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官到治学
1956年，蔡定剑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谷村一户农家，兄妹五人中排行老二。18岁从中学毕业之后，他入伍守卫福建海防前线。1979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海防战士蔡定剑成为复校后的第一批本科生，1982年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的江平曾称赞他为学院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1982年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干事，4年后又被调配到全国人大秘书组，并于1983-1986年间在北大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家陈守一先生。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再次被分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先后任职于研究室和秘书处秘书组，官至副局级。
蔡先生从此和民主宪政结下不解之缘，1987年就参与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调研和制定，“可以说是蔡老师早期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大弟子方明说。
上世纪80年代曾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担任了部分十三大报告的起草。此外他还参与了全国人大一些制度、宪法的修改。
但是“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2003年，48岁的蔡定剑发表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重回母校，开始以一位“幕僚”式学者的面目改换门庭。
蔡先生去世后，刘星红的手机上接到各地地方人大发来的短信，说他是“民主宪政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遗余力地呼吁从公共预算改革入手，从地方开始试验。
2007年，他还与财政部财科所合作，推动上海市闵行区第一个启动了公共财政预算改革的试点。并在今年9月呼吁深圳市也加入这一行列。
“限权，不如从限钱做起。钱袋子控制住了，权力也就限制死了。”方明转述蔡先生的改革思想，他也在先生的指导下把研究方向瞄准了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
“行动派”知识分子
蔡门弟子都深受蔡先生“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而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更是埋藏在他政治哲学深处的一个注脚。
“先生给本科生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课，不是按部就班地讲理论，而是结合北京的单双号限行等公共政策来做宪法学分析，强调所学为所用。”方明说。
从2003年以来，蔡先生在社会活动上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反就业歧视行动的研究和组织。蔡先生的助理、法大宪法学研究生王理万注意到，每年十多所高校的反就业歧视活动，蔡先生都会到国展等招聘会的现场去给应聘者做咨询，连患病的初期也未间断。
“研究宪法的学者都在讲平等权，真正付诸实践的很少，但蔡老师都用自己的行动来追求宪法上的平等权。”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这“给我们宪法学者带了个头”。
残疾人、艾滋病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最受歧视的三大群体。2004年，蔡老师牵头组成“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但由于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初涉反就业歧视领域，甚至对于什么是就业歧视都不十分清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林燕玲说。因此，从2004年到2007年，蔡先生安排了无数次培训，无数次研讨，“他常说，从事反歧视的研究过程，也是我们学习平等的过程”。
唐福珍自焚案发生后，蔡先生第一时间撰写评论，提出旧的拆迁条例必须废除。人大、北大五教授的联名呼吁没有进展之后，他又在今年10月抱病组织了《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的研讨会。
他常常从弱势群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的问题入手，“如讲平等权要落实到就业平等权，讲民主要落实到农民和城市人的选举权平等上，再召集体制内资源、学术界、媒体、草根力量，结合在一起来行动”。蔡克蒙说。
民主宪政、公民权利等问题，也都以项目的形式结合个案来做。如北京某区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近几年几乎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到做项目上了，有做不完的项目，写不完的文章。”刘星红说。
执著的品格
于建嵘、林燕玲、方明和刘星红、蔡克蒙，都无一例外地用“执著”来形容蔡定剑最重要的品格。
蔡先生去世后，出版社还有两本法学著作等着他校样；12月4日的第三届反就业歧视活动还正在布置中；一篇谈政府过度管理症的遗作《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也陆续在各大媒体刊发。
“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念念不忘于事业的决心深深影响了我们。”方明说。而蔡先生辞官之后的“陀螺式旋转”的工作方式，“也可能为后来的病根埋下了诱因”。
蔡克蒙也接受了父亲“不在书斋里做学问”的治学态度，北大法学院本科毕业之后，赴巴黎政治大学攻读欧盟研究。父亲对他的未来有这样一个期待：在国内读本科，去欧美读法律的研究生，再在美国的N G O或联合国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国做幕僚。
蔡克蒙正在沿着这条路前行。他认为做知识分子就应该像他的父亲这样，一要对得起良心，二才是对得起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