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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制定背景、过程、遵循原则
作者：杜万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15年第5期。

一、制定《民诉法司法解释》的背景、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法治建设发表系列重要论述，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对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前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呈现涉及范围广、案件数量大、增长速度快、新型案件多、审理难度大等新特点，对我国民事审判和执行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民诉法修改决定》是自1992年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对民事诉讼法作出的第一次全面修改，共有60条，修改条文近100处，新增加了诚实信用原则，新规定了公益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举证期限、行为保全、小额案件诉讼、确认调解协议、实现担保物权等多项重大诉讼制度，对民事诉讼原则、管辖制度、调解制度、证据制度、立案制度、简易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和涉外程序等均有重大修改完善。这次修改，有力地支持了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极大地方便了对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保护，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立法成果，在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贯彻落实工作，《民诉法修改决定》通过后，第一时间成立了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实施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庭、局、室、办共计17个部门参加，正式启动了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自2013年1月至2014年年底，起．草小组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历时两年，先后经过全面论证、专题论证，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国家机关和中国律师协会的意见，下发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征求意见。在起草过程中，召开专题论证会、座谈会共计150余次，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完成了起草工作。2014年12月，周强院长主持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经过五次认真细致讨论，通过了《民诉法司法解释》）。
《民诉法司法解释》共23章、552条，对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明确具体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最多、篇幅最长的司法解释，是内容最为丰富、十分重要的司法解释，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参加起草部门最多、参加起草人员最多的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中适用最为广泛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民诉法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实施，对确保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正确、统一、严格、有效实施，更加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更加积极地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有力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司法公信，提高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制定《民诉法司法解释》遵循的原则
在起草过程中，着重遵循了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坚持依法原则。确保《民诉法司法解释》符合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法精神，严格按照新民事诉讼法的条文规定，在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范围内作出解释。
第二，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经过广泛征求意见，起草小组妥善处理了统一制定和单独制定的关系：一是确立了新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起草应当坚持“搞批发，不搞零售”的工作思路，即对1992年发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2年民诉意见》）进行全面修订，对此前有关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梳理、整合，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存在问题的部分条文在本解释中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以制定统一的司法解释，便于法官、律师和当事人查阅、理解与适用；二是将民事诉讼法主要内容以及涉及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内容写入统一的司法解释之中；三是对于统一司法解释难以涵盖、确实需要单个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的内容，可以另行制定更为细化的单个司法解释，如立案、证据、执行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再单独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的原则。一是突出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新增加和修改的重要制度的落实，明确适用标准，细化具体程序；二是突出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对于一些内部操作规范和诉讼文书样式的内容，原则上不规定在解释中，另行通过诉讼文书样式的修改和制定规范性文件加以解决；三是突出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只针对民事审判执行中争议大、适用标准不一的内容进行解释，严格控制解释的条文数量，避免大而全，对于无害条款不作规定。
第四，坚持注重听取意见、汇集多方智慧的原则。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高度重视听取地方法院，尤其是中、基层法院一线办案法官的意见，通过下发征求书面意见、邀请地方法院代表参加座谈会的方式，认真汲取全国法院的审判经验和司法智慧。同时，起草小组高度重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认真听取中国律师协会、专家学者的意见，送请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国家机关的意见，还邀请语言文字专家对解释内容乃至文字标点进行研究推敲。对各方提出的意见，我们根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并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反复修改。因此，也可以说，《民诉法司法解释》凝聚了全社会的法治智慧。

三、《民诉法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民诉法司法解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规定：
（一）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性是《民诉法司法解释》的主线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为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总书记关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这次《民诉法司法解释》起草工作，将确保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全文552条规定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程序公平正义的具体措施。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民诉法司法解释》时，强调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兼顾公正与效率、重视程序的公开透明、落实“两便原则”等原则，使民事诉讼制度更加科学和更具有操作性。

（二）关于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规定
起诉是当事人参与民事诉讼，实现和维护其民事权利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诉权是当事人启动和推动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权利，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是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功能，也是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执行工作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把加强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作为重点修改内容，新增加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第三人撤销诉讼两项重大诉讼制度以外，还通过完善起诉制度、证据制度、送达程序、审前程序、审理程序、再审程序、执行程序等，进一步加强了对当事人诉权的司法保障和程序要求，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为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新规定，《民诉法司法解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的要求，依法保护起诉权，建立立案登记制。《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二是依法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一审、二审、再审各个阶段的申请撤诉行为；三是增加规定反诉构成的要件；四是明确规定因重复起诉不予受理的判断标准；五是对当事人在诉讼中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作出细化规定；六是细化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适用条件、审理程序、审理方式以及救济途径等，以防止有关救济程序制度之间重复交叉，为当事人实现诉讼救济提供明确的途径指引，切实维护当事人、案外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既判力、严肃性和稳定性

（三）关于保障司法公开的规定
审判公开是实现审判公正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审判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在全国法院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应当看到，审判公开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判决书应当写明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公众有权查阅发生法律效力裁判文书的规定，对于保障和落实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具有重要意义。为落实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民诉法司法解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是严格执行开庭审理规定，对二审、再审程序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情形予以限制；二是进一步规范裁判文书制作，同时，作为与《民诉法司法解释》配套的成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全面梳理、规范民事诉讼涉及的法律文书，制定可操作性规则，以切实提高裁判文书制作水平和质量；三是规定申请查阅裁判文书的范围和方式

（四）关于规范证据的审查与运用的规定
证据制度是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的要求，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认真总结民事审判实践经验，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先后出台了一些民事诉讼证据方面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细化和明确了证据方面的相关问题，为完善证据制度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立足于完善举证责任规则、提高当事人举证能力，充分吸收了审判实践经验，从增加证据种类、专家辅助人制度、证据时限制度，到细化证人出庭义务、证据保全制度、鉴定制度等方面都作了重要修改完善。《民诉法司法解释》主要对以下问题作出了新规定：一是增加举证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规定，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二是对逾期举证及其后果作出了分层次、分情形予以处罚的规定；三是增加关于法官组织质证、进行认证的规定，指引和规范法官组织质证、进行认证活动；四是增加关于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的规定，要求法官公开对证据审查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此外，《民诉法司法解释》还对专家辅助人以及鉴定、勘验制度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五）关于切实提高民事审判工作效率的规定
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是人民群众对民事审判执行工作的期待，也是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基本要求。当前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十分突出，疑难复杂案件和新类型案件明显增加，对进一步提高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重点之一是研究诉讼效率问题，并对相应的制度作了重大的修改完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完善了简易程序，规定了实行一审终审的小额诉讼制度，规定了立案阶段繁简分流，完善了送达制度，修改了执行程序。这些制度的完善对于提高审判效率，减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合理配置和利用司法资源，具有重要作用。《民诉法司法解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细化：一是规定各个诉讼程序有关期间和送达问题，促使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诉讼权利，保障诉讼程序顺畅有序进行；二是完善简易程序案件和小额诉讼案件的适用范围、程序转换、裁判文书简化等内容，积极落实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的最新规定；三是根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关于在立案阶段实行繁简分流的规定，增加规定审理前准备和庭前会议制度，以提前梳理当事人相关诉讼请求和意见、组织交换证据、归纳争议焦点，为提高庭审效率奠定基础；四是规定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案件的申请人资格、提交材料及审查范围、审理方式等内容，缩短权利人实现担保物权的周期，降低维权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六）关于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诚信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落实这一要求，有必要从民事诉讼层面进行深化。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在总则部分增加了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在分则部分增加了禁止虚假诉讼、规避执行的规定，并修改提高了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罚款土限，加大了制裁力度。近年来，民事诉讼中的虚假陈述、伪证、虚假调解、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规避执行等现象时有发生，必须予以严厉制裁。为促进诉讼诚信，《民诉法司法解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一是增加关于制裁违反诚信原则行为的规定，明确对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冒充他人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证人签署保证书后作虚假证言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进行处罚；二是增加对虚假诉讼行为予以制裁的规定，打击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三是对当事人签署据实陈述保证书、证人签署如实作证保证书的程序及后果作出规定，《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了当事人拒不签署保证书的法律后果，是待证事实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证人拒绝签署保证书的，不得作证，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四是增加规定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除对被执行人予以处罚外，还可以根据情节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七）关于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但是仅有一个条文规定。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使公益诉讼制度能有序进行，《民诉法司法解释》按照立法原意，结合有关审判实践，作出了以下规定：一是细化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的受理条件。《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除了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还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有明确的被告；（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二是明确了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法院。《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污染海洋环境提起的公益诉讼，由污染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污染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对同一侵权行为分别向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由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三是规定了告知程序。《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后，应当在十日内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四是对其他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参加诉讼作出规定《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后，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在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五是协调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关系。《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不影响同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六是规定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和解、调解，但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将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间不得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经审查，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出具调解书，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七是对公益诉讼原告申请撤诉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即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八是对公益诉讼案件裁判效力作出规定。。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八）关于进一步完善法庭纪律的规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审判案件的专门场所，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进入法庭，参与或者旁听案件审理，应当遵守法庭纪律，这是尊重法治权威、保障审判活动正常开展的当然要求，也是维护当事人参与诉讼权利的当然要求。长期以来，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一直为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和尊重，绝大部分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能自觉遵守法庭纪律，维护法庭秩序。但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和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个别诉讼参与人未经准许录音、录像、摄影和利用邮件、博客、微博客、微信等方式报道庭审活动现象；出现了个别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冲击、哄闹法庭，在法庭上公然殴打对方当事人、辱骂法官的现象，这些问题引发了舆论关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根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关于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民诉法司法解释》在《92年民诉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基础上，对有关法庭纪律的相关规定作了修改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对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处理：（一）朱经准许进行录音、录像、摄影的；（二）未经准许以移动通信等方式现场传播审判活动的；（三）其他扰乱法庭秩序，妨害审判活动进行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暂扣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进行录音、录像、摄影、传播审判活动的器材，并责令其删除有关内容；拒不删除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强制删除。
2.《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决定。训诫的内容、被责令退出法庭者的违法事实应当记入庭审笔录。

宋春雨：《新民事诉讼法解释中的若干证据问题》，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4期

摘要：本文选择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证据部分的六个重要问题，结合制度的沿革和司法解释的起草意图，对相关条文的内容进行阐释，供审判实践中理解与适用时参考。

新民事诉讼法解释在第90—124条对证据问题作出的规定，是在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以来民事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2年意见）中证据部分进行的全面修改。这些规定主要针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基础性、原则性问题，既为审判实践中处理证据问题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也为下一步制定有关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确立了基本框架，对于民事审判实践必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其中的若干主要问题，特别是与《证据规定》相比发生变化的问题进行探讨，以供审判实践中理解与适用时参考。

一、关于举证责任及其分配规则问题

举证责任也称证明责任，是指“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2]。一般而言，裁判的做出是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具体的事实为小前提，进而得出结论的三段论的过程。抽象的法律规范在适用中必然以具体的事实为对象，而事实的认定须是以证据为基础，在事实不能认定时，就会产生由谁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也由此引起举证责任问题。因此，举证责任问题，属于民事诉讼中的基础性问题，也素有“民事诉讼的脊梁”之称。

《证据规定》以第2条、第4、5、6、7条五个条文对举证责任的内容及分配规则作出规定，与之相比，新民事诉讼法解释涉及举证责任的条文主要是第90条、第91条和第108条，虽然条文数量有所减少，但表述更为准确，内容更为科学。

1、将“真伪不明”作为举证责任的内容，明确了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的内涵。

理论上通常认为，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即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也称为主观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为避免败诉的风险而向法院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一种行为责任。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又称客观上的证明责任，是指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不能确定、真伪不明时，由哪一方当事人对不利后果进行负担的责任和风险。

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是指“在诉讼结束时，当所有能够释明事实真相的措施都已经采用过了，但争议事实仍然不清楚（有时也称无法证明、法官心证模糊）的最终状态”[3]。由于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建立在法官不能因事实不清而拒绝裁判的理念之上，它所解决的是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裁判的问题，实质上是对事实真伪不明的一种法定的风险分配形式。正如罗森贝克所言，“证明责任的本质和价值在于，在重要的事实主张的真实性不能被认定的情况下，它告诉法官应当作出判决的内容。也就是对不确定的事实主张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将承受对其不利的判决”[4]。“在证明责任所包含的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中，真正能够代表其本质的当属结果责任，因为行为责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结果责任才属本质问题”[5]。这是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之间关系的核心，也是理解举证责任含义的关键。

《证据规定》第2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具有明显的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的特征。尽管长期以来一直将《证据规定》中举证责任的含义解释为包含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但结果意义举证责任的内容在《证据规定》的条文中并没有明确的体现。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虽然延续了《证据规定》第2条的内容，但在第108条中明确规定了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作出判断，体现了结果意义举证责任的基本内容。与《证据规定》相比，新民事诉讼法解释对举证责任内容的规定更为全面、科学。

二、关于证明标准问题

证明标准也称证明要求、证明度，是指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对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法官根据证明的情况对该事实作出肯定或者否定性评价的最低要求。从当事人角度而言，证明标准为当事人完成证明责任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预测的尺度，使诉讼证明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认识活动，而非无止境的求真过程；从裁判者的角度而言，证明标准是裁判者对待证事实是否存在的内心确信程度；从证明标准的性质而言，证明标准具有法定性，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评价尺度，当事人对待证事实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解除证明责任、裁判者基于何种尺度才能认定待证事实存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以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是对盖然性程度的要求不同。盖然性是指一种可能的状态，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的性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中普遍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就是在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法官即可予以确认”。[9]德国学者以刻度盘为例子对盖然性作出形象直观地描述：假定刻度盘两端为0%和100%，将刻度盘两端之间分为四个等级：1%-24%为非常不可能，26%-49%为不太可能，51%-74%为大致可能，75%-99%为非常可能。其中0%为绝对不可能，100%为绝对肯定，50%为可能与不可能同等程度存在。据此，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确定在最后一个等级，即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之后，如果仍然达不到75%的证明程度，则应当认定事实不存在；超过75%的，应当认定待证事实存在。[10]

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盖然性证明标准，通常表述为盖然性占优或盖然性权衡，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必须证明他所主张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如果盖然性对等，亦即事实审理者无法做出判断，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将败诉。[11]盖然性占优或盖然性权衡，在美国通常表述为优势证据标准，它要求“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所提供的证据更具有说服力或者更令人相信……这一标准在确定哪一方在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上更有优势不做高度要求。一些评论家将这种证明标准表达为51%的概率，意即只要一方当事人证据的优势超过51%他就可以胜诉”。[12]

一般认为，《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对证明标准作出了规定，但对证明标准的具体内容存在不同理解。多数人认为，这表明我国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也有人认为认为这一条内容理解为优势证据标准的规定[13]。究其原因，主要是该条规定在技术上存在不周延之处，未科学界定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亦未采取典型的盖然性规则的表述。为此，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条从本证和反证的证明度要求出发，对证明标准的盖然性规则进行描述，明确规定了本证需要使法官的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由此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三、关于举证时限问题

举证时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提供将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制度。《证据规定》在我国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经过十几年审判实践的检验，其基本原则被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所肯定，正式吸收到法律之中。

新民事诉讼法解释在《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基础上，通过总结《证据规定》实施以来的审判实践经验，对举证时限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与《证据规定》相比，新民事诉讼法解释中的举证时限制度存在比较大的变化和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举证期限上的变化。

举证期限是举证时限制度的基础，举证期限的确定也是举证时限制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举证期限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诉讼的期间，法律对举证期限的规定，意味着当事人负有遵守期间、在期间内完成举证的法定义务。

根据《证据规定》第3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送达举证通知书，在举证通知书中明确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的后果，即在受理诉讼的阶段确定举证期限。但在案件受理时指定举证期限，双方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时间不一致，当诉讼中出现追加当事人等复杂情况时，会导致程序操作上的不便。而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4项的规定，“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通过要求当事人证据交换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这意味着审理前准备是所有第一审诉讼案件的必经程序。而在审理前准备阶段，特别是双方当事人到场的情况下指定举证期限，由于双方期限届满时间相同，也便于诉讼程序的操作。基于上述原因，新民事诉讼法解释改变了《证据规定》的做法，在第99条将确定举证期限的时间修改为审理前准备阶段，以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4项的规定，更好地满足审判实践的要求。此外，考虑新民事诉讼法解释与《证据规定》相比，举证期限的起算点从受理时变更为审理前准备阶段，因此将《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的“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不少于三十日”修改为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举证期限不少于15日，从总的时间来看，举证期限在时间上未必会缩短。

四、关于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问题

非法证据问题，在刑事诉讼领域讨论较多。发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主要适用于刑事诉讼之中，其目的在于限制警察权的滥用。在民事诉讼领域，英美法系国家则持宽容的态度，一般并不排除非法证据的使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非法证据问题，历来存在法秩序一致性说和分离原则的争论。法秩序一致性说认为，实体法与诉讼法均属统一法秩序之一部分，故在实体法上违法收集的证据方法证据资料，在诉讼上应当排除。分离原则区分实体违法性与程序法利用的合法性，认为证据取得行为的实体违法性，与诉讼程序之利用并不相关。但就如何使不法者不能获得利益、预防大众为同样行为以及使法规范价值得到平衡，又衍生出诉讼促进、诉讼目的、当事人讯问之可能性等理论观点。[14]

《证据规定》第68条以取得证据的方法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非法证据判断标准，在审判实践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实践中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判断标准有时会遭遇合法权益之间的冲突。如在离婚案件中，涉及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事实时，由于该事实一般具有隐秘性，有关证据不易取得，配偶另一方在取得证据的过程中可能会对他人的隐私构成侵害。这种情况下严格按照《证据规定》第六十八条的标准适用，有时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对此，有学者主张以重大违法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实质性标准，并引入利益考量的方法确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由于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反映了法律制度中各种不同目标、价值和利益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而这些目标、价值和利益均有其合理性，因此在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立法者和司法者常常出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而无法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因此在非法证据的判断上，应当综合考量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冲突，目的合法与手段违法的冲突，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与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冲突，保护合法权益与维护法律秩序的冲突，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在各种冲突的最佳平衡点上。[15]

新民事诉讼法解释延续了《证据规定》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一贯立场，在判断非法证据的标准上，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仍然作为一项判断标准。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指违反实体法上的规定，这里的实体法不限于民事法律，一切实体法规范均包括在内。《证据规定》中“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标准，在本条中被表述为“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即对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提出了程度上的条件即要达到严重的程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利益衡量的因素。这意味着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一般性侵害的，不会导致证据被排除，因此，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有所放宽。同时，增加了“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由于在审判实践中一直以侵权行为的构成作为判断取证方法是否构成“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标准，违反公序良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构成侵权行为，事实上已经被“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标准所涵盖。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是指证据在形成或者获取过程中并无对他人合法权益的明显损害，但其形成或者取得的构成本身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此外，与《证据规定》相比，本条对于非法证据的界定并不限于获取证据方法的违法，证据形成本身违法亦构成非法证据。

五、关于公文书证问题

公文书是与私文书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基于权限所制作的文书。私文书是指公文书之外的文书。这些文书作为证据使用时为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公文书根据其内容，可以分为处分性公文书和报告性公文书。处分性公文书是记载公共管理机关意思表示的公文书，如记载裁决或处罚决定的公文书等；报告性公文书是记载公共管理机关观念表示或认识的公文书，如登记薄、户籍等。公文书作为证据使用时的公文书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由具有社会公信力或者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二是公文书的制作和发出应当符合法定条件，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

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都是书证最重要的分类。之所以重要，在于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在证据力上存在很大不同。首先，在形式证据力上，无论处分性公文书证还是报告性公文书证，均具有形式证据力。“有关形式上的证据力的认定。或多或少都存有推定。亦即，如根据文书的方式即内容认定为公文时，则推定为真实成立”。[16]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55条规定，“文书，依其程式及意旨得认作公文书者，推定为真正。公文书之真伪有可疑者，法院得请作成名义之机关或公务员陈述其真伪”。以公文书证举证的当事人不必证明公文书为真实，法院对于公文书证的形式证据力有疑义时，可以咨询制作该公文书的机构或经办人员，依职权进行核实。对方当事人如有争执，应当举出反证推翻公文书为真实的推定。这里的推翻并非是对公文书证真实性的反证，有争执的当事人事实上要承担公文书证不真实的本证证明责任。而私文书证并不具有当然的形式证据力。当事人对私文书证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援引私文书证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当事人，负有对私文书证真实性的本证证明责任，而有争执的当事人只承担反证的证明责任。其次，公文书证推定具有实质证据力，即依文书的程式和意旨认定为公文书的，推定其内容为真实。对方当事人对此有争执时，应当举证予以推翻，即与形式证据力一样，有争执的当事人要承担公文书证不真实的本证证明责任，即证明相反事实的存在。而私文书证是否具有实质证据力，需要法官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当事人一方对于私文书证的真实性提出疑义的，仅负有反证的证明责任，提供私文书证的当事人负有证明私文书证为真实的本证证明责任。关于公文书证与私文书证的实质证据力，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一般认为，应注意区分情况：“1、勘验文书，因文书内容之作成，即系该法律行为之完成，若该文书为真正，原则上有实质上证据力。例如法院判决书正本，如为真正，即可证明有法院之判决行为及宣告内容。2、报告文书，因系传述文书制作人之观察事实，虽文书为真正，但传述之内容事实是否真实，非当然可得推认，其非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3、公文书如真正，且性质上属生效性文书者，应有实质上证据力，若为报导性文书，除有反证足证公文书内容与待证事实不符外，通常均有实质上证据力。4、私文书如为真正，亦应分别视其为生效性文书或报导性文书前者有实质上证据力，后者非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实务上，常见之契约书属前者，商业账簿属后者”[17]。

我国理论界对于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的证据力的理解与其他国家基本一致。但在实务界，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的区别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证据规定》第77条中虽然有“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但这一规定一方面只是指引性规范，也未准确揭示二者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规定某种证据证明力大于另一种，似有法定证据制度的嫌疑。因此，对于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证据力的区别问题，有明确规定的必要。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4条明确了公文书证证明力的特殊性，实际上也就揭示出公文书证与私文书证的区别。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公文书证的制作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我国，国家机关和按照国家机关管理或者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共青团、妇联、工会、行业协会等，均具有公共信用后者社会公信力，均可以成为公文书证的制作主体。公文书证是适格的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是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作出的。非依照法定职权范围或者不符合法定程序或方式的文书，不具有公文书证的效力。公文书证的反证规则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这是公文书证反证的典型特征，即反证者承担相反事实的本证责任。人民法院在审查公文书证时，认为必要时即人民法院对公文书证的真实性有疑问时，可以依职权核实，要求制作主体进行说明。

六、关于专家辅助人问题

专家辅助人是《证据规定》创设的一种专家证据形式，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79条吸收了《证据规定》第61条的内容，在立法上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鉴定与专家辅助人并存的“双层”专家证据制度，对于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22条、第123条延续了《证据规定》的基本思路，对民事诉讼法第79条进行解释，对于规范专家辅助人制度适用，具有积极意义。

1、专家辅助人的性质

专家辅助人在实践中经常被错误理解为专家证人，但事实上二者性质上并不相同。专家证人与专家辅助人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但二者的功能存在实质性差别。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功能只是单一的协助当事人就有关专门性问题的提出意见或者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回答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与对方当事人申请的专家辅助人对质等活动也是围绕着对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的意见展开的。其功能和目的只是辅助当事人充分有效地完成诉讼活动，他并不具有法官的“专业助手”的功能。

而专家证人的功能则是双重的。他在诉讼中，既要在事实发现上为法庭提供帮助，也要辅助当事人进行诉讼，而辅助法庭事实发现的功能是其最主要和优先的功能。英国民事诉讼规则35.3将专家证人的职责明确为“（1）专家的职责是就其专业知识范围内的事项为法庭提供帮助；（2）这种职责优先于其对聘请他或相他支付报酬的人的责任”。专家证人的这种功能与大陆法上鉴定人的功能非常接近。

专家证人与这种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专家辅助人的性质和诉讼地位不是专家证人。其一，由于专家证人制度与鉴定制度同样具有在事实发现过程中辅助事实审理者对专业问题做出决定的功能，如果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在已经遵循大陆法国家的做法确立了鉴定制度的同时，再设置专家证人制度，欠缺必要性与合理性，也不符合法律规则创设的内在逻辑。其二，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尽管与事实证人相比较存在特殊性，但其诉讼地位仍然归属于证人范畴。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我国并不允许证人表达意见证言，证人只能进行“体验性”陈述。这种对证人的要求显然与本条关于专家辅助人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因此，将专家辅助人理解为专家证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它势必导致“概念称谓上的混乱，理解上的不统一”，[18]也势必影响该项规定在审判实践中适用的效果。

专家辅助人与日本民事诉讼法上的诉讼辅助人非常相似。在日本民事诉讼法上，诉讼辅助人是指“随同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或诉讼代理人在期日里一起出庭，进行口头陈述的人”。[19]诉讼辅助人只是法庭审理过程中的“附加人员”，他不能在法庭审理之外从事有关的诉讼行为。[20]对于诉讼辅助人的资格，法律通常没有特别的限制，但一个人能否成为诉讼辅助人，仍需法庭的许可。[21]而“随着纠纷中专业化、技术化因素的增多，对于一些事项，即使是一些具有律师身份的诉讼代理人，也不具备这种专业知识，因此让这种问题的专家及技术者成为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的助手就显得极为必要。有鉴于此，近来也有观点倡导应当积极灵活地运用辅助人制度”。[22]从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结合《证据规定》第六十一条的内容来看，将专家辅助人理解为诉讼辅助人是恰当的，符合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本意和“有专门知识的人”的特点。

[2]张永泉著：《民事诉讼证据原理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第160页。

[3] [德]汉斯.普维庭著，吴越译：《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3页。

[4] [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5]毕玉谦著：《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6]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著：《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7]毕玉谦主编：《证据法要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8]毕玉谦主编：《证据法要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9]韩象乾主编：《民事证据理论新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6-387页。

[10] [德]汉斯.普维庭著：《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09页。

[11]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203页。

[12]张卫平主编：《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13]萨仁：《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6期。

[14] 姜世明：《民事证据法实例研习（一）》，（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2版，第46-47页。

[15]李浩：《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6] [日]三月章著：《日本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70页。

[17]姜世明著：《民事诉讼法（下册）》，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79页。

[18]常廷彬：《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专家证人》，载《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64页。

[19]【日】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常怡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72页。

[20] [日]高桥宏志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201页。

[21]【日】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常怡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72页。

[22]【日】高桥宏志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201页。

[23]张永泉：《论民事鉴定制度》，《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