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苾雯

第一章 暴力的种子

一、小白兔和大灰狼

　　见到晓宇的那天，下着雨，他撑着一把黑布雨伞走过来，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打量着他，心里暗暗吃惊，他与我的想像太不一样了，瘦高的个子，白净的脸庞，说话慢条斯理，甚至带有几分羞涩。如果不是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特殊的环境里，我确实很难将他与那个两次进出工读学校、劣迹斑斑的男孩子联系在一起。

　　在晓宇就读的工读学校我了解到，13岁那年，他上初一时，因多次聚众打架并打伤老师被送进工读学校。一年后，转至一所普通中学。上高一时，因多次抢劫低年级学生财物被再次送进工读学校。如今，他已是工读学校高二年级学生了。

　　在这之前，我曾给晓宇打过几次电话，想跟他聊聊，可他一直不愿见我。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他讲起了两个不同的分苹果的故事：一个男孩说谎话从妈妈那里得到了想得到的苹果；一个男孩通过劳动竞争同样从妈妈那里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苹果。可是两种不同的得到苹果的方式却演绎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听完这个故事，晓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最后，他答应跟我见面聊聊。

　　当我近距离观察晓宇时，我发现他的眼神很冷漠，冷漠中有几分凶悍，那不像一个孩子的眼神，虽然那种冷漠和凶悍时时被长长的睫毛遮蔽，但是仍让我的心有不小的震撼：一个还不到17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一双眼睛？

　　听说晓宇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某大型企业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外资企业主管。这样的家庭怎么会培养出一个崇尚暴力的孩子？

　　我正琢磨着如何开始这场谈话时，晓宇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我恨我妈！"他将那个"恨"字咬得又重又长。接着又补上一句："没有我妈就没有我的今天，你说我能不恨她吗？"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走进了他的童年、他的少年，走进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岔路口。

　　小时候，我长得很讨人喜欢，皮肤很白，眼睛很大，头发是自然地卷曲，别人都说我像个洋娃娃。由于父母在工作了几年后又双双考上了研究生，我从两岁开始就被送到爷爷奶奶家，与他们一起生活。爷爷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是他很会讲故事，什么《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都是他讲给我听的。那时候，我对这些故事简直着了迷，经常缠着爷爷要他讲故事。爷爷将肚子里的故事都讲完了，只好去买一些小人书回来看，看完后再讲给我听，但是爷爷从不照着书上念，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在故事里还加进了许多他自己的创作。那时候，我最崇拜的人就是爷爷和那些写故事的人。

　　上幼儿园中班那年我5岁，这年，父母研究生毕业，我被他们接回到身边。

　　母亲带我走的那天，我又哭又闹，我不愿去他们那里，在我眼里，他们很陌生，我在爷爷奶奶家那几年，他们只在寒暑假来看我。

　　我不愿跟她走，我说我要听爷爷讲故事，我要吃奶奶做的猪肉炖粉条。母亲哄我说，她会给我讲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故事，她会给我做猪肉炖粉条。

　　我信以为真地跟着母亲回了家。回家的那天晚上，上床睡觉前我就想，妈妈一定会给我讲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可是我在床上躺了好半天，一直没见她过来，而以往这时候，爷爷总是走到床边笑着对我说："小子，来，爷爷给你讲故事。"

　　我想，母亲一定是忘记了，便起床去找她，我对她说："妈，我要听故事。"

　　母亲正在台灯下写着什么，她不耐烦地说："你不见我正忙吗？"

　　也许她看出我很失望，想了想，她放下笔，从抽屉拿出一本童话书说，好吧，我来给你讲一个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故事：

　　一只大灰狼溜进了树林，树林里住着小白兔、笨笨熊、淘气狗、喇叭象、小刺猬、小山羊……大灰狼偷偷摸摸地摸到了一间红房子的窗前。大灰狼往屋里一看，满屋子的大老虎、小老虎，它们张牙舞爪，呼啸吼叫，大灰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妈呀，这是老虎大王的家，进不得！"大灰狼灰溜溜地赶紧溜走了。

　　"嘻嘻嘻"，小白兔从大衣柜里蹦出来，朝着满屋子的老虎笑。原来，一面墙上的小老虎，是小白兔画出来的；墙对面的大老虎，是小白兔用放大镜照出来的，录音机里播放的《老虎之歌》，是小白兔从勇敢商店买来的磁带。小白兔靠自己的智慧将大灰狼吓跑了。

　　听完故事，我不解地问妈妈："为什么小白兔就是好的，大灰狼就是坏的呢？"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狠狠给了我一耳光，她声色俱厉地说："笨蛋，这难道还用问吗。"

　　我"哇"地一声哭了。她更不耐烦了，又抽了我两个耳光说："哭，哭，有什么好哭的，这么笨还好意思哭！"

　　 莫名其妙挨了打，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一直愤愤地想，难道因为你是大人就可以不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不讲理吗？难道因为你力气大就可以随便打我吗？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向妈妈提出过讲故事的请求，虽然她后来也经常给我讲故事，但我已失去了听故事的激情，也失去了对那些故事的好奇心，每一次都是她干巴巴地照本宣科，我呢，木然地听着。见我"傻呆呆的"(这是她的原话)，她会伤心气愤地将书重重地甩在我脸上，然后拂袖而去。

　　那时我就想快快长大，长大了，有了力气，我就可以报复她。

　　5岁那年的那个晚上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从那以后，每当她骂我、打我时，我心里便暗暗咬牙切齿地发誓：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报复。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认识到，一个人弱小了就会被人欺凌，强大了就能欺凌别人。

　　我6岁半时上了小学。在班上，我个儿最高，比别的同学差不多高出一个头，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上小学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上课时，我向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同学借橡皮擦，他不肯借给我，我就从后面朝他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他"哇"地一声哭起来。老师跑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用脚踢他的屁股。

　　老师怒不可遏地要我站到教室后面去。老师是男的，长得又高又壮，我想，如果我反抗，他一定会像拎小鸡一样将我拎起来摔出去，说不定还会揍我一顿。我不情愿地离开座位，到教室后面老老实实罚站。那天，我被整整罚站了一上午，腿站得又酸又麻，我狠狠地盯着老师心里愤愤地想：等我长大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由于个子高，我在心理上感觉自己很强大，便经常对冒犯我或我看不顺眼的同学大打出手，班上的同学几乎人人都怕我，有的人千方百计地巴结我，我在学校渐渐坏得出了名。母亲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挨老师一顿训斥回来，她便将怒气发泄在我身上，狠狠地教训我，开始是扇耳光、扒下裤子打屁股，后来是打哪里顺手就打哪里，顺手抓到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打，常常让我浑身挂彩。于是，我便将不能向她发泄的仇恨加倍发泄到同学身上。

　　小学毕业时，我已臭名远扬了。升初中时，与我所在小学对口的中学不愿要我，母亲去求了几次，人家根本就不理她。那天，她从学校受了一通气回来，进门就操起一根棍子朝我劈过来。我闪过身子，一把抓住她的手夺下了棍子，她几次扑过来想夺回棍子都被我狠狠地推开了，那时我已经一米七了，她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最后一次我将她推倒在地上，然后就跑了。那一次，我在游戏机室玩了三天三夜。第四天，父亲找到了我，将我押回了家。

　　这一次母亲没有打我,她也许知道自己已经不是我的对手,她只是恨恨地指着我说："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怎么生出你这个东西。"

　　眼看快要开学了，那所中学仍不愿要我，母亲只好将我送到离她工作单位很近的一所中学。她认为这样能更好地监督我。每天早晨，我和她一起乘公汽去学校，下午放学，她一般都来接我和我一起回家，如果她有事了或要加班，我就一个人疯玩到很晚才回去。

　　在那所中学，开始我还是挺老实的，也想好好学习，可是没过多久，我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天，我的同桌告诉我，隔壁二班的一个同学将他的足球故意踢进了水坑，他找对方理论，对方不但不道歉还揍了他一顿。我听了，马上就说："我去帮你揍他！"

　　下了课，我去二班将那个同学喊出来，我说："你敢欺负我的同桌，你小子欠揍啊！"边说边一拳打在他脸上。血从他的鼻子里流出来，他捂着流血的鼻子转身逃回教室，我追进去拳脚相加将他打倒在地上，看他抱头惨叫着在地上翻滚，我心里有一种征服的快感。

　　每次打完架我都有这种快感，我想母亲当年打我，我无力反抗、抱头鼠窜，她心里也许就有这样的快感。征服人与被人征服，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是母亲用她的暴力让我明白了这一点。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家里还赔了对方医药费。我成了学校人人皆知的坏学生。

　　我第一次被送进工读学校是初一下学期。

　　事情起源于一堂数学课。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个长着一撇小胡子、说话有点娘娘腔的老师。那节数学课是在下午，我昏昏欲睡，勉强撑了半节课后终于趴在桌上睡着了。突然，我感到头皮一阵刺痛，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头发被数学老师狠狠地拽住了，那只拽住头发的手正用力地将我的头往后扳，我感到头发仿佛在一根根被连根拔起。我怒火中烧，握紧拳头就朝他猛击过去，他惨叫一声松开了手。我的拳头正打在他眼睛上，那眼睛立马就一片青紫。他愣了片刻后向我扑过来，我又一头将他撞倒在地上。我想起小学一年级罚我站的那个长得又高又壮的老师，心里充满了复仇的冲动和快感。

当天下午，学校就作出了开除我的决定，并将我父母通知到学校，当面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决定。

　　说实在的，事后我心里也有点后悔，我并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那天晚上，父母铁青着脸，家里的空气仿佛一点就着。我想，反正已经这样了，该怎么的就怎么的吧。我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在家呆了几天后，母亲说要送我去工读学校。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工读学校，在家呆了几天也觉得腻了。我就说："去就去吧。"

　　到了工读学校才知道，被送到这里来的大都是像我这样被其他学校扫地出门的学生。

　　我在工读学校的表现不算太坏，也许这里坏学生太多了。在工读学校上完了初二，母亲说我必须离开工读学校，要不然就只能拿工读学校的毕业证，如果拿的是工读学校的毕业证，即使考上了普通高中人家也不会要我。

　　她托人为我找到一所地处市郊的中学，她隐瞒了我从工读学校出来的实情。因为离家远，只能住校，我心里暗暗高兴，这样我就不用每天面对母亲那双像刀子一样的眼睛了。自从她打不动我了，她就无时无刻不用那双像刀子一样的眼睛伤害我。

　　我只是爱打架，成绩并不差，初中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可是只上了一个学期，我又第二次被送进了工读学校。这一次进工读学校的原因是我犯了两次事，一次是我将一个同学的鼻梁骨打断了，没多久，我又多次将一个低年级同学的财物洗劫一空。其实我并不缺钱花，我"擂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我是看那个人不顺眼，想吓唬他、教训他。

　　这次被学校开除后，是我自己要求来工读学校的。我觉得，在工读学校我能找到一种平等的感觉。在原来的学校，我总是被人看成"渣滓"，看成"小混混"，没有人把我当人看，老师给我白眼，同学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我想，既然你们都这么看我，我就破罐子破摔了。

　　别看我走到哪里打到哪里，耀武扬威的，其实心里并不快乐，有时还很压抑、很痛苦。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痛苦越来越像毒蛇一样缠着我，我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

　　我不是天生就是一个爱打架的坏孩子，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母亲她难道没有责任吗？童年里的许多事我都忘记了，却忘不了5岁那年她给我的第一个耳光。当时我不懂她为什么打我，今天我明白了，她是要用暴力赢得一种心理高度，证明老娘比儿子厉害。

　　天渐渐昏暗起来，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晓宇撑开雨伞走进雨中，望着他渐渐消失的背影，我的心沉重如铅。

　　父母打孩子，老师打学生，生活中，这样的事似乎早已司空见惯。打人者理直气壮地认为"打是亲骂是爱"，而被打者迫于这种流行于社会的强势观念，常常处于无奈的境地，他们忍气吞声，无处诉说。可是压抑的情绪总会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在那个出口，他们也许会成为一把复仇的火，在烧死别人的同时也烧死自己。

二、被凌迟的青蛙

　　对于赵伟来说，2002年3月14日是个黑暗的日子，这天，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他死刑。听到宣判的那一刻，他一下瘫软在地上。

　　赵伟提出了上诉。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日子里，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的。他说他从没有这么害怕过，就是在那个充满血腥的夜晚他也没有这么害怕过。

　　那天晚上，赵伟和同伙小张、小瞿在市中心拦了一辆红色出租车。

　　司机问去哪里，他们说去汽校。

　　"汽校在城外，你们去那里干吗？"司机警惕地问。

　　小张抢着回答说："我们是汽校的学生，回学校去。"司机听了没再说什么，让他们上了车。

　　赵伟坐在副驾驶座上，小张和小瞿坐在后排座上。出租车驶出城后，灯光渐渐稀少暗淡下来。赵伟点燃一支烟殷勤地送到司机嘴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司机聊着天。

　　路上，车辆稀少，行人也稀少。突然，小张喊停车，说要小便。司机将车缓缓停在了路边。小张下车后悄悄绕到车的左侧，猛地拉开车门，未等司机反应过来，就将绳索套在了他脖子上。见司机抓住套得越来越紧的绳索拼命挣扎，赵伟毫不犹豫地拔出一把一直藏在腰间的刀扎在司机的肚子上，见司机仍在挣扎，小张拔出刀又重重地插进了他的心脏。

　　三个人中，只有小瞿会开车，他将车开到一个偏僻的桥洞下，将司机的尸体扔进了河里。

　　抢劫出租车是他们早就预谋的。赵伟和小张、小瞿是在网吧里认识的。作案时，赵伟19岁，是一所中专学校三年级学生；小张24岁，是网吧管理员；小瞿20岁，在家待业。那天，三个人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发现大家都缺钱花。家里虽然每个月给赵伟500元生活费，可是大部分钱都被他扔进了网吧，生活上早就捉襟见肘。小张在网吧当管理员，每个月虽说有600元工资，可是带女朋友出去玩，那点钱根本不够花。小瞿连工作都没有，就更缺钱花了。

　　小张说："咱们得想办法弄点钱花。"他说他有个亲戚是做汽车生意的，如果能弄到一辆车，卖出去能赚一大笔钱。

　　赵伟和小瞿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三人一拍即合。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认为抢出租车最容易、最安全。

　　作案的那天下午，他们买好了刀和绳索，并商量了作案过程，然后一直在网吧呆到晚上9点多钟。赵伟说那天晚上离开网吧之前，他一直在聊天室跟MEME聊天。在网上，他的名字叫"老狼"。他说知道那天晚上要去杀人，他似乎一点也没感到紧张，也没有感到不安，只是有些亢奋。

　　将司机的尸体抛入河中后，他们连夜将车开到河北。小张对亲戚说是一个朋友的车，想托他找个人卖出去。车很快就出手了，卖了1.5万元。

　　三个人分了钱后就分手了。赵伟做梦也没想到，仅仅只过了一个星期，公安人员就出现在他面前。

　　审讯时，审讯人员和他有一段对话：

　　"杀人时你不怕吗？"

　　"没感到怕，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弄钱。"

　　"过去有过杀人的念头吗？"

　　"有，不过只是想想而已，觉得那一定很刺激。"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因为我杀过青蛙，杀过麻雀，还杀过兔子，杀它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刺激。"

　　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屠杀，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那是一堂自然课。

　　老师拎着一只小塑料桶走上讲台，他对我们说："这只桶里装的都是活青蛙，今天，我要教你们解剖青蛙，让你们了解青蛙的各个器官和组织结构。"

　　"哇……"教室里一阵喧哗和骚动。

　　老师拿出大头钉，然后从桶里抓出一只青蛙，那只倒霉的青蛙徒劳地挣扎着，鼓鼓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老师用大头钉将它的四条腿一一钉在墙上，成了X型的青蛙挣扎着，张着嘴痛苦地扭动着。

　　教室里，有人惊恐地低声尖叫，一些女同学则趴在桌上将脸深深地埋在胳膊肘里。我大睁着眼睛看着那只挣扎着的青蛙，脸上通红，心脏像鼓棰敲打似的怦怦直跳。我看见老师毫不犹豫地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快速地划开青蛙的胸腔，开始，有一小片殷红的血渗出来，随着刀子的移动，那血迅速地滚动着变成了血珠子，"嘀嗒，嘀嗒"地落在地上。老师将五根手指收拢成一把"钳子"，伸进青蛙的胸膛，一下就掏出了它的内脏。他用手举着那团血淋淋的东西，告诉我们说："这是青蛙的心脏，这是它的肠子，这是它的胃……"

　　黑板上，那只被剖腹开膛的青蛙，睁着死灰色的眼睛看着我们。

　　老师作了示范后，将我们分成3人一组，发给每组一只青蛙，让我们自己解剖。我和两个女生一个小组，老师发给我们的是一只褐色的青蛙，脊背上有几颗黑色的斑点。那两个女生躲得远远的，死活都不肯碰那只青蛙，我也很紧张，手心里全是汗。我学老师那样，手里紧紧抓着青蛙，想将它的四条腿钉在桌子上，可是那只青蛙也许知道死到临头了，拼命地挣扎着，一次又一次从我手里滑落，有一次竟挣脱了我的手在教室里到处逃窜。我跟在后面追赶，抓了几次也没能抓住它。恼羞成怒的我抓起一本厚厚的书一下就将它拍昏了。我将昏迷的青蛙放在桌子上，像老师那样，将它的四条腿一一钉在课桌上，然后用小刀划开了它的胸腔，掏出了心脏。当我捏着那颗热乎乎的、滴着血的心脏时，我感到了一阵强烈的刺激，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快感。

　　那堂自然课上得惊心动魄，那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堂课。许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自从解剖了青蛙后，常常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撩拨着我。

　　六年级上学期，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摔伤了一只腿，受伤的麻雀仍努力扇动着翅膀想飞起来，可是却一次次地失败了。那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麻雀，稀疏的羽毛，露着淡红色的脊背。我毫不费力就将它抓住了。我握住麻雀的脖子，将它拎起来，小麻雀翻着白眼徒劳地挣扎着。那一刻，我感到人的强大和优越，只要我稍一用劲，就能拧断小麻雀的脖子。

　　这时我想起有人说过，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真是这样的吗？我心里立刻产生了想把这只小麻雀剖开来看看的冲动。

　　我快步跑回家，爸爸还没下班，妈妈正在厨房忙着做饭。我悄悄走进自己的小房间，将门关上。我从抽屉里找出了大头钉。有了上次老师教我们解剖青蛙的经验，这次解剖麻雀便驾轻就熟了。我先将一颗大头钉穿过麻雀的颈部钉在桌子上，然后又将它的两只腿分别钉在桌子上。当大头钉穿过麻雀细小的颈部时，我发现它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估计麻雀已经死了，我用削铅笔的小刀划开了它的胸膛，我看见了它的心脏、肝、胆、脾，还有一团细细的、弯弯曲曲的肠子。

　　把玩了一会儿，我就用一个小塑料袋将麻雀的尸体装起来，扔进了垃圾桶。我发现，这一次我很冷静，没有上一次解剖青蛙时的紧张和慌乱。整个过程我甚至做得从容不迫。

　　这是我的第二次屠杀。这两次屠杀的都是弱小的生命：青蛙、麻雀。对于强大的人来说，它们毫无反抗之力。这样的游戏玩了几次我便失去了好奇心，也失去了它的刺激性。因为，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对手不能称之为对手，缺少对手的游戏很无聊。

　　上初二那年暑假，我和几个同学去公园闲逛，发现那里开办了一项新的娱乐项目：用弓箭射杀拴在木桩上的鸡、兔之类小动物。只要射伤小动物就能得到奖品，如果能一箭穿过头或心脏射死动物，还能得到重奖。这比激光打靶要刺激得多，因为它直接面对鲜血和生命。

　　我看见一个游客正在手把着手教孩子上箭、拉弓。那孩子大概只有五六岁的样子，射了几次都失败了，箭不是掉在地上了，就是射偏了。那游客仍不厌其烦地教他，最后一箭终于射中了鸡的翅膀。那只翅膀上插着一枝箭的鸡疼得围着木桩乱转。那小孩得到了一个奖品：两个泡泡糖。

　　我跃跃欲试，给摊主交了5元钱。摊主将一副弓箭交给我，说我可以射5箭，如果射中的是兔子，可以得到一袋话梅。

　　这是我第一次拿弓箭射杀动物，开始，心里还是有点紧张，不是怕鲜血，而是怕射不中，因为我的几个同伴都在看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看笑话。

　　我的目标是那只兔子。兔子也许知道大难临头，惊恐不安地围着木桩跳来跳去，我想瞄准它的头，可是瞄了半天也瞄不准。第一箭和第二箭都射偏了，第三箭从兔子的脊背上擦过，只划伤了一点皮毛。我沉住气射出第四箭，正中兔子的左眼。那只受伤的兔子疼得跳得老高，我又射出了第五箭，这一箭射在兔子的肚子上。身上受了两处箭伤的兔子不但没有倒地而毙，反而疯了似地乱跳。

　　摊主说我虽然射中了头部和腹部，但兔子并没有死，所以只能得两个泡泡糖。我不服气，向同伴借钱，要继续这项"娱乐"，我之所以要继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其让那只兔子欲死不能，还不如早点结束它的生命。我又射了三箭才将那只兔子射死。我得到了一袋话梅的奖励。

　　赵伟说他杀青蛙、麻雀、兔子的时候，从最初的紧张害怕到后来的漠然，是因为在进行这些屠杀时，他寻找的是一种刺激，并没有想得很多。当同伙提出杀死司机抢劫出租车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同意了，他说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早就埋着杀人的念头。

　　杀了出租车司机，拿到分得的赃款，当天夜里，赵伟在网吧玩了一个通宵。

　　就在采访这桩抢劫杀人案之前不久，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清华大学机电系四年级学生刘海洋"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先后两次用火碱、硫酸将北京动物园的五只熊烧伤，其中一头黑熊双目失明。这是三只黑熊，一只马熊和一只棕熊。

　　在被公安机关拘留后，刘海洋陈述自己的犯罪动机和作案过程时说："我见书上介绍，说熊的嗅觉特灵敏，分辨能力特别强，就想作个试验，第一次用火碱烧熊，没见到有什么反应，于是就想用硫酸，硫酸有气味，熊应该能闻出来。"

　　这是一次攻击性的侵犯行为，刘海洋选择的则是一个安全的对象——关在笼子里的熊。对这几只毫无抵抗能力的熊，他泼出了硫酸。

　　就在刘海洋伤熊事件发生后不久，一只仅三个月大的小鹿犬被人活生生放入微波炉中烤了一分多钟！更让人震惊的是，此事的始作俑者竟也是一名大学生。

　　那是一只咖啡色的小鹿犬，被从微波炉里救出时，皮下已大面积烧伤，露出鲜红的肉，耳廓内肿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由于微波炉是从物体内部开始加热，小狗内脏受到很大损伤。据医生说，如果再多烤十几秒钟，这只小狗的血液就沸腾了。

　　这两起伤害动物事件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名伤害动物者都是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人们不明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对一个生命如此残忍？

　　其实，只要我们留意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充满着类似这样的"娱乐"：父母教孩子捕捉蜻蜓，并一片片撕去它的翅膀；男男女女兴高采烈地围在餐桌前，桌子上的鱼仍在翕动着嘴巴；走进菜场，可看到鲜血淋淋的活杀鸡鸭，听到它们临死前的惨叫。而小学的自然课、中学的生物课更不惜拿活生生的动物做标本，让学生亲眼目睹屠杀，体验屠杀。

　　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对自然的感觉逐渐迟钝了，对生命的关注逐渐冷漠了，对杀戮和血腥也逐渐麻木了。

　　老师宰杀青蛙，也许并没想到会在他的学生心里播下残暴的种子。刘海洋的母亲当初阻止儿子学习他喜爱的生物专业，也许并没想到儿子会将硫酸泼向动物园里的熊。那个在微波炉活烹小狗的大学生呢，在他走过的路上是否也有这样让他记忆深刻的一个场景或一个事件？

三、老师的脸在沙袋上

　　上学期期末考试前，某工读学校初三学生陆宇因将一个同学打成脑震荡，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我去学校采访的那天，正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在校长办公室，我正碰上受害学生的家长在向校长申诉，他认为，陆宇的行为已对他孩子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学校对陆宇的处分太轻。而且他孩子现在还与陆宇在一个班，很难保证不再受到陆宇的伤害。

　　校长神情疲惫地听着家长的申诉。最后，他答应将陆宇调到另外一个班，并表示，如果陆宇有进一步的攻击行为，学校一定将他开除。

　　受害学生的家长愤愤不平地走了。

　　见到陆宇是午饭后。带我去找他的老师指了指篮球场上一个正在练习投篮的学生说："那就是陆宇。"

　　那天，寒风料峭，地上的雪还没有化尽，陆宇只穿了件薄毛衣，听见老师喊他，他极不情愿地一边拍打着篮球，一边朝我们走过来。他皮肤黝黑，个子不高，长得却很壮实。

　　"这位是记者，她想跟你聊聊。"老师介绍说。

　　陆宇警惕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低下头，拍打着手里的球。

　　作了介绍后，老师转身走了。

　　望了一下老师的背影，陆宇凑到我面前问："是不是我们老师又告我状了？"

　　见我一脸诚恳，并无恶意，他一边拍打着篮球，一边说："有什么好聊的，你想跟我聊什么？"

　　"想跟你聊聊你小时候的事，也许有些事你会记忆很深，忘不了……"

　　没等我说完，陆宇打断我的话说："有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阎罗王打我的那两巴掌。"

　　"谁是阎罗王？"

　　"阎罗王是我上小学时的语文老师，因为他姓王，动不动就惩罚学生，我们背后都喊他阎罗王。"

　　提起那位被他称作"阎罗王"的老师，我发现陆宇的眼睛里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仇恨。

　　"阎罗王"是四年级开始带我们的，第一次上课，就给了全班同学一个下马威。那天，课堂纪律不太好，他让我们全班同学都站起来罚站，我们整整站了一节课。其实，当时在课堂上交头接耳说话的只是少数人，我就没有说话，他凭什么要我们都罚站？

　　"阎罗王"惩罚学生的手段很多，对不交作业的，他罚抄课文100遍。对上课交头接耳说话的，他赶出教室，不站到头昏眼花不让进来。对上课时精神萎靡不振的同学，他手里的黑板擦会稳、准、狠地落在那些人的头上。同学中，没有谁不怕他的，但那都是表面现象，其实在背后，大家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打我耳光的那件事发生在五年级上学期。那天上午第一节是语文课，课上到一半，"阎罗王"点名让我站起来朗读一段课文。在课堂上被他点名回答问题或朗读课文是一件倒霉的事，稍不满意，他要么将你讥讽得无地自容，要么将你骂得狗血淋头。听到他点我的名字，我暗暗叫苦，但又不得不站起来，结果，心里一紧张，那段本很熟悉的课文，读得磕磕碰碰结结巴巴。还没读完，就觉得脸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随即便看到了落在桌子上的粉笔头，接着我就听见了"阎罗王"的斥骂声："真是猪脑子，脑积水，连课文都读不好，我看你的智商只有零……"

　　一直骂到打了下课铃，"阎罗王"才打住。

　　见"阎罗王"终于夹着课本走了，教室里一片欢腾。

　　挨了一顿骂，心里很郁闷，我便走出教室，到操场上玩了一会儿单杠。一直到响起预备铃，我才向教室走去。

　　按课程表上的安排，第二节课是数学。我想，谢天谢地，总算暂时不用面对"阎罗王"那张难看的脸了。

　　还没走进教室，我就听到了此起彼伏的笑声。进了教室我发现 ，不知谁在黑板上画了一幅"阎罗王"的漫画，漫画上的他，鼓着两只乒乓球一样的金鱼眼，长长的鹰钩鼻一直垂到了嘴唇上。漫画旁边有一行字：阎罗王自画像。

　　我幸灾乐祸地站在黑板前看那幅漫画，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我觉得漫画画得实在是惟妙惟肖，特别是那个很夸张的鹰钩鼻子，简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阎罗王"的个性特征暴露无遗。

　　我还在笑着时，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我转身一看，"阎罗王"正站在我身后，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逃回座位。"阎罗王"脸色铁青地扫了一眼黑板上的漫画，怒气冲冲地问："这是谁画的？"

　　教室里仍然鸦雀无声。"阎罗王"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将我从座位上拎起来，厉声说："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蒙了，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是我。"

　　他怒不可遏地说："不是你，还会是谁？你还敢狡辩！"说着，他将手臂抡圆了左右开弓地狠狠抽了我两个耳光。打完了，他仍感到不解恨，像拎小鸡一样将我拎起来，狠狠地扔出教室。

　　当我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站起来时，教室的门已"砰"的一声关上了。我摸了摸脸，脸上火辣辣的，耳朵里还感到有一阵阵轰鸣声。我心里害怕起来，我怕耳朵被他打聋了。

　　站在教室外，我心里又委屈又气愤。我知道"阎罗王"绝不会就此放过我，他一定会将我的家长叫到学校，说不定还会将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去。

　　果然不出所料，一下课，他就打电话将我爸爸喊到了学校。我不知他跟我爸爸是怎么说的，反正爸爸从他办公室出来时，脸色也一样地铁青，他走到我面前，拽住我说："去，去给你的老师道歉。"

　　我一边拼命挣扎着，一边说："那不是我画的，是他冤枉了我，我不去道歉……"

　　父亲怒不可遏地说："为什么老师不冤枉别人偏偏冤枉你？你小子做了错事还敢抵赖！"说着狠狠踹了我一脚。那一脚正踹在我的膝盖上，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

　　父亲并没就此罢休，他将我拖进教师办公室，一直拖到"阎罗王"的面前，硬逼着要我认错、道歉。

　　我咬紧牙关不开口。父亲说："你今天不跟老师认错道歉你就永远不要回家，我不要你这个儿子！"

　　听父亲说这话，我心里的防线一下崩溃了。可是我实在冤枉啊，"阎罗王"武断地将屎盆子扣在我头上，而父亲又偏听偏信，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但我知道，如果不在"阎罗王"面前低头认错，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过不了这一关。过了好久我才低着头极不情愿地说："我错了，对不起。"说完，我嚎啕大哭。

　　当天中午回家，我便发现脸肿了起来，左脸颊上有两个明显的紫红色的指印。下午上学，我脸上紫红色的指印竟遭到一个同学的耻笑。代人受过的委屈，使我朝那个耻笑我的同学狠狠地挥起了拳头。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我心里对"阎罗王"一直积蓄着一股怨恨，可是这种怨恨无法发泄，于是我就变着法儿害他。有一次，我趁他不注意，往他的茶杯里扔了一条毛毛虫。还有一次，我将黑板擦上糊上了屎。可是，这两次他似乎都没有发现，我心里暗暗得意又有点失落，我想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那时，我心里恨他，却又对他无可奈何。他长得人高马大的，论打架我不是他的对手，如果公开与他叫板，吃亏的还是我。上课时，我常常盯着他的脸，幻想着自己一拳头就能将他的脸揍扁。

　　我回家偷偷缝制了一个沙袋，有足球那么大，我在沙袋上画了一张"阎罗王"的脸，模仿的是黑板上的那幅漫画：两只鼓鼓的金鱼眼，长长的鹰钩鼻一直垂到了上嘴唇。

　　我将沙袋藏在房间不易被父母发现的地方，每当夜深人静，我怨恨难平时，就拿出沙袋将它挂在床头，朝"阎罗王" 的那张脸狠狠击去，看那张在我的拳头下不断被揍扁的脸，我会有一种胜利者的快感。

　　这种刺激性的游戏，使我成了一个爱跟人挑衅的打架大王，我向同学挑衅，也向老师挑衅，并在每一次的争斗中拼力想获得胜利者的快感。

　　我打别人，别人也打我，我身上常常伤痕累累，可是我并不在乎，只要是碰到对手，我就会不要命地扑上去。为此，父母对我伤透了心，父亲将我一次次往死里打，有一次将皮带都打断了。越是挨打，我越是出去寻衅找人打架，将对父亲的愤怒全发泄到对方身上。

　　初二上学期，我因屡次打架学校要开除我。校长将我父亲喊到学校说："你儿子我们管不了，你还是将他送工读学校吧。"

　　离开学校时，父亲低着头走在前面，我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心想，今天他一定会打死我。回到家，父亲破天荒地没打我，他坐在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最后他说："你自己说说吧，怎么办。"

　　学校不要我，我能怎么办？我总不能去做童工吧，那是违法的，别人也不会要我。既然不能去做童工，我就只能去工读学校，虽然我对工读学校没有好感，更不喜欢那些动辄惩罚学生的老师。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心事，觉得前途一片茫然。这时，我听到父亲和母亲在客厅说话，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是不是心理上有问题？要不，怎么会变成这样？小时候可不是这样啊，现在变得都不认识了。"

　　父亲叹着气说："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一点不管用，不知道这小子哪根神经出了问题，变得这样不可理喻。"

　　没想到，第二天父亲真的就将我带到了心理医生那里。他先进去跟医生谈了一会儿，他出来后，医生才喊我进去。坐在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面前，我心里很别扭，心想，在他的眼里我一定是个病人。这个想法让我很反感，我不愿别人将我当病人看。由于反感，我对那个医生提出的问题敷衍了事，我才不愿跟他说心里话。

　　比方说他问："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挨打吗？"

　　"不记得。"

　　"你如果做了错事，你爸爸妈妈会打你吗？"

　　"不知道。"

　　走出诊所时，我真想对着那个医生的脸说一声"扯淡"。他不是扯淡是什么？他知不知道，我没做错事，也被人无缘无故地欺负，那个"阎罗王"不就是硬给我扣屎盆子还打我吗？我父亲不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拿脚踹我吗？

　　几天后，父亲将我送到了这所工读学校。原来我听说过工读学校，但从没进去过，不知道工读学校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天，我一走进这所学校，心情就很压抑，你看院墙高高的，还安着大铁门，也许学校是怕我们跑了。

　　父亲临走时跟我说，如果改正了爱打人的毛病，就接我出去。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环境，巴不得早点离开。为了早点出去，我也得表现好点。进来差不多一年，我没打过一次架。上学期期末，我将一个同学打成了脑震荡，这事你一定听说了，可是那件事责任不全在我，那小子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平时耀武扬威的，那天是他主动挑衅，他说我土里土气像个乡巴佬。我就打了他一拳，谁知那小子不禁打，一拳就成了脑震荡。

　　看样子我还得在这里呆下去了，我父亲不会接我出去了。

　　发生在几年前的一次惩罚，竟会在陆宇心里留下这么深的烙印，这烙印不但扭曲了他的心灵，也使他的人生之路变得晦暗不明。

　　一家调查机构曾对1000名教师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惩罚过你的学生吗？结果，有80%的教师回答：惩罚过。

　　随手翻阅近两年一些媒体的报道，发生在校园的暴力触目惊心：有老师打学生耳光，将学生打聋的；有老师让学生用刀片刮自己的脸，不刮出血不让上课的；有让学生吃屎的；有让学生在地上爬着学狗叫的……

　　也许，这些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是想用这种惩罚让学生长记性、不再犯错误。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种惩罚已深深地伤害了学生，惩罚留下的阴影也许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甚至会改变孩子的一生。

四、我有拳头我怕谁

　　徐鹏，男，17岁，因抢劫、伤人致残，2001年6月被关押进少管所。

　　从少管所干部提供的案卷里，我对徐鹏的犯罪事实有了了解。

　　徐鹏的家在长江边一座县城里。小学5年级时，他因打架斗殴受到记过处分。初中二年级时，又因聚众斗殴再次受到记过处分。之后，徐鹏干脆不上学，在社会上游荡鬼混。没过多久，他就靠拳头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一帮小混混的"老大"。

　　当了"老大"后，徐鹏经常带着那帮小兄弟出入校园、游戏机室，干起了"擂肥"的勾当。他们中有"踩点"的，有设套引人上钩的，还有专做打手的。他们专找一些年纪小的学生动手，或将他们诱骗到僻静处，将他们身上的钱洗劫一空；或将他们劫持到校外、游戏机室外威逼他们将钱尽数掏出。

　　后来，徐鹏在他的交代里说："几乎每次我们都能轻易得手，因为他们害怕挨打，只要我将拳头在他们面前挥一挥，他们就会乖乖地将钱拿出来。而且我告诉他们，如果敢告诉家长或老师我将会重重地收拾他们。所以，我们干了好多次，没有一个人敢揭发我们。"

　　最后一次抢劫发生在2001年初。徐鹏手下的一个小混混告诉他，有一个叫刘雪峰的男孩家里很有钱，他经常拿着100元的钞票在游戏机室一玩就是一个通宵。徐鹏决定将他作为"擂肥"的重点对象。

　　那天晚上9点多钟，徐鹏让手下一个小兄弟去游戏机室将刘雪峰骗出来。那人凑到正玩得起劲的刘雪峰跟前说："哥们儿，外面有人找你。"

　　刘雪峰问："谁呀？"

　　"他说是你同学。"

　　刘雪峰极不情愿地离开游戏机，刚走到门外，徐鹏和几个小兄弟从两边包抄过来，将他挟持到一个偏僻处，让他拿出身上的钱。没想到刘雪峰是个胆大的，他装着要掏钱的样子，趁徐鹏松开手，拔腿就跑，转眼就跑得没影儿。

　　徐鹏气得直跺脚，自上了黑道以来，他还从没失过手，刘雪峰让他在弟兄们面前丢尽了面子，他发誓一定要好好收拾刘雪峰。

　　徐鹏打听到刘雪峰是某中学初一(2)班学生，并知道了他家的住址。第二天下午，他和几个小兄弟守在刘雪峰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条行人相对较少的巷子。下午6点钟左右，天已经有点黑了，刘雪峰终于在巷子口出现了。待他走近，徐鹏带着他的小兄弟一窝蜂拥上去，将刘雪峰扑倒在地上，在雨点般的乱拳下，刘雪峰气息奄奄。

　　经医院鉴定，刘雪峰左眼失明，两根肋骨被打断。根据刘雪峰提供的线索，徐鹏及其同伙很快被抓获归案。

　　管教干部告诉笔者，徐鹏被送到少管所后，曾有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经过管教干部的引导，现在对自己做的坏事开始有了反省意识。管教干部还告诉我，徐鹏被关进来后，他父亲曾来看过他，但他拒绝与父亲见面，而且拒收家里给他送来的任何东西。

　　在少管所的一间会见室里，我见到了徐鹏。他光头，面色有点苍白，额上有一道刺目的伤疤，唇边浅浅的茸毛，使他看上去还像个孩子。如果不是看了他的案卷，如果不是那道像蚯蚓一样爬在额上的伤疤，很难相信他是个劣迹斑斑的黑道上的"老大"。

　　开始，我们的交谈很艰难，他几乎一直低着头，很简短地回答着我的问话。后来我问他："听说你父亲来看你，你不见他，为什么？"

　　他更深地低下了头，我发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在微微颤动。

　　"不愿见你父亲，是不是担心他会骂你？"我问。

　　他摇摇头。

　　"你怕看见他伤心？"

　　他更用力地摇头。

　　"你觉得对不起他，心里愧疚？"

　　他突然坐直身子，抬起头，面无表情地说："不，我恨他，不是他，今天我不会坐在这里。"

　　"没有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我想你的父亲也一定是这样希望的，你为什么恨他呢？"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也许他是希望我幸福，可是他的教育却让我以为，有一双厉害的拳头就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就能天不怕地不怕。直到进来了我才知道，我走的是一条绝路，如果不是这次犯了事被抓进来，也许有一天脑袋掉了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在徐鹏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渐渐明白了他为什么对父亲如此怨恨。

　　我第一次认识拳头的厉害是7岁那年。

　　那天放学后，我跟小冬一块回家。小冬家跟我家在一个小区，中间只隔着一栋楼。小区院子里有滑梯、单杠，还有平衡木。我玩了一会儿平衡木，又爬上了滑梯，没想到我从滑梯上滑下来时，小冬正对着滑梯撒尿，一泡热乎乎的臊尿有一大半撒在了我裤子上。

　　那天我穿的是妈妈刚给我买的新裤子，害怕回家挨骂，我站在那里"呜呜"地哭了。正在这时，爸爸骑自行车过来了，他问我为啥哭，我指着小冬说："他把尿撒到我裤子上了。"

　　爸爸听了，脸都气歪了，说："哭有什么用，去，狠狠踢他的蛋，看他下回还敢不敢！"

　　我还在迟疑着，只见爸爸走过去一把揪住小冬的衣领说："来，对着这小子的蛋踢。"

　　有爸爸给我壮胆，我冲上去对着小冬的裤裆狠狠踢了两脚。见小冬抱着身子疼得在地上打滚，爸爸拉起我的手说："走，咱们回家去。"

　　吃过晚饭，我和爸爸正在看电视，有人摁响了门铃。爸爸起身开门，门刚拉开一半我就看见了小冬和他爸爸，小冬畏缩地躲在他爸爸身后抽抽噎噎地哭着。我吓得赶快溜进房间躲起来。

　　这时，我听见小冬爸爸说："你儿子将我儿子的蛋都踢肿了，听说你当时就在现场，你这个做大人的怎么不管管你儿子？"

　　"是你儿子故意将尿撒在我儿子身上，现在你倒有理了，我儿子是踢了他，踢他是让他长记性，以后少做坏事。"

　　"你怎么这样说话？他是个小孩子，即使做错了事，你这个大人也不该怂恿自己的孩子打人啊，还要踢他的命根子，踢坏了怎么办？"

　　"踢坏了活该他倒楣，谁让他做坏事。"

　　这时，我见爸爸理直气壮，也从房间出来了。

　　小冬爸指着我爸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你儿子将我儿子蛋踢肿了，你连声道歉都没有，这件事总不能就这样完了吧。"

　　我爸拧着眉头说："你想怎么样？想敲诈是不是？我告诉你，没门儿！快滚，滚远点，不然我不客气了！"

　　小冬爸比我爸矮一头，斯斯文文的戴着一副眼镜，真的打起来，他决不是我爸的对手。

　　我爸正要关门，小冬爸上前一步拉住门，只见我爸挥手就给了他一个直拳，将他仰面朝天地打倒在地。然后，"砰"地关上门。

　　我听见小冬爸爸在门口大声叫骂。爸爸却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叫骂了一会儿后，小冬的爸爸就走了。

　　后来我听说，小冬的爸爸将此事投诉到学校，也许学校觉得是在校外发生的事，学校没有责任，所以也没找我爸和我什么麻烦。这件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摆平了。

　　从那以后，小冬见了我像老鼠见了猫，远远地躲着我。

　　也是从那时开始，父亲在我眼里成了英雄，成为我崇拜的偶像，我甚至为父亲的拳头骄傲。因为有父亲拳头的保护，我变得骄横而又霸道，我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我想要谁的东西谁就得给我，如果有人想违抗，我就用拳头去教训他。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战无不胜，有时遇到比我狠的，我也会被别人的拳头打倒在地。每当遇到这样的敌手，父亲就会赶去毫不留情地将对方教训一顿。回来后还安慰我说："不要紧，打倒了爬起来再打，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在父亲的怂恿下，我在暴力的路上越走越远。

　　我相信父亲并不是有意要将我往坏道上引，他只是不希望我吃亏，不希望我成一个孬种。但是他却没想到，这种怂恿却潜移默化地告诉了我一个道理：拳头就是真理。而且这种怂恿还让我错误地认为：我有拳头我怕谁。

　　父亲希望我成龙，我却背离了他的初衷，成了一条害人的虫。这个结果也许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要说父亲一味地怂恿我也有点冤枉他，到小学五年级时，他也想让我收敛野性，也想让我重新做人。让他有这个认识的，是当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我将一个同学的手臂打骨折了，学校给了我记过处分。另一件事是，我在一次斗殴中险些被人拿刀砍死。这不，额头上的这条伤疤就是那次留下的。

　　父亲也许意识到了严重性，发生了那两件事后，他用拳头狠狠地教训了我。可是已经晚了，我已经习惯用拳头说话，已经习惯用拳头去要我想要的东西。为了监督管束我，父亲每天早晚都到学校来接送我，有时甚至不上班守在学校里。可是这并没有管住我的野性，挥拳动脚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父亲只要知道了，就会揍我一顿。他以为我会屈服于他的拳头，他以为我会在他的拳头下变成一个好孩子。可是他却不知道，面对他挥过来的难以抵抗的拳头，我想的是怎样才能练出一双能抵抗他拳头的拳头。

　　他对我彻底死心，是我上初二时。那时，我结识了社会上一些不上学的小混混，他们中，有的是被学校开除的，有的是不上学了自己从学校跑出来的，也有的是父母离异没人管的孩子。我经常从学校逃出来跟他们混在一起。开始，有人见我个子不高就欺负我，可是领教了我的拳头后，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初二下学期，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学校高二的一个男孩打了我一个兄弟。起因其实很简单，我那个兄弟在学校食堂买饭时插队，两人发生了口角，那个高二学生仗着人高马大，将我小兄弟的脸打得开了花。小兄弟哭着来找我，我不能坐视不管，便纠集了几个社会上的小兄弟将那个高二学生狠狠揍了一顿。后来听说他去医院验了伤，鼻梁骨折了。

　　没想到，那个高二学生的父亲与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还管着我父亲。这下事情就闹大了，父亲在单位，上司不给他好脸色，父亲不但亲自去他家里看望赔礼，赔偿了全部医药费，还送去了5000元营养费。

　　回来后，父亲将气全撒在我身上，那是打我最厉害的一次，打得我眼睛肿得睁不开，过了一个多星期才慢慢消肿。同时，学校又给了我记过处分。我心灰意懒干脆不上学了，后来又干脆不回家，没钱了就去抢，游戏机室就是家。

　　开始，父亲来找过我几回，找回去了就一顿痛打，可是无论怎么打我也要跑，后来他对我死心了，也不再找我了。

　　判了刑，进了少管所，我失去了自由，我觉得自己的一生算是完了，想自暴自弃。可是管教干部对我很关心，他们一次次地找我谈心，还帮助我分析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这让我第一次审视自己走过的路，原来我只怨恨父亲动不动就打我，现在我怨恨的是父亲不该在我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让我迷恋上了暴力。

　　我不知道徐鹏的父亲如果听了儿子的这一番话会有怎样的感想，后悔？自责？痛不欲生？可是这一切都已无法改变儿子的命运。

　　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生活中发生的许多悲剧，又有哪一个不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呢。

五、冷漠的证词

　　2002年初夏，记者张严平和肖敏踏上了去某县看守所的路。

　　他们此行是去采访一个名叫齐刚的少年犯。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16岁的齐刚在家中杀死了他的亲生母亲。他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是他的亲生父亲，只是这一步还没来得及做他就被抓起来了。

　　此前，他们采访了齐刚的老师和同学。老师说："他是我教过的天赋最高、学习最好的学生，将来考重点大学没问题。"

　　他的同学们这样描述他：开朗、热情，从没与人吵过嘴打过架，谁学习上有什么困难，他都愿意帮助；他当过团支书，班上许多文体活动都是他组织的，他还有很多爱好，电脑、篮球、画画、写诗……

　　"十六岁的风，十六岁的雨，十六岁的你我，带着十六岁的梦幻与迷离……"这是出事前齐刚写下的一首诗。几个月后，当记者拿着这首诗在景泰县看守所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见到他时，他已沦为一个囚犯，一道冰凉的铁栅栏隔断了他的自由。

　　隔着铁栅栏，他微低着头坐在远道而来的两位记者面前，他说话声音很小，稚气而羞涩的眼神里有很深的忧郁。每当谈到父亲，他眼神便会格外暗淡。

　　齐刚的父亲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现为县水电部门的一名技术员。齐刚说父亲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要超过我！"他希望儿子比他这个技术员更有本事，更有出息，更有地位，更能光宗耀祖。

　　然而，在齐刚的感受中，父亲的理想恰恰成为他生活中失去自由与快乐的枷锁。

　　从记事开始，骂和打几乎成了我接受父母教育的惟一方式。在家里，我没有自尊、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怎么凌辱就怎么凌辱，想使用酷刑就使用酷刑。他们用拳头、棍棒和各种酷刑让我认识了什么是暴力。

　　第一次认识暴力，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上学不久，父亲即着手实施对我的"培养"计划，当我的同龄人还在做两位数加减法时，我就被父亲送进奥林匹克数学辅导班学习。一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几道数学题，让我们当场做出来。其中有一道题，我冥思苦想了好半天也没做出来，可是我旁边的一位同学却做出来了。

　　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他暴跳如雷，将我往死里打，他说我给齐家丢了脸，他说齐家的祖先有人做过清朝的太师，他说他的名字也被社科院的专门人才库收录进去。他决不允许因我的不争气、没出息，让齐家蒙羞。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你要超过我!决不能给齐家丢脸。"

　　为了不给齐家丢脸，为了实现儿子超过老子的美梦，他一次次地对我举起棍棒。

　　从小到大，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必须留在家里学习，不能出门，功课做完了也不行。我不能随便与同学交往、交朋友。我喜欢画画，但除了上绘画课，我不能随心涂抹，因为这是不务正业。至于作业、考试，那是只能好，决不能差。一旦这所有的"不能"被冒犯，等待我的必然是一顿辱骂和痛打。


一次，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同学因考试没考好，心里不好受，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恼。不巧，这封信被母亲看到了，她不但将我大骂了一顿，而且还把信撕了，并警告我不准给那个同学回信。在母亲眼里，考试没考好的学生一定是不好好学习的学生，近墨者黑，应该离他们远远的。

　　有时，我功课做完了，忍不住在本子上画点什么，如果被父母看到，总免不了又是一顿打骂。每次父亲打我，母亲都在一边帮腔助威。

　　他们像看犯人一样地看着我，不允许我有丝毫的懈怠，更不允许我做任何跟学习无关的事。他们只关注我的考试成绩，考好了没事，考不好就会挨打。学习已不是一件快乐的事，而是一种折磨，一种枷锁。学习已不再是我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和需求，而是父母逼迫打骂之下的无奈选择。

　　我恨我的父母！开始他们打我，我还想可能是自己做错了，到后来，明知是错我也要做，我就是想要报复他们。

　　我的"逆反"是以最"安静"的形式出现的，我挨打从不流泪，即使见了血，也绝不吭一声。我开始在星期六、星期天出逃，经常整夜不归家。

　　2001年11月，我偷了家里的1万多元钱出走银川。我这一次想的就是不再回来了。一个月后，我被一纸"寻人启事"找回了家。回家后，父亲将我绑在暖气管上，用生火的铁钳子狠狠地打我，一只胳膊被打折了。当夜，父亲又命令我吃下10盒"龙泉"牌香烟的烟丝。我最终吃下多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烟丝嚼在嘴里咽不下，吐出来，父亲又逼我吃进去。第二天早晨，母亲又继续逼我连续抽下5盒香烟，不抽，就打。

　　打完了，让我去上学。我胳膊上吊着绷带，腿也瘸了，同学问我怎么回事，我没说。其实他们知道我是被我父母打成这样的，他们都知道我在家里经常挨打，这次我拿了家里的钱跑出去那么长时间，我父亲还不将我往死里打！

　　出事以后，齐刚的父亲对他愤怒到了极点。他说，这孩子天赋好，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他身上了，家里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他，每天早晨都保证他有两个鸡蛋，三天两头有肉吃，他妈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他怎么就这样没有人性！

　　有人问他："你们对孩子这种严酷打骂的教育方式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回答说："我不认为我对他有什么过错。不打，他就更厉害！"接着他又懊丧地说了一句："他不是我的儿子！"

　　不管父亲认不认齐刚这个儿子，齐刚身上流着他的血液，这却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隔着铁栅栏，齐刚对两位记者说："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理解过我，我不爱他们。"

　　"你最想让父母理解的是什么呢？"他们问。

　　"我想让他们知道，在好好学习的同时，我还想做些别的事，比如和同学一起玩，比如画画，还有……"他沉默了。

　　"还有什么？"他们问。

　　过了许久,他声音低沉地说："我父母对我奶奶不好,我很伤心。"

　　他回忆自己最温暖的日子是1岁到5岁跟奶奶一起生活的时光。5岁起，他和奶奶被父母从乡下接到城里，父母对奶奶的冷漠使他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疼痛。

　　据齐刚的弟弟说，齐刚对奶奶很好，奶奶最后几年眼瞎了，每到吃饭，他总把自己碗里的肉用筷子夹着送到奶奶嘴里，晚上睡觉，他总是搀扶着奶奶把她送上床。

　　奶奶去世的那一天，他在同学家住了一夜，他躺在床上跟同学讲起了奶奶，讲着讲着就哭了，他说："我最爱的人没了，我对生活心灰意冷。"

　　他们问齐刚："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感受与想法跟父母讲一讲？"

　　"想过。"

　　"讲了没有？"

　　"没讲。"

　　"为什么？"

　　长久地沉默，之后，齐刚说："有一次，我爸要和我谈心，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为什么学习成绩下降。我想告诉他真正的原因，但又不敢说，想想这些年经历的许多事，我忍不住哭了。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在我爸面前流泪。我真想他拉着我的手，鼓励我说出心里的话。可是我爸见我哭了，骂了一句'鳄鱼的眼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在他面前流过泪。只是自己一个人时，偷偷哭过。"

　　"你心里的苦恼跟老师、同学说过吗？"他们问。

　　"跟一些同学说过，但没有跟任何一个老师讲过。老师也找我谈过话，但都是谈学习的事。"

　　齐刚的老师说，在齐刚第一次出走回来后，他曾找齐刚谈过一次，只是告诉他外面的骗子很多，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还有专门贩卖人体器官的，想吓住他，后来他还是跑了。

　　他的另一位老师回忆说，新学期开学时，他知道齐刚出走过，就让他写一份不再出走的保证书，并要他父亲签意见。他父亲写道："齐刚出了什么事，与老师无关，与家长无关，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

　　他们问齐刚："如果有一个老师真正了解你的心思，与你贴心地谈一谈，你还会做出这件事吗？"

　　"不会。"他肯定地说。

　　齐刚后来又出走了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对父母的报复，也是一次最后的努力。

　　出走前，他在日记本里写了一段心里的话："其实，我也不想走，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我还走什么？可是我没法在这里呆下去。我也曾经想到过死，可是不行，虽然那也是一种解脱，可是我不想就这么死，我还要干一番事业。朋友劝我忍，可是我已经忍了10年了，我不想再忍了。我将怀着两种心情离开这里，一种是对家庭对这里的厌恶，另一种是对同学对朋友的留恋……

　　齐刚把这个日记本故意放在学校课桌里，他想，自己出走后老师必然会把日记本交给他父母，他期望父母在看到日记后会有所震动和反省，会有所改变。如他所料，当老师发现了那本日记后，马上交给了他父母。可结果是，齐刚被找回来后，又遭受了一顿空前的皮肉之苦。

　　从那以后，那篇日记便成了父亲捏在手里的、证明他变坏的"罪证"。

　　在齐刚视为樊笼的家里，他没有自由，可是网上生活却给了他最终向往的自由天地。

　　齐刚说他是从初二开始接触电脑的，那个奇妙的玩艺儿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他常常在课后走进网吧。拿他自己的话说，从接触电脑的第一天起，他终于在备受压抑、备感痛苦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片自由快乐的天地。在那里，他阅览天下新闻，玩游戏，还交了许多网友，与网友聊天，是他最开心最高兴的事。

　　这件事他一直瞒着父母，直到有一天他父亲把他从网吧里抓出来。事情败露后，父亲严惩了他，把他那个记录着几十个网友地址姓名的小本本撕烂了，硬逼着他吃下去。他说他一边嚼着纸片，一边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两位记者与齐刚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你在网上最喜欢做的是什么？"

　　"看新闻，聊天。"

　　"上网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解脱痛苦，自由自在。"

　　"你向往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由的、自己能决定自己做什么并帮助别人的人。"

　　齐刚说他杀父母的念头几个月前就有了，他曾在一个笔记本上透露了他的心思，他还给四五个同学看过，那段话的大意是：我要干一件大事，干成了，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干不好，就可能进去。当时他的同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所说的要干一件大事是要杀自己的父母。

　　齐刚说他杀父母的原因，是想尽早摆脱父母的管制，想做一个自由的、自己能决定自己做什么的人。

　　问他想过这件事的后果没有，他说："想过。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法律会严惩不贷，一定会判坐十几年、二十几年牢，但是我当时想，如果我现在不坐，将来就要始终受父母制约，现在坐了牢，等以后出去我就一个人生活，就自由了。"

　　齐刚向往自由，可是被铁栅栏阻隔在另一边的他却彻底失去了自由，"十六岁的季节，风一样轻柔，雨一样缠绵，阳光、雨露、花瓣、轻风……"诗中的他，天真，烂漫。然而，他永远失去了这般美好的16岁。

　　发生的一切，已无法挽回。在这个家庭暴力的怪圈里，齐刚和他的父母，每一个人都是施暴者，每一个人又都是受害者。他们悲剧性的结局告诉人们，孩子并不是父母可以任意处置的私有财产，他们是有血、有肉、有个性、有自尊、有尊严的独立的人。如果父母们目中无"人"，无视孩子自尊和内心感受地谩骂和凌辱，就会让孩子心里的爱慢慢变成恨，这种恨也许会成为一把毁灭一切的烈火，将所有的希望化为灰烬。

第二章 说谎者档案

一、红脸白脸

　　清明节，我在一家报纸的"讲述"专栏里读到了一篇祭文，祭文是一位署名"皮皮"的男人写的，写给他的父亲和母亲。

　　这是一篇我从未见过的特殊的祭文。

　　爸爸、妈妈：

　　我不知道人死了是否会有灵魂，我希望有。

　　你们去世已经5年了，5年来的每一个清明，我都想写点什么，是想给你们写点什么，可是每次拿起笔都思绪混乱。听说你们都是睁着眼睛走的，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死不瞑目。也许你们怎么也不能明白，你们的儿子，在你们眼里又聪明又乖巧的儿子，怎么会变成一个骗子，一个让人不耻的人。

　　听到你们死讯的时候，我正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等待审判。那是一个泣血的黄昏，我收到了妹妹的来信，她说爸爸听到我因诈骗被逮捕的消息后又惊又气，当天晚上就大面积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妹妹说爸爸是想在死之前再看我一眼。因悲伤过度，半个月后，妈妈也追随着爸爸去了。

　　当时看了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没有流泪，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哀伤。那时，我的心已被绝望撕成了碎片，麻木得没有了痛苦的感觉。也许并不仅仅因为绝望，还有怨恨，是对你们的怨恨。

　　几个月后，我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在狱中服刑的这几年里，我不断在反思自己，分析自己犯罪的原因。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你们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你们是有责任的。一天看报，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家庭——创造性格的工厂。当时看了这个标题我心里便一震，一些早被岁月埋藏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从这些记忆里，我找到了今天的影子。

　　我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分裂的、让我无可适从的环境里。在我的记忆里，爸爸，你总是凶神恶煞，而妈妈则像老母鸡一样总护着我。我一直不能明白，你们对我，谁是真爱谁是假爱，或者说到底谁的爱更多一点。

　　我最早的记忆是4岁那年，爸爸第一次打我(也许以前也打过，但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那一次)。那天爸爸下班回家，随手将上衣扔在沙发上。我正在沙发上玩变形金刚，一会儿就玩腻了，正百无聊赖，突然，我发现从爸爸上衣口袋里露出一张钱，我好奇地抽出来一看，是一张10元的票子。

　　我将钱拿在手里，正准备出门去买我最爱吃的草莓冰淇淋，爸爸进来了，见我手里拿着钱，厉声问："这钱是从哪里拿的？"

　　我告诉他说："从你口袋里。"

　　依我当时的认知水平，认为从爸爸口袋里拿钱就像从玩具柜里拿玩具一样，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没想到，爸爸脸色陡变，喝令我脱下裤子跪在地上，然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竹条，对着我的光屁股一阵猛抽，边抽边骂："真是狗胆包天，小小年龄就知道偷钱，长大了还不去当强盗……"

　　我翘着屁股趴在地上疼得大哭大叫，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个年龄的我，脑子里还没有"偷窃"的概念，也不知道"偷"的行为有多么可耻。我只知道爸爸打我是因为我拿了他的钱，这事让他不高兴。

　　就在我"哇哇"大叫的时候，妈妈像一头发怒的母狮从厨房冲了出来，她一边护住我一边冲着爸爸大喊大叫："你疯了，你干吗打孩子！"

　　有妈妈护着，我更委屈了，我索性躺在地上扯着嗓子嚎啕起来。

　　爸爸气呼呼地扔下竹条走了。妈妈将我搂在怀里，心疼地抚摸着我被抽起了一道道血印的屁股，一边安慰我，一边骂爸爸心太狠，下手太重。

　　从那以后，我一直认为爸爸不爱我，真正爱我的是妈妈，年龄大一点以后，有时甚至怀疑爸爸不是我的亲爸，要不然为什么每次我犯了错误后，爸爸不是声色俱厉地骂我，就是狠狠地打我，就是平时，也很少给我好脸色，不是皱着个眉就是板着个脸。那时我对爸爸真是害怕极了，见了爸爸像老鼠见了猫。

　　可是妈妈对我却宠爱有加，百般呵护。正因如此，如果做了错事，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在爸爸面前隐瞒，不敢让他知道，即使妈妈知道了，怕我挨打也不会告诉爸爸。有时在爸爸面前实在隐瞒不了，我就求助妈妈，寻求妈妈的庇护。

　　记得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我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学校要召开家长会通报学生的考试成绩。我吓坏了，因为平时学校开家长会总是爸爸亲自去。如果爸爸参加了家长会，知道我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决不会轻饶我。可是老师一再强调，每个学生的家长都必须去，没有去的，学校将个别通知家长到学校谈话。那就更糟糕了。

　　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硬着头皮将实情告诉妈妈。妈妈听了，也很不高兴，但是她没有骂我，只是要我保证，今后不贪玩，一定要好好学习。妈妈答应去开家长会，并答应帮我隐瞒这件事。

　　可是成绩单爸爸是要看的，一看就会露馅，如果露馅了，不但我隐瞒成绩的事爸爸知道了，而且蒙蔽他、让妈妈去开家长会的事也会知道，那样，我会罪加一等，得到更重的惩罚。

　　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自己修改成绩单。我用小刀轻轻刮去了那个该死的5，将58分改成了88分。

　　晚上，爸爸要看我的成绩单，我的心吓得怦怦直跳，妈妈神色紧张地匆匆瞥了我一眼，又赶紧低下头装着抹桌子。我只好硬着头皮拿出了成绩单。爸爸看成绩单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生怕看出了破绽。灯光有点暗，加上爸爸是近视眼，我终于蒙混过关。虽然妈妈知道我偷改成绩单的事，但没揭发我。因为在这场骗局里，妈妈实际上已成了我的同谋。

　　等爸爸睡下后，妈妈悄悄走进我房间，说："你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自己改成绩单，要不是怕你挨打，我可不帮你隐瞒。记住，这种事以后再不能发生。"

　　我答应了妈妈，并搂着妈妈的脖子感谢她。

　　其实在这以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几次，由于有妈妈的庇护，每一次我都化险为夷。

　　慢慢地，我学会了在爸爸面前伪装自己，我将自己真实的一面隐藏起来，将自己的真实想法用谎话遮蔽起来。在爸爸面前我是一个低眉顺眼的、听话的乖孩子。

　　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见风使舵，我的人格是分裂的，一方面，我在爸爸面前扮演着乖孩子、好孩子，另一方面，我的心总在不安分地躁动着。做乖孩子好孩子很累，于是我便会在爸爸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做一做坏孩子，尽情地发泄发泄自己的野性。比如，欺负外校比我小的学生。比如，将同学坐的凳子锯断腿，用透明胶包上使其看起来像没断一样，可是上课时同学坐上去会摔得四脚朝天。当然，这样的坏事，老师是不会怀疑到我头上的，因为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成绩又好又听话的好学生。

　　一个人如果长久地戴上一副假面具，那面具就会渐渐成为他的性格。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学这个专业是爸爸决定的，爸爸认为金融专业是热门专业，将来毕业了好就业。虽然我不喜欢与枯燥的数字打交道，但我对爸爸的决定不敢反抗，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却没有说半个不字。

　　爸爸从没问过我的理想，也从没问过我想干什么，其实我最想学的专业是哲学，我对哲学一直抱着痴迷般的热情，我觉得它是开启智慧之门的一门学问。上高中时，我迷上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后来又对培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兴趣，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看完了一多半。这些书我都是在高中阶段瞒着爸爸妈妈偷偷看的。

　　填报志愿时，我之所以不敢反对爸爸的决定，不敢谈出自己的爱好和愿望，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想学哲学，爸爸一定会坚决反对，爸爸会说，学哲学有什么用，将来怎么就业？

　　爸爸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我的一个学哲学的同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年多，后来去一所中学做了中学教员。我比他幸运，毕业后去了一家商业银行的分理处。

　　我被分配做柜台营业员，这个工作单调而又枯燥，我对它缺少热情。

　　上班没多久，一天，一位多年没见的老同学给我打电话，我问他现在在干什么，他说在炒股，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几天后，他开着豪华奥迪来找我，当时我正准备下班，他邀请我去酒吧。

　　那是一家具有泰国风情的酒吧。坐下后，同学问我喝点什么，说着递过单子让我点，我看了看单子，有近百个品种，仅鸡尾酒就有十几种，什么"初恋"、"花前月下"、"海市蜃楼"、"雪白雪红"……每一种的价格都在30多元。我是第一次进酒吧，可又不愿在同学面前露怯，便点了一个"海市蜃楼"。

　　老同学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先是做服装生意，后来炒股尝到了甜头，干脆生意也不做了，一门心思炒股，只炒了两年就进了大户室，现在车也有了，房也买了，老婆也娶回来了。听了他的发家史，我心里很失落，上了四年大学，也不过在银行做一个柜台营业员，人家没上大学，车有了，房有了，日子过得滋滋润润，在银行做个小办事员，想过有车有房的日子不知要熬到何年何月。

　　老同学也许看出了我的心事说："你想不想炒股？这段时间股市牛得很，随便买只股票都能赚钱。"

　　"我对炒股一窍不通。"

　　同学一拍胸脯说："你就跟着我干，我买什么股，你就买什么股。不过，实话得告诉你，炒股有赚有赔，要赢得起也赔得起，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心想，我是学金融的，你一个高中生都能炒成个大户，我应该不会比你差。

　　第二天，我带上自己的全部存款共计15000元进了证券交易所，在大户室里，我果然见到了老同学。他帮我在证券交易所开了户头，在他的指导下，我选了一只小盘股，共买进了1500股。

　　那些日子，我每天下班都要买份晚报了解股市行情，我还买回了一些炒股方面的指导书籍，研究炒股技巧。

　　半个月后，我挖到了第一桶金。我买的那只小盘股涨幅达到50%，我净赚了7000元。尝到了甜头，我已不甘心小打小闹，但是要大打大闹得有钱。

　　我不敢将炒股的事告诉爸爸，更别指望从家里拿钱炒股。那些日子，我天天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弄到更多的钱。

　　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某地一中年妇女以高息作诱饵，共骗得资金1000多万元。一个念头从我脑子闪过，如果我也许以高息，不愁弄不到钱，如果弄到了钱，投入股市，即使有30%的回报，我也能连本带利将钱还回去。

　　当时，打着这个如意算盘的时候，我也想过，万一赔了怎么办？可只是想了一下而已，一夜暴富的美梦像海妖的歌声强烈地诱惑着我，我坚信自己在这场博弈中能赢。

　　我将筹资的目标放在亲戚、同学、朋友身上，我打出的是高息揽储的幌子。我到他们中间游说，说银行为了揽储，将利息提高到了20%，将钱存到我们银行比做任何投资都划算。我在银行工作的身份，使他们对我没有丝毫的怀疑，而且，在这些认识我的人的眼里，我是一个毫无劣迹、好学上进的青年。他们放心地将钱交给了我。

　　我很快就筹到了80万元。我将这些钱全部投进股市，然后每天坐立不安地在电脑前盯着股市行情。这一次我没那么幸运，股市指数连日下跌，在击穿30日均线后，竟一泻千里地从2200点跌到1300点附近。

　　而就在这时，那些将钱"存"在我这里的亲戚、同学、朋友纷纷打电话来催要存单。我原指望将这笔钱放在股市里打个滚赚一把就出来，现在全套牢了，如果在这个点位上"割肉"出来，我要净赔40多万元。我拿什么去赔？

　　我找种种借口拖延着他们，希望有奇迹在股市发生。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奇迹发生。那些一直没有拿到存单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催问，我再也无法搪塞下去，便将手机关了，电话也不敢接了。他们中有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便到银行询问实情。事情就这样败露了。

　　爸爸、妈妈，你们也许至死也难以相信你们的儿子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其实，你们只看到了儿子光鲜灿烂的一面，却没看到，在我的灵魂深处其实早就有一个黑洞，那个黑洞一直匍匐着，时时刻刻都会将我吞噬。而挖那个黑洞第一锹的人却是你们。

　　……

　　读完这篇祭文，心情一直难以平静。在孩子面前，父母们常爱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并将这视为一种好的教育方法。唱红脸的从严管教孩子，具体实施处罚；充当"白脸"的则经常在"红脸"大发雷霆或大打出手之后出面打圆场，充当"灭火器"，负责收拾残局。

　　可是他们也许不会想到，这种一惩一纵，一严一松的教育方法，不但会让孩子在两种"脸谱"中无所适从，而且会直接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他们也许会变成欺软怕硬的"两面人"，也许会因为逃避责罚或迎合表扬而隐瞒过失、编造谎言，成为一个只会说假话的病态的人。

　　这封寄往天堂却永远不能到达的信，对于爱唱红脸白脸的父母，不能不是一个警醒！

二、第一句谎言

　　因为当记者的缘故，笔者经常会收到一些陌生人的来信，复信后，这些信我大都没留下来，留下来的信，都是我一次次翻检抽屉没舍得处理的，因为这些信曾深深触动过我的心灵。

　　在留存的来信里，胡大虎的信一共有5封。我还清楚地记得收到他第一封信时的情景。

　　那是2002年3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采写的一篇报道"哪里有他们说话的地方——近万数学爱好者车轮大战哥德巴赫"。几天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挂号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内详"。拆开信封，最上面的一页是一封写给我的信，后面七八页信纸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署名是胡大虎。

　　胡大虎说看了我的那篇报道后很激动也很兴奋，他说自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有两年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开哥德巴赫之谜的钥匙。他希望我能将他的论文推荐给专家审阅。在这封信的后面，他说：

　　"我是一个服刑人员，还有一年才能出狱，希望你能帮帮我，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的研究成果就无法得到承认。几年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已成为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希望。"

　　前两年，我写了一本陈景润先生的传记文学《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书出版后，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哥德巴赫猜想业余研究者的信，这些业余研究者又被称为民间科学爱好者，据估计，全国仅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就有近万人。胡大虎的来信让我很为难，虽然我不能判定他的研究是否有价值，但是我知道，学院派对于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态度是冷淡的，甚至是冷漠的，一些科学家甚至通过媒体不断向民间科学爱好者发出忠告，劝他们放弃研究。他们认为，目前的理论和方法不可能解决这个数学难题，同时他们还认为，只有经过大学数学系统训练，甚至只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可能具有研究这个问题的能力，并认为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做的是无效劳动。这一切，在监狱服刑的胡大虎也许并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决定将他的论文推荐给我认识的一位数学专家，哪怕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我也得给胡大虎一个答复。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那位数学专家给我写来了回信。信很简短，大意是说胡大虎在论文中提出的研究思路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他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探索精神是可嘉的，并希望他系统地进行数学训练云云。

　　虽然这是我预料中的答复，但我总算可以给胡大虎一个交代，他那么信任地将论文寄给我，我不能辜负了他的信任。

　　我给胡大虎写了一封信，是一些鼓励的话，我不想让他太失望，不想让他有太重的挫败感。而且职业本能告诉我，胡大虎决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一定有着很奇特的经历。在信的最后，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将数学专家的答复也一起放进信封，给他寄去了。

　　仅仅过了几天，我便收到了胡大虎寄来的特快专递，拆开深蓝色的纸袋，里面有一封信还有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的胡大虎留着平头，眼睛眯缝着好像在眺望远处，在他的背后是绿茵茵的草地和起伏的山脉，草地上有羊群和牦牛，从背景判断，这张照片是在西藏拍摄的。由于他站的地方离镜头太远，他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也许是30多岁，也许是40多岁。照片可能是用傻瓜相机拍的，因为照片下面的拍摄时间是1997年8月24日。

　　胡大虎的信很长，他说寄出上封信和论文后见我一直没给他回信，以为我早就将他的信和论文扔进纸篓了，没想到我将他的论文推荐给了专家，专家看了他的论文还给了回信。

　　他说："专家的答复虽然让我很失望，但这是第一个真正看了我论文的专家，此前，我曾十几次将论文分别寄给一些专家，结果都石沉大海。专家能看我的论文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和鼓励，我不会轻易放弃这项研究。有人认为，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不可能由民间研究者解答出来，可是1928年，在金坛小镇当店员的只有18岁的华罗庚，指出苏家驹'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有错误时，是一位民间研究者；1956年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陈景润，提出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时，也是一位民间研究者。谁都难以预料哥德巴赫猜想的答案最终会由谁找到，有可能是数学家，也有可能是民间研究者。"

　　说实话，如果仅看胡大虎的信，真的很难将他与罪犯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人怎么会犯罪呢？可是在这封信里，胡大虎明明白白告诉我，他犯的是盗窃罪，被判了5年。

　　下面是他的叙述：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工作，虽然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可是我不喜欢那种既刻板又死气沉沉的工作环境。于是干了3年后，我便跳槽去了一家业务基本相同的民营企业。临走时，我偷偷带走了部分技术资料。我跳槽去的这家民营企业在当地小有名气，由于我带来了竞争对手的部分核心技术资料，属有功之臣，所以一来就被老板任命为技术开发部副主任。

　　由于掌握了对方的技术资料，我所在的这家民营企业很快就成了与对方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可是对方却蒙在鼓里不知实情。在那家民营企业的两年里，我和同事一起又开发出了几个新产品，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就在这时，南方一家民营企业委托猎头公司找到了我，愿以比我所在企业高出一倍的薪金聘用我。

　　我当即就答应了他们的邀请。虽然我已准备抽腿走人，但我没跟任何人透露风声，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甚至在提出辞职前的几天，我还和同事一起又开发出了一个新产品。其实我的不动声色是有原因的，虽然我参与了一些产品的开发，但有些核心技术资料并不在我手上，我必须想办法将这些技术资料弄到手，它将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利益。

　　就是这种贪欲让我铤而走险，我骗取了开发部主任的信任，从他的电脑里窃取了全部技术资料。第二天，我便向老板提出了辞职申请。老板对我的辞职深感意外，并极力挽留我，可是我还是坚决地走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做梦也没想到，正是我的突然离去让老板产生了怀疑，当初我窃取原单位的技术资料投奔他，我得到了好处，他也获得了利益，但他对我其实一直存有戒心，所以他一直不让我接触一些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我这次突然辞职马上让他产生了怀疑。

　　我到南方那家企业没多久，事情就败露了。我以盗窃罪被拘捕。刚被关进来的时候，我懊悔莫及，万念俱灰，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喝。

　　监狱里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难熬的，我度日如年地打发着每一天。2000年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和美国两家出版公司悬赏100万美元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我被这条消息吸引住了，一个沉睡已久的梦想又开始在心里游动。

　　有人将数学称为思维的体操。从小，我就对这种"体操"有着痴迷般的热爱。我最崇拜的人是陈景润，我读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一直梦想自己能摘到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报考大学时，我很想学数学专业，可我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学数学毕业后难找工作。虽然我心里很不情愿，可还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报考了当时很热门的信息工程专业。在大学，我数学这门课一直学得很轻松，我把它看做智力游戏，常常沉浸在解题的快乐里。

　　本科毕业后，我报考了研究生。当时我脑子里闪过改学数学的念头，但是权衡再三，我还是放弃了，大学四年学的毕竟不是数学专业，对能不能考上数学专业研究生我毫无把握。另外，我还有很实际的考虑，如果去做一个数学家，这一生也许只能过一种很寂寞很清贫的生活。我不隐瞒自己对物质的追求，我希望自己能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

　　命运真是会捉弄人，在我被一个个欲望驱赶着脚步的时候，我渐渐忘记了那个梦想。可是当我失去自由时，却是那个梦想拯救了我，它让我觉得我还有事可做，让我感到监狱里的日子不再那么难熬。那年2月，我开始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在这期间，父母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们千方百计四处为我寻找和搜集有关书籍和资料，还写来一封封鼓励我的信。

　　谈到父母，我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传统观念认可的那种最优秀的父母，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派无私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而且他们身体力行地为我们做出表率。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剩饭剩菜父母总抢着自己吃，有时为争夺剩饭剩菜他们甚至还发生口角。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一个星期难得吃一次荤菜，他们总是将盘子里少得可怜的肉挑出来放在我和弟弟的碗里。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他们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孔融让梨"、"纯孝感君"。记得我那时还很小，不懂得什么是"纯孝"，母亲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春秋郑国人孝叔，生平事母至孝。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一定让母亲先吃。一次，庄公请孝叔做客，孝叔竟不吃桌上那碗烧得香喷喷的肉，庄公感到奇怪，问其原因，孝叔说看着桌上美味的肉便想起家中的母亲，母亲从未吃过这么美味的肉，因此自己也不敢吃，并希望庄公能把肉赏给他母亲吃。

　　父母要求我做一个至善至美的人，这种教育其实给了我很大的思想压力，我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千方百计拼命压抑自己的各种欲望。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伪装，因为我不愿让父母失望，我希望得到他们的赞赏。

　　记得第一次说谎是在我7岁那年。

　　我和弟弟是双胞胎，每年的生日，我们都会收到父母亲送给我们的礼物。7岁那年的生日，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一把玩具冲锋枪和一辆玩具坦克。当母亲拿出这两件礼物时，我一眼就看中了那把冲锋枪，因为我在玩具店里见过这种冲锋枪，扣动扳机就能发出一串清脆的"哒哒哒"声，枪口还会喷出火光。我早就想有一把这样的冲锋枪，记得有一次我曾跟爸爸要求过，可是爸爸说太贵没给我买。

　　我正想对母亲说我想要那把冲锋枪，没料到弟弟抢在我前面说出了我想说的话。顿时，我心里凉了半截，心想，这下完了，妈妈一定会将冲锋枪给弟弟。没想到，母亲听了弟弟的话后皱起了眉头，说："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吗？人家孔融将最大最好的梨让给别人，自己吃最小的一个，你们要学习孔融，不能老是想着自己。"

　　见弟弟挨了批评，低着头不敢再说什么，我赶紧见风使舵，对母亲说："把冲锋枪给弟弟吧，我随便拿哪个都行。"

　　母亲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连连说："对，对，这才是好孩子。"

　　说着，她将冲锋枪奖给了我。

　　我第一次尝到了说谎话的甜头。

　　可以说，从小到大，我在父母眼里都是一个好孩子，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我。当我后来离开他们身边，不再在他们目光的关注下，那些压抑的欲望便难以遏制地急速膨胀起来，并一步一步将我送进了犯罪的深渊。

　　得知我犯了盗窃罪，父母怎么也不敢相信是真的，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儿子从来都品行端正，怎么也不会干这种没廉耻的事。开庭审判时，父母千里迢迢赶到了法庭，母亲后来对我说，直到走进法庭她都相信我是冤枉的，她希望法庭为她的儿子讨回清白。可是站在被告席上的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母亲当场昏厥了过去。

　　……

　　看了胡大虎的信后，我给他写去了一封回信，我希望他将跟我讲的这些心里话跟父母也说说，虽然这样做会伤他们的心，但是他们看到的却会是一个真实的儿子。他们会知道，欲望是人的本能，忽视它，压抑它，欲望就会像弹簧一样跳得更高，只有了解欲望，正视欲望，才能将欲望引进合情合理合法的轨道。

　　在那以后，胡大虎又断断续续给我来了两封信，再后来就一直杳无音信。有时我会想起他，不知道他是否放弃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

　　2003年3月底，胡大虎终于来信了，他告诉我，他已经出狱，目前在海南打工。

　　不知胡大虎是否意识到，当他用说谎得到了那把玩具冲锋枪时，他的精神就被奴役了，他永远都会在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之间犹豫徘徊。当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和成本，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还会说真话吗？

　　人们总是教育孩子要讲真话，但真话并不一定每一句都是美丽动听的，美丽动听的并不一定都是真话。当人们对并不那么美丽的真话进行训斥、进行惩罚时，也许就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没有人敢讲真话的地方，一定是谎话、假话盛行的地方。

三、谎话是一副盔甲

　　2002年7月，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杀人案。被告李伟是某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三年级学生，他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奶奶和父亲。

　　站在被告席上的李伟面色苍白，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流泪。听众席上坐着他的母亲，那位失去了婆母和丈夫的女人哭得泪人一般，她想不通，自己一向引以为荣的儿子，怎么会丧心病狂地将斧头对准自己的亲人？！

　　事情发生在2002年2月24日。

　　这天，是在外地某医科大学上学的李伟准备返校的日子。父母早就商量好了，准备亲自送儿子去学校。李家有两套对门的房子，李伟和奶奶住201号房间，父母住对门的202号房间。带到学校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出发的时间也到了，却迟迟不见儿子过来拿东西。父亲说："我过去看看。"

　　可是十几分钟过去了，父子俩都没有过来拿东西，他母亲一边擦地板，一边觉得十分纳闷儿，正在这时，李伟突然脸色蜡黄地冲了进来，一屁股就坐在客厅的凳子上，他喘着粗气说："我把爸爸和奶奶给杀了，妈，咱们一块儿死吧。"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立即向对门的201室冲过去，却被李伟死死地抱住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家里真的是出大事了。她哭着求儿子："救救你爸，救救你奶奶吧，他们不能死……"她一边哭着说着一边挣扎着要往对门冲。可是李伟仍死死地抱住母亲，不放她过去。她大声喊叫着要他放手。听到母亲的喊叫声，李伟才慌乱地放了手。

　　她冲到对面房间，见丈夫躺在卧室的地上，满地都是血，似乎还有微弱的呼吸，床上横躺着的婆母已死亡，脖子上明显地缠着一根电线，西屋写字台上有把斧子，斧子上沾满了血。 她惨叫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突如其来的惨祸将她击蒙了，她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她对儿子说："你去自首吧。"

　　李伟听了，十分慌乱不安，他说他不敢去自首，他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重，他要母亲跟他一起死。他说："咱们一起死吧，死了就都解脱了。"

　　母亲认为儿子一定是在神经不正常的情况下误杀了自己的亲人，如果自首，也许还会有一条生路。她说，你已经错了，不能一错再错，你去自首就会得到宽大处理。

　　在母亲的劝说下，李伟终于同意自首，她颤抖着手拨通了电话。几分钟后，110巡警、急救人员和公安分局刑警火速赶到。

　　李伟的父亲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便断了气，他至死都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杀他。

　　被关进看守所的李伟并不知道父亲已死在他的斧头下。他告诉审讯人员，他要杀死奶奶和父亲，并要母亲和他一起去死，不是恨他们，而是爱他们。他说他跟家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尤其依恋和孝顺奶奶。父亲尽管对他有些严厉，可是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冲突。他说："他们平时和我的关系非常好，我对他们只有爱，是一点恨也没有。"

　　因为爱而去杀人，这似乎是一个十分荒谬的逻辑。但听了李伟在法庭上的陈述，竟然也能找到通往这个荒谬逻辑的路径——

　　我父母都是好强且勤奋的人，没有考上大学，是他们心里最大的遗憾。父亲原是一家企业的工人，硬是靠自学成了这家企业不多的一名技师。母亲也靠自学成了一家国有企业的会计。可他们的发展却经常受到文化水平和文凭的限制。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特殊经历，他们认为，只要我学习好，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将来的发展道路就会一帆风顺，他们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我有出息，希望我有一个比他们更好的人生。因此，保证好成绩，成了他们对我寄予的惟一目标。

　　我上学后，父亲每天不厌其烦地亲自辅导我学习，无论是默写、背课文，还是做习题，他都要求我做到一丝不苟。我喜欢做习题，不喜欢死记硬背一些东西，所以我的数学、物理、化学成绩一直都不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一些需要大量背诵的科目一直不太好。父亲为了鼓励我练"背功"，有时甚至陪着我背。

　　记得有一次，要考政治，老师给我们发了一大摞问题和答案，我一看有那么多要背的内容头就大了，一直拖拖拉拉地不愿背，父亲说："来，我跟你一块儿背。"那时，他已是快40岁的人了，每天晚上都跟我一起背到十一二点钟。那次政治考试，我考了99分，是全班最高分。

　　也许是对我期望太高，父亲对我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语文一科没考及格。回到家，父亲问我的考试成绩，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语文没及格。他勃然大怒，劈头盖脸就将我狠狠揍了一顿。那天晚上，连一向宠爱我的母亲也阴沉着脸骂我不争气。她说："我有病还坚持上班，不都是为了你，你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我？"

　　其实，我从没有考不及格过，一次偶然的失误就挨了打，这使我对考试充满了恐惧。真是越怕越出错，到了期末考试，我又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想起上次挨打的经历，我吓得不敢回家。我将成绩单揣在口袋里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走着，突然，我发现路边地摊上有卖"消字灵"的，灵机一动，便买了一瓶。

　　我找了个没人能看见的地方，将"消字灵"涂在那个该死的"52分"上，果然有效，"52分"就像穿了隐身衣一样看不见了。犹豫了一会儿后，我在那个空白处填上了"88分"。

　　回到家，父母亲已经下班回来了，我一进门，他们就问我的考试成绩。我将那张成绩单背了一遍。也许是做贼心虚，背到那个被我涂改的分数时，我一下结巴起来。父亲似乎不放心，要过了成绩单，看着看着，脸上绽开了笑容，然后表扬我说："好样的，这才像我的儿子。"

　　那天饭桌上，父亲、母亲还有奶奶都一脸笑容，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好菜。

　　说真话会挨打，说谎话有奖励。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再也不敢说真话了，我将谎话当做一副盔甲，每一次犯了错误或者没有考好，我就穿上它，它让我逃过了一次次惩罚。

　　在父母眼里，我是一个很乖顺很听话的孩子，我从没跟他们顶过嘴，学习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冒尖，但顺顺当当地考进了重点高中。这让他们很骄傲地高兴了好一阵子。

　　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有时严得甚至有点苛刻，但他们在生活上对我百般呵护，真可以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怕我游泳出事，他们不让我学游泳，一直到上大学我还是"旱鸭子"。学校组织春游，母亲怕我出事，坚决不让我参加。每次，当同学都兴高采烈地出去春游了，我却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呆在家里做父亲给我布置的作业。有时在家学习累了，我想出去走走，母亲也不让我去，说街上车多怕我出事。我很羡慕那些能自由自在玩耍的同学，但是已经做惯了"乖孩子"，我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再说，他们都是为我好。

　　我高考填报志愿也是父母一手包办的。从我内心来讲，我不愿报考那些偏重记忆的专业，虽然这么多年来为了应付考试我不得不去死记硬背一些知识，但我仍一直很厌烦死记硬背，我不想上了大学还受此折磨，更不愿以后所从事的职业与死记硬背脱不了干系。可是父母却要我报考医科大学，他们找出了学医的种种好处，还说奶奶有糖尿病，学医，以后可以照顾家人。我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可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安排。再说，当时我对医学专业一无所知，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专业要学哪些课程。

　　进了大学后，我才发现自己选错了专业，学临床医学不但枯燥，而且大部分知识都靠记忆，这正是我不喜欢的、厌烦的。渐渐地，我对所学的专业失去了兴趣，听课、做作业都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

　　我开始逃课，不是在宿舍睡觉，就是去游戏机室，有时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天几夜。第一个学期，我有两门功课不及格，我不敢将实情告诉家里。父母也许因为我考上了大学了却了他们的心愿，所以也不像原来那样盯着我的学习了，所以每次回家我只报喜从不报忧，处心积虑地向他们隐瞒自己的学习成绩。

　　大二结束时，我累计已有10门功课不及格。学校对我做了跟班试读的处理，要求我交2700元的试读费，并让我带信给父母，叫他们来学校一趟，或者写一封信来。

　　我吓坏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父母知道真相。那个暑假，我每天都心神不定，如坐针毡。眼见快开学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求一个老同学，摹仿我父亲的口气往学校写了一封假信，然后偷盖了父亲的印章。

　　让家长给学校写信的事儿虽然拿一封假信混过去了，但跟班试读要另交的2700元学费却让我一筹莫展。家里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基本上是固定的，扣除伙食费，剩下来的钱基本上都被我扔进了游戏机室，身上几乎没有结余的钱。

　　为了凑够这笔钱，我勒紧裤腰带，少吃饭，少吃菜，从生活费里一点点地往外抠。但仅靠这还不行，学校一次次催我交钱，逼得没办法了，我只好厚着脸皮跟同学借钱，后来总算凑齐了这笔款子。为了还借的钱，我整整一个学期几乎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

　　经历了这件事后，我也想好好念书，可是落下的课实在太多了，而且那些医学课本来就生涩难懂，我一看书就犯困，一做作业就头疼。为了摆脱恐惧和烦恼，我又一次次去了游戏机室。大三上学期，我又有4门课不及格，到这时为止，我总共有14门课不及格，通过补考仍有3门课不及格。

　　我知道等待自己的结果是什么，我对那个结果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不出所料，坏消息很快就来了。放寒假的前一天，老师通知我去校领导办公室，校领导严肃地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成绩已经符合退学处理的条件，如果不想退学就得降级，但要多交一年的学费，他让我选择一个处理结果。

　　我羞愧万分，心乱如麻，最后，我跟校领导说，得回去跟家长商量。

　　回家后，我怎么也没法向父母开口讲这件事。上大学的这两年多里，我一直在制造着我在认真学习、成绩也不错的假象，我用谎话一次次地欺骗了他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真实的学习情况。面对他们，我心里充满了愧疚，也充满了害怕。我害怕讲出真相，父母将希望全都寄托在我身上，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

　　整个寒假，我心里都像压了块铅，一方面怕父母伤心难过，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糟糕的学习状况；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跟学校交待。我不愿退学，但是如果选择留级，就得多交一年的学费，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父母都是工人，挣钱不多，这些年来挣的钱很大一部分都给我上学了，如果他们知道我学习成绩如此糟糕，知道我要被退学或被留级，他们恐怕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随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的心情越来越烦躁，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我决定割腕自杀，只有一死了之才能摆脱所有的烦恼。可是又一想，如果我死了，奶奶怎么办？父母亲怎么办？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如果我死了，他们还是等于希望全部破灭了，也没人照顾了，而且后半辈子都会生活在痛苦中，我不忍心让他们这么痛苦地活着，这对他们来说太残忍了。

　　自杀仍然不能摆脱所有的痛苦和烦恼。怎么办呢？那两天，我翻来覆去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就想，干脆一家人全死了，全死了就完了。这样大家也就都解脱了。

　　事情发生后，李伟的母亲认为儿子一定是疯了，在她的要求下，公安机关为李伟做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结果证明，李伟没有精神疾病，在实施犯罪的时候，他没有丧失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具有完全责任能力。

　　虽然儿子犯了弥天大罪，可是做母亲的仍不愿失去他这个惟一的亲人，她为李伟请了律师，希望能够减轻法律对他的惩罚。

　　在法庭上，李伟痛哭流涕地希望得到宽大处理，他说："我母亲岁数大了，她已经失去了亲爱的丈夫和母亲，我实在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任何人，我希望能给我机会，让我赎罪，让我照顾好我母亲。"

　　2002年8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场家庭悲剧令许多人唏嘘不已。可是，这棵罪恶之苗是谁栽下的，这个悲剧之根又来自哪里？

　　法庭上，李伟自己作了回答，他说，因为说真话挨打，从此我不敢再说真话。为了掩饰第一次讲的谎话，我必须不断地编造谎话，谎话就像一个令人恐惧却又无法摆脱的连环套，最终将我送进万劫不复的绝境。

　　说真话挨打的经历许多人都有过。当说真话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时，说真话的人将会越来越少。当说真话的成本越来越高时，说谎话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也许这些孩子的父母并不是有意怂恿孩子说谎，可是对真话的惩罚，对谎话的奖励，却在无意中诱导了孩子，当他们面对是说真话还是说谎话的选择时，趋利避害的本能就会使他们选择后者。

第三章 诺言是个什么东西

一、没兑现的奖励

　　自称"垃圾"的孟少峰，进门后一屁股坐在我面前的沙发椅上。我看不清他的脸，他的脸有一半藏在头发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发型，下面剪得很短，短得能看到头皮，顶上的头发却很长，一缕缕染成了金黄色，一直垂落下来遮住了左半边脸。见我在注意他的头发，他那只露在外面的右眼很兴奋很得意地眨巴眨巴着。虽然见孟少峰之前，他父亲已向我讲了许多关于他的情况，但他这副嬉皮士的样子还是让我有点意外。

　　孟少峰的父亲是在看了我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后找到我的。报告文学写的是北京市通州区一位名叫李圣珍的老师。李老师认为："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她将一个个被老师和父母看做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的青少年接到自己身边。在她的帮助和指导下，这些孩子大都成了聪明机灵的孩子，成了好孩子，她让一直生活在被抛弃被羞辱中的他们摆脱了噩梦。

　　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我收到了近百封读者来信，接待了数十位来访者。来信和来访的几乎都是家长，他们痛心疾首地诉说着自己孩子的缺点、劣迹，毫不掩饰自己的无奈和绝望。而李圣珍老师让他们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便是带着这一丝希望来找我的。

　　一天下午我刚上班，一个男人打来电话，声音很低沉很疲惫，他说他也有一个"问题"孩子，平时没少骂他也没少打他，可是无论怎么教育也没效果，他对孩子已经失望透顶。看了那篇报告文学后，他也想将孩子送到李老师那里，可是孩子不愿去，他希望我能跟他的孩子谈一谈，做做孩子的工作。这位父亲说："我现在是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想法，不然，这孩子真的完了。"

　　快下班的时候，他又打来电话，说已在我们办公楼下，希望上来跟我谈谈。

　　他瘦高个儿，眼圈有点发青，几缕长发从下面绕上去吃力地贴在已经歇了的头顶。从外表看，这是一位被生活绞干了活力的男人。他进来后点点头微笑着说："不好意思，耽误您一会儿时间。"说着，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他姓孟，是一家装饰材料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孟先生摇头叹气说：对这孩子，我现在是实在想不出招儿了。开始是好好说教，可是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一箩筐，他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转个身他还是那德行。后来我就打，前两年打他，他还不敢反抗，现在长大了，个儿跟我差不多高了，跟我对着干，还说，要不是看你是我爸，我一下子就把你撂倒了。

　　你说他很坏吧，也不是。可是同学都不喜欢他，他没一个朋友。老师也不喜欢他，不但成绩差，课堂上还爱捣乱。逃课更是常有的事儿，不是背着书包在外面闲逛，就是去游戏机室玩游戏。后来我发现了，将他身上的钱搜得干干净净，每天只给他留下买早点的钱，他没辙了，有时干脆早点也不吃了，将那钱拿去玩游戏了。

　　最近的一次就闹得大了，他有半个月泡在游戏机室里，没去上学。我和他母亲都被蒙在鼓里，每天都看他背着书包去上学，到了放学时间又背着书包回来，压根儿就没想到他是去游戏机室。要不是老师将电话打到家里，我们还会一直被他蒙下去。

　　那天下午到了放学时间，他又背着书包回来了。我问他："这些日子你都在哪上学啊？"

　　他愣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知道事情败露了，不吭声了。

　　那天晚上，我将他捆在凳子上结结实实揍了一顿。我问他玩游戏机的钱是从哪来的。他说是跟老板赊的账。我去游戏机室一问，他在那里已经欠下了200多元钱。

　　要说学习成绩，就甭说有多差了，上初一那会儿，成绩还有个中偏下，可上了初二后，在班上排倒数第一，一直就没挪过窝。

　　我真不知道这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小时候他很聪明。满周岁时，将他抱到桌子上让他抓周，满桌的东西他不抓别的就抓了一枝笔，来喝酒的亲戚朋友都说，这孩子将来是个读书人。两岁多时就能背十几首儿歌，三四岁时就能背好几首唐诗，上小学时还当过学习委员和班长。后来就不知怎么变得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厌学，跟我更是老较着劲儿，我说往东他偏往西，我说往西他偏往东。我真是拿他一点法子都没有。

那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一张《中国青年报》，上面有您写的"让孩子摆脱噩梦"的文章，我一口气看完了，心里很受震动。我觉得我儿子也属于"问题"少年，只是我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不知道怎样去解决。看了您的文章，我似乎有了一点希望，我想将他送到李老师那里，也许李老师有办法将他调教好。我将那张报纸带回家，想让他看看，并说了想送他去李老师那里的想法。他说，你要送我去，我就离家出走。

　　我想请您帮忙做做他的工作，您采访过那么多跟他类似的孩子，您一定能说服他。

　　我答应跟他儿子谈谈，约好第二天下午放学后他带儿子来我这里。

　　第二天下午，老孟将儿子送来后便走了。

　　孟少峰用他那只露在头发外面的右眼打量着我说："他说你是记者，对吗？"

　　我笑着点点头，说："怎么？你看我不像吗？"

　　他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他昨天晚上跟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记者，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像扫垃圾一样将我扫地出门吗，他早就烦我了。"

　　我见孟少峰对他父亲一直用"他"来称呼，便提醒他说："他是你爸，你应该尊重他。"

　　孟少峰一撇嘴说："我是垃圾，他是什么？不是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爸呢，他对你还是很关心的，要不，他不会来找我，不会想着要送你去李老师那里，他是想帮助你。"

　　"早些时候他哪去了，现在想起来帮助我了？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他，我讨厌他，他怎么会是我爸呢？"

　　我一时语塞，没想到孟少峰对他父亲有如此深的成见，是父子之间缺少沟通，还是教育方法上出了问题？还是……？

　　孟少峰向后甩了一下他的长头发，这时我才真正看清了他的脸，皮肤偏黑，鼻子高高的，眼睛有点凹陷，额头上有几颗黄豆大的青春痘。见我注意到了他额头上的青春痘，他马上低下头，那头发又遮住了他的额头，他的脸。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且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孩子。

　　在随后的谈话中，我终于渐渐明白了他为什么对父亲有那么深的成见，正是成见滋生和滋长了他的叛逆性，并使他在叛逆的路上越走越远。

　　人们在一生中会忘掉许多事情，可是有的事却是想忘也忘不了，之所以忘不了，是因为那些事像楔子一样已深深地敲进了他们的生命。

　　孟少峰跟我说的他上小学四年级时发生的那件事，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枚楔子。

　　我有一双旱冰鞋，那是过10岁生日时父亲送的。放学回家后，我常穿着那双旱冰鞋在门口的空场上学滑旱冰，可是那地面是柏油铺的，还坑坑洼洼，常常滑着滑着就被绊倒了。离我们家不远有一个很大的旱冰场，我特想去那里滑旱冰，可是进旱冰场一个小时得收6块钱，而且还得租他们的旱冰鞋，租一双旱冰鞋得5块钱。父母舍不得花钱，从没让我进去过。

　　四年级上学期，父亲为了鼓励我努力学习，当面向我许下诺言，说如果我期中考试成绩能进班上前10名，就奖励我去旱冰场溜旱冰。

　　为了能去真正的旱冰场溜旱冰，那个学期我学习非常刻苦，期中考试，我考了班上第9名。我拿着成绩单喜滋滋地回到家，以为父亲一定会兑现他的诺言。没想到，他看了成绩单后只表扬了我几句，只字不提去旱冰场的事。我以为他忘了便提醒说："你不是说考进前10名就让我去旱冰场吗？"父亲听了愣了一下，然后敷衍着说："好好好，以后再说吧。"

　　以后，父亲再没提去旱冰场的事。他说话怎么能不算数呢？

　　这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我心想："你不是总教育我要做一个说话算数的好孩子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呢？"

　　在这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期末考试，父亲又跟我许诺说，如果期末考试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过年收到的压岁钱就全归我。这比去旱冰场溜冰更能吸引我，有了钱我不就能经常去旱冰场了吗？

　　我怕父亲反悔，怕他像上次那样不兑现自己的诺言，我说："你说话算数吗？你不会哄我吧？"

　　他信誓旦旦地说："一定算数，一定兑现。"

　　有了这么肯定的回答，我放心了。

　　为了每门功课都能考90分以上，每天晚上，我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后，又找辅导书上的题做。我语文成绩一直不太稳定，分数主要丢在课文默写上，我就在默写上下功夫，连去上学的路上也在背课文。父亲见我如此刻苦学习，很高兴，常拍拍我的头表扬几句。

　　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考试，我不但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语文还得了95分，这是我考得最好的一次。

　　父亲看了我的成绩单后，脸上笑开了花。我想，这次父亲一定会兑现他的诺言。那些日子，我一天天扳着手指盼过年。往年，我每年都能收到几百元压岁钱，可是那些压岁钱都落到了父母亲的腰包，我甚至连瞅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当我找他们要压岁钱时，他们总是说，"你又不缺吃又不缺穿，你要钱干什么？这钱要留着给你交学费。"

　　可这次，他们再不会这么说了，父亲会兑现诺言的，我对此几乎坚信不移。想着自己马上就能拥有一大笔钱，我心里又兴奋又激动。

　　我开始计划着怎么去花这笔钱：去旱冰场溜冰；买一个一直想要的足球；买一套早就想买的漫画书；去公园打激光枪……

　　在我一天一天的盼望中，春节终于到了。爷爷、奶奶、叔叔、姨妈、舅舅都给了我压岁钱，一共有800元，比往年都多。这些压岁钱大都是当着我父母的面直接给我的。

　　可没想到，他们刚一走，父亲就找我要压岁钱。他说："你身上装这么多钱，弄丢了怎么办？再说了，你这个人管不住自己，有了钱，还不给瞎花了。"

　　我不服气地说："你不是说好了每门功课只要考90分以上，今年的压岁钱就都给我吗？"

　　他脸一沉，训斥我说："那都是跟你说着玩儿的，你还当真了？90分以上能算好成绩吗？你什么时候给我拿几个100分回来，那才叫真本事，到那时，别说压岁钱归你，我还要给奖励……"

　　听了他这番话，我简直气蒙了，那天许诺的时候他可是一本正经的，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呀，怎么现在却说那是说着玩儿的！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受骗、受愚弄的感觉。

　　从那以后，我学习热情一落千丈，再也提不起精神了，成绩也明显下降。

　　这时，他开始急了，他又故技重演，一次次施出他那招所谓的"激励法"，可是我再也不相信他了。我知道，他就像那个手里拿着一块肉逗小狗的人一样，永远也不会让小狗吃到肉。

　　是他让我认识诺言是个什么东西，说穿了，就是一张擦屁股纸。

　　我越来越讨厌上学，成绩也越来越差。因为成绩差，我在老师眼里就像是一堆垃圾，他们很少拿正眼看我。因为成绩差，同学都不愿跟我交往，动不动就给我白眼。我害怕去学校，我怕看见他们歧视、嘲讽的目光。在学校，我故意做出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样子，故意在课堂上捣乱，大声喧哗，其实我那样做，只是为了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我害怕被遗忘，我希望有人注意到我。

　　我的发型跟别人的都不一样，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这样我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说到这里，孟少峰有点儿得意地又甩了一下他的长发。

　　老孟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没有兑现的诺言会让儿子如此长久地耿耿于怀，会颠覆儿子对父亲所有的信任与尊敬。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家长们常爱给孩子讲的阿凡提的故事。

　　一天，阿凡提对巴依老爷说，你给我一个金币，我能种出10个给你。结果阿凡提把从地主老爷那里骗来的钱分给了穷人。所有的人都知道骗人是不道德的，但大家还是觉得阿凡提做得对，因为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是：财主的钱是不义之财，骗来分了是应该的。

　　这便给听故事的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只要用意是好的，说谎、不守信用都是可以的。那些轻易许诺，而又不信守诺言的家长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观点。却不知，在孩子眼里，这就是欺骗，他们会在大人的欺骗中受到伤害，而这种不经意的伤害也许会伴随他们的一生。而且，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会从欺骗中学会欺骗，从不守诺言中学会言而无信！

二、老师欠我三声狗叫

　　认识洪钧纯属偶然。

　　每天上下班，我都要开车经过北四环附近的阜通西大街。阜通西大街有两个车流量较大的交叉路口，当红灯亮起，车辆停下来时，总会有一些人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在车辆间穿行着叫卖。上班时间叫卖的是早晨出版的一些报纸，下班时叫卖的是下午才出版的《北京晚报》。

　　如果车行驶到路口遇上红灯，我都会买一份早报或晚报。那天，我要了一份晚报，可是掏钱时才发现将钱包忘在办公室了，慌乱中将口袋掏了个底朝天也只找出3毛钱，我说："对不起，钱带的不够"，说着，便将报纸从车窗递出去想退还给对方。

　　"不要紧，先拿着吧，下次再给我就是了。"卖报的年轻人冲着我笑了一下，转身又到别的车辆跟前叫卖去了。

　　我记住了那张带着笑容的年轻的脸。

　　后来，接连几天下班经过那个路口时都遇上绿灯不能停车，买报纸的钱我一直没法还给那位年轻人。

　　那天，终于遇上了红灯，我赶紧将头探出窗外寻找那位小伙子，发现他正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卖报。

　　"喂……"我朝他喊着。他看见了我，笑眯眯地跑过来。

　　我将上次欠他的钱还给他，谢了他，又买了一份晚报。

　　从那以后，我常在路口停车时看见他，只要来得及，总要从他那里买一份报纸。

　　一天早晨，我去小区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吃早餐，意外地发现那个卖报的小伙子在快餐店干活。他也认出了我，很腼腆地朝我笑了笑。

　　"怎么，你不卖报了？"我问。

　　"卖，每天下午去，上午在这里干活。"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他犹疑地看了我一眼，说："洪钧，18岁。"

　　其实，他怎么看也不像18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唇边只有浅浅的茸毛。洪钧告诉我，他每天早晨6点钟到下午1点钟在快餐店干活，两点多钟去报纸分发点领取报纸，然后拿到路口去卖，100多份报纸一两个小时就能卖完。

　　"听你口音是东北人，出来打工有多长时间了？"我问。

　　他听了，似乎愣了一下，然后支支吾吾地说："是，是的……出来有大半年了。"

　　他抹干净了桌子，然后端着一堆脏碗筷进了厨房。

　　从那以后，我还是常从他那里买报纸，也常去那家快餐店吃快餐。洪钧不像以前那么拘谨了，有时活不多时，会凑到我跟前来和我聊聊天。我发现，洪钧虽然极力装出一副很成熟的样子，却还是会常常露出他的孩子气。

　　凭直觉，我觉得洪钧不像农村孩子，他身上有一种来自城市的气息，我不能将那种气息形容出来，那是一种感觉，无法说出来的感觉。

　　一天，我问洪钧："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他迟疑了一下说："上到初二就没上了。"

　　我说："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不能供你上学吗？"

　　他低下头说："不，不是的，是我自己不愿上。"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我不喜欢上学。"

　　我劝他说："你还小，应该上学，应该多读点书，你总不能干一辈子刷碗洗盘子的事啊？"

　　"我就是不爱上学，我不喜欢老师，我讨厌他们。"洪钧说。

　　"为什么呀？"

　　"他们一个个都是爱说假话的伪君子，对学生说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都是骗人的。"洪钧愤愤地说。

　　没想到洪钧对老师有这么深的成见。我想他一定是受过老师的伤害。

　　"你这是将老师一棍子打死啊，难道老师都是爱说假话的伪君子？你太偏激了吧。"我笑着说。

　　"反正，我见到的老师都这样。"他固执地说。

　　接着，他跟我列举了一个个"证据"来证明他的判断是真实的、正确的。

　　第一个说假话的是我上小学时的一个语文老师。那时候，我其他成绩都不错，只有语文成绩不太好，特别不喜欢写作文。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老师，说实话，开始我们都挺喜欢她的，她长得很漂亮，说话声音脆脆的，像百灵鸟，我和同学们在背后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白雪公主"。

　　也许是我的语文成绩拉了全班的后腿令她着急，三年级下学期开学时她对我说："洪钧，如果这个学期你能每天坚持写一篇作文，我保证趴在地上给你学三声狗叫。"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疑惑地问："您说的可是真的？"

　　她很严肃地点点头说："当然是真的，如果你能坚持，我保证不食言。"

　　我一听，心里激动得乐开了花，让漂亮的女老师趴在地上学狗叫，那该多有意思呀，那一定是轰动全校的新闻。

　　我将老师的许诺悄悄对跟我很要好的几个同学讲了，他们也都很激动很兴奋，大家都给我鼓劲说："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一天一篇作文吗，你一定能坚持。"他们都想看女老师趴在地上学狗叫的样子。

　　于是，我写作文有了巨大的动力。有时绞尽脑汁写不出来时，也想放弃，可是一想到女老师学狗叫的样子，我又硬着头皮坚持写下去，那个学期我真的坚持做到了每天写一篇。怕老师抵赖，我每个星期还将自己写的作文送给她看。

　　一个学期终于过去了，我一共写了100多篇作文。

　　期末考试结束后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可老师似乎忘了自己的诺言，只字不提学狗叫的事。我心里暗暗着急。

　　那天上午，是我们最后一次到校，拿了成绩单和各科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我们就不用到学校去了。女老师来给我们布置语文作业。我心想，这可是最后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当面问问她学狗叫的事，也许她把这事给忘了。

　　她布置完作业正准备离开教室，我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您还欠我三声狗叫。"

　　她听了，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这时，教室里一阵骚动，因为班上同学几乎人人都知道老师和我打赌的事，这时都想看老师是不是真的会信守诺言。

　　女老师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她恼怒地说："你还当真了？我是为了鼓励你才说的，你看，这个学期你的作文不是有进步了吗？再说，老师怎么能学狗叫呢？亏你想得出！"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难受得直想哭。

　　这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只有你这个傻瓜蛋才信她的，活该！"我想都没想便抡起拳头朝他的脸击去，那一拳正打在他的嘴上，嘴流血了，他捂着流血的嘴说："你个傻X，有种你找她去呀，干吗冲着我来？"

　　我背着书包像丢了魂一样离开了学校。虽然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成绩第一次突破了70分，可我一点儿也不感谢她，因为她欺骗了我。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从那以后，我以在她上课的课堂上故意捣乱来报复她，以不做她布置的作业来报复她。总之，后来我成了一个让老师既头疼又无奈的差生。

　　上初中时，父母花了一万多元择校费，将我送进了一所区重点中学。说心里话，我也想改邪归正，不冲别的，就冲父母为我多花的那一万多元钱，我也得好好学习，不能辜负了他们。

　　开学不久，班上要竞选班干部。班主任老师当着大家的面宣布说，全班同学人人都可以参加竞选，谁得票多，谁当选。我也跃跃欲试，我想竞选文艺委员，我喜欢唱歌，还喜欢拉小提琴。为了能在竞选中获胜，我认真地准备了演讲稿，并将它背得滚瓜烂熟。

　　那是开学后的第一次班会，先是老师宣布报名参加竞选的名单，然后竞选人一个个上台发表施政演说。报名竞选文艺委员的，除了我，还有一位女生。她排在我前面，上台后她很紧张很慌乱，说得结结巴巴的。我上台后，先展示了自己的才艺，接着介绍自己如果当上了文艺委员将要组织哪些活动。讲完后，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

　　投票结果，我比那位女生高出15票。可是老师并没有当场宣布当选者名单，而是说投票只能代表一方面意见，谁最后当选还要与其他任课老师讨论才能决定。原来不是说谁得票高谁当选吗，怎么又变了？虽然心存疑问，可是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我认为这文艺委员我是当定了。

　　第二天，老师宣布班干部名单，从头听到尾，就没听到老师念我的名字，文艺委员是那个与我竞争的女同学。犹如一瓢凉水兜头泼下来，我的心一下凉透了。我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老师怎么能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呢？既然谁当班干部老师说了算，那干吗还让我们报名参加竞选？这不是将我当猴耍吗？我愤怒至极。

　　后来，我听一个很讨班主任欢心的同学说，将我从班干部名单中拿下来的原因是，班主任听说我在原来的学校表现不好。

　　我彻底地灰心了，也彻底地断了做一个好学生的念头。既然老师对我有成见，一开始就将我划到差生行列，我即使表现好又有什么用？

　　我又开始破罐子破摔，课不好好听，作业也不好好做，后来就越来越不爱上学了。上到初二，我就回家了，再后来我就出来打工了。

　　说到这里，洪钧打住了话头。

　　老师没有信守诺言学狗叫，没有信守诺言，便将获得高票的他从班干部名单中拿下来，这些在大人眼里也许不值一提的小事，竟如此深地伤害了一个少年的心。这也许是他的老师始料不及的。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儿童是以一颗敏感而又纯真的心来感知这个世界的，他们相信一切，信赖所有的人，一件成年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不信守诺言的小事，也许就会改变他们对人、对生活的看法，看到了一点虚假，他们便以为这个世界都是虚假的，看到了一点欺骗，他们就以为所有的人都是不能信赖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发生在美国加州佛雷斯诺市佛里蒙特小学的一个故事。该校校长赖斯达特为了激励学生读书，别出心裁地给他的学生们许诺说："如果你们能在4个月内阅读完7000本书，我便会亲吻一只小肥猪。"他的学生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在4个月内完成了阅读量。赖斯达特校长信守诺言，他从当地一所大学的农业系借来一头肥胖小猪，在校内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吻猪仪式"，650多名学生雀跃万分地观看他们的校长如何履行诺言，当校长真的亲吻了那只小肥猪时，学生兴奋得又蹦又跳。

　　我还想起了发生在前不久的巴克利吻驴屁股的故事。巴克利是美国NBA老牌球星。当中国籍球员姚明加盟NBA后，他宣布，如果姚明能在本赛季单场比赛中拿下19分，他将亲吻他的评论搭档肯尼·史密斯的屁股。仅过了两天，姚明就在与湖人队的比赛中一举拿下了20分。

　　巴克利准备践诺。电视台得知消息准备到现场拍摄。可是史密斯不愿意在观众面前暴露自己的臀部，于是作了变通，巴克利花500美元买回了一头驴，亲吻了驴的屁股。

　　赖斯达特校长知道"承诺是银，践诺是金"，所以他信守诺言亲吻了小肥猪；巴克利知道"言必信，行必果"，即使场面尴尬，仍毫不犹豫地将嘴贴上了驴屁股。"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话却是中国的老祖宗说的。

　　不要小看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它也许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

　　一天下班，我开车经过路口时没有看见洪钧。在这之后的几天里一直没看见他，我以为他是专心去干店里的活了，或者又找到了新的工作。

　　那天，我去快餐店买早点，在店里没看见洪钧，便向店老板打听他的下落。老板说："你说的是那个东北小孩呀，已经被他父亲领回去了。"

　　从老板的讲述中，我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洪钧是离家出走的，他没有18岁，只有16岁，离家出走已近一年了，为找他，他父亲辞去了工作，寻遍了东北三省，后来是从一位老乡那里得到他的消息的。洪钧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他与班主任老师因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老师不让他上学，要他回去叫父亲来学校。他怕挨打，回家拿了几件衣服和500元钱连夜逃走了。他本想去深圳，到北京站转车时，钱被人偷走了，只好在北京流浪，后来认识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东北老乡，将他介绍到这家快餐店打工。那位老乡并不知道洪钧是离家出走。

　　洪钧还会回到学校吗？

第四章 披着盖头的性

一、好奇的脚迈进情欲深渊

　　我是在一家电视台的话题节目里认识张霞的。

　　张霞是那天话题节目的惟一嘉宾，谈的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性"。

　　穿着浅蓝色套裙的张霞，梳着长长的披肩发，看上去有点像大学生。可是如果仔细看她，就会发现她少了一份清纯，多了一份沧桑。坐在靠椅上的她，有点拘谨地看着台下的观众，脸上带着不太自然的笑容。

　　主持人介绍说，当初我们准备策划做这个节目时，在网上征求嘉宾，张霞给我们节目组写来了一封长信，讲述了自己由于无知走过的一段人生弯路，她在信上说，"我愿讲出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不愿这样的悲剧在下一代人身上发生。我们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并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不愿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在黑暗中摸索，他们有权知道，也应该知道有关性的知识。"

　　从张霞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知道了她的故事，那是一个苦涩、荒唐而又充满了悔恨的故事。

　　我的父母都出身于军人家庭，生活中，我从没见过他们互相开过玩笑，更不用说卿卿我我地表达感情。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很严肃的人，母亲快人快语，走路能带起一阵风，说话急速速的，像一串从冲锋枪里射出的子弹。从事业上来说，他俩都算是成功人士，父亲是从事动力学研究的高级研究员，母亲是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副总裁。

　　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生活本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人生的路也应该是宽阔平坦的，可是我却走得跌跌撞撞、坎坎坷坷。这是因为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我的灵魂缺少一个正确的引导者，在我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时，没有人为我释疑解惑。

　　我对性的好奇始于3岁那年。

　　3岁之前，我一直住在爷爷奶奶家。那是靠近湖边的一座很大的院子。爷爷奶奶都是军人，他们住的是军队干部休养所。他们对我很宠爱，但管束得很严。他们从没让我单独走出过那座院子，爷爷奶奶说外面坏人多，坏人看见了小女孩会蒙上她的眼睛，然后装进袋子背进深山老林，深山老林里有会吃人的老虎、豹子、狼。他们的警告，吓得我从没敢单独迈出那个院子一步。

　　没有小伙伴跟我一块儿玩，我的世界里只有爷爷、奶奶，还有一只名叫丽丽的小狗。

　　3岁那年，因为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父母将我接回了家。那时，我很盼望上幼儿园，因为我听爷爷奶奶说，幼儿园里有很多小朋友，有很多玩具，老师会教小朋友们唱歌跳舞。所以听说父母要送我去幼儿园，我高兴得又蹦又跳。

　　由于父母工作忙，我上的是全托，他们只在周末才接我回家。也许是一直没在父母跟前，对他们少了一些依恋，也许是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所以每次去幼儿园，我不像一些小朋友那样拉着父母的衣服哭哭啼啼地不愿去，而是很高兴地在大门口就跟他们说再见，然后欢蹦乱跳地自己去教室。


由于3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所以幼儿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有趣的。我学会了做游戏，学会了搭积木，学会了滑滑梯，还学会了不少儿歌。

　　一天，我去厕所撒尿，刚蹲下来，便看见我们班的一个小朋友也进来了。那时，幼儿园的厕所是不分男女的，而且是开放型式的，便池与便池间没有隔板。也许老师们认为我们都是小孩子，不知道害羞，也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男孩女孩都进一个厕所。

　　那是一个男孩子，我很奇怪地发现，他没有像我一样蹲下来，而是拉开裤子拉链后，掏出一个"小鸡鸡"站在便池跟前撒尿。我一下子看呆了，心想，他有"小鸡鸡"，我怎么就没有呢？

　　上完厕所回到教室，这个疑问一直在我脑子里萦回。

　　那天刚好是星期五，妈妈下班后来幼儿园接我。回家的路上，我好奇地问她："妈，我看见我们班有个小朋友这里长了个'小鸡鸡'，为什么男孩子长'小鸡鸡'，女孩子不长'小鸡鸡'呀？"

　　妈妈听了，猛地一下甩开了牵着我的手，涨红着脸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羞不羞啊，问这么无聊下流的问题！"

　　我吓得哭了，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生气，也不明白她骂的无聊和下流是什么意思。

　　回到家里，父亲见我抽抽噎噎一脸泪痕，问我说："你怎么了？"

　　妈妈一脸恼怒地说："不要脸，还哭，有什么好哭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向妈妈问这个问题了，我也不敢问老师，既然妈妈听了这个问题不高兴，老师听了也一定会不高兴。可是这个问题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我。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也有一个"小鸡鸡"该多好，上厕所就不用脱裤子了。那时候对我来说，脱裤子、穿裤子都是一件很困难、很麻烦的事，有几次，就因为裤子一时脱不下来，尿湿了裤子，害得我一整天都穿着湿淋淋的脏裤子。有一次，老师发现我尿湿了裤子，一时找不到干净裤子让我换上，干脆让我光屁股在被窝里躺了一天。

　　女孩子为什么不长"小鸡鸡"的问题还没弄明白，我又有了新的问题。那天，老师给我们讲老母鸡下蛋的故事。讲完后她问我们说："老母鸡下的鸡蛋能作什么用呢？"

　　小朋友们几乎全都举起了手，有的说："能做番茄炒鸡蛋"，有的说："能做鸡蛋炒饭"，有的说："能做鸡蛋汤"……

　　老师笑着问我们说："鸡蛋除了能做出各种各样好吃的菜，还能做什么呀？"

　　这个问题可把大家都问住了，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答案。这时老师笑眯眯地说："鸡蛋还能孵出小鸡娃，小鸡娃就是从鸡蛋里出来的呀。"接着，老师又告诉我们小鸡娃是怎么孵出来。我听了觉得又新鲜又惊奇，没想到鸡蛋放在老母鸡的身子下面竟能孵出小鸡娃。小鸡娃是老母鸡孵出来的，我是不是也是妈妈"孵"出来的呢？小鸡娃是从鸡蛋里出来的，我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我脑子里塞满了这些问题。

　　带着这些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我走进了小学。

　　一天放学，我和几个女同学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问她们说："你们知道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吗？"

　　一个同学说："是从妈妈肚脐眼里钻出来的。"

　　另一个同学说："不对不对，是从妈妈腋窝里钻出来的。"

　　还有一个同学说："是爸爸妈妈接吻时从嘴里掉出来的。"

　　她们一人一个说法，我真不知道该相信谁。谁的答案才是对的呢？我心里仍一片茫然。

　　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我走进青春期。

　　12岁那年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胸部隆起了两个像小乒乓球一样硬硬的小包，轻轻一碰还很疼。我心里很害怕，担心自己得了病。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害羞了，也不好意思跟妈妈说这件事，所有的不安和担忧都自己悄悄地扛着，弄得整天心神不定地胡思乱想。

　　不久后的一天，我上厕所时，发现内裤上有血，当时我吓坏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血，不知道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下午放学回家，我哭着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听了似乎很吃惊，愣了一下，然后给我拿来一包卫生巾说："不要紧，是月经来了，女孩子都会来月经，来了月经就说明是大人了，记住，往后不要随便跟男人接触。"

　　虽然妈妈的话我听了似懂非懂，但知道来月经不是病就不再恐惧和害怕了，可是我又有了新的问题：为什么女孩子会来月经？还有，为什么妈妈说不能随便跟男人接触呢？

　　12岁的我，不能明白这些问题，也没有人给我回答这些问题，父母没跟我讲，老师也没跟我讲。进了初中，我们的课本里，多了一门生理卫生课，可是那本书从发下来，一直到初中毕业，一共没讲几课，特别是那几章我们最感兴趣的关于人体结构和青春生理卫生的内容，老师都跳过去了没跟我们讲。那几章内容我们是自己看课本自学的。

　　已是初中生的我，虽然已不再为"女孩子为什么不长小鸡鸡"而困惑，不再为自己身体的变化惊慌失措，但是我仍有许多不明白的问题。比如说：女人是怎么怀上小孩的？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因为不知道，便生出种种荒唐怪诞的想法。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一直为一件事忧虑不安。这是因为有一个女同学告诉我说，如果女人坐了男人坐的凳子就会怀孕。我听了后，心里马上紧张不安起来，因为有一天中午我坐过一个男同学刚坐过的凳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被恐惧和害怕纠缠着，因为我听说女人生小孩有时会死的。

　　从童年一直到青少年，性知识教育对于我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父母每天可以拿出几个小时陪伴我做作业，却不愿给对性充满了好奇心的我讲讲这方面的知识。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人类登上月球的奥秘，却不愿满足我们对性知识的渴求。他们将性划为禁区，千方百计挡住或阻止我们好奇的目光。

　　所有被掩盖起来不让人看、不让人了解的秘密总是会唤起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一种病态的遐想和敏感。

　　我不能从正常渠道得到想知道的知识，便去寻找其他的渠道。

　　我家附近有一条街，每天一到傍晚，街边就会摆出许多小地摊，有卖各种日常用品的，也有卖书刊杂志的。地摊上的书刊杂志大都是旧的，也有一些盗版书和非法出版物。一天傍晚，我蹲在一个地摊前随手翻着书，翻到下面，发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上画着一个裸体的男人和一个裸体的女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男人的裸体，就在那一刻，我全身的血似乎一下都涌到了脸上，脸上顿时火辣辣的，心也"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我不敢当着那个卖书的男人的面翻开那本书，可是心里却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想看看那本书的欲望和冲动。我花5元钱买下了那本小书。

　　我将书藏在内衣口袋里，快步回了家。一回到家，我就将自己房间的门反锁上，急不可耐地翻开了书。拿现在的眼光看，那是一本低级下流淫秽不堪的书，讲的是一对男女苟合的故事，书中极尽描写性交的细节。看得我脸热心跳，身体里涌起阵阵冲动。那天晚上，我躁动不安地一晚上没睡好，脑子里尽想着书中描写的那些事儿。第二天去上学，头昏昏沉沉的，坐在教室里，老师讲什么一点都没听进去，还是想着书上写的那些事儿。

　　16岁那年，上高一的时候，我和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子偷吃了禁果。事情发生在下午放学以后。那天本来是四个同学值日，可另外两个同学一放学就跑了，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打扫完教室，关好了门窗，不知怎么就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一起，在教室后面做了那件事。

　　发生了那件事后，我很害怕，怕老师知道，怕同学知道，更怕父母知道，每天，精神恍恍惚惚的，学习成绩也急剧下降。过了几个月我才发现例假一直没来，但当时我很无知，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怀孕，到了六七个月，肚子渐渐隆起来了，我还没有往这方面想过，还以为是自己长胖了，由于冬天穿着棉衣的缘故，父母也没发现我身体的异常。有一天，我在教室里上课时，肚子剧烈地疼起来，后来疼得实在受不了，老师将我送到校医那里。

　　校医摸了摸我的肚子后大惊失色，她让老师给我母亲打去了电话。不一会儿，母亲脸色苍白地跑来了。他们将我送进了医院，我在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婴。

　　事情发生后，母亲气急败坏地找到男孩子家，可是对方已经搬家了，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发生了这件事后我就退学了，17岁的我成了一个单身母亲。是愚昧和无知毁了我的一生。

　　上海某中学对112名学生进行性知识调查，对"你的性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是：29%是从书刊上看来的，57%是听小伙伴讲的。而从这两条渠道得来的性知识往往是变形的，不健康、不科学的。

　　伯特兰·罗素说："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而且是以最病态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因为，愿望的力量同禁令的严厉程度是成正比的。"

二、一耳光打出一个强奸犯

　　一位专家这样描述青少年所经历的性教育情景：

　　假如想让一个孩子对脚趾头有罪恶感，很简单，当幼儿第一次摸脚趾的时候，就严厉斥责他，再摸就骂他："羞，丢人！"命令他穿上袜子，不能让别人看见，也不许看别人的。在教他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时，就是不教脚趾；但凡问题涉及脚趾，全都避而不答，或者支支吾吾，或者骂他一顿。最后的结果是，孩子要么对脚趾充满了罪恶感，动一下脚趾都会有犯罪的感觉；要么会对脚趾充满了神秘感，并不时涌起撕破神秘的冲动。

　　张元属于第二种结果。

　　2001年，16岁的张元因猥亵强奸幼女成了一名少年犯。据办案人员讲，在此之前，张元并无犯罪前科，而且学业优秀。他是从家里被带走的。当公安人员出现在他家里时，他的母亲——一位受人敬重的女劳模，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的儿子会是一个强奸犯，她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家元元肯定是被冤枉的。"

　　为了证明儿子是个好孩子，证明他是被冤枉的，她抱来了一大摞精心保存的奖状、证书和奖杯，那都是儿子上学期间拿回来的，有他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奖状，有他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赛区第二名的证书，有他参加省青少年作文大赛获奖的证书和奖杯……可是这些奖状、证书和奖杯只能证明张元曾有过的辉煌，却不能证明他没有犯罪。

　　不敢面对母亲伤心绝望的眼神，戴着手铐的张元低着头走出了家门。

　　这起案件，因涉案者都是未成年人，法庭在进行审理时，没有通知张元的母亲，但她收到了法院寄来的判决书。判决书白纸黑字记录着儿子的罪行。她如雷轰顶，呆若木鸡。

　　见过张元母亲的人说，张元出事后，她的头发在一夜间几乎全白了，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她精神垮了，身体也垮了，才40多岁，就办理了内退手续回了家。

　　在少管所已经度过了两年的张元，今年就要满18岁了，他神情沮丧地说："如果不是被关进来，今年正是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原来的理想是考上清华大学。"

　　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啊！可是这个父母眼里的好孩子，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怎么会成为一个失足少年？这个好学上进、本有着大好前途的少年为什么会坠入罪恶的深渊？邪恶的种子是谁种下的？罪行是怎样发生的？

　　带着这些疑问，我与张元有了一次长谈。

　　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罪犯，做梦也没想到一时的邪念会葬送自己的前途，甚至一生。当公安人员从家里将我带走时，我还以为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回家、能继续上学，直到法庭作出判决被押进少管所，我才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那时，我简直绝望到了极点，日日夜夜想的都是"完了，我完了"。我常常恍恍惚惚地以为自己是在做噩梦。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多么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啊。可是四周围起的高墙、铁丝网和走来走去的管教干部都在告诉我，这不是噩梦，我犯了罪，我是一名失去了自由的罪犯。

　　关押在少管所的少年犯，有杀人的，有偷盗的，有贩毒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与这些人关在一起。我知道，自己的一生从此将被改变，即使以后出去了，也永远洗刷不掉这个污点。有时我想，在我蒙昧无知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应该知道的性知识；在我进入青春期时，如果有人对我进行正确的引导，也许我不会将性看得那么神秘而对它充满了好奇，也许我不会被罪恶的欲望纠缠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父母在我一岁多时就离婚了，我不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只知道父亲走时将家里所有的积蓄都带走了，我后来再没见过他。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虽然一个人带着我生活得很艰难，可从没见她流过眼泪。那时，母亲在我的眼里是一棵能为我遮风避雨，能让我放心依靠的大树，她有着男人一样的坚强。

　　母亲是纺织厂女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她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常常深夜才回家。好在外婆家离我们家不远，她加班时，我就呆在外婆家，她下班了，会来外婆家将我接走。

　　也许是担心我会尿湿裤子，两岁多了，母亲还让我穿开裆裤。小时候我皮肤很白，长得虎头虎脑，外公和舅舅他们都很喜欢我，他们常逗我玩儿，有时他们会跟我玩一个常玩的游戏。外公或舅舅捂着我的"小鸡鸡"说："元元的'小鸡鸡'哪去了？"

　　我会说："飞了！"

　　他们又问："飞去哪里了？"

　　"飞到天上去了。"

　　"去天上干什么？"

　　"抓小鸡鸡。"

　　每次说到这里，他们都会一边哈哈大笑，一边亲我的"小鸡鸡"。

　　那时我还不知道害羞，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一天，我蹲在外婆家门口的地上看一群蚂蚁争抢一颗饭粒儿，最后，那颗饭粒儿被两只大蚂蚁抢走了。当那两只大蚂蚁扛着自己的战利品趾高气扬地往回走时，我恶作剧地对着它们撒了一泡尿，兴高采烈的大蚂蚁一下子就被冲得无影无踪。我觉得我的"小鸡鸡"真是太了不起了，射出一泡尿就能将貌似强大的大蚂蚁消灭得片甲不留。坐在地上，我第一次打量起它来，并好奇地抚弄着它。

　　突然，我头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抬头一看，是怒目圆瞪的妈妈，她气急败坏地提着衣领将我从地上拎起来说："你是痒痒了吗？你玩那个东西干什么，再让我看见，小心我砍断你的手！"

　　我吓得没敢哭，心里却很委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玩"小鸡鸡"，对于当时只有两三岁的我来说，在我眼里，生殖器和耳朵、眼睛、手脚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可以随便地摸耳朵、摸眼睛、摸脚，却不可以摸"小鸡鸡"呢？

　　虽然心里存有这些疑问，但我却不敢去问妈妈。

　　越是被禁止的东西，越是充满了神秘。妈妈的严厉制止反而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有时妈妈不在家时，我会玩自己的小鸡鸡，那时的感觉也就是觉得好玩，就像玩一个玩具，虽然有时也会觉得很舒服，可那感觉也无非就像在背上挠痒痒。妈妈在家时，我不敢玩，我怕她看见，怕被她砍断手。更多的时候，我是在晚上睡觉时躲在被子里玩。我很早就有了手淫的毛病，恐怕跟这件事有关。

　　7岁那年我上学了，记得上学的第一天，妈妈牵着我的手一边往学校走，一边说："儿子啊，上了学你可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了大学，不但要读硕士还要读博士，你可要给妈妈争气啊。"

　　妈妈还在我房间的墙上贴了一张画，画面是一群穿着博士服、戴着博士帽的年轻人。这张画在墙上挂了多年，一直到纸张都变黄了也没拿下来。

　　除了工作，妈妈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上小学时就送我去奥赛班培训，去少年宫学画画。她还给我买回许多辅导学习的参考书和一本本习题集、作文选。在她的督促下，我的学习进度远远超过了我的同学，小学四年级时，在老师的建议下，我跳了一级，直接上了6年级，11岁的我成了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生活里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早晨，我起床时发现自己的内裤湿了，床单上也湿了一大块，我以为是自己尿床了，便悄悄地换了内裤然后扔进了洗衣机。然而这样的事，往后隔不了多久就发生一次，我心里便很纳闷儿，不知自己为什么会经常尿床。但是又隐隐约约地觉得，那跟尿床好像不是一回事，而且每次"尿床"的时候好像都在做一种莫名其妙的梦，但醒来后梦就忘了。还有，尿湿的裤子上有糨糊状的东西，粘粘糊糊的，床单上也有那样的污渍。

　　这件事成了我不敢向外人说的一块心病。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进了初中，班上男生都比我大。有一天，几个男生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说悄悄话，我也凑过去了，一个同学见了，一边推我一边说："走吧走吧，你这个小屁孩知道什么。"

　　我不服气地说："我不是小屁孩，有什么我不知道啊？"

　　那个同学叉着腰神气地说："好，那我问你，你知道什么是梦遗吗？"

　　什么是梦遗啊，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同学见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哈哈大笑地说："我说你是小屁孩吧，还不服气，走吧走吧，我们说的话你听不懂。"

　　这时，上课铃响了，我只好回到座位上。但那节课我上得心不在焉，脑子里老是想着刚才的事，他们为什么那么神秘兮兮的，"梦遗"到底是什么呢？

　　终于盼到了下课。我将一位刚才参与说悄悄话的同学拉到一边，悄声问他："喂，告诉我，什么是梦遗啊？"

　　同学看了我一眼，一脸的得意和不屑，说："你还小，还没到时候呢。"

　　我更好奇了，问："到时候又怎么样？"

　　"到时候就会梦遗啊。"同学卖关子地说。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什么是梦遗。"我说。

　　"你真的不知道啊？梦遗就是那个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了……"

　　"什么那个了啊？"我着急了。

　　他将脸凑到我跟前神秘地说："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梦见喜欢的女孩子，然后就那个了……明白吗？"

　　突然，我心里一扇隐秘的门仿佛一下被人撞开了，我顿时茅塞顿开且恍然大悟，原来，一直令我困惑不解的"尿床"，就是他们说的梦遗。我马上又得意又骄傲地告诉他说："哦，原来你们说的是那个呀，我早就梦遗了。"

　　"真的？"同学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怕他不相信，我又将发生的时间、地点、形态细细地描述了一遍。

　　同学对我的梦遗终于确信无疑。从那以后我经常参与他们讨论的话题。

　　梦遗的事还是时有发生，而且我渐渐迷恋上了手淫，虽然我尽量克制着自己不要去做，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奇怪的欲望涌上心头，使我的克制一次次土崩瓦解。

　　后来，听别人说手淫伤身体，有一阵子，我心里很害怕，到了晚上一熄灯我就开始数数，尽量使自己早点入睡，不去想那事。

　　一次，几个有了梦遗经历的同学又凑在了一起。有个同学问大家："哎，你们看过毛片没有？"

　　大家面面相觑，说没看过吧，没面子。我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似乎看过……那又怎么样……"

　　"看过？那你说说看，是什么样的？"同学不依不饶。

　　我答不上来了，反问一句："那你说什么样的？"

　　同学得意地说："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干那个。"

　　大家都饶有兴趣地问："干哪个呀？"

　　"就是脱光了衣服，又是亲嘴又是那个那个什么的。"同学自己也说不清。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同学很神秘地跟我说："我这里有一张毛片，我看了，很刺激，你看不看？"

　　说完，他瞧前后无人，便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影碟，封皮上是一对裹着薄纱的裸体男女，影碟的名字是：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

　　我将影碟装进了书包。回到家，一吃完饭，我就进了自己的房间，并将门反锁上。我从书包里拿出影碟将它藏在床下，想等妈妈不在家时再看。没想到，一连几天晚上妈妈都没去加班，我心里暗暗着急，老想着看那张影碟，做作业也心不在焉。

　　终于有一个星期天，妈妈说要去厂里加班中午不回来，让我自己下面条吃。我高兴坏了，终于可以看那张影碟了。妈妈走后，我反锁上大门，急不可耐地拿出影碟放起来。看着看着，我开始脸热心跳，最后，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沸腾起来。我情不自禁地又犯了手淫的毛病。

　　我将这张影碟来来回回看了两遍，带着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我出了门。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巧，出门不远，我便看见了与我家隔壁门洞的一个小女孩，她刚上一年级，正一个人站在路边吃冰淇淋。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我骗她说我家有很多漫画书问她想不想看，她一点都没发现我有邪念，高高兴兴地跟着我到了我家。

　　事情发生后，我心里很害怕，因为走的时候她哭哭啼啼的，我担心她回去后会告诉她爸爸妈妈。

　　第二天，我刚从学校放学回家，公安人员就来了。当时我腿都吓软了，我哭着跟他们说，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了，求他们不要带我走。

　　一时的邪念不但断送了我自己的前途，也害了那个小女孩，我是罪有应得。进来后我常常想，如果那天妈妈在家，我就不会看那张影碟，如果我没有看那张影碟，也许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这毕竟是假设啊。

　　现在我心里最担心的是我妈妈，她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落到这个地步等于是杀了她。

　　谈起妈妈，张元一次次落泪。

　　少管所的管教干部说张元仍在自学高中课本，说他刑满后还想考大学。不知张元能否实现这个愿望。

　　中国的父母们，总爱将性与恶心、丑陋、堕落、阴暗这些词儿连在一起，他们对孩子从来不谈性，如果孩子问起来，古板一点的父母会严厉斥责，甚至会用巴掌来教训。开明一点的父母会说："这个你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懂了。"他们或谈性色变，或讳莫如深，这使得他们的孩子不得不在黑暗中自己摸索。

　　当孩子们有了学习性知识的正常渠道，当他们了解了性知识，性就不会那么神秘。当性不再神秘时，罪恶也就少了。

三、男人这个坏东西

　　一天深夜，某报"真情诉说"栏目编辑可可，接到一个自称李芸的女人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爱上了一个男人，可是那个男人知道了她的过去后提出要跟她分手，她抽泣着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爱一个男人，原来我从没有真正爱过，我对男人只有厌恶和憎恨，可是这一次我是真的……"

　　可可约李芸第二天下午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可可说她第一眼见到李芸时心里暗暗吃了一惊，电话里，李芸的声音疲惫而无力，这让可可以为她一定是一个满脸苍桑、神情萎靡的女子。李芸很年轻，她背着双肩包走进来时，远远看去像一个清纯的大学生。她放下双肩包在可可对面坐下来，可可发现她很美，有点像混血儿，白皙的皮肤像大理石一样光滑，如果不是那双带着一圈黑晕的眼睛，可可很难相信面前这个女孩子就是昨天晚上跟她通电话的那个痛苦绝望的女人。

　　要了一杯咖啡后，李芸点燃了一支烟，淡青色的烟雾从她的指间袅袅飘起，她猛地吸了一口后，跟可可讲起了她的故事。

　　下面是可可整理的谈话录音。

　　我出身在一座依山傍水的城市，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母亲就一直在争吵。有时两人争吵后，父亲会一连好几天不回家。

　　小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吵架，后来慢慢懂点事了，隐隐约约地觉得好像是为了什么女人，每次，母亲都伤心欲绝地寻死觅活，她吞过安眠药，割过手腕，每次都被抢救过来。

　　在我9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晚上，我正在做作业，他俩在隔壁又吵起来了，不一会儿，传来了母亲歇斯底里的嚎啕声，还有父亲的怒吼声："你想怎么样？想拿死来威胁我吗？"他话音刚落，我便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撞击声，房间的墙也似乎抖动了一下。

　　我跑过去一看，母亲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上，父亲一脸恐慌地将母亲从地上抱起来，然后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

　　母亲住院的那段日子，我一直住在奶奶家。一天中午，由于下午有美术课，我在奶奶家吃完饭后便急匆匆回家拿放在家里的美术书和画笔。

　　我身上有家里的钥匙，上楼后掏出钥匙先开了防盗门，准备开里面的门时，发现门没锁上，以为是父亲走时忘了。进了客厅我放下书包，正准备去房间拿书时，听到父母房间里好像有人在说话，平时，父亲中午是从不回家吃饭的，会是谁呢？我走过去轻轻推开门，我看到了令人不堪的一幕：一个陌生女人赤身裸体地躺在我父亲的怀里。他们也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那女人一边发出尖叫，一边慌乱地拉上被子盖住了身子。父亲惊慌失措地坐起来，脸色一下变得苍白，他嘴唇嚅动着似乎想说什么。

　　我捂着脸一口气跑出了家。突然间，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经常吵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一次次地要自杀。我蹲在路边哭了，哭得很伤心，为可怜的母亲，也为不幸的自己。

　　那天下午我没去上学，那是我第一次逃学。

　　几天后，父亲来接母亲出院，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在医院陪伴母亲。他进来后看见了我，脸上的表情极不自然。我没有叫他，只是默默地帮妈妈收拾东西。他小心地将妈妈扶下床，搀扶着她向病房外走去，也许母亲从未得到过这种细心的呵护和关爱，她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

　　默默走在一旁的我，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我觉得父亲实在是太假、太虚伪了，他虚情假意的殷勤周到又一次骗了母亲。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我和父亲的关系变得很微妙，我很少喊"爸爸"，更不像以前那样搂着他的脖子撒娇，我无法忘记我看见的那一幕，无法原谅父亲对母亲的背叛和欺骗。有几次，母亲出去了，只有我和他在家，他似乎想跟我说什么，可是张了张口又走开了。我不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解释那天发生的事吗？对于我亲眼目睹的事实他又能作何解释呢？

　　从此，那件事像一枚永远拔不出的楔子一直插在我心上。它颠覆了我对父亲的尊敬和信赖，颠覆了我对家庭幸福的梦想。

　　那件事发生后，家里平静了一些日子，可是没过多久父母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吵。一天晚上，在大吵了一场后，父亲摔门而去，母亲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哭着说："芸芸，妈妈活着都是为了你啊，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就不想活了。"

　　看着她被痛苦和伤心折磨得日益憔悴的脸，我的心隐隐作痛，我突然说了一句令我自己也吃惊的话："妈，你跟他离婚吧。"

　　母亲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她惊愕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她抚摸着我的头说："我不是没想过离婚，可是你还这么小，我不愿让你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其实，母亲当时不愿离婚一是对父亲还心存希望，希望他有一天会回心转意；二是那时她工资很低，如果离了婚，她担心没有能力将我抚养成人。这些原因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母亲是为了我才含羞忍辱地维持着已经死亡的婚姻。

　　在我13岁那年，那个一直在风雨中飘摇的家终于还是解体了。离婚是父亲提出来的，母亲这次没哭没闹，她的心已经死了。为争我的抚养费，离婚官司打上了法庭，最后，在法庭调解下，父亲答应每个月给我付200元生活费。

　　与母亲离婚不久，父亲便与一个女人结了婚。如果不是每个月要去他那里拿生活费，我与他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而每一次去拿生活费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痛苦和屈辱。可是为了生存、为了能继续上学，我不得不忍受这种内心的折磨。

　　可就是这200元的生活费，他后来也不愿给我。在我上初三的那年，他与那个女人又离了婚，他说离婚时那个女人将他的存款都拿走了，他没钱给我，往后更没有。记得那天，没有拿到钱的我是一路哭着回家的，心里除了仇恨还是仇恨，我恨他的不负责任，恨他给了我一个破碎的家，恨他给了我一个不幸的童年和少年。

　　高中毕业时，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报考了本市一所师范院校。虽然当时进校时大都只有十八九岁，可是已经有人开始谈恋爱了。我对那些人嗤之以鼻，在我眼里，那些男孩子全是骗子，那些女孩子全是蠢货。

　　上学不久，就有一些男同学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围着我团团转，有的给我写肉麻的情诗，有的在我书里偷偷地夹一张约会的纸条，还有的提出在放学后护送我回家。

　　给我写情诗的，是一个鼻子两边长满了青春痘的男孩，每次，他总是在下课后趁我离开教室时，将他的情诗塞进我的抽屉。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故意当着他的面，让他的情诗一次次成了我随手擦桌子的废纸。

　　终于有一天，他在校门口堵住了我，脸上的青春痘因愤怒而一个个鼓胀着，随时都要爆炸似的，他质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看我写给你的诗？"我装出一脸无辜地说："你说什么呀？你什么时候给我写过诗呀，我怎么没看见。"

　　"你真的没看见？"他半信半疑地问。

　　我很认真地摇摇头。

　　他脸上立刻露出很欣喜的表情，然后挥挥手走了。我忍不住偷偷窃笑，这个讨厌的家伙一定又回去写什么狗屁情诗去了。

　　第二天上午，上完第一节课后我故意出去了一下，等我折回教室，果然发现抽屉里有一个用纸折叠成的三角形，我用眼角余光扫了他一眼，发现他正紧张不安地看着我，我慢慢吞吞地拆开那个三角形，然后故作惊讶地在教室里大喊大叫："这是谁写的情诗呀，真肉麻！"

　　同学纷纷围上来，有人从我手上抢过情诗在教室里大声朗诵起来：

　　你的眼睛是天上的星星，
　　一眨一眨在我心里闪烁。
　　你的唇是熟透的樱桃，
　　散发着诱人的芬芳。

　　……

　　教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哄笑声，我幸灾乐祸地偷偷看了他一眼，那张点缀着青春痘的脸早已因羞怒扭曲得变了形。从那以后，他遇见我总是一副愤慨的样子。

　　这样的恶作剧还有一次。我捉弄的是那个往我书里夹约会纸条的男孩。

　　自从捉弄了"粉刺"后(就是那个长青春痘的男孩，我一直管他叫"粉刺")，我发觉围着我转的"苍蝇"少了，也许是"粉刺"在背后说了我坏话，也许有的"苍蝇"怕遭到"粉刺"同样的下场，急流勇退了。

　　一天下午，我打开课本，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晚上你有空吗？如果有空，晚上7点半钟我在湖边等你。"

　　一看那笔迹我就知道是谁写的。他就坐在我后面，是一只最讨厌的"苍蝇"，经常故意装作无意地碰一下我的胳膊或在桌子底下碰碰我的脚，我早就对他烦透了。我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然后写上一行字："晚上见，不见不散。"下课后，我将纸条偷偷夹进他的书里。

　　他一定看见了那张纸条，放学时，他激动地冲我作了一个会心的笑。

　　吃过晚饭，我躺在沙发上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看电视，心里想像着他在湖边等待我的情景，不由得偷着乐。说来也巧，正在我偷着乐的时候，外面刮起了狂风，不一会儿就听到了雨点敲击窗户的声音。想像着他在雨中像落汤鸡一样的狼狈样子，我又幸灾乐祸地乐了。

　　第二天，他没来上学，有同学代他向老师请假，说他感冒了，在家休息。

　　第三天，他蜡黄着脸来了，看我的眼神带着愠怒。第一节课刚下，他就从桌子底下踢我的脚说："前天晚上，你为什么不去？"

　　"真对不起，我妈病了，实在走不开。"我将早已编好的谎话拿出来搪塞他。

　　"真的？没骗我？"他问。

　　"我干吗要骗你呀"。

　　"那好，今天晚上怎么样？"

　　本以为教训他一下就算了，没想到他还真黏上了，如果说不去，他一定会怀疑我上次骗了他，何妨不再骗他一次，谁叫他像苍蝇一样黏着我！

　　我说："好，不见不散。"

　　那天晚上，我当然还是没去。

　　第二天，他见了我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将我撕成碎片。我却不怒不恼地冲着他很淑女地微笑。从那以后，讨厌的"苍蝇"们再也不往我跟前飞了。

　　一次次地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心里充满了报复男人的快感。

　　毕业后，我不想当老师，应聘去一家生产保健品的企业做市场营销。在那里我认识了S。

　　S是市场部经理，从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知道他对我没安好心。是他的眼神给了我这样的预感。

　　那天，前去应聘的人很多，主考官就是S。我走进他办公室时，他正在低头看我的简历，直到看完了才漫不经心地抬起头，就在那一刹那间，我看到有一种怪怪的眼神在他眼镜片后一闪而过，他只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便在我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钩。

　　不久后的一天，当他告诉我，他第一眼看到我就喜欢上了我时，你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恨不得啐他一脸口水。也许我父亲当年也是这样勾引女孩子的吧，也许他当年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将女人骗上床的吧。我清楚地记得，那个跟我父亲上床的女人很年轻，也许跟我现在的年龄相仿，听说她是父亲那个部门的一个资料员。

　　我知道S有妻子，还有一个5岁多的女儿，看着他那张臃肿的、堆满了欲望的脸，我心里涌动着报复的冲动。

　　S很快就对我神魂颠倒，频频跟我约会，有时我会践约，有时我会找出种种理由故意失约，让他抓耳挠腮地坐立不安。


一天中午，S从办公室给我来电话，他的办公室与我们市场营销人员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他低沉着声音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就反锁上门，我心里很紧张很害怕，便故意大声地说："经理，你找我有事吗？"那声音大得足以让隔壁所有的人都能听见。他只得装出公事公办，也大声地说："你将这份材料拿去复印一下。"然后走过来跟我悄悄耳语说："今晚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保证让你玩得高兴。"

　　我故意装出很高兴的样子说："去哪儿？"

　　"XX饭店。"

　　"我们在哪见面？"

　　"我在308房间等你。"

　　下午，我偷偷出去在公用电话亭给S的老婆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号码是我从S的手机里窃取的。我说："你老公在外面有了情人，今天晚上他与一个女人在XX饭店308号房间幽会。"

　　"你是谁？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信不信由你。"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他老婆今天晚上一定会去饭店捉奸，因为S告诉我他老婆是个醋坛子。

　　那天晚上，我故意晚到了半个小时。当我走到308房间门口时，看见走廊拐角处闪过一个女人的身影。我心里踏实下来。一进房间，S就迫不及待地要抱我，我借口去一下洗手间转身躲了进去，在里面磨磨蹭蹭了好一会儿，估计S的老婆该来了我才出来。就在S准备对我有进一步的行动时，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叫骂声和疯狂的撞门声，S吓得面如死灰，他松开了紧紧抱着我的手，惊恐地看着那扇在猛烈的撞击下发出吱吱响声的门。门终于被撞开了，当那女人和S扭打在一起的时候，我悄悄溜走了。

　　第二天，我托人给公司送去了辞职信，并换了手机。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S。

　　D是悄悄走进我心里的，当我发现了这一点时，我已失去了抗拒的能力。

　　我和他是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认识的，他不像有些男人那样爱夸夸其谈，也不像一些男人那样围着女人献殷勤，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谈话，对女人更是彬彬有礼。他不事张扬的个性和绅士风度深深打动了我。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会真爱上一个男人。

　　从小到大，我对男人从未有过好感，因为父亲骗了母亲，我便认为天下的男人都是骗子。因为父亲不对我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我便认为天下的男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父亲的朝三暮四，我对男人充满了憎恶和蔑视，而那些像苍蝇一样围着我转的男同学，还有那个看见漂亮女人就千方百计想弄上床的S，则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让我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一次次地将他们作为报复的对象。

　　第一次见到D，我对他并没有特殊的好感，如果他一开始就对我大献殷勤，他也许会成为我的又一个报复对象。可是他没有，他对我的关心是真诚的，具体的，像绵绵不断的细雨慢慢地滋润着我的心。就这样我被他打倒了，被他俘虏了。

　　我发现，原来我是渴望爱的，只是我不敢承认罢了，不敢承认是因为我心里有一枚难以拔出的楔子。我发现，当我将男人作为复仇的对象玩弄他们时，获得的只是一时的快感，我不快乐，也不幸福，在报复男人的过程中，我已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弄得伤痕累累。这些伤痕是掩饰不住的，它迟早会暴露出来。

　　我做梦也没想到，D竟是S的表弟。这世界是如此的大，又如此的小，一个我曾经报复过的男人和一个我深爱的男人，竟在一条大街上不期而遇，而当时，我正在D的身边。

　　那天，我和D逛了商场后进了一家麦当劳。当我挽着D的手臂从麦当劳出来时，迎面碰上了S和他的老婆。我惊呆了，他们也呆呆地站住了，我拉着D的手想回避，没想到D更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边走边笑眯眯地喊着"大哥、大嫂"迎了上去。天哪，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只感觉到S的老婆抓住了我的衣服，她一边用力扯着我的衣服一边骂着：你这个"狐狸精"、"骚货"，勾引了我男人，现在又来勾引我弟弟……

　　S拉开了他老婆，那女人骂骂咧咧地走了。D脸色苍白地看着我，眼里充满了伤心和愤怒。我浑身发抖，眼泪哗哗往下流，我说："你能听我解释吗……"他坚决地摇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关了机，拔了电话插头，他不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可是如果我真的走到他面前，我又能怎么解释呢？说我对S没有爱，只有报复。他会信吗？一个对男人充满了报复心理的女人，他还会爱吗？

　　说到这里，泪水已打湿了李芸的脸。

　　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家庭对自己的影响，这似乎是一种宿命。不同的影响会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命运。从这一点来说，李芸的命运，在她9岁那年似乎就已露出端倪。

　　父母是孩子的偶像，当这个偶像打碎了后，孩子心灵负载的痛苦是很难忘记的，即使他们长大成人，那些经常缠绕的噩梦，某种似曾相识的场景，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隐约的提醒。这种时时刻刻、无处不在的提醒，是痛彻心肺的折磨，也是无法摆脱的宿命。

　　正如一位心理学家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整体心理状态都是过去经历的延续。

第五章 迷失在黑白之间

一、默许偷盗

　　某大学在不到半年内连续发生了几起盗窃案，被盗者都是大学生，被盗物品有便携笔记本电脑、CD-Walkman播放机、手机、名牌运动衣等。

　　盗窃大都发生在白天。盗窃者既不是撬门入室，也不是从窗外爬进来的，而是趁学生不注意顺手牵羊把东西拿走的。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男生宿舍12号楼301室。301室住的是几个大一的学生。那天是星期天，他们有的上街去了，有的回家了，只有一个学生留守在宿舍，那个留守者整个上午都呆在他刚买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前。据他后来回忆，中午大约一点多钟的时候，有人喊他接电话，他将房门随便带了一下就出去接电话了，公用电话在走廊的另一头，也不过50米距离，他拿起话筒，发现电话已经挂断了。当时他也没在意，便将电话挂上了，他以为对方还会打过来，便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后来见电话铃一直没响就回房间了。他回来的时候，房间的门开着，他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

　　报案后，派出所来人做了笔录和调查，将作案者框定在校内人员和流窜人员身上。之所以将流窜人员作为怀疑对象，是因为他们发现，学生公寓的管理存在很大漏洞，虽然楼下有一个门卫，可是看门的老头对进出公寓的人不闻不问，谁都可以自由出入。

　　这件事发生后，那个看门的老头被辞掉了，他的位置被一个身穿保安服的年轻人代替。

　　可是没隔多久，12号楼又发生了第二起盗窃案。这次是楼下的207室，一个学生花3000多元刚买回不久的CD-Walkman播放机不见了。他说早上离开宿舍去上课时，播放机还在床上。会不会是同宿舍的人作案呢？后来的调查证明，与他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是跟他一起离开的，整个上午都没有离开过教室。查看发案现场，房门没有被撬的痕迹，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的，作案的人肯定是用钥匙开门进来的。可是宿舍的几个同学身上都带着自己的钥匙，而且从未丢失过。作案的人怎么会有他们宿舍的钥匙呢？

　　207室盗窃案成了一桩让人难以琢磨的悬案。

　　发生了这两起盗窃案后，12号楼里人心惶惶，大家都提高了警惕，连出去上个厕所都将房门锁上。校保卫科也加强了12号楼的保安工作，在楼里增设了一名保安，他的工作就是楼上楼下来回走动。有一段时间，12号楼里风平浪静。

　　可是207室失窃案发生不到一个月，距12号楼不远的研究生楼又发生了手机被盗案件。那位手机被盗的研究生睡午觉时因天热没关门，等他起床时发现，放在桌子上的手机被人拿走了，那是一部摩托罗拉新款手机，他买了还不到一个星期。

　　事隔几天，12号楼又再次发生失窃案，一个学生新买的一套耐克运动衣和一双耐克运动鞋丢了。这次失窃案发生在301室对面的302室，盗窃者是趁大家都去吃午饭时撬门入室的。

　　校园连连发生盗窃案，引起学校高度重视，就在302室发生失窃案的当天，公安部门开始了立案侦察。

　　公安人员在校园里埋伏了半个多月，一天中午，终于将一名撬门入室的盗窃者抓获。他们发现，盗窃者竟是住在301室的薛铭。

　　这个消息在校园里引起极大的震动，更让301室的同学震惊不已，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那个在校园里连连得手的大盗竟是与他们同居一室的薛铭，他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并不缺钱花，在同学中，他家的经济条件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他父母一个是本市税务局的干部，一个是本市一家银行的职员，刚进校时，他是宿舍惟一一个有手机的人。他学习成绩也不错，高考时是以高分考进这所重点大学的，学的是热门的软件工程。

　　审讯中，薛铭交待自己为什么作案时说的一番话，也许能解开人们心中的谜团。

　　他说："我并不缺钱花，家里每个月给我的800元生活费绰绰有余，我偷那些东西不是为了变卖钱，而是因为我喜欢那些东西，喜欢的东西，我就想千方百计弄到手。"

　　据说公安人员到他家里搜查时，发现薛铭将偷来的东西都藏在一只箱子里，一件都没少，包括那台笔记本电脑。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据为己有，这是薛铭犯罪的心理原因。可是如果对他形成这种心理的过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他最初的迷失发生在童年，在那个还分不清黑白、好坏的年龄，他早早地就在黑与白之间迷失了，他并不知道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是可耻的，他以为只要他喜欢，那东西本就应该属于他。而大人的默许和怂恿更强化了他这种心理。

　　在我童年的时候，玩具还很少，男孩子玩枪、玩变形金刚，女孩子搭积木、玩布娃娃。仅此而已。那时，我的玩具只有一只玩具枪。有一次，爸爸去外地出差时给我买回了一个跟真人差不多大小的"阿童木"，院子里的小朋友听说了都羡慕极了，都想到我家来看"阿童木"，可是妈妈拦在门口将他们轰走了。

　　那时我已经上了幼儿园，幼儿园的玩具也很少，只有积木、拼图、木马，老师不是教我们唱歌跳舞，就是带我们到院子里玩滑滑梯、跷跷板。反正没什么太有意思的玩具。

　　一天，我走进幼儿园教室时，发现放玩具的桌子上多了几个我从未见过的玩具。我和班上的小朋友吵吵嚷嚷地要玩那些新玩具。老师将我们分成5人一组，每组一个新玩具，大家轮着玩。发给我们组的是一个可以拼拆的宇宙飞船。那个宇宙飞船由许多零件组成，要求我们按纸上的图形，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将它组装起来。

　　我们组有3个女孩子，她们不喜欢玩宇宙飞船，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玩别的去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男孩子。我俩饶有兴趣地摆弄着那一堆零件，捣腾来捣腾去，最后终于将它组装成了。

　　老师表扬了我们，还将我们组装的宇宙飞船摆在教室最醒目的地方。

　　那天，我的心思全部都放在那只宇宙飞船上，我想，它要是我的该有多好啊，那样我就可以在家里玩它了。

　　下午，妈妈来幼儿园接我，我将她领到宇宙飞船前，骄傲地告诉她，这个宇宙飞船是我拼装的。妈妈听了，高兴得脸上笑开了花，她亲着我的脸蛋夸我说："我儿子真聪明！"

　　我望着那只宇宙飞船舍不得离开。

　　妈妈拉着我的手说："走吧，咱们回家去。"

　　我挣脱了她的手说："我喜欢这个宇宙飞船，我想把它带回家玩。"

　　妈妈听了，朝四下看了看，见老师和小朋友都没注意到我们，便悄声说："你把它放小书包里，别让人家看见。"说着她站在我后面挡住了别人的视线。

　　我马上将宇宙飞船拿过来放进了书包。

　　妈妈牵着我的手赶快离开了教室。

　　刚出幼儿园，我就按捺不住地将手伸进书包想拿出宇宙飞船，被妈妈低声喝住了："不要拿出来，回家再看。"

　　回家后，妈妈跟我说："明天如果老师问你拿小飞船没有，你就说没拿，知道吗？"

　　第二天早上，妈妈送我去幼儿园的路上又叮嘱我，要我一定记住她的话。

　　上课时，老师果然问起了这件事，她说："昨天放在桌上的一只小飞船不见了，有谁看见吗？"

　　小朋友们都回答说："没看见。"

　　我低着头没吭声。

　　这时老师走过来问我说："你看见小飞船了吗？"

　　我想起了妈妈的叮嘱，同时也害怕失去那只小飞船，我低着头摇了摇脑袋说："没看见。"

　　那年我上幼儿园中班，那只小飞船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成了我童年里最心爱的玩具之一。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毛病，凡是看见了我喜欢的、自己又没有的东西，心里总是痒痒的，总是有想将它拿过来的冲动(在交代时，薛铭从不用"偷"这个字眼，而是用"拿")。

　　上小学二年级时，班上有个同学的亲戚从美国给他带了一个很漂亮的自动笔盒，只需按一下按钮，笔盒就会自动弹开，而且里面还有一套学习用具，有圆珠笔、铅笔、橡皮擦、透明胶、胶水，还有一把小剪刀。我羡慕极了，心想，我要是有一个这样的笔盒该多好啊。

　　那几天，我满脑子想的就是那个漂亮的笔盒。上课时，眼睛常常从课本溜到那个笔盒上。笔盒就放在离我不远的桌子上，看那个同学不时"叭"地弹开笔盒，我又羡慕又嫉妒，恨不得上前将那只笔盒抢过来。

　　一天上午，上完第二节课后开始做课间操，我对老师说要上厕所，老师同意了。我装作去上厕所，走到老师视线看不见的地方，马上跑步去了教室，那只笔盒果然就在桌上，我一把将它抓在手里，迅速藏进了内衣口袋，然后悄悄从教室溜出去赶到操场，我到操场时课间操还没做完。我的心怦怦直跳，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兴奋和激动——这只漂亮的笔盒终于归我所有了。

　　做完操走进教室，那个同学马上发现桌上的笔盒不见了，他哭着跟老师报告了。老师说班上的同学都在操场做操，不可能是本班同学拿的，一定是其他人顺手牵羊拿走的。老师责备他说："这么好的笔盒你就不应该放在桌子上，应该放书包里。"

　　这件事后来再没人追究。我将笔盒拿回家，藏在爸爸妈妈看不到的地方，晚上，等他们都睡下了，我才将笔盒拿出来玩。没多久就玩腻了，我将笔盒随便扔进了抽屉。一天，妈妈在抽屉里看见了那只笔盒，她疑惑地问我说："你这只笔盒是哪来的？"我随口编了个谎话说："是班上一个同学送给我的。"妈妈相信了我的话，没有刨根究底。

　　像这样的事我干过不止一次，可是从未被人发现过 。可是高一的那次就没那么幸运。

　　那次，我是看中了一个同学的手表，是外国进口的，不但防水防震，而且样子很好看，听说是他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虽然我很想得到那只手表，却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他从不取下手表。

　　有一天我终于等到了机会。我跟他还有几个同学一起去游泳馆游泳，我看见他将手表取下来放进了裤子口袋，那天游泳馆人很多，没有地方存放衣物，我们的衣物只能放在水池边。下水后，趁他不注意，我潜回到岸边，从他口袋里掏出手表匆匆塞进自己口袋里。

　　没想到，这一切都被他看现了，他游到水池边，然后将我和其他同学都喊过去，他说："我手表不见了，对不起，我必须挨个搜你们的口袋。"说着，他先搜我的口袋，结果搜出了那只手表，我结结巴巴为自己辩护，可是他冷笑一声说："别狡辩了，我亲眼看见是你拿的。"

　　这件事捅到老师那里，老师将我爸爸喊到了学校。那天晚上，爸爸怒不可遏地狠狠揍了我一顿，那是他第一次打我。妈妈也说我不该拿别人的东西，她说："这事要是闹出去，还有脸见人吗？你不就毁了吗？"

　　由于父母从中疏通，这件事被老师压下来，没向学校反映。父亲又带我去那个同学家当面赔礼道歉，对方也就没再追究。

　　虽然我知道拿别人的东西不对，但是却遏制不住将喜欢的东西据为己有的欲望。

　　上大学后，我虽然极力克制自己的这种欲望，但是当看到同室的同学拿回那台小巧玲珑的便携电脑时，那种欲望又开始钻出来折磨我。

　　周末那天，同室的几个同学相约去逛书店，刚买回电脑的那个同学正与电脑热恋，表示不愿跟他们一块出去。听说他不去，我也扯了个由头说钱用完了，得回家拿钱，然后便当着他们的面背上包先走了。其实我并没走远，在校外闲逛到12点多钟，估计楼上的人大都去食堂吃饭了，我又溜回到公寓二楼，我给楼上打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同学接的，我说找301室XXX，接着我便听到他一路小跑去接电话的脚步声。我赶快上到三楼，轻而易举地就拿到了那台电脑。

　　欲望这个魔鬼一旦放出来，想收回去就很难了。不久，我发现楼下一个同学拿的CD-Walkman播放机很不错，便很想将它弄到手。我跟这个同学在上公共课时常见面，俩人渐渐熟悉了。一次上公共课，我跟他坐一起，他将一串钥匙随手放在桌上，课听到一半他就睡着了，我赶紧拿着他的钥匙一口气跑到校门口，我知道那里有一个配钥匙的摊点。公寓房间的钥匙大同小异，我很快就找出了他房间的钥匙，配好钥匙回到教室，他还在呼呼大睡。

　　拿别人手机那次纯属偶然。那天我去研究生楼找一个师兄，路过那个房间时发现门大开着，桌上放着一部手机，就进去顺手拿走了。

　　风声紧时，我也想过悬崖勒马，我知道自己是在犯罪，一旦被抓住了，我就什么都完了，可是一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想得到它的欲望。

　　听完薛铭的故事，我想起了这样一个场景和对话。有人问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主要的东西呢？"

　　那位白发苍苍的获奖者回答：

　　"是在幼儿园。"

　　提问者愣住了，又问：

　　"您在幼儿园学到些什么呢？"

　　科学家耐心地回答说：

　　"我在幼儿园里学到了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情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

　　这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从童年开始的，一切都是教育的结果。

　　默许孩子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默许孩子将瓜皮果屑随手扔在地上；默许孩子损坏公物；默许孩子欺负别的小朋友……这样的默许其实就是对孩子行为的一种肯定。孩子的是非标准、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往往来自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态度，默许的态度对于年幼无知的孩子来讲就是一种判断标准，而从小形成的判断标准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二、破碎的连衣裙

　　对于筱敏来说，2001年4月20日，是个黑色的、疯狂的日子。

　　那天，她将早已准备好的硫酸泼在了一直深爱着的男友章力脸上，造成对方手、面部和左眼睑烧伤的严重后果。在法庭上，筱敏痛哭流涕地为自己申辩，她说她爱章力，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失去他。她说："无论他的脸烧成什么样子，我都会服侍他一辈子。"

　　法庭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筱敏有期徒刑10年。

　　筱敏与章力是在一次朋友派对上认识的，当时她只有20岁，正在读成人大专。章力25岁，在一家文化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在那次派对上，筱敏和章力一见钟情。

　　事隔几年，谈起第一次见到章力，高墙内的筱敏，眼睛里仍闪着柔柔的波光。

　　那天，我是被一个同学拉去的，她说有一个朋友要在家里举办假面舞会，届时会有许多人参加。一听说有假面舞会，我立刻兴奋起来，原来只在电影上看过，从没亲眼见过，更别说参加了。和一群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戴着面具，尽情地宣泄，无拘无束地疯玩，不用装淑女，也不用担心怕熟人认出来影响形象，一定很过瘾。

　　到那里后，发现来的人不少，我特地挑选了一个狐狸面具戴上。舞池里只有几点摇曳的烛光，在一阵节奏明快的音乐声中，一个戴着猪八戒面具的人在舞池中间扭动着身体跳起了踢踏舞，漂亮娴熟的舞步引起阵阵欢呼声和掌声。我随着节奏晃动着身体，沉浸在美妙的音乐里。

　　这段音乐过后是一段轻慢舒缓的音乐，那个戴着猪八戒面具的人走到我面前说："小狐狸，我能请你跳个舞吗？"他的声音很有磁性。我将手伸给他，他轻轻托着，我们一起旋进了舞池。他的慢四跳得也棒极了，他托着我的手，扶着我的腰，我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几乎成了他的固定舞伴，只要音乐响起，他会第一个走过来请我。我们配合默契，随着疯狂的节奏我们跳得疯狂，踏着轻慢舒缓的节拍，我们轻快地旋转。在跳舞时，他几乎不说话，我相信他是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音乐中了。

　　有时跳着跳着，我心里会暗暗地想，这张丑陋的面具后面会是一张怎样的脸呢？

　　舞会进行到尾声，舞池里的灯光突然亮了，人们纷纷摘下面具。昏暗的光线，滑稽的面具使我一直处在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里，摘下面具，置身在真实的环境里，反而让我有点拘谨，除了那个带我来的同学，其他人我都不认识，看他们彼此熟悉地打着招呼，我仿佛是一个陌生的、莽撞的闯入者。那个戴着猪八戒面具的人是谁呢，我用好奇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他。

　　后来，我是从那件暗红色的T恤将他认出来的，他也认出了我，微笑着朝我走过来。虽然刚才跳舞时我不止一次地猜想过面具后面的脸，可是当他真实地站在我面前时，仍给了我不小的惊喜，除了英俊潇洒，我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他。

　　"小狐狸，认识一下，我是猪八戒章力。"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弯下了腰。见章力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戴那么难看的面具，我还以为你是个丑八怪呢。"

　　章力也笑了，说："那就是说，我没有你想像的那么丑。你知道吗，你比我想像的还要美。"

　　那天晚上，我们像一见如故的老熟人一样聊得很开心。分手时，章力要走了我的电话号码。

　　后来我们就开始了频繁的约会。章力毕业于某师范院校，学的是美术教育专业，可是毕业后他没有去教书，搞起了平面设计，几年下来，在圈内已小有名气。我见过他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设计的广告。那幅大型广告立在闹市区的街头，它以新颖大胆的构思吸引着众多眼球。

　　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升温了，我们从朋友变成了恋人。那天，他将我拥在怀里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你知道爱到心痛是什么滋味吗？做我的爱人吧，一生一世……"

　　我在他怀里幸福得热泪盈眶，浑身颤抖。上天如此厚爱我，将这么优秀的男孩送到我面前，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因为章力，我们认识后的第一个情人节过得浪漫而又温馨。那天傍晚，章力抱着99枝玫瑰来学校接我，那玫瑰在他怀里红得像一束火焰，引来许多女同学羡慕的目光。我们相拥着去了一家酒吧，章力让服务生拿来一把蜡烛，他将蜡烛在桌子中间组成一个心形的图案后一根根点燃，然后他指着那个跳动的"心"说："这颗心永远都属于你。"

　　章力天资聪明，多才多艺，因为太出色太优秀了，我心里渐渐产生了怕失去他的恐惧。这种恐惧有时会弄得我坐卧不安，心神不宁。我开始注意他的行踪，开始留意他传呼机上的留言。有时他和朋友聚会没让我一起去，我就会胡思乱想，担心他看上了别的女孩子。有时，我会要他一遍遍地对我说："我爱你"，似乎这样说了，就是一种保证，就是一种承诺。

　　一个周末，我们本说好了一起去打网球，他来电话说公司老板有事找他，不能跟我去打网球了。放下电话，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晚上见面后，我问他老板找他有什么事，为什么去了一整天。

　　他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像审犯人似的，对我不相信，你可以去问我的老板呀。"

　　我委屈地哭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发生争吵。

　　几天后又发生了一次争吵。那天晚上我问他："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他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

　　"如果你还爱我，就跟我说。"

　　"说什么？"

　　"说我爱你呀。"

　　他皱着眉头说："你烦不烦啊。"

　　我气得呜呜哭了，我说："现在让你说，你就烦了，以前你烦过吗？你现在是烦我了，是不是？"

　　虽然后来章力向我认了错，说那天心情不好，但那天晚上的争吵却在我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我觉得他变了。

　　2001年初，我从章力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个频繁拨出的手机号码，如此频繁联系的一定是关系不一般的人。我悄悄记下了那个号码。

　　第二天，我趁章力去卫生间，拿他的手机拨通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子，她声音娇嗔地问："你在哪里，怎么现在才跟我打电话呀？"

　　我啪地关上手机，眼前一阵阵发黑，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章力从卫生间出来，见我脸上神色不对，问我说："你怎么了？"

　　我嘴唇哆嗦着问他："你告诉我，她……是谁？"

　　章力愣了一下，说："你说什么呀?"

　　"别骗我了，我刚才用你的手机跟她通过话。"

　　章力脸色骤变，过了一会儿，他低沉着嗓音说："我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跟你说，她一直在追求我，我……"他停下不往下说了。

　　"你也爱她，是吗？"

　　当我这样问他的时候，我多么希望他说他不爱她，说那个女孩子追求他只是一厢情愿。可是章力看了我一眼后低下了头。我脑子轰的一下，顿时一片空白，我觉得天塌了，地陷了，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章力过来想扶我，我拼出全身力气给了他一耳光。然后，我摇摇晃晃地走到路边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我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醒来时天仍然黑着，当想到也许会永远失去章力时，我嚎啕大哭。不，我不能失去他，我不能没有他，我不能让那个女孩得到他，他是我的，他永远都应该是我的。

　　可是，怎么才能让章力重新回到我的身边？怎么才能让章力重新爱我，像他曾经许诺的那样俩人一生一世不分开？往事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心头，我回忆着与章力的相遇，回忆着他的眼神，他的声音，他潇洒的舞步。我回忆着那个浪漫的情人节，回忆着他的笑声，他对我说过的话。不禁又悲从心来，我不能没有他，我不能让他离开我。一张褪色的照片从记忆深处慢慢浮上来，照片上的小女孩穿着一条粉色、上面点缀着小白圆点、还镶着一圈儿花边的连衣裙，美丽得像个小公主。

　　照片上的小女孩就是我，那条漂亮的裙子，是爸爸送给我的6岁生日礼物。那张照片是在我6岁生日那天照的，妈妈说这张照片很漂亮，她加洗了好多张，分别送给一些亲朋好友。我在姨妈和舅舅家的影集里都看到过这张照片。

　　可是，我身上穿的那条漂亮的连衣裙早已被妈妈剪成了碎片，化成了灰烬。只有这张保存下来的照片，让我还能记起那条裙子美丽的模样。

　　事情发生在我6岁生日后不久。那时我上幼儿园大班，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老师组织我们排练节目，说是要在"六一"儿童节那天表演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看。我很想参加跳舞，可老师没点我，她让我参加合唱。

　　"六一"那天，爸爸妈妈们都来了。演出开始前，老师让我跟一个参加跳舞的小朋友换一下裙子，说我的裙子比她的漂亮，跳舞时穿上它更好看。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是我不敢说，只好将裙子脱下来给了她。我穿上了那个小朋友的裙子，一条白色的皱巴巴的裙子。第一个节目就是合唱，我只好穿着那条皱巴巴的裙子上台了。我看见了坐在台下的妈妈，我似乎看见了她失望的眼神，站在台上我心里难过得直想哭。

　　演出刚一结束，妈妈气急败坏地跑过来问我："怎么穿这么难看的裙子，你的裙子呢？"

　　听说裙子换给了那个跳舞的小朋友，妈妈扬起手便给了我一巴掌："你这个傻瓜、笨蛋，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给别人？小时候就这么没用，长大了，别人还不在你头上拉屎拉尿？"

　　那个小朋友跳完舞刚从台上下来，妈妈就冲过去脱下了她的裙子。

　　回到家里，妈妈的怒气越蹿越高，她拿起剪刀将那条裙子剪得稀巴烂，她一边剪着一边咬牙切齿地说："我要让你长个记性，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决不能让别人得到……"

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决不能让别人得到。我想，如果他没有英俊潇洒的外貌，也许就不会有女孩子追求他、爱他，追慕虚荣的女孩子不会爱上一个外貌丑陋的人。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让章力毁容，使他成为一个丑陋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属于我。

　　开始，我被自己这个可怕的念头吓了一跳。可是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像魔鬼缠身一样赶也赶不走。最终促使我下手的是章力的电话。

　　章力来电话，说想跟我好好谈谈，并让我将他写给我的信都带给他。我知道章力是想跟我谈分手的事。那个潜伏着的可怕念头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

　　章力约我在学校门口酒吧见面。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他对面坐下来，甚至还对他笑了笑。

　　章力渐渐放松下来，他说："其实我很早就想跟你谈谈，我觉得我俩不是太合适，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我忽地站起来，说："章力，我爱你，此生我只爱你一个男人。"说着，我将早已准备好的硫酸朝他脸上泼去，章力下意识地挥手挡了一下自己的脸，接着便发出一声惨叫，我看见皮肤在一块块脱落，我甚至能听到硫酸烧灼皮肤的"咝咝"声，我被眼前的惨相吓坏了，一下瘫坐在地上。

　　人像一张硬盘，记忆便是储存在这张硬盘上的信息。那些一直储存着的年代已久的信息，有时说不定就会变成攻击"硬盘"的黑客，黑掉所有的信息，或者死机。

　　从筱敏记忆深处飘出的那条连衣裙，就是一个这样的"黑客"！

　　没有谁天生就是罪犯，一切都是教育的结果。常常听到一些父母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他打你，你就打他，打不赢咬也要咬他一口"、"凭什么你就该拿那个小苹果，去，去拿那个最大的"、"是你的东西为什么要给别人，傻瓜蛋才这样做"……在这样的教导下，孩子的心就会渐渐失去纯真和善良，变得自私和残暴。这种教导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会刺伤自己。

三、没有拔出的毒芽

　　2001年，某市一连发生了几起强奸、轮奸案，受害人大都是女中学生。据受害人举报，罪犯作案时都蒙着面罩，他们持凶器将受害人胁迫到僻静处，然后肆意蹂躏。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公安部门分析认为，这几起案件是同一个犯罪团伙所为。根据犯罪分子的作案规律，公安人员在几所中学周边进行了布控。

　　几天后，案件告破，犯罪团伙成员纷纷落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除主犯19岁外，其他都是未成年人，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14岁。

　　2002年初，法院对这起系列强奸、轮奸案进行了宣判，主犯瞿某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分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16岁的关剑，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关剑参与了3起持刀轮奸案，其中一次，是他用刀将受害人的脸部划伤。在审理这起案件时，办案人员发现，这个犯罪团伙成员，大都来自离异家庭，只有关剑例外，他家庭条件优越，父亲是处级干部，母亲是会计，本人是一所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学习成绩也不错。像他这样的少年怎么会卷进犯罪团伙呢？

　　此案告破后，听说关剑的母亲曾到有关部门大哭大闹，说不该抓她的儿子，说关剑是被人逼迫的。他父亲也四处活动，想为儿子开脱罪责。可是法律是无情的，在大量确凿的证据面前，所有的狡辩和抵赖都是徒劳的。

　　关剑在法庭上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他痛哭流涕地请求法官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一审作出判决后，关剑提出了上诉，在他递交的上诉书中，还有一封写给法官的信。

　　在这封信里，关剑后悔莫及地讲述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心理演变过程，他说："如果当初有人告诉我，干这些坏事是要坐牢、要杀头的，也许我会早早悬崖勒马，可是没有人提醒我，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

　　记者在做进一步的深入采访后发现，关剑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下，他在外面无论是做了坏事还是有了过错，他父母都会站出来帮他百般抵赖，即使抵赖不掉，也会由父母出来帮他收拾残局。这种庇护，使关剑养成了随心所欲，干什么都不顾后果的恶劣秉性。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干了什么坏事，父母一定会在后面帮他兜着，一次次尝到甜头后，他更加肆无忌惮。可没想到这一次父母帮不了他，他必须为自己做的坏事付出沉重代价。

　　从表面看，案发之前，关剑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可是据他自己交代，在参与犯罪集团之前，他曾有过几次对别人进行性侵犯的经历，只是每一次(尤其是第一次)都因为有父母的掩盖和庇护而化险为夷。

　　我第一次对别人实施性侵犯时只有11岁。那是住在我家楼下的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叫妞妞。

　　其实那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懂，只是好奇而已。我最初的好奇心是由一副扑克牌引起的。

　　一天，我在爸爸抽屉里翻找东西时发现了一副扑克牌，便好奇地打开了，发现扑克牌的图案全都是裸体画，有男的，也有女的，大部分都是男人和女人抱在一起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就将这副扑克牌拿走了，偷偷藏在自己的房间，如果家里没人我就拿出来看。画在扑克牌上的女人的裸体让我很好奇，也让我想入非非，但那毕竟是画，并不是真的裸体。真的裸体会是什么样的呢？有时，我一边看着，一边胡思乱想着。

　　一个星期天，爸爸和妈妈都出去了，我将住在我家楼下的妞妞喊到家里，我说我有一副很好玩的扑克牌。妞妞当时还在上幼儿园大班，因她妈妈跟我爸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所以两家有时也会互相串串门儿，大人们聊天时，我们就在一块玩儿。所以妞妞一听说我有一副很好玩的扑克牌，便马上"噔噔噔"地上楼来了。我拿出扑克牌，让她看扑克牌上的裸体画，妞妞捂着眼睛说："羞死人了，我不看。"

　　我说："妞妞，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这个样子。"

　　妞妞生气了，扭身要走，我将她抱住了，她拼命挣扎，可是我的力气比她大，硬是把她按在床上将衣服脱下来。我将她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心里暗暗失望，妞妞的胸脯平平的。

　　妞妞穿上衣服哭着走了。我心里害怕起来，如果妞妞回家将这件事讲出来，她爸爸妈妈一定不会饶过我，他们一定会告诉我爸爸，那我爸爸还不揍扁了我。

　　果然，那天下午，妞妞妈妈满脸怒气地找上门来，对我爸爸说："你儿子对我女儿耍流氓。"然后将妞妞告诉她的事全说了。

　　我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心里充满了大难临头的恐惧。可没想到爸爸听完后说："你家妞妞一定是在撒谎，我儿子决不会做那样的事，上午我跟他妈妈一直都在家，怎么可能呢？再说了，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种扑克牌。"

　　我心里暗暗吃惊，他这不是在撒谎吗，他和妈妈明明上午都出去了，直到吃午饭时才回来，却说俩人上午一直都在家，他明明有那副扑克牌却矢口否认说没有。

　　妞妞妈妈拿不出其他证据，只好气呼呼地走了。

　　爸爸敲开房门让我交出扑克牌，拿到扑克牌后他狠狠盯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那一次要不是爸爸帮我极力掩饰和抵赖，妞妞妈妈决不会轻饶我。从那以后，妞妞看见我总是一副很仇恨的样子，我再不敢打她的主意了。

　　上初二那年，我14岁，看电视上男人和女人抱着亲嘴觉得很刺激，便很想模仿他们。我心里一直暗暗喜欢长得很漂亮的同桌鲁姗姗，可是鲁姗姗很傲慢，对我爱理不理的。她越是不理我，我越是喜欢她，有了想跟女孩子亲嘴的念头时，我第一个就想到了她。

　　那几天，我脑子里每天都想着这件事，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大庭广众之下我没有那个胆量，可是放学后，她总跟一群女孩子说说笑笑一块儿走，使我很难靠近她。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那天轮到我们和前排两个同学做卫生，我们四个人分工，一人扫一行，谁先扫完谁先回家。我故意扫得很慢，尽量保持跟鲁姗姗差不多的距离。果然，那两个同学很快就扫完了，扔下扫帚背起书包就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和鲁姗姗。过了一会儿，我们也同时扫完了。我趁鲁姗姗低头清理书包时，突然抱住了她，并强行亲了她，她惊恐得大声喊叫起来，她的叫喊声让我很害怕，我松开手抓起书包就跑了。

　　第二天，我心里有点害怕便谎称头疼没去上学。可是一大早老师就打电话将我妈妈喊去了。原来，我逃走后，鲁姗姗哭着离开教室时被老师看见了，几经盘问后，她说出了实情。老师向我妈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她说："这件事对鲁姗姗的伤害挺大的，她的家长非常气愤，要是他们将这件事捅到校长那里，你儿子一定要受处分。"

　　妈妈离开学校后，在回家的路上给爸爸打电话，让他马上回家。妈妈刚进门，爸爸也赶回来了。听妈妈说了事情的经过，爸爸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他说："你小子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们开始商量怎样才能尽快平息此事。最后决定由他们亲自去鲁姗姗家赔礼道歉，说我是因为喜欢鲁姗姗，才一时冲动干出了傻事，请求他们的原谅。商量出对策后，他俩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马上去了鲁姗姗家。

　　我不知道他们去鲁姗姗家说了些什么，反正后来学校没找我麻烦，只是将我和鲁姗姗的座位调换开了。

　　事情虽然平息了，但班上同学不知怎么都知道了这件事，女生全都对我侧目而视，就连一些男生也对我一脸的鄙视和不屑。在学校我很孤独，没有人搭理我，那些女生像避瘟神一样躲着我，特别是鲁姗姗，从不拿正眼看我，有时从我身边走过时还会发出鄙夷的冷笑。我恨她，如果不是她将这件事讲出去，同学就不会拿这样的态度对待我。

　　但是对鲁姗姗的恨还掺杂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那是一种想得到又无法得到的郁闷，一种近在眼前而又远在天边的绝望。当她发育得已经像个少女的身影在我眼前出现，我就不由得脸热心跳，但是一看到她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我的心马上又会充满浓浓的恨意。

　　这种倍感压抑的生活终于随着中考结束了。填报中考志愿时，我决定跨区报考一所离家较远的重点中学，那样就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过去，就不会有人用鄙夷的眼光看我。父母没有反对我的决定，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对我很溺爱，一向都由着我性子来。

　　没想到我的中考成绩离那所重点中学的分数线差了5分。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托人找关系，最后花了3万元赞助费让我进了那所重点中学。

　　如果不是遇见小J，也许我会忘记过去不愉快的日子，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好学生，好少年，但是命中注定我遇见了他，从此，我彻底地变了。

　　遇见小J纯属偶然。小J是我小学同学，他上3年级时，父母离婚，他被判给了父亲，离婚才几天，父亲就给他领回了一个年轻的继母。继母不但比母亲年轻，而且长得漂亮，父亲在她面前俯首贴耳，小J渐渐很少回家，后来就没来上学了。

　　我是在网巴遇见小J的，他一身新潮打扮，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银十字架。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过来跟我打招呼。因为小J，我认识了老大和他的一帮小兄弟。

　　一天，小J神秘地问我："你睡过女孩子吗？"

　　我摇了摇头。小J马上一脸瞧不起地说："你也太落伍了，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有几个没睡过女孩子，你也太没本事了。"

　　不知怎么，听了他这番话后，我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这时，小J又凑到我耳边说："你知道老大睡了多少女孩子吗？告诉你吧，最少有这个数。"说着他伸出10个手指。

　　我暗暗大吃一惊，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既羡慕又嫉妒。

　　过了几天，小J来学校找我，说老大要见我，约好那天放学后在校门口见面。

　　见了面，老大看着我"嘿嘿"笑了几声，然后说："听说你还是个处男，怎么样，要大哥帮忙吗？"

　　"处男"两个字狠狠刺伤了我，我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很无能，很窝囊，是废物。也就在这时，我鬼使神差地突然想起了鲁姗姗，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备受压抑的日子。我对老大说起了那个发生在两年前的"亲嘴事件"。

　　他听了后说："这事包在你大哥我身上，你只负责搞清楚那个小妞在哪个学校就行。"

　　我很快就打听到了鲁姗姗就读的学校，并知道她们学校有晚自习，放晚自习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钟。我将这一切都告诉了老大。

　　两天后，老大让小J通知我准备在当天晚上动手，约好晚上8点钟在鲁姗姗她们学校附近的路灯下见面。

　　那天晚上，学校要上自习课，我向老师请假谎称感冒了，便匆匆离开了学校。在坐车赶往见面地点的路上，我又紧张又兴奋。到了那里后，见小J和老大已经来了。老大对我说："等她出来后，你跟紧着她，别让她发现，走到街的拐角处，我们会在那里堵住她，等我干完了，你再上，这是规矩，懂吗？"

　　说完，他塞给我一个面罩，便和小J朝那条街的拐角走去，那是一个路灯几乎照不到的地方，很昏暗，行人相对也较少。

　　他们走后，我在学校对面找了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藏了起来，从那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学校走出来的每一个人，别人却很难发现我。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开始害怕起来，等待的时间越长，害怕的感觉越强烈，有好几次我甚至想逃走。可是我又拼命给自己打气：你不是早就想报复她吗，机会来了，怎么能逃走呢。

　　终于等到学校放学，终于看到鲁姗姗走出学校大门，我知道她要拐到学校后面那条街上坐公汽回家。我悄悄尾随在她后面。到了拐角，戴着面罩的老大和小J突然从黑暗处包抄上来，一左一右地夹住了她的胳膊，她正准备喊叫，老大拿刀抵住了她的脖子，连拖带拽地将她弄到胡同里。我听到了挣扎声和沉重的呼吸声，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上去的，脑子很乱，很紧张。事情完了后，我们就跑了。

　　后来，我又跟老大和小J一起轮奸了另一所中学的一个女生，由于她拼命挣扎，我还用刀威胁她，划伤了她的脸。

　　如果当初，邪恶的毒芽刚冒出地面时，关剑的父母能及时拔掉它，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罪恶。遗憾的是，关剑的父母没这么做，他们反而一直在用溺爱和庇护为这棵毒芽施肥浇水，遮风挡雨。他们自以为是在爱儿子，却不知，他们无意间已成了儿子的帮凶。

四、一个毒枭的自白

　　2001年除夕之夜，空气里飘着一股浓浓的喜庆的味道。

　　晚上7点多钟，一个身穿皮夹克的年轻人从公园侧门鬼影子般飘了进去。

　　这里已没有了白天的喧闹，没有了摩肩接踵的游人，稀稀落落、时明时暗的灯光使公园里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他走走停停，不时朝身后张望。走到一座假山前他停住了，他站在那里点燃了一支烟，黑暗中，烟火时明时灭。这时候，从远处传来一阵咳嗽声，他马上摁灭烟头藏到假山后面。

　　来人也是一个年轻人，有点胖，戴着一顶蘑菇状的绒线帽。他站在假山前，低声说："猴哥，是我。"

　　穿皮夹克的年轻人从假山后出来，低声问："带来了吗？"

　　"带来了。"胖子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

　　就在这时，几名公安人员仿佛从天而降，迅即将他们按倒在地上。公安人员从胖子身上搜出了500克冰毒。

　　原来，这伙贩毒分子的活动早已进入公安人员的视线，这座公园是他们进行毒品交易的一个地点，为了抓到他们，公安人员已在这里埋伏了好几天。

　　穿皮夹克的毒贩叫刘颉，外号猴子，这个城市不少"瘾君子"吸的毒品都来自于他。胖子是广东人，刘颉的货大都是从他那里进的。

　　刘颉，25岁，本地人，中专毕业后曾做过饭店门童、导游，1999年开始贩毒。

　　贩毒分子中有许多人是吸食毒品后不能自拔才走上贩毒这条道的，可是刘颉不同，在贩毒之前，他从未吸食过毒品，跟毒品打了两三年交道，他从不沾它。他说："我之所以贩毒，是因为它来钱多，来钱快。"

　　2002年6月，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毒罪一审判处刘颉死刑。

　　虽自知犯了死罪，刘颉仍抱着一线希望提出了上诉。当生命开始倒计时，当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就要在眼前关闭时，他给相恋了几年的女友写下了一封长信：

　　……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也许已经去了我该去的地方。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惟一牵挂的就是你，我本来许诺要给你幸福，却给你带来了耻辱和痛苦。

　　我一直欺骗你，说在做贸易生意，其实我所说的生意就是贩毒，我不愿告诉你是不愿牵连你，更不愿让你知道我给你的幸福里掺杂着罪恶。

　　我辞去那份导游工作时，你曾问我原因，当时我骗你说是跟几个朋友一起投资办一家商贸公司，我说我要赚很多的钱，我要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你听了只淡淡一笑。我知道你并不是一个爱钱的女孩子，你爱我时，我只不过是一个有一点小聪明，却运气不佳的穷光蛋。无论是做宾馆门童还是做导游，我做得都很出色，可是挣钱却不多，虽然做导游能拿到一点回扣，可是拿那一点小钱不是我的理想。

　　记得在那家五星级饭店做门童时。一天，一辆高级轿车停在饭店门口，我赶紧迎上去弯腰打开车门，车上下来一位精神矍铄、似曾相识的老人，几个保镖前呼后拥着他进了饭店，我赶紧打开后备箱取出他们的行李，是两只沉甸甸的行李箱。突然间，我想起那位老人是谁了，我曾在电视里见过他，他就是那位财产在香港名列前茅的巨富。

　　我拎着两只行李箱踉踉跄跄一路小跑地跟在他们后面，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没有人朝身后看我一眼。当时我心里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念头，我不能这样穷下去，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钱人。

　　其实，在那里当门童每个月工资加上小费也能拿到二三千元，可是我嫌太少。后来，我离开饭店去做了导游。导游的基本工资并不高，但是挣钱门道多，带游客购物，可从商家那里拿到20%、甚至30%的回扣。带游客去旅游景点，可从门票中拿到回扣。如果接的是外宾团，还可拿到小费。旅游旺季，工资加回扣加小费一个月能拿到七八千块钱。但是还是不能使我感到满足，它离我要做个有钱人的梦想还太遥远。

　　在做导游时，我认识了一个叫阿惠的广东女人。阿惠有40多岁，开始我只知道她是做外贸生意的，常往来于香港和内地。阿惠出手阔绰，花钱像流水，在牌桌上有时一夜输掉几万元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我常有意跟她套近乎，因为像阿惠这样走南闯北的女人手上多的是赚钱的机会，说不定哪一天她会给我一个机会。

　　果然，有一天阿惠找到我，问我愿不愿跟她一起做生意，她说："我早就看出你是一个想做大事的人，决不会安于做一个小导游，如果跟着我干，你很快就能发财。"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我当然满口就答应了。我问跟她干什么，她神秘地笑了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我很快就辞去了导游工作。

　　第一天"上班"，阿惠交给我一个封好的小包裹，让我送到一个地方，说有人会在那里接货。我没多想接过那包东西就去了，与我接头的是胖子，他拿走了"货"，给了我一张收条。回来后，我将收条交给阿惠，阿惠给了我1000元。

　　我惊讶地接过钱，做梦都没想到钱会来得这么容易，仅仅跑一趟路送一包东西而已。阿惠意味深长地说："这还只是开始，往后只要跟着我好好干，保准让你发大财。"

　　过了几天，阿惠又让我去送一个包裹，地点改在了另一个地方。这两次送包裹，我对阿惠不是没产生过怀疑，直觉告诉我，她所做的不像是合法生意，要不然为什么行动诡秘，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还有接头暗号。

　　不久，我的猜测从阿惠嘴里得到了证实，她告诉我，我送去的那两包东西都是毒品。她阴冷地笑着说："你现在跟我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做一次是做，做两次也是做，如今这社会要想发大财就只能铤而走险，胆子越大，钱就赚得越多。"

　　阿惠的话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反觉得她说的句句有理，要想做一个有钱人，就得铤而走险，不然，这个梦想永远都实现不了。

　　跟阿惠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对做这个"生意"渐渐有了了解，觉得在她手下当个马仔虽然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赚不了大钱，便决定自己出来单干。我不是不知道贩毒是犯罪，不是不知道这是拎着脑袋冒险，但是为了钱，我豁出去了。当初，我也想赚到一大笔钱后就洗手不干了，但是欲壑难填，赚到了10万，我还想赚20万，赚到了20万，我又想30万，永无止境，如果不是被抓进来，我恐怕很难洗手不干。这就像上了一列没有停靠站的车，想中途下车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车毁人亡。

　　我之所以有今天，是钱害了我，是那个想当有钱人的白日梦害了我。如果不是阿惠，也许我不会贩毒，可是迟早会栽在钱上，因为我一直认为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只要能得到它可以不择手段。这是童年时，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全部教育。

　　父亲给我上的第一课是"拾金不昧是傻瓜"。

　　他给我上这一课的时候，我只有7岁。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远远看见从一辆自行车的后架上掉下来一个东西，便好奇地跑过去，见是一个公文包。这时，那辆自行车已经走远了。

　　我打开公文包，发现里面有一个存折，还有一摞钱和各种证件。当时心里很矛盾，看看前后左右，并没有人看见我捡到这个公文包，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它拿走，可是这时我耳边响起了老师的声音：捡到东西应该交给失主，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孩子。我还想起了在幼儿园时就学过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人民警察手里边……"

　　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我还是决定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孩子。我想，那个丢了公文包的人一定会沿着原路往回寻找，于是就站在路边等着。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满脸焦急地骑着自行车过来了。见我站在路边，他从车上跳下来问："小朋友，你见到有人捡包吗？"

　　我从身后拿出公文包说："是这个吗？"

　　他惊喜地说："对对对，就是它。"

　　他接过公文包，亲切地摸着我的头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说他明天一定会到学校去跟老师讲这件事，让老师好好表扬我。

　　回到家，一进门就碰见了父亲，他不高兴地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又兴奋又激动地将在路上发生的事细细向他描述了一遍，心想，爸爸一定会表扬我。

　　没想到，他听完后狠狠给了我一巴掌并破口大骂说："你他妈的真是个傻瓜，捡到东西还傻等着要交给别人，就是交也不能白给呀。"

　　我委屈地说："老师说了 ，捡到东西要交给失主，要拾金不昧。"

　　父亲冷笑着说："傻瓜才拾金不昧，你们老师就会说大话，说假话，要是你将捡到的东西交给他，他肯定拿回家去了。"

　　父亲的话让我很困惑很迷茫，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到底对不对，他说的为什么跟老师说的不一样？我到底该听谁的？

　　第二天，我有点激动地等待着老师的表扬，等待着大家赞扬的掌声，可是一直到下午放学老师都没提起过这件事，我知道那个叔叔骗了我，他并没有到学校来跟老师讲我拾金不昧的事。我做的好事没人知道，我没有得到我希望得到的表扬。我很失望，也很失落。

　　父亲给我上的第二课是"助人为乐是笨蛋"。

　　三年级下学期刚开学不久，我们班有个同学得了重病，他家很困难拿不出钱给他治病，老师在班上讲了这件事，希望大家给他献爱心。那个同学平时跟我关系很好，我很想帮帮他。我将没花完的180元压岁钱全捐出来了。我成为班上捐款最多的人，老师表扬了我，还在教室宣传栏里宣传了这件事。

　　我怕父亲骂我，没跟他讲这件事。可是不久后学校开家长会，父亲知道了我捐钱的事。回来后，他揪着我的耳朵骂我说："表扬值个屁，几句好话就哄得你乖乖地将自己的钱送给别人，你不是个笨蛋就是猪脑子。"

　　为了以示惩罚，他扣掉了我那个月的零花钱。

　　在童年时期，我一直处在两种教育的拉扯中，遇到一些事情常常感到很矛盾，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父亲是一个将钱看得很重的人，爷爷去世时，为了得到爷爷的那笔抚恤金，父亲和大伯打得不可开交，俩人从此断了往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继承了父亲的某些基因，我也是一个将钱看得很重的人，为了钱我会铤而走险，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也许是必然的。

　　走上贩毒的黑道后，虽然我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可是天作孽可谅，人作孽不可饶，我知道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

　　我现在真的非常后悔，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如果现在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一定找一份正当的职业，踏踏实实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虽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但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谁愿意这样死呢！我心里的害怕，没有走到这一步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我现在太留恋人世了，还有许多幸福没有品尝过。我现在是等死的人，才知道生活的美好。常说宁愿轰轰烈烈过一时，不愿平平淡淡过一生。我现在死到临头，才明白平平淡淡过一生的价值。人啊，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能领悟到曾经拥有的自由和幸福……

　　几天后，法官在看守所向刘颉宣读了死刑复核裁定书。刘颉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刘颉从一个拾金不昧的少年堕落成毒枭，固然有社会环境的原因，但当年父亲给他上的人生第一课却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它覆盖了刘颉刚从老师那里接受到的什么是美、什么是高尚的启蒙教育，它使一棵本可以健康茁壮成长的幼苗从此失去了阳光的照耀。

　　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父母是在这张白纸上画画的第一个画家，画出的是天使还是魔鬼，全在于父母如何运笔。同时，父母又是孩子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启蒙老师，当孩子睁着一双无邪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时，父母的品格也许就决定了孩子的品格。

第六章 灵魂在唾弃中狰狞

一、54条罪状

　　进工读学校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心里都有一个暗伤，虽然这个暗伤有的是父母给的，有的是老师给的，有的是同伴给的，但它留下的后遗症却惊人地相似：自卑，缺少自信；爱猜忌，不相信人；自私，只为自己打算；有的甚至有暴力倾向。

　　但他们不是天生就自卑，就自私，就爱猜忌，他们是被人有意或无意间塑造成这个样子的，在这个被塑造的过程中，他们失落了自信，丢失了自尊。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被老师唾弃继而又被父母唾弃后才破罐子破摔的。

　　某工读学校心理健康中心一位老师说："我们这儿百分之百的学生在原校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离异家庭，还有更多的孩子来自'问题家庭'。"

　　这位老师认为，正是错误的家庭教育和错误的学校教育，才将孩子塑造成了今天这般模样。

　　彭喆是高一(2)班学生，13岁被送进工读学校，从那以后他再没离开过这所学校。不是父母不接他出去，也不是他表现不好不能出去，而是他自己一次又一次拒绝出去。

　　他的老师告诉我，最近，彭喆的父母又到学校来谈接他出去的事。他父母认为再一晃，彭喆就要上高三了，他们不想让他以工读学校学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他们已经为他联系好了一所普通高中。可是他们跟彭喆谈了几次都被他拒绝了，他父母希望老师能做做彭喆的工作。

　　彭喆为什么不愿离开工读学校呢？我和他的交谈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彭喆长得很瘦小，鼻梁上架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看人的眼神怯怯的。

　　"你父母想给你转学，听说你不愿意，为什么呢？"我问。

　　他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惊惶的表情，说："我不想去别的学校，我不想去……"

　　"有人认为从工读学校毕业不光彩，千方百计想在毕业前出去，何况你将要面临高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考虑过，可是我害怕，我不敢去别的学校。"彭喆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直觉告诉我，这个孩子一定受过很重的伤害，他心里一定有一道很深的伤口，他拒绝出去也许是害怕再次受到伤害。

　　我的推测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

　　我不是天生的坏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每周得的大红花总是班上最多的，我画的水彩画还参加过幼儿园办的画展。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还当过小组长，因为会画画，字也写得不错，老师还让我出过黑板报。

　　但不久后，这一切都改变了。

　　事情发生在一年级下学期。那天上午第一节课是数学，因为老师讲的几道题我都会做，坐在那里觉得挺无聊的，便随手画了一个乌龟。快下课时，我将"乌龟"用透明胶偷偷贴在前面一个同学的衣服上。下课了，那同学浑然不知地站起来，结果引来哄堂大笑。当发现是我干的后，他跑过来要找我算账。我笑着跑到教室外的走廊里，见他又追了过来，我掉头就往楼下冲去，却没想到一头撞到一个人怀里，那人趔趄了一下。抬头一看，发现被我差点撞倒的人竟是班主任，我吓得愣住了。

　　班主任的脸顿时气得像个紫茄子，他一把揪住那个追我的同学说："谁让你们在这里疯疯打打的。"

　　同学指着我说："他刚才在上课时在我背上画了一只乌龟。"

　　老师放开他，怒不可遏地走过来拎起我的衣领一直将我拖进教室，命令我站在黑板下面。第二节课刚好是他的课，他没有上课，这节课便临时改成了对我的批斗会，他要求全班54个同学每人给我指出一个缺点，并拿出几张白纸，让大家将我的缺点一一写在上面，并签上名。

　　那几张纸从第一排座位开始往后传，教室里有悄悄的议论声，我低头站着，心里又紧张又害怕，我不知道他们会在上面写些什么。有一个同学举手报告说："我想到的别人都写了，我想不起来他还有什么缺点了。"

　　老师狠狠盯了他一眼说："是不是也想让大家给你提提意见？"那同学马上坐下去再也不敢吭声了。

　　到下课时，那几张纸上已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缺点，有"字写得不端正"、"上课时玩橡皮泥"、"偷抄作业"、"有时骂人"、"经常作业没完成就去玩"、"下课后常抢别人的球玩"、"有一次上厕所他故意将尿撒到我身上"、"有一天我听见他说XXX笨得像猪"、"他说X老师有口臭"、"上体育课时他故意用球打我"……共有54条"罪状"。

　　最后，他问全班同学："彭喆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

　　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坏学生。"

　　下课后，他将写满我缺点的"状子"交给我说："拿回去给你家长看，看完后让家长签字后交给我。"

　　看了大家给我列出的那些缺点，我心里很不服气，也很委屈，有的缺点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比方说，"他说X老师有口臭"，那话不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同学说的，可是那个同学却将这个缺点扣在我头上。还有，说我偷抄作业也是没有的事，我从不偷抄别人的作业，因为我都会做，根本用不着去抄别人的作业。有一次我是将尿撒到了一个同学的裤子上，可那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撒上的，事后我还向他道了歉，可他现在却说我是故意的。我觉得他们好像人人手上都拿着一枝蘸着墨的笔，一笔一笔地将我从头到脚画了一遍，我成了一个全身漆黑的人。

　　回家后，我一直不敢将告我的"状子"交给父亲。父亲对我寄托很大的希望，平时对我要求很严，如果看了这个"状子"他会怎么想呢？我多么希望他知道我心里的委屈，多么希望他说："爸爸相信你，你不是一个坏孩子，你还有许多优点。"

　　可是，我的希望破灭了。

　　当我硬着头皮将"状子"交给父亲后，他边看脸色边由晴转阴，看完后已是暴跳如雷，他狠狠掴了我一耳光说："没想到你小子在学校这么坏！"

　　我从没觉得自己很坏，从没觉得自己有那么多缺点，可是白纸黑字写在这上面的54 条罪状，使我像被人脱光了衣服罚站在太阳下，没有自尊，更没有自信。

　　从那以后，我被老师和同学戴上了"坏孩子"的帽子。班上无论出了点什么不好的事，大家首先就怀疑我。

　　记得有一次，教室的窗户玻璃不知怎么碎了一块。老师问是谁干的，没有人回答。他走到我身边厉声地问："是你干的吗？"

　　我摇摇头说："不是我。"

　　他用怀疑的眼神将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后说："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

　　这件事虽然后来不了了之，但他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也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这件事他认定是我干的。

　　还有一次，一个同学将刚发的新书放在桌子上，等他出去了一会儿再回来，发现新书的封面被人用刀子划破了。我的座位跟他隔着三排，可他却认定是我划的。我说我没有划，我根本就没离开过座位。他不信，说："不是你，还能是谁？"

　　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坏孩子，并由此认定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干的。

　　我个矮、近视，原来一直坐在前三排位置，可是班主任却将我换到了最后一排。上课时，坐在我前面的一些个子高的同学常常挡住了黑板，我什么都看不见。

　　一次父亲有事到学校来找我，发现我坐在最后一排，便找到老师，要求给我换换座位。

　　老师说："你儿子上课爱讲话，没人愿意跟他坐，不信，你自己去班上问问，看谁愿意跟你儿子坐一起。"

　　爸爸无言以对，气得脸色铁青地走了。晚上回到家，迎接我的是一顿痛骂和几个火辣辣的耳光。

　　老师没有给我换座位。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从没挪过窝。

　　在老师眼里，我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课堂上，他们从不点我发言，更别指望表扬我。开始，同学中还有一些人愿意跟我玩，后来也渐渐不理我了。有个家长当着我的面对他儿子说："你如果再跟他玩，小心我揍你。"

　　我开始讨厌上学，讨厌听课，讨厌做作业，讨厌一切与学习有关的事情。学校不再是一个使我快乐的地方，学习不再是一个令我愉快的事情。我的学习成绩逐步下滑，最后滑到全班倒数第一，而且我将这个名次一直保持到了小学毕业。

　　老师和同学不喜欢我、不信任我，而父母对我不是骂就是打。我干脆一条道走到黑：你们不是都认定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做一个真正的坏孩子。我经常在课堂上故意捣乱，故意惹老师生气。逃课成了家常便饭，并有过三次离家出走的经历。

　　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时，我身上带了200元钱，出去玩了3天，直到后来身上没钱了，才给家里打电话，父亲将我接回来了。

　　第二次是上小学六年级时，我想去青岛，却上错了车，火车将我拉到了郑州，我在那里玩了两天后自己又偷偷回来了。

　　第三次离家出走也是在六年级。那次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不愿参加期末考试，我躲在一家游戏机室玩了三天三夜。我这样做是发泄，也是报复，报复老师，报复父母。

　　我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父母管不了我，他们说："你去工读学校吧，像这样下去，你迟早会进少管所。"

　　开始，我很反感，我觉得他们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后来我听人说，工读学校的老师对谁都管，不管你学得好不好。我就想，工读学校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于是我就来了。

　　刚来时，看到学校有铁门、铁网、铁锁，心里挺害怕的。后来发现， 这里的老师对学生比较公正，也比较能尊重人。这里都是小班教学，24小时监护，老师跟我们吃住在一起，如果思想有了波动，老师会主动找我们谈心。我觉得在这里挺好的，没有人把我当坏孩子，也没有人有意歧视我，孤立我。

　　可是如果出去了，去了普通中学，不说别的，就是曾经上过工读学校这段经历也会遭人白眼，让人侧目而视。我真的很害怕出去，一想到那些冷冰冰的眼神我就不寒而栗。

　　54条"罪状"就这样击碎了一个幼小生命的全部自信。对于一个当时只有7岁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早早就被当做垃圾，早早就被打入另册更残酷，更可怕！

　　彭喆的经历，让笔者想起美国一位名叫海伦的教师。她在教育后进生效果不佳时，选择了与彭喆的老师截然相反的做法——发动全班学生互相找优点。

　　海伦老师做了个小游戏：让学生把每个同学的"最好的品行或做过的最好的事情写下来"。学生写好后交给老师，老师把每个学生的优点集中起来，然后分别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分发给每一个学生。

　　这张并不起眼的小卡片，让优秀学生的优点更加突出，使他们更加自信，同时也使那些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后进生看到了自己的优点，增加了自信。"寻找优点"的活动还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使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

　　海伦的学生人人都将写有自己优点的小卡片奉为至宝，珍藏起来。有位叫迈克的青年军人——这个当年因上课捣蛋而被老师用胶带封住嘴巴的学生，后来还把这张卡片带到了越南战场上。他阵亡后，人们从他的衣袋里发现了那张因折叠、磨损而破旧的、有的地方还被粘贴过的卡片，那就是由同学们评述而由老师亲手抄写的迈克最好品行的卡片！

　　这个故事说明，教育过程中的"人文关怀"，说到底，就是对受教育者心灵、精神的高度尊重和小心呵护。而让学生列举"罪状"的做法，其实是对学生的"心灵施暴"，有人将这种做法称之为"看不见的灾难"，因为它容易使学生自尊受损，自信受挫，个性压抑，人格扭曲，容易使学生形成逆反心理、厌学情绪、对抗行为、暴力倾向、"奴隶"性格、"双重"人格等诸多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

　　一位心理教育专家认为，"心灵施暴"的做法，并不仅仅只伤害了当事人，实际上也伤害了班上全体学生的心灵——它将使天真无邪的孩子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揭发"自己，并因此会遭到与当事人一样的命运。于是，他们要么视他人为"陷阱"处处防范，要么处心积虑记住别人的"缺点"以便向老师邀功，纯洁的心灵会因此而变得阴暗，健康的人格会因此而受到扭曲。

　　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世界上没有别的职业比医生和教师更富有人道性了。"这种人道性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营养，它给予学生的教益也许是终生的。因为，无论在怎样的一个生命里，强大的、弱小的、高贵的、平凡的、聪明的、愚笨的，自尊都是无价的。

二、为什么总是我的错

　　一位女孩投书报社，讲述了自己儿时的一段心路历程。

　　如果用社会惯用的价值标准来看，如今的她无疑是一位成功者：大学毕业，在北京有一份收入不薄的工作。可是儿时所经历的一切，像一道永远无法消失的伤痕在她心里裸露着，她说她一直逃脱不了在这道伤痕上行走的惯性，这种惯性像一道咒语控制着她的思想，她的性格，她的命运。

　　昨晚我又做梦了，梦里，母亲又一次责备我。一件原本不是我做的错事，母亲一定要我承认是我做的，任我如何解释都无用。我又气又怒，委屈得大哭起来。这么些年里，不知为什么，类似的梦总是不断重复着出现。每一次，我都会一脸泪水地从梦中惊醒。

　　母亲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后，她没能如愿读高中而是进了不收学费又有补助的中专，学习当时很让人羡慕的机械制造专业。可是大学梦一直深植于母亲心中，所以，她嫁给了父亲，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这可能是母亲爱上父亲的重要原因。

　　父亲温和、内敛，没有母亲的争强好胜。所以，在后来，当工农兵大学生不再吃香时，母亲就开始抱怨随遇而安的父亲不求上进。母亲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单位技术处为数不多的中专毕业生之一。尽管如此，母亲还是觉得自己吃了没学历的亏，而且，她认定自己如果是一个男人，肯定比父亲有出息。毕竟，机械制造不是一个适合女人的职业。

　　父母的关系还算不错，父亲处处让着母亲，但也不把母亲出人头地之类的要求放在心上。家里的事情基本上是母亲说了算，在我和弟弟相继出生后，母亲便将自己的心高气傲转嫁到我和弟弟身上，也将她没能圆的大学梦寄托在我们身上。

　　从小我就知道，母亲的话必须听，母亲的要求必须达到。但是我一直不能明白，母亲为什么处处偏袒弟弟，只要我和弟弟有什么争吵，挨骂甚至挨打的总是我。一旦发生什么事情，母亲问都不问，就认定是我的错。

　　在父母身边的18年里，这样的事不知发生了多少回，而让我刻骨铭心不能忘的是上小学时发生的一件事。

　　一天，父亲拿回两张电影票，让我和弟弟去看电影。就在我们准备出门时，母亲突然发现放在桌上的10块钱不见了。

　　她厉声问我："是你拿了吗？"

　　我压根儿就没看到桌上的钱，我告诉她没拿。可是母亲不相信，硬是认定钱是被我拿走的，她说："不是你，还会是谁？你今天要是不承认，就别去看电影！"

　　我委屈地争辩说："我真的没拿，我根本就没看到桌上的钱。"

　　母亲指着我的鼻子说："拿了钱你还嘴硬，不承认你就别去。"

　　这时，父亲过来跟我说："只要你承认，爸妈不怪你。"

　　天哪，居然所有人都认定是我拿了钱！我愣愣地站着，看着父母确信无疑的表情，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影眼看就要开始了，弟弟已经穿戴整齐，正往口袋里装着饼干。我想，我如果不承认，电影肯定看不成，可是我特别想看那场电影。在最后一刻我终于坚持不住，违心地承认自己拿了钱。

　　在母亲刺得人背脊发凉的目光下，我低头出了门。那天晚上虽然看上了电影，但坐在电影院里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为了看这场电影，我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偷了钱，那种感觉真的很委屈、很悲哀。

　　电影看完后，我和弟弟回到家里，母亲一边继续训斥我，一边铺床准备睡觉，就在拉动枕头时，她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丢失的钱。

　　听说钱找到了，我再也忍受不住委屈，一下子大哭起来。

　　父亲见状，一边安慰我，一边跟母亲说："你看，是你弄错了吧。"

　　母亲瞪了父亲一眼，拉着弟弟洗脸去了，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她凭白无故诬陷我偷了钱，最后却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说。

　　母亲总是这样先入为见，认定所有的错事都是我做的。

　　这事过去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天，院里来了收废品的，母亲将家里一些无用的东西拿去卖了。弟弟见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能卖钱，心动了。第二天，那人又到院子里来吆喝着收废品。当时母亲出去了，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弟弟东找西找地找了一堆东西，要抱出去卖。我在一边看着，没阻拦，心里暗暗有点幸灾乐祸，我知道，他要卖的那些东西里有不少是有用的，弟弟这回肯定要闯祸。

　　果然，母亲回来后发现家里少了东西，找我和弟弟责问，弟弟一看闯了祸，赶紧跟母亲说："我看见了，那些东西都被姐姐拿出去卖了。"

　　母亲一听暴跳如雷，她指着我说："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我说不是我，那些东西是弟弟拿出去卖了。可是母亲不信，她认为我是在狡辩是在栽赃，见我死活不承认，母亲怒不可遏地要将我赶出家门。当时，天已渐渐黑下来，想到在漆黑的夜里无家可归，我害怕极了，我用双手死死抓住门框哭得昏天黑地。

　　听到我的哭声，邻居一位阿姨赶过来，问清缘由后，她告诉母亲，她亲眼看见那些东西是我弟弟拿出去卖的。知道了实情，母亲只轻描淡写地跟弟弟说：以后不能这样。然后对满脸泪水的我说："你再哭，就滚出去！"

　　那天晚上，我一次次从噩梦中哭醒，梦里，母亲拿着大棒追在我后面要打我。我的哭声惊动了父亲，他走到床边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愿说出那个噩梦，我说：牙齿疼。父亲信以为真，给我拿来了消炎药。他走后，我将那些药全部扔到了床底下。

　　从此，我时常做同样的梦，醒来就一个人哭，心里有什么事儿再也不愿跟父母说。

　　母亲一直念念不忘她的大学梦，她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和弟弟身上。在我印象里，我很少得到母亲的赞扬，她总是嫌我不够好，达不到她的要求。她总是拿我和别人比，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人家怎么怎么样！我很小就知道清华、北大、牛津、哈佛，当别的孩子还在数数时，我已经在母亲的指导下念着"负负得正，正负得负"的口诀，做算数题。

　　从读小学开始，母亲就要求我考第一。每天，除了完成作业，我还要做完母亲布置的50道数学题。看着别的孩子开心地玩耍，我开始憎恨母亲，恨那些数字。我发现，如果我坚决不做那些题，母亲肯定会责罚我，但是母亲关心的只是题目的最后结果正确与否，并不留意解题的过程。因为忙，她顾不上查看每一道题。

　　发现了她的疏忽后，我在书店找到了那本习题集，每天都去那里抄答案，然后简单地写两行解题过程，这样每天就能很快地完成母亲布置的作业，然后去和小朋友玩。

　　也就是在这样的投机取巧中，我学会了应对母亲。我从来不跟她说我的真实想法，我干的很多事她从来都不知道。我找各种借口放学不回家，甚至逃学，好在我的成绩好，家长会上总能得到老师表扬，这让母亲很满意。

　　小学毕业，我以绝对的高分考上了省重点中学。当年能考上省重点，就意味着一只脚已迈进了大学校门。母亲对我的管制有所放松，我有了相对自由。可是到了初三，我又开始跟母亲有了正面冲突。可能我天生就不是学理科的料，到了初二、初三开始有物理、化学课之后，我的考试成绩就不如原先那么好了。而且，母亲越是逼我，我越是逆反。我迷上了诗歌、小说，在物理课上写诗，在化学课上看小说。看着我日渐下降的考试名次，母亲大怒。不管是她发脾气，还是说好话，我都置若罔闻。终于有一天，母亲忍无可忍地撕了我辛苦写好的准备拿去参赛的作文。

　　她认为我参加作文比赛毫无用处，我的涂涂写写只是浪费时间，是故意跟她作对。在她看来，舞文弄墨根本就是不务正业，数理化才是实实在在的一技之长。我冷冷地看着母亲撕我的作文，一句话也不说。我越这样，母亲就越生气。她骂我，骂很难听的话。我冷漠地站在那里，仿佛一切都与我无关。其实，母亲骂我的那些话，每一句都被我记在了心里。

　　读高中的那几年，我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跟家人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母亲对我优异的文科成绩视而不见，我当然也不会告诉她我在全市作文大赛得奖之类的事。看着母亲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给她看看。而且一定要远远地离开家，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高中毕业时，我本有机会被保送读当地一所大学，但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机会，因为我想远远地离开家，离开母亲的监视，离开她挑剔的、永远不满的目光。高中三年我学得很苦，当时，支撑着我的惟一信念，就是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

　　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母亲大吃一惊，她曾认定我考不上这所学校。

　　我热切地盼望着离家的日子，母亲却明显地焦虑起来。她不止一次地抱怨我没有报考本省的学校，又不得不接受我将要离去的事实。走的那天，在火车站，母亲居然哭了起来。瘦小的母亲站在人群里，车窗的玻璃将我们隔开，看着她伸手擦眼泪，我很想跳下车去安慰她，却愣愣地站着不敢动，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不知道如何跟母亲交流。

　　好胜、要强的母亲终于将我和弟弟都送进了大学校园。每个假期回家，母亲都跟我说毕了业一定要回来工作。我知道母亲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可心里总有隐约的不快——为什么从来就不问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可是，我再也不会跟母亲理论了，而母亲也知道，她永远改变不了我的想法。

　　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因为这里更适合我。我无法去跟母亲讲我的打算，我害怕她跟我说：长大了，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

　　我曾经以为，离开家，离开母亲后，我就自由了，我就快乐了，我就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其实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发现， 虽然我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却仍然无法摆脱家庭曾经给予我的影响， 这种影响已渗透进了我的人格、心理、性格，它甚至决定着我的行为方式，处事原则。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宿命，我的好强、倔强、不擅交流、内心深处的孤独，这都是生我养我的家所给予我的。它已经给我的灵魂打上了烙印。

　　失败的家庭教育结出的苦果并不只有"问题少年"、"劣迹青年"，还有一种苦果是心灵的，这种心灵的苦果看不见摸不着，它的苦汁却每时每刻都流动在血液里。

　　父母对孩子的伤害常常是不自觉、不自知的。也许不是打骂，却留下比打骂更深的烙印。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伤害，年龄越小烙印越深。就像俄罗斯玩具"套娃"，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强大的外表，但他内心深处的自我，却还是小小的一个。如果孩子在幼年时期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不管他长大以后挣了多少钱，地位有多高，他都可能不喜欢自己，因为他无法获得自信。

　　人的一生，很难摆脱家庭所带来的影响。一些心理学者甚至认为，一个人成年后的人格特征、处事方式、心理状态，都与童年的经历相关。家庭给人以温暖和关爱，但同时，家庭也能伤人。

　　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惟一的。学会欣赏你的孩子吧，因为生命之间是无法比较的。

三、改正了也是坏孩子

　　没见到马韬之前，我便听到了对他的种种议论。

　　他原来学校的老师说："马韬长期旷课、性格孤僻、有仇视社会的心理，要是再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工读学校的老师说："这孩子心理上恐怕有问题，他跟谁也不说话，也不听家长的话，但他不寻衅滋事，表面看起来很安静。"

　　我是在马韬被送进工读学校后不久见到他的。那天，他母亲听说我在学校采访，便来找我，说："你能不能跟我儿子谈谈，这孩子心事很重，又不愿说出来，我真怕他会干出什么傻事。"

　　他母亲跟我讲了许多马韬小时候的事，说他小时候很活泼，很聪明，虽然也有男孩子常有的顽皮和淘气，但那时候他还是个很讨人喜爱的孩子。后来不知怎么慢慢就变得怪怪的，除了上学就将自己关在家里，哪里都不去，而且不干别的，只听音乐，他把音响开得大大的，震耳欲聋，听的几乎都是疯狂的摇滚乐，有时他会像疯子一样跟着音乐又唱又跳，楼上楼下的邻居被他闹得不得安宁，多次向他们提出抗议。

　　在家里，他几乎不跟父母说话，除了吃饭、上厕所，他几乎不出他那间小屋，而且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只要他在家，他都要拉上小屋的窗帘，房间的光线总喜欢弄得暗暗的。他没有朋友，也从不跟同学交往，就连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几个表兄妹，他也很少跟他们往来。

　　上小学的头几年，学习成绩还可以，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进了初中后，情况越来越糟，后来发展到经常逃课，不听讲，也不做作业。初一上学期快要期末考试时，他从家里偷拿了几百元钱，到一家招待所开了个房间躲起来。后来找到他，问他那几天躲在招待所房间干什么，他说听音乐。

　　父母怀疑他有自闭症，带他去看医生，可没想到，他跟医生侃侃而谈，像换了一个人，令坐在一旁的他们惊诧不已。最后的诊断结果是，马韬没有自闭症。可是一从医院出来，他又变回到原来的冷若冰霜、沉默不语。

　　他母亲说："我们真搞不懂，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谈话中，马韬的母亲一再谈起儿子的头发，说他的变化是从头发开始的。上小学五年级时，带他去理发，他死活不去，后来头发一直长到脖子、盖住了脸，他还是不去理。有一天，他父亲实在看不过去硬是将他拖进了理发店，可他趁理发师不注意撒腿就跑了。后来他就一直留长发，长得太长时就去剪一剪，但绝不留短发。

　　促使他们下决心将马韬送进工读学校，是马韬的变化越来越让他们担忧。初三下学期的一天，马韬学校的校长找她去谈话，说马韬写了一篇作文，不但调子灰暗，而且对社会有仇视心理，如果不严加教育和防范，他很有可能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并劝说他们将马韬送到工读学校去。

　　她回家跟丈夫说了学校的意见。虽然去工读学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万一儿子真做出什么傻事，就后悔莫及了。工读学校实行的是封闭管理，而且进工读学校的学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老师对这样的学生会比普通中学的老师更有管理经验和教育经验。

　　马韬听了他们的决定，没有反对，也许他自己也希望换个环境。

　　从老师和他母亲介绍的情况看，马韬似乎是个很难接近的孩子，他愿意跟我讲心里话吗？

　　虽然听马韬母亲说过他留长发的事，可是见了面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他低垂着头，长过耳际的头发像黑色的帘子一样从额上披散下来，遮住了整张脸，也许他能从头发的缝隙里看见我，我却看不清他的脸。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对我的问话，他要么回答"是"，要么回答"不"，有时干脆沉默不语。

　　"你的声音很好听，很有磁性，听说你很喜欢音乐？"我转移话题。

　　他抬起头，从头发的缝隙里我终于看见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在兴奋地眨动着。

　　"听说你很喜欢摇滚音乐，你最喜欢哪个乐队？"

　　"甲壳虫乐队、涅磐乐队，还有'超级男孩'。"

　　"我听过涅磐乐队的《青春活力》，它融合了硬摇滚和朋克风格。"

　　"你也喜欢听摇滚？"

　　突然，他撩起披散在脸上的长发，眼光灼灼地问："那你知道乔治·哈里逊和艾尔顿·约翰吗？他们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我这才发现，马韬是一个皮肤白皙，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孩。

　　我们聊起了乔治·哈里逊，聊起了艾尔顿·约翰，也聊起了美国"超级男孩"乐队的歌手JC Chasez和Justin Timberlake。

　　马韬侃侃而谈，全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种阴沉的表情。

　　"你是不是也想当一个摇滚歌手？"我问。

　　他低下头，头发又滑落下去遮住了他的脸。过了好一会儿，他声音低沉地说："想是想，可谁能看得上我呀。"

　　"别自暴自弃，只要努力，每个人都会有成功的机会。"我说。

　　"别安慰我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明天的，我恨所有的人。"他情绪激动起来。

　　"你才17岁，怎么就说自己没有希望没有明天呢？你……"

　　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的希望和明天在11岁那年就被人剥夺了，剥夺它的人就是该死的老师，我恨他！"

　　在他言词激烈的讲述中，我渐渐知道了他仇恨老师的原因，也知道了他为什么要蓄起长发。

　　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动的孩子，2岁多时，我就敢从滑梯上倒着滑下来。上幼儿园时，老师要求我们背着手，挺直腰板坐在小板凳上，我常常做不到，于是，我总是班上拿小红花最少的孩子。

　　上学后，老师要求更严了，40分钟一节课，要求我们自始至终必须将腰板挺得直直的听课，我做不到，常常课只上到一半就坚持不下去了，不是我一个人坚持不了，有很多人都坚持不了。有时，我们趁老师不注意时偷偷在桌子上趴一会儿，或交头接耳说几句悄悄话。这些小动作一旦被老师发现，就得罚站。有时一堂课下来，教室后面就站了一排罚站生。

　　罚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要笔挺挺地站着，不准靠墙，更不准下蹲，有时一站就是半天。后来老师觉得罚站还不足以让我们"改邪归正"，便发明了一种新的惩罚措施——"游班"，即让受惩罚的人在同年级的每个班站着上一天课。

　　我是我们班第一个被"游班"的。

　　那是四年级下学期。一天下午，课上到一半，我实在困极了不知不觉中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迷迷盹盹中，觉得似乎有人在抓我的头发，我一下惊醒了，发现班主任就站在身边，我吓得赶快坐起来。没等我坐稳，他拎起我的衣领，将我拖到教室后面厉声说："给我站好了！"

　　下课后，他又将我拖出教室，一直将我拖到与我们班一墙之隔的四(2)班。他命令我站在教室后面说："给我站好了，今天你就在他们班听课，让大家都来看看你的嘴脸。"

　　他走后，四(2)班一些同学纷纷围上来起哄，有的吹口哨，有的向我扔果皮，还有人朝我吐唾沫。我被一片尖利的讥讽声、嘲笑声淹没。我听见有人大声说："怎么把这坏小子弄到我们班来了，我们班可不要老鼠屎。"

　　我感到头皮发麻，背脊发凉，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躲起来。

　　这时，几个男生走过来推推搡搡地一直将我推到教室的一个角落。如果不是上课铃响了，如果不是他们班老师进来了，他们也许会对我大打出手。

　　老师用鄙视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说："你们听好了，谁不遵守纪律，就跟他一样的下场，去'游班'。"

　　在众人鄙视的目光中，我在四(2)班站了整整一下午。

　　第二天，我以为惩罚结束了，可以回自己班上课了。可是我刚走进教室就被班主任拦住了，他说："怎么，才游了一个班就想回来？没这么便宜的事。"说着他又将我拉到了四(3)班。

　　在四(3)班，我又遭到了同样的待遇。

　　四年级一共5个班，我便游了5个班。我一下成了人人皆知的"坏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地说："别理他，他很坏，游过班。"

　　我不就是顽皮一点，淘气一点，我不就是上课趴在桌上睡着了，有时上课时与同学交头接耳吗，我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既不偷东西也不跟人打架，我怎么就成了坏孩子了？

　　那次被"游班"后，我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想到"游班"受到的羞辱我就不寒而栗。我再也不敢上课睡觉了，再也不敢上课时跟同学交头接耳了，我努力想做一个老师满意的好孩子。

　　可是老师对我抱有偏见，在他眼里，坏孩子就是坏孩子，即使改正了也是坏孩子。

　　一次，有人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板书时，悄悄递纸条，纸条是从我后面递过来的，上面画着一只小肥猪，小肥猪的旁边写着XX同学的名字。同桌看了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老师转个身，一个粉笔头朝我砸过来，稳准狠地击中了我的额头。我一下被打蒙了，回过神后，我委屈地说："又不是我画的，干吗打我？"

　　"还嘴硬！就打你！"说着，一个粉笔头又朝我砸过来。

　　我哭了，心里充满了委屈，既不是我画的，纸条也不是我传的，为什么要惩罚我？见我在哭，他更火了，"噔噔噔"地跑过来，将我拖到教室外面，然后"砰"地关上门。

　　下课后，他向全班同学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决定："游班"。

　　我像一只被人拴住了脖子的猴子，被他拉到一个个教室示众出丑。

　　由于班主任对我的偏见，其他任课老师也对我侧目而视。班上同学也纷纷疏远我，特别是一些"马屁精"，见老师不喜欢我，也落井下石，常常到老师面前告我的状。我本想改正缺点做一个好孩子，可是第二次"游班"，却让我的愿望彻底破灭了。一个被老师列入另册的坏孩子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前途？

　　我不愿上学，我开始逃课，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父母对我很失望，认为我不争气，给他们丢了脸，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在学校的处境，不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我也不愿跟他们说，说了也没用。

　　在学校我很压抑，我觉得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坏人，都对我不怀好意，我不愿看到老师冷冰冰的面孔，不愿看到同学鄙视的目光，也不愿让别人看见我，认识我。第二次被"游班"后，我就开始蓄起了长发，我要让长发遮住我的脸，我不想看见别人，也不让别人看见我。

　　回到家里，我不愿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不愿听他们恨铁不成钢的唠叨，于是我就躲到摇滚音乐里，在疯狂的音乐里痛痛快快地宣泄。

　　我不知马韬的老师是否真的对他存有偏见，但是老师一个冰冷的目光，一句嘲讽的话语，也许就会摧毁一个学生的自尊和自信。相反，老师一个鼓励的目光，一句亲切的话语，能成为学生建立自信的基石。"游班"伤害了马韬的自尊，摧毁了他的自信，他的心灵一再受到伤害，这种伤害是致命的。不知怎么，我似乎感到了一种人性的扭曲，我不敢往下想了，只感到一种做人的心痛！

　　由此，我想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到一所学校做过的一个实验。

　　罗森塔尔和他的助手来到一所学校，声称是来预测"未来杰出人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最后，他们向学校提供了一份将来有可能成为"杰出人才"的学生名单，并郑重要求校方一定要对学生名单严格保密，并声称，这个名单只能校长和班主任老师知道，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实验效果。

　　8个月后，罗森塔尔和他的助手到这所学校进行复查验证，并将学生名单公布于众。果然，这些学生都是学校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之中一些原本成绩较差、表现不良的学生，现在也变成了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

　　教师、家长、学生无不惊叹他们的预测能力，认为这种预测真是"太神了"！

　　这些"杰出人才"是怎么预测出来的呢？在全体教师大会上，罗森塔尔揭开了谜底：原来他们上次根本就没有对学生进行任何预测，那张名单，其实是根据学校学生的花名册，采用随机等距离抽样的方法，即每隔50名同学抽取一个而罗列出来的。因此，在被抽取的学生中，没有掺杂任何人为的主观意愿。

　　大家都表示不可思议：既然是随机抽取，为什么这些同学全都品学兼优？是不是专家故弄玄虚？罗森塔尔解释说，产生这样的结果有四个社会教育心理机制：

　　*气氛：因班主任的期望而产生对学生情感上的支持，形成良好的氛围；
　　*反馈：教师对寄予厚望的学生，往往给与更多的鼓励和赞扬；
　　*输入：教师在指导这些学生学习时，总是针对问题给予启发性的回答；
　　*鼓励：对学生的行为和反应，及时评价和鼓励。

　　也就是说，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关键在于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教师感情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变化，他们对老师的关注心领神会，因而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于是，奇迹出现了！

　　这个实验告诉人们，如果老师对学生倾注更多的感情，给予更多的关注，也许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杰出人才。

　　而培养杰出人才的第一步是：让每一位孩子抬起头来。

四、关进疯人院的女孩

　　燕燕曾经是个聪明、漂亮，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奇妙幻想的小女孩。３岁时，她捏着妈妈的鼻子说："我要把妈妈的鼻子捏成大象的鼻子。"４岁时，她给爸爸讲自己编的故事"老婆婆的枣树"。那时，爸爸妈妈都认为燕燕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

　　燕燕５岁那年，妈妈将她送到钢琴老师家里学琴，和她一起学琴的还有一些和她差不多大的小朋友。燕燕的乐感很好，可是手型却常常不符合老师的要求，严厉的老师见了便喝斥着用铅笔打她的小手。这使燕燕对老师充满了恐惧，只要见到老师就紧张，越紧张越弹不好。学了没多久，老师在小朋友中进行淘汰赛，排在最后的她被无情地淘汰了。这是一直在宠爱和赞扬声中长大的燕燕，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可是这次挫折并没有让燕燕丧失自信。她说她的一切不幸都是在上学以后发生的。

　　在她家那间摆满了布娃娃的小房间里，燕燕向我讲述了她的不幸。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认为我是一个智力超常的孩子，他们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本可就近去我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可父母认为那所学校太一般，而我应该上最好的学校。后来，他们找了很多关系将我送进了一所实验小学。

　　不幸很快就发生了。上学不到一个月，便发现我眼睛弱视，妈妈带我去医院治疗，医生将我的瞳孔放大了，在治疗的一个多月里，我的眼睛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期中考试，我有两门功课不及格。

　　我一下变成了差生。班里同学歧视我，欺负我。放学路上，有的抢我的书包，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还朝我身上扔土块。

　　我心里不服气，不就是治眼睛把功课拉下来了吗，我一定能赶上去。那时候我对自己还充满了信心。

　　一次，二年级学生都要挨个去校长室考朗读，为了能考个好成绩，我早就将那篇课文读得滚瓜烂熟。

　　我们在校长室外排着队，我有点紧张又有点激动地等待着这场考试。终于轮到我了，我翻开书正准备朗读，这时，站在一旁的大队辅导员李老师走到校长身边，悄悄对他耳语说："这孩子有点傻，可能脑子有问题。"

　　李老师说的话，一字一句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校长听了后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厌恶。

　　我一下子呆住了，望着书上的课文，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耳边传来校长严厉的声音："还愣着干吗，还不快读？"

　　我哆哆嗦嗦嗑嗑巴巴地读起来，那课文变得好长好长啊，怎么也读不完。终于读完了课文，我不敢抬头看校长的脸，我想他脸上的表情一定很难看，我噙着泪水低着头跑出了教室。

　　二年级下学期，正好是这位校长担任我们班数学老师，我怕他，我怕他看我的眼光，那眼光里似乎充满了鄙视和讥笑，似乎在说"你是个傻子"。

　　在这之后不久，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让大家围成圈做游戏。班长点了人数后报告说："老师，多出一个人。"老师指着我说："你出去，自己一边玩去。"我只好低着头走出队伍，背后传来一阵讥笑声："傻呆呆的，还想做游戏……" 我含着泪水孤独地走到操场外，我用树枝在地上拼命地写着："我不是傻子，不是傻子……"

　　学校要举行歌咏比赛。我想，这次是全班合唱，不会没有我。可是排练的那天，老师却让我提前放学回家。我愣住了："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排练？"老师皱了皱眉头说："这次合唱没有你。"我鼓了鼓勇气问："为什么没有我，老师，我唱歌得过满分的！"老师不耐烦地说："这是班上的安排。"站在一旁的班干部说："你傻啦巴叽的，上台会给我们班丢分的。"

　　仅仅因为成绩差，我就是头脑迟钝的傻孩子吗？仅仅因为成绩差，我就要受人欺负吗？我恨那些用看傻子眼光看我的老师，我恨那些将我当着傻子耍弄的同学，我讨厌学校。为了报复同学，我将毛毛虫偷偷放进那些欺负我的女同学的笔盒。为了报复老师，我故意天天迟到，天天不做作业，因为我的"捣乱"，年级的流动红旗我们班从没得到过。我不听课，也听不进课，老师讲课时，被永远安排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便神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是一个无所不能，又聪明又漂亮的小公主。

　　小学六年，父母为我转了三所学校，可是我对学习已失去了兴趣，对学校已失去了美好的感觉，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父亲和母亲一次次被老师或校长喊到学校。回来后，我总逃不了一顿打。父母又气又急，他们不明白，曾经那么聪明可爱那么温顺听话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也怀疑起了我的智力。

　　我的父母，一位是从事科技工作的高级工程师，一位是大学教师，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他们是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也是优秀的，希望女儿能让他们骄傲。

　　我两三岁时，他们就对我开始了学前教育，教我认字做算术，才四五岁他们就将我抱到琴凳上学钢琴。他们不但希望我出类拔萃、有出息，他们还希望我将来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他们经常对我进行思想教育，教我唱革命歌曲。我不会唱儿歌，却会唱《国际歌》、《南泥湾》、《红梅赞》，长大后，我不会唱同龄人都会唱的流行歌曲，却会唱苏联的《卡秋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父母煞费苦心地想为我筑起一道防护一切不良思想影响的安全屏障。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我和同龄人格格不入，我不熟悉他们的语言，不熟悉他们的思想，不懂他们的游戏规则，我被同龄人看做异类，看做什么都不懂的傻子。我成了一个形单影只的孤独的孩子。

　　我不但让父母失望，让他们伤心，更让他们的自尊受到伤害。一次家庭聚会，舅舅当着众人的面夸他的儿子怎么聪明，并提醒妈妈带我去检查一下智力。一向要强的妈妈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时我正在另一个房间玩耍，她脸色铁青地冲过来，狠狠地掴了我一耳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嚎啕大哭。当时我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生气，为什么打我。

　　在家里，我是让父母失望和伤心的不争气的孩子，在学校，我是被老师和同学歧视和瞧不起的差生。

　　我对学校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厌恶。我不愿上学。开始，我装肚子疼，可是"好"了后，我还得上学。见爷爷因肌肉萎缩，左手常控制不住地颤抖。我想，如果手抖得拿不住笔父母就不会让我上学了。

　　一天早上，妈妈喊我起床上学，发现我双手颤抖不止，她吓坏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医生给我扎针灸，一连扎了半个月。扎针实在太痛苦了，我只好去上学。后来我想，要真正逃避上学，只有装疯，只有失去记忆，一个神经错乱的人是不可能上学的。

　　11岁那年的一天，我突然"疯"了，爸爸妈妈不认识了，钢琴不会弹了，自行车也不会骑了，连10以上的加减法都不会做了。我披头散发呆呆地坐在床上，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胡言乱语。

　　妈妈吓坏了，从医院给我买来了镇定药，可是药服下去后，我的"病"仍不见好。妈妈只好带我去医院。她用自行车带着我，可是走到半路，我突然从自行车后座上滚下来，我拉着妈妈的衣服说，我看见满地都是血，我看见地上有几颗人头在滚动。妈妈吓坏了，她紧紧将我搂在怀里，她相信我一定是疯了。

　　第二天，妈妈流着泪对我说："燕燕，妈妈送你去住院好吗？"

　　我天真地想："住院就不用上学了，还能看电视，也不用每天装得疯疯癫癫的样子。"我点点头。

　　去住院的那天是星期一，我兴高采烈地穿上了漂亮的太阳裙，在裙子口袋里装满了泡泡糖，还带上了我心爱的两个布娃娃。

　　到了医院，只见高高的围墙圈着一个院子，院子里的病人，有的神情木然目光呆滞，有的胡言乱语满院子乱跑。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让我跟她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进来的那个小门就"嘭"地关上了，从外面传来一阵锁门声。爸爸妈妈不见了。我一阵恐惧，猛地挣脱了护士的手，飞快地跑到那个小窄门边，一边拼命地拍打着门，一边哭喊着："爸、妈，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我是装的呀，我要回家，你们快带我回家呀……"

　　两位护士过来将我拖进了病房。我一边挣扎着一边哭着喊着："我没有病，我没有疯，不信你们可以考我，我什么都记得，我真的没有病。"

　　可是医生却将我的哭闹看成是"情绪不稳定"，他们将我绑在椅子上进行电针灸治疗，痛得我险些晕了过去。

　　终于盼来了星期三，下午是探视时间，我想爸爸妈妈一定会来看我，我准备将装病的真相告诉他们，我要回家，我在医院一天都呆不下去了。

　　下午，我从门缝里看见了妈妈，我哭喊着："妈，快带我回家吧，我没有疯，我是装的。"我看见妈妈在哭，我听见了妈妈的哭声。可是妈妈没有进来看我，后来我才知道医生告诉我妈妈，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不能探视。

　　我知道，如果再哭再闹，我永远也回不了家，永远不能向爸爸妈妈说明真相。我变得乖了，听话了，还主动帮助护士打扫病房里的卫生。终于盼到了星期天，妈妈来了。我说："妈妈，我真的没病，你带我回家吧。"

　　妈妈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见我安安静静的，说："要不出去试一试吧，不行再送来。"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这可怕的地方来了。

　　虽然我跟妈妈说我是在装疯，可是妈妈仍半信半疑。我住院的那家精神病院办了一个专门收治青少年的精神疗养班，白天治病，晚上可以回家。妈妈将我送进了疗养班。我发现，那里有不少像我一样讨厌学习的孩子。

　　见我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妈妈决定自己给我补习落下了３个月的功课。我这次表现得很认真很努力。补习了半个月，学校就要期末考试了，我主动要求回校参加考试。我是想以此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是傻子，不是疯子。

　　考试结果令老师和父母惊讶，一个学期几乎没上学，语文，我考了80多分，数学也考了70多分。妈妈疑惑地说："这孩子也许并不傻！"她将我带去做智商测定，几家医院的测定结果几乎是一致的，他们说我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我的智商指数在130以上。

　　虽然父母不再怀疑我的智力，但是我没有想到，因为逃避上学装疯的这段经历，会成为我永远也摆脱不掉的耻辱。进了中学后，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我不但是个傻子，还是个疯子，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她是疯子，进过精神病院。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当我的心陷入无边的黑暗时，一位女老师亲切的笑容像一缕阳光使我的心得到了些许的温暖。

　　她是我的数学老师，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歧视我嫌弃我，也不拿另眼看我，她对我和其他同学一样的温和可亲，我哪怕有了一点小进步，她也会由衷地赞赏。我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那么久那么久以来，我从没被老师关心过，从没被老师尊重过，从没看见过老师对我投来如此亲切的笑容，从没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和赞赏。

　　因为有了这位老师，我觉得学校生活不再那么痛苦和难熬，书本也不再那么可厌和可憎。我喜欢上数学课，我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我喜欢数学老师，为了能够更多地引起她对我的关注，为了给她留下更好的印象，我甚至向老师主动要求每天由我来开关教室的门。

　　管教室的钥匙是个苦差事，每天早上，我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下午放学，我必须等同学们都走了才能锁上教室的门。可是我干得很高兴，而且每天忠于职守。我将那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当做自己生活中惟一的阳光，我渴望老师更多地了解我，帮助我。可是我又缺乏主动走近老师的勇气。有好几次，放学后，我悄悄地骑着车跟随在老师的后面，目送着老师回家。

　　可是不久，同学中议论纷纷，说我爱上了那位数学老师，说我是同性恋者。顿时，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校园里飞扬。也许因为我曾经有过"精神病史"，于是在许多人的眼里，我是一个不正常的女孩，所以，所有听到这个谣言的人几乎都深信不疑。就连那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也惶惑不安起来，她有意疏远了我。也许她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久被遗忘、久被歧视的女孩的心理，并不了解老师一个温暖的笑容，一句亲切的话语在一个几乎被所有人抛弃的女孩心里的分量。谣言也传到了我父母的耳里，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女儿当初是装疯，也许他们内心深处也认为女儿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忧心忡忡地带我去看心理医生。那位据说是京城名医的心理医生，竟也怀疑我是个同性恋者。我欲哭无泪。后来，母亲几次要带我去见那位心理医生，都被我哭着拒绝了。

　　我真正地绝望了，我的心又一次陷进深深的黑暗里。我怕老师，怕同学，见了他们心里就打哆嗦，我还惧怕考试，只要考试，我就会晕厥在课堂上。我知道自己已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不去死，就会真的发疯。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我常常躲在厕所里用刀片一道一道地划伤自己的手，我常常让猫咪将我的手抓得手无完肤。有谁知道啊，我也曾有过那么多的理想，可是我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被否定。我也渴望成功，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看不到希望。

　　一天深夜，燕燕用刀片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她没有死，被母亲送进了医院。可是第二天母亲发现，她又用刀片将缝起来的伤口划开了。

　　一个抱着必死决心的孩子，心里该是怎样的绝望！

　　教育意味着生命的进步，意味着智慧的孕育，而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本不断进展的正在撰写的书，没有哪一个生命是应该忽略的，没有哪一个生命是可以唾弃的，教育本就是一种期待，一种牵手，一种成长，它涌动的应是生命之流，绽放的应是成长之花。

　　赏识每一个生命吧，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七章 死于摇篮的"天才"

一、是谁"杀"了"爱迪生"

　　一位叫邰军的16岁少年，给"成长的烦恼"专栏的编辑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长信里，他诉说了自己的烦恼。

　　下面是他的来信——

　　XXX编辑：

　　在父母眼里我是一个乖孩子，我没有男孩子常有的顽皮和淘气，放学了，我会准时回家，从不在外面疯玩。回家后，我放下书包就做作业，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后，接着做父亲给我布置的练习，做完了这一切我才会去看会儿电视。然后按父母规定的时间上床睡觉。

　　在父母眼里，我是一个温顺的孩子，我很听他们的话，从不违抗他们的命令，即使心里有委屈，我也尽量不表露出来。

　　记得上小学四年级那年，父亲单位给他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子，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我们一家三口一直挤住在一套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虽然父母将房间一分为二地隔成了两个小间，但是我住的那个小间还兼作家里的客厅和饭厅。如果有客人来访，我就只好去父母房间呆着。我梦寐以求自己有个单独的房间。

　　搬新居前，我一直在想着如何布置我的小房间，我想将房间的墙刷成奶黄色，我想给自己的房间设计一个新颖别致的书桌和小书柜，我还画出了草图，书桌的抽屉是由一个个格子组成的，可以分门别类地放东西。书架是活动的，还可以拆卸和拼装。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给爸爸妈妈，他们听了不耐烦地说："你瞎操什么心啊，这些不用你管。"说着，看都没看就将我画的草图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我又伤心又委屈，房间是给我住的，为什么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布置？但是我没敢说出来。这是我惟一的一次设计，它花了我几个晚上的时间。

　　在父母眼里，我的那些构思、设计根本就是胡闹，是小孩子的把戏，不值一提。那次受了打击后，我再也不愿多动脑子了。因为我得不到支持，得不到肯定， 反而遭到嘲笑和训斥。我成了一个只埋头读书、没有好奇心、没有想像力、没有创造冲动的循规蹈矩的"乖孩子"。

　　我很刻苦(因为我没有别的爱好)，但学习成绩平平，最差的一门课是物理。物理需要想像力，而我好像偏偏缺少的就是想像力，我不知道是自己天生愚笨，还是因为有其他什么原因，我的物理考试从没及格过，连老师都为我着急，还专门帮我单独补了一段时间课，可是效果并不明显。后来我自己也没信心了，也许我就不是学物理的料。

　　而且我还有一个毛病，对机械类的东西本能地反感，一接触到齿轮、轴、传动、力这些字眼，我的眼睛就会条件反射似地躲开，有时甚至会有恶心想呕吐的感觉。开始我没在意，后来这个毛病越来越严重了，我不但学物理时躲避这些字眼，而且学数学、几何时，碰到可以联想到这些字眼的概念、题目也有一种莫名的烦躁和恐惧。

　　一天，我从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里知道，有一种病叫"强迫症"，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强迫症。这成了我一块心病，却又无法向人诉说。听说得强迫症的人都有发病的起因，有的人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刺激，有的人是因为受到了伤害，而且这种刺激和伤害往往都发生在童年。

　　我仔细回忆自己的童年，我想找到这个毛病的病根，开始，我一无所获。我的童年虽说不是快乐的，但似乎过得很顺利，并没有发生什么让我很受刺激的事。

　　记忆的闸门是在一天下午被一个物件撞开的，那是戴在老师手腕上的一只镀金的手表。那天上课时，我无意间看见了戴在语文老师手上的手表，心里顿时激灵了一下，一件往事慢慢从记忆深处浮上来，渐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后来我才明白，这件事之所以一直没被我想起来，一是因为时间太久远，发生那件事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3岁多的孩子；二是潜意识里，我也许一直在拒绝回忆起那件事，所以当我展开回忆时便本能地跳过了那件往事。

　　那件事发生在我3岁那年。对于一个3岁多的小男孩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神奇的。看汽车在街上跑来跑去，我会想，它为什么会跑呢，它吃什么呢？看电扇转动着送出阵阵凉风，我会想，它为什么会转呢？为什么转出来的是凉风而不是热风？按一下电视机的开关，里面就会出现图像，画面上的人不但能走能跑还会说话，是谁在指挥他们呢？总之，那个时候的我，脑子里有无数个为什么。

　　有时我会好奇地蹲在汽车旁边，想看它肚子饿了吃什么。有时我会好奇地拿手去触摸电视屏幕上的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有冷或者热的感觉。我还发现，电扇之所以会转，电视之所以有画面有声音，是因为有一根神奇的线连着它。因为有一天我曾经实验过，我将电线开关拔了后，电视就全黑了。妈妈看见了，满脸惊慌地跑过来，她大声地喝斥我，打我的手，说动开关会死人的。那时我还不知道死是什么概念，但知道那一定很可怕，要不妈妈不会这么惊慌这么害怕。

　　但是我总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一天，爸爸上班去了，将手表遗忘在客厅的茶几上。那是一块镀金的手表，是妈妈送给爸爸的生日礼物。我好奇地拿起来左瞧右瞧，发现里面有一根针在"嘀嘀哒哒"地走动着。它为什么会走动呢？它"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呢？我很想知道里面的奥秘。

　　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小工具箱，里面有锤子、扳手、改锥等工具，我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才能将这块手表打开，拿扳手试了试，不行，又用改锥试了试，还是也不行。我拿起锤子敲了敲表壳，没想到表壳一下就裂开了，露出了表盘上的针，我很高兴，我想做一个试验：将针拿下来，看它还会不会有那种"嘀嘀哒哒"的响声。整个上午，我都陶醉在拆表的快乐里。

　　中午爸爸下班回家，一眼就看到了摊开在茶几上被我拆得七零八落的手表，他气得脸色煞白地冲过来，一把将我从沙发上拎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然后顺手抓起一根皮带，一边骂着"败家子"，一边狠狠地抽打我，我疼得哇哇大叫，抱着头在地上乱滚。他一直到打累了才罢手。

　　那时，我已疼得连哭的劲儿都没有了，我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背、手臂、臀部、腿像被按在火里烧一样地疼。爸爸扔下皮带声色俱厉地说："记住，以后再敢乱动东西，小心我砍断你的手。"

　　过了一会儿，妈妈回来了，见我遍体鳞伤，她惊呆了。得知我是因为拆表挨了打，她也开始责骂我，她一边给我身上涂紫药水一边告诫说："以后不要乱动家里的东西，再乱动，你爸爸会打死你的。"

　　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无论侧身还是平躺，浑身上下都火辣辣地疼，一直到下半夜才好不容易睡着。迷迷糊糊中，我梦见父亲恶狠狠地拿着一根鞭子在背后追我，我拼命地跑啊跑啊，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跑到了悬崖边，再也无路可走了，脚下是黑乎乎的看不到底的深渊。我吓得大汗淋淋地从噩梦中惊醒。

　　这个可怕的情景后来曾反复出现在我梦中，每一次我都吓得大喊大叫地从梦中惊醒。

　　那是我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惩罚。我知道了惩罚的滋味，也知道了如果干了父母不高兴的事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深地加重了我的这种恐惧。

　　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好像是上二年级。有天晚上我在灯下做作业时，台灯突然不亮了。妈妈过来看了看，说是灯泡坏了，她拿来一个新灯泡换上了，并随手将坏了的灯泡扔在垃圾桶里。我心想，灯泡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亮了呢？我一边做着作业，心里却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做完作业，我悄悄在垃圾桶里找出了那只坏了的灯泡，我将它放在灯下仔细观察，发现是里面的钨丝断了。如果将断了的钨丝重新接上，这只灯泡还会不会亮呢？如果能亮，就不用买新灯泡了。

　　带着好奇和疑问，我拿着那只废灯泡左看右看，希望找到一个能打开灯泡的方法，结果一无所获。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灯泡表面打一个孔。记得有一次曾在电视里看过制作玻璃器皿的过程，在一定的温度下，玻璃会软化，在软化的玻璃上钻一个孔是可以做到的。我为自己的这个设想兴奋不已，恨不得马上就进行试验。

　　我沉醉在自己的设想里，丝毫没发现父亲进了房间。他见我没睡觉，手里把玩着那只废灯泡，很不高兴地说："一只废灯泡有什么好看的，快睡觉！"

　　我激动地举着那只灯泡。对他说："爸，我想了一个办法，说不定能把这个灯泡修好。"

　　"什么，你能修灯泡？别白日做梦了。"他将嘴角朝一边扯了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我兴奋地告诉他说："只要在灯泡上打个孔，将里面的钨丝重新接上就行，我已经想出了打孔的办法。"

　　爸爸的眉头拧成了一座山，他说："不要尽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好不好，把心思放到学习上，学习成绩好才是最重要的。"说着，他从我手里夺过那只废灯泡，重重地扔进了垃圾桶。我听见了玻璃碎裂的声音。

　　从那以后，我对家里的东西不敢碰不敢摸，我不敢有好奇，不敢问"为什么"，我成了一个循规蹈矩、听话的"乖孩子"。

　　当记忆之门被那只镀金的手表撞开后，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会对机械类的东西本能地反感，为什么只要一接触到齿轮、轴、传动、力这些字眼，我的眼睛就会条件反射似的躲开，为什么只要碰到能联想起这些字眼的概念、题目，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烦躁和恐惧。3岁那年的那次严厉的惩罚，已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抚平的伤痛，表面看起来，这个伤痛似乎沉睡着，其实它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上出现，只是我自己一直未意识到罢了。

　　我的循规蹈矩，畏缩不前；我思想的懒惰，想像力的贫乏；我的动手能力差这些显而易见的缺点，无一不是那个伤痛留下的阴影和后遗症。

　　父母对我一直寄托着很高的期望，他们希望我成才，希望我出人头地，可是他们却在无意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我很小的时候，当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的时候，他们简单粗暴地关闭了几乎所有的通向这个世界的"窗户"，在不自觉中扼杀了我的好奇心。当一个人对周围的一切缺乏好奇心时，他怎么可能会有想像力？

　　跟同龄人相比，我常常觉得自己很笨、很没本事，并因此而自卑。我不知道自己今后将如何在社会立足。除了学习，我没有任何爱好和特长。对此，我父母并不以为然，拿他们的话说："素质有什么用，高考看的是分数不是你的素质。"

　　他们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心里仍然很恐慌，因为我知道素质对于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有多重要。这个道理我也是最近才明白的，越是明白这个道理我就越为自己的未来忧虑。

　　这种忧虑一直困扰着我，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学习成绩，我已经上高一了，我对自己的未来缺少信心，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

　　郜军的来信在"成长的烦恼"栏目登出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参与讨论的有学生，也有家长和老师。在那些讨论稿中，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教师讲述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她在国外一所幼儿园参观时，看到一个孩子用绿色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东西。她问孩子："你画的是什么？"孩子回答："太阳。"

　　她正想纠正孩子的错误，告诉他太阳不是绿色的，太阳应该是金黄色的，孩子的老师走过来了，她看了一眼孩子的画，赞赏地说："嗯，不错，画得好极了！"然后摸了摸孩子的头就走开了。

　　她百思不得其解，那孩子明明画错了，老师为什么不纠正他，反而肯定他，表扬他，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事后她问那位老师："他用绿颜色画太阳，你怎么不纠正呢？"那位老师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说："我为什么要纠正他呢？也许那是孩子心里的太阳。"

　　孩子的创新求异难免伴随着幼稚和犯错误。这使得一部分成年人常常产生错觉，并会在言语上、行动上，不自觉地压抑甚至扼杀孩子创造的萌芽，对他们的异想天开或一笑置之或随意地加以嘲笑。其实孩子不断"犯错"的过程，就是不断改正错误、完善想像的过程，作为他们的家长或者老师，不应拿着剪子按照自己的判断标准去修剪，而应该多给孩子创造"犯错"的条件和机会，当他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冒出来后，要及时浇水、上肥、给足阳光，让它茁壮成长。

　　儿童心理学专家指出：凡是因好奇心而受到奖励的孩子，都愿意继续进行某种试验和探索，这既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又能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因为，创造往往萌发于对某一事件或现象的好奇。对于孩子来说，好奇既是天性也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心理素质。因为好奇，孩子就会有探索周围事物的兴趣，并在探索活动中丰富和积累知识经验，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

　　呵护孩子的好奇心，让他们自由地从事他们喜爱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这种想像力和创造力将使他们享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