在联邦德国、瑞典、法国、瑞士、比利时)。1985 年，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求职人数达 110.4 万，其中年轻群体即便具备专业和学历资质，仍难以找到工作。不过，这一数字并非真实失业的准确反映，部分人登记求职是为了获取特定权益(如医疗保障、报考非全日制课程)，也有来自农村的非熟练劳动力希望进入非农领域(尽管他们本可从事农业生产)。求职人数持续增加，劳动力储备远超就业容纳能力。

得益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了 “社会主义力量” 占多数(就业人数超 450 万)、其余为“阶级社会残余”的社会结构。统计分析显示，1974 年就业人口中 61% 为熟练劳动力， 39% 为半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 

南斯拉夫经济的阶段性成功与 1966-1972 年的国内政治危机并存。正如多数当代社会研究者指出的，物质问题并非政治冲突激化的主因。 

完整的自治管理(“生产者联合”)长期在南共盟内外遭遇阻力，这些阻力导致自治陷入 “割裂”“片面” 或 “碎片化” 状态，缺乏横向和纵向的 “衔接”，其结果是丧失整体意识、利益冲突频发以及自给自足立场的固守。标志着完整自治体系开端的 “细胞式自治”，长期被禁锢在企业围墙内，在强大的国家主义结构中孤立无援、逐渐迷失。在 “革命国家主义” 框架下孕育的 “解放运动” 催生了工人委员会(经工人 “公投” 批准)，但自治的后续发展取决于 “国家主义的消退”。新的分权浪潮引发了 “分权化国家主义” 与 “片面自治” 的博弈 —— 二者相互排斥，却又被迫以混合形态长期共存。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南共盟政治路线中 “通过商品经济(即市场)联合各个生产者” 的构想，遭到地方、共和国及其他 “国家主义” 势力的抵制。联邦官僚结构被共和国官僚体系取代，后者在共和国国家机器的庇护下膨胀。原子化的自治也助长了社会集体所有制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