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策劃「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其共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名單
經濟學家：茅于軾 吳敬璉 溫鐵軍 張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學家、律師：張思之 江平 賀衛方
歷史學家：袁偉時 朱學勤 秦暉 吳思 許紀霖 丁東 謝泳
哲學史家：杜維明 徐友漁
政治學家：劉軍寧
社會學家：李銀河 鄭也夫 楊東平
作家、藝術家： 邵燕祥 北島 李敖 龍應台 王朔 林達夫婦 廖冰兄 陳丹青 崔健 羅大佑 侯孝賢
科學家：鄒承魯
公眾人物：華新民 王選 高耀潔 阮儀三 梁從誡 方舟子 袁岳
傳媒人：金庸 戴煌 盧躍剛 胡舒立
專欄作家、時評家：林行止 楊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單：殷海光 顧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楊小凱 黃萬里

《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誰是公共知識分子？
他們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
他們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
以聖人標準來苛求知識分子顯然是不現實的，這一點沒有人比蘇珊·桑塔格認識得更清楚，在1997年接受法國某雜誌的一項名為《知識分子及其角色》的國際調查時，這位享譽國際的美國女作家的回答打破了有關知識分子的神話：「如果期望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以反抗非正義的行為、保護受害者、挑戰占統治地位的權威的信仰為己任的話，未免太樂觀了。大部分知識分子就像多數其他從事教育職業的人一樣因循守舊……賦予知識分子製造麻煩者、良知的代言人這樣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數。有些知識分子旗幟鮮明，為了自己的信仰將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在公開言論中昧著良心欺騙別人，或者對所談論的東西一無所知卻厚顏無恥地說得頭頭是道……」這樣的表述究竟會讓當下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寬慰還是感到羞愧呢？儘管如此，桑塔格卻並未降低知識分子的標準，她說，「一個人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在言論中表現出了正直和責任。」
概念總是抽象的。好在歷史已經為我們樹立了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榜樣，他們的缺點不比大多數人的缺點多，他們的美德和貢獻卻超過了大多數人。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一方面著書立說，將人們從蒙昧中引領出來——比如在《哲學辭典》一書中冒天下之大不韙，揭穿民族英雄聖女貞德的神話，「我們的史學家們大都對美化歷史比對真實更愛好。他們都說貞德英勇就義。但是根據當時的記事和史學家維拉雷所述，她接到判決書時聲淚俱下。」——一方面又對社會上眾多的冤屈事件發出抗議，為之申訴直至受冤屈者終獲昭雪；
哲學家羅素和科學家愛因斯坦共同發表呼籲廢止戰爭的宣言，並將其副本分送給美、蘇、中、英、法、加6國首腦，「據非常可靠的權威人士說，現在能製造出的核彈，威力要比炸毀廣島的大2500倍。……我們要向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麼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險。」88歲時，羅素參加了核裁軍群眾大會並發表演說，與「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通過電視進行越洋對話；去世前兩天，他還在公開譴責以色列對埃及的轟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蘇珊·桑塔格。「9·11」之後，她批評美國政府及各大媒體的片面報導和煽動反伊斯蘭情緒；2001年5月9日，她在為她頒發「耶路撒冷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發表了題為《文字的良心》的演說，毫不客氣地指斥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的野蠻行徑，「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儘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裡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裡不會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關於對他人的酷刑》，針對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醜聞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評，將美國士兵與薩達姆的行刑隊，甚至納粹軍隊相提並論。

我們在這個時候推出這樣一個專題，因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多的時代，同時又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少的時代，一個亟需知識分子的時代。擁有教授、博導和各類專家頭銜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夠像馬寅初和黃萬里那樣有著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個世界對撼的勇氣的知識分子縱然沒有絕跡，卻也已經到了鳳毛麟角的地步。知識分子中的很多人頗像英國作家戴維·洛奇小說《小世界》中的大學教授一樣四處參加學術會議、連篇累牘地出版泡沫專著以牟取名利，而對逼到眼前的關涉到最大多數群體利益的大問題視而不見，保持沉默，「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即便他們發出了一些嘀咕，也幾乎沒有被人聽見。
但我們還能推出這樣一個名單，這說明公共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種群在當下的中國還沒有完全從公眾的視野中退出。
眼前便有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
2000年10月30日，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中談論「基金黑幕」；
2000年11月3日，秦暉教授在《中國經濟時報》上撰文，結合當時農村稅費改革的現狀，對改革實踐中有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建設性的預警，他命名的「黃宗羲定律」在不久後召開的「兩會」上被共和國新任總理溫家寶提及，引發了「兩會」代表、媒體和學術界對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民負擔問題的深切關注；
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孫志剛被毆打致死。這一事件被新聞媒體曝光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5月16日，許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學博士以普通中國公民名義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5月23日，賀衛方、盛洪、沈巋、蕭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學家同樣以中國公民的名義，再次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提請啟動特別調查程序，加速了中國政府廢除舊有的強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公共知識分子50人」並不是一個按照時髦路數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認為擁有統計學上的精準和完美。我們的標準：一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二是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我們推出這50人，並不意味著沒有進入這個名單的人就一定不是公共知識分子；50人中的大多數集中在北京，並不意味著外省的批判精神的缺席和蒼白；女性比例較小，並不意味著女性公共知識分子的匱乏，實際上她們正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活力，發出越來越強大的聲音；入選者年齡偏大，也不意味著年輕的知識分子會永遠稚嫩下去。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那時，他們是比如今的明星更加明星的人物。今天，令人暈眩的市場經濟又使他們中的大多數迅速回到邊緣。而此刻，正是中國前所未有的轉型期面臨著最多問題，最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在場和發出聲音的時期。我們推出這樣一個專題，意在向廣大的知識分子呼籲：你們是知識分子，你們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們對國家的興衰，對社會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對國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責任。

《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相關人物介紹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北島
55歲，詩人
北島是他那個年代最朦朧的詩人，也是他那個年代發出最強音的詩人。他以精湛的詩藝和對於複雜現實的深刻懷疑與洞察，贏得了無數讀者的熱愛。「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銘。」「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謊/卻始終誠實地遵守著/一個兒時的諾言/因此，那與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沒有饒恕過我」。在思想者和批評家集體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氣概的詩句是我們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陳丹青
51歲，畫家
早在1980年，陳丹青便以油畫《西藏組畫》蜚聲海內外，成為中國油畫界的巔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紐約。2000年作為清華大學特聘教授之一，回國定居。
回國後，陳丹青以藝術家的身份頻頻介入公共事務，痛陳藝術院校外語考試的不合理：「大學生的中文能力已經非常可怕了，遞上來提問題的紙條錯別字連篇，文字不通，我們卻要狠抓英文成績。而且學生要蓋那麼多的圖章才能報名，原單位證明，理論成績，兩封以上推薦信，要考政治、電腦和外語，其次才考畫畫。什麼時候學藝術變得這麼難了？」嚴厲批評城市建設中的長官意志：「我們只有行政景觀，沒有建築景觀。」
陳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開的窗戶，正對著我們充滿混亂活力的現實。他從中選擇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評的愚蠢、有害並且要繼續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現象，以嚴謹準確的表達，發起猛烈攻擊。他的聲音應該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崔健
43歲，搖滾歌手
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與外界隔絕的狀況，人們迷失於突如其來的變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發音唱出了在急速變化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一代的彷徨、對真實和自尊的追求、對人性解放的渴望。在這個意義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國青年的一場精神解放運動。「只能頂著風向前」。「我孤獨地飛了」正是崔健的真實寫照，他的音樂不故作深沉，發自內心，孤獨但真實。
崔健的音樂創作大膽、富有創造。作為中國的「搖滾教父」，直到今天還沒有人動搖他的位置。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戴煌
76歲，1991年從新華社退職
對於這位普通的新華社記者，人們並不陌生，無論在平反冤獄的鬥爭中還是反腐敗的鬥爭中，都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終身秉持一個信念：「人民的記者應該具有最清醒的頭腦和一副硬骨頭。」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銳地觀察到最高領導人獨斷的危險並加以反對。他為此被劃成右派，飽受迫害二十餘年，卻歷經九死而不悔。近十來年，古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處向黑暗和腐敗出擊，扶弱濟困，伸張正義。

公共知識分子50人：丁東
53歲，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
丁東近10年主要致力於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和本世紀以來的民間思想史，打撈「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在學術上並無什麼驚世駭俗的新見宏論，而他對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貢獻卻是無人能夠替代的。這位沒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組織了《顧准日記》、《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王申酉文集》的整理與付梓；間接促成了韋君宜《思痛錄》、黃萬里傳《長河孤旅》、章詒和《最後的貴族》等著作的出版；參與編輯的《老照片》文叢和三冊《大學人文讀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當高的精神食糧。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杜維明
64歲，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杜維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領軍人物，中國傳統文明對世界的「揚聲器」。近年來奔波於全球眾多高等學府，講授儒家哲學，並由比較宗教學、倫理學、美學的視野，來闡明儒家傳統、文化中國及反思現代精神。
杜維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蘊涵的道德理性、人文關懷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關注東亞經濟發展並引發文化思考，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1988年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並榮膺美國人文藝術科學院哲學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方舟子
37歲，福建雲霄人，生物化學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學定居。1994年創辦網絡文學刊物《新語絲》，主持新語絲網站，揭露國內眾多學術腐敗。
數年來，他和他的「新語絲」網站，像「揭開皇帝新裝的那個孩子」，一次次捅破知識界的剽竊、抄襲、蒙蔽與欺騙，一再地挑戰學術權威和商業神話。
他是「是非」領域的鬥士，用激情甚至偏執，一再警示，學術的意義是求真。毫無疑問，他迄今為止揭露的300多起學術腐敗只是冰山一角。他使個體獨立、理性的判斷獲得應有的尊重，並用民間行為實踐自己的價值觀——中國文化傳統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學的實證精神。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高耀潔
78歲，河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科教授
被稱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潔，走在中國預防愛滋病一線整整8年。8年前，高耀潔拿出自己僅500元人民幣積蓄，編印了1.2萬張「防艾」資料，走遍鄭州5個長途汽車站向旅客散發，走上了中國預防愛滋病的不歸路。高耀潔揭開了中國河南省欲說還羞的愛滋病肆虐的內幕，2001年獲得在華盛頓召開的「全球健康理事會」喬拉森·曼恩健康與人權獎；2002年7月獲「亞洲之星」榮譽；2003年8月獲「拉蒙·麥格賽賽獎」，當選中央電視台「2003感動中國人物」。

公共知識分子50人：胡舒立
51歲，《財經》雜誌創辦人，主編
胡舒立創辦的《財經》誕生不久即獲得「muckraker（扒糞者）」的公眾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國的《商務周刊》評為50位「亞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國首位獲此殊榮的記者，獲得的評語是「中國最危險的女人」。
2003年，在絕大多數媒體語焉不詳和缺席的情況下，她領導的《財經》以飽滿的勇氣、毅力、良知和智慧在這一事件上連續發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個高對抗性和風險性的職位，她最大的貢獻，「是最早系統化地引進現代新聞理念，並且不遺餘力地實踐和推廣」，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樣，不僅是歷史的記錄員，而且「推動社會進程」。

公共知識分子50人：賀衛方
44歲，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是做一個書齋學人，還是做一個對社會有改變的學者？」現為北大法學院教授的賀衛方曾經為此徘徊過，所幸，這個徘徊發生在15年前，並且，他選擇了後者，否則，中國法學界也許多了一位「學貫滿盈」的智者，但中國卻少了一位虔誠而勤奮的法律聖經的布道者。
法官職業化、司法制度變革、憲政是賀衛方布道的三個關鍵詞，中國在這三個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眾與司法機器間幾乎積重難返的緊張。多年來，賀氏以其平易流暢之筆、深入淺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遺餘力地投書傳媒，巡迴演講，深刻影響了處於「法蒙昧」時期的中國公眾和司法實踐者，其中《復轉軍人進法院》一文堪稱絕唱。

公共知識分子50人：侯孝賢
57歲，台灣電影導演
從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期》、《風櫃來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國著名電影評論家、《電影手冊》主編傅東評價：在侯孝賢身上，我看到一種很純潔的敘述方式，這是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世界，這是讓我感到最震驚和最受觸動的，通過他的電影，我更好地看到我們這個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為電影藝術家的侯孝賢，除了用作品發言，更有著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熱忱。2004年1月，由侯孝賢擔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動聯盟」成立，他聯合數百名作家、藝術家，直接面對台灣政治現實發言，反對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議題」。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江平
74歲，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有人稱江平是中國民法的「教父」。他深知個人尊嚴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現實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對立面就是計劃經濟和政治國家。自中國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十年間，在中國最高立法機關的主持下，江平以及眾多學者一道參與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場經濟的框架性法律。在一次次事關宏旨的爭論中，江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市場經濟法律沒有姓資姓社之分」，「一些人追求所謂法制特色，排斥民法傳統，其實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國的興起」。
「只向真理低頭」，江平這十年帶給中國法學甚至中國社會最大的財富，就是開放獨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金庸
80歲，香港報人
金庸以武俠小說聞世，幾乎征服了全世界華人。「凡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但他不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傑出的報人身份。
金庸早年投身《大公報》，1959年以一己之力創辦《明報》。一手寫武俠，一手寫社評，奠定了畢生基業。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間，《明報》成為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的一面旗幟。即使在今天，《明報》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報章之一，《明報》旗下的《明報月刊》和明報出版社，已躍然成為華人化界的學術出版重鎮。
金庸的社評，高峰期每日一篇，縱論天下大事，尤以中國大陸和香港問題為主，數十年幾從無間斷，累計達數千萬字之巨，影響力深遠。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郎咸平
48歲，香港中文大學和長江商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
2000年才現身國內媒體的郎咸平現在已經成為中國大陸人氣最旺的經濟學家，郎咸平則認為自己是一個致力於公司治理結構研究的財務專家，或許這更加準確。無論是什麼家，郎咸平都具有贏得公眾認同的兩大要素——專業素養和平民意識。
郎咸平畢業於美國最好的商學院，任教於中國最好的商學院，但他又不遺餘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進生產力」替中小股東監督資本家和高級經理人，從而得到了「郎監管」的綽號。
當然，作為一個「外來戶」，郎咸平還需要增加對國情的了解，比如國企與整體經濟的關係和國企改革的複雜歷程。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梁從誡
72歲，梁啓超之孫、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創辦人，北大教授
他從祖、父輩那裡繼承了責任感和挑戰意識，他的名片是用廢紙複印而成，他從來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環保從綠色高調變成身體力行。
他「生命中最有意義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創建的「自然之友」，中國第一個民間環境保護組織，也是中國最具影響的環保組織：保護川西洪雅天然林；保護滇西北德欽縣原始森林、滇金絲猴；開展藏羚羊保護工作與可可西里地區的反盜獵行動。
他的所作所為不僅引起官員對於環境問題的注意，而且維護了本組織的獨立性，使環保積極分子們可以在中國的焦點問題中扮演「批評者」角色。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李敖
69歲，台灣作家李敖文筆自成一家，自喻百年來中國人寫白話文之翹楚。
著作等身，以評論性文章最為膾炙人口，《胡適評傳》和《蔣介石研究集》為其代表作。西方傳媒更譽之為「中國近代最傑出的批評家」。
「李敖不是寬容社會的產物，而是不寬容社會的見證。」在五十年的台灣民主進程史上，李敖始終是光焰萬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與棒子》、《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傳統下的獨白》等挑起文化論戰，批評當局保守的文化政策，傳播「自由、民主、開明、進步」等觀念，主張台灣走現代化道路。因此遭當局忌恨，前後兩次入獄。1980年代復出後，他寫文章，辦政論雜誌，作為知識分子的思想領袖，全力推動了台灣的民主變革。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廖冰兄
89歲，漫畫家
1938年在廖冰兄廣州舉辦抗戰連環漫畫個展，這是抗戰期間第一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漫畫個展，廣州為之轟動。廖冰兄認為：「一個具有健全頭腦的漫畫家有時就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社會學家」，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抗戰時期的《標準奴才》、抗戰後《貓國春秋》組畫中的《禁鳴》和「文革」浩劫後的《自嘲》、《惡夢錄》組畫。他驕傲地回答：「我畫的是時代漫畫，這是千千萬萬人民假我的手而創作出來的。」
堪稱傑作的《自嘲》畫的是一個長年囚禁在大罈子里的人，在罈子打破以後，身體依然龜縮成罈子的形狀，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對人們心靈的戕害。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林行止
64歲，香港報人
被海外知識精英視為「香江第一健筆」，「香港社會的良知」，「香港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報》及《明報晚報》任職。1973年創辦《信報》，秉承自由意志、獨立精神的辦報宗旨，使《信報》成為近年來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財經報紙。他的「政經短評」和「林行止專欄」以獨立敢言著稱，剖析淨盡，切中肯綮，廣受歡迎。
長期以來，林行止致力於將現代經濟學的知識普及至普通民眾，從細微的經濟現象入手，深入淺出，將深奧的經濟學理論娓娓道來。他摯愛讀書寫稿，已結集出版的經濟及政治評論集《身外物語》等70餘冊。因為他的傑出貢獻，曾獲英國女王OBE勳章。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劉軍寧
43歲，文化部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
作為年輕一代政治學者的領軍人物，劉軍寧策劃了《公共論叢》、《民主譯叢》、《公共譯叢》、《政治思潮叢書》，著有《民主、共和、憲政》、《權力現象》和《保守主義》等著作。
當代中國的政治學，得益於劉軍寧等人的推動。
談論憲政能成為今天的潮流，1999年劉軍寧在《南方周末》發表的《馴化統治者》一文功不可沒。在這篇文章中，劉軍寧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憲政的作用主要在於「限政」：一個文明發達昌盛與否，表面上取決於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取決於對統治者的馴化，因為在不尊重個人的自由、生命與財產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榮的經濟。

公共知識分子50人：羅大佑
50歲，台灣音樂人
他有兩頂桂冠：「中國流行樂壇教父」和「中國的鮑勃·迪倫」，前一項可以理解為人們對他音樂造詣的尊重，後者指的是他的社會批判性。
1982年，行醫出身的羅大佑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發行，「掀起了台灣全省史無前例的自省風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寫道：「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因為這中間沒有妥協。」對國民的劣根性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專輯《未來的主人翁》是羅大佑對於台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發出的最強音。
音樂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羅大佑用音樂為台灣社會的種種病症進行了深邃的透視。他的過於文人氣的歌詞也許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裡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樂，使他的歌曲在台灣和大陸青年的心中打上了憂傷和激憤的烙印。

公共知識分子50人：秦暉
51歲，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秦暉是我們時代少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後為：明清農民戰爭，農業－農民史，改革、革命與現代化問題的中外歷史比較，作為比較對象的古希臘羅馬社會經濟、近代俄國與美國史、現代南非史等。讀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天皇「向世界求知識」的名言，考慮到他小學畢業後，接著就是「鬧革命」、插隊下鄉達12年之久的失學生涯，這一點更難能可貴。
秦暉的研究更新了我們對傳統社會的認識。他有許多創造性的見解和研究成果。他對許多時事問題、現象的評論，都以此為出發點，新鮮、雄辯、嚴謹而且犀利。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邵燕祥
71歲，作家
作為文學界最受人尊敬的長者，並非緣於他溫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內剛的風骨。早年他以敏捷的詩才而知名；「文革」後復出，主要致力於撰寫革故鼎新的雜文，不論「小題大作」還是「大題小作」，都有一種綿里藏針、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他更大的貢獻在於捨身求真，撰述了《人生敗筆——一個滅頂者掙紮實錄》、《找靈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傳性文獻，為人們提供了研究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並呼應巴金先生拒絕遺忘與推卸的心聲，為在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創造著精神氛圍。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汪丁丁
51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筆下，除了黑格爾、康德、羅素、休謨等人的大段引述，還有方程式。他經常被問到，到底讀過多少書？
他認為，知識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須站在「邊緣」的立場上對主流保持持續的批評，非如此不足以維繫社會的進步。他堅持，個體生命必須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進行創造，從而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個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積累起足夠的「知識」總量，反過來增加全體的福祉。
他自稱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眾，我們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達。

公共知識分子50人：王朔
47歲，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準確描述理想主義意識形態破滅後北京青年的苦悶、頹廢和玩世心態著稱。王朔小說、崔健搖滾樂、星星畫展等，一起構成了上個世紀80年代新文化解放運動的核心，對批判和解構一個時代陳舊壓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由於王朔本人濃厚的玩世情懷，他的「拒絕崇高」，「解構一切神聖」，他對當代知識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著尖銳甚至過激的批評。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化》，幾乎是中國文化界分析評論大眾文化現象的第一篇，這顯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對金庸、魯迅等也有尖銳批評，同樣曾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

公共知識分子50人：王選
52歲，民間維權人士
王選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學，並獲碩士學位。在長達近十年的歲月里，這位精通英語、日語，通曉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國情的人道主義者，沒有工作、沒有報酬，風塵僕僕地奔波在中國的鄉間大地，收集證據，聯絡受害者，組織起訴日本政府，顯示了一個理性和血性兼備的愛國之士最有犧牲精神的一面。
王選的堅韌和不屈，對當代中國還有著特別意義。她那些幾乎完全基於道義的行為，包含著中國知識分子少有的實踐精神。
2002年9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在判決中終於第一次承認：侵華日軍曾對中國平民施行細菌戰。讓這段只是中國人集體記憶的歷史，昭告於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實。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阮儀三
70歲，同濟大學教授，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
我們慶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麗依舊的家鄉。
他對古鎮懷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國大大小小的城鎮，堅持保護建築應整舊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紀80年代以來，阮儀三努力促成平遙、周莊、麗江等眾多古城古鎮的保護，被稱為是中國古城鎮的守護神。2003年，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傑出成就獎」。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溫鐵軍
53歲，《中國改革》雜誌社總編
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一直堅持用「腳」做學問，溫鐵軍被稱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他認為，中國的「三農」問題源自兩個主要矛盾，一是人地關係緊張的基本國情，一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這兩個矛盾在相當長的時期是無法化解的。
溫鐵軍對「三農問題」的理解和解決路徑是「農民、農村、農業」，而非主流的提法「農業、農村、農民」，意圖通過組織反映9億農民數量上的意見優勢，改變現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在河北定州發起創辦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並籌款投入「大學生支農調研」和「勞動者免費培訓」計劃，試圖幫助農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組織化程度。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吳敬璉
74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吳敬璉是最早拋棄「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偽經濟學的中國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後第一批受到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中國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吳敬璉身體力行、積極參與改革決策的15年，也是他個人碩果纍纍的15年。在中國幾經反覆、最終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吳敬璉功勳卓著，成為市場化改革的旗幟性人物。
1997年之後，吳敬璉認識到中國僅有市場經濟是不夠的，他的注意力開始轉向法治和憲政。
2002年，他和法學權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與經濟研究所，致力於推動中國轉向「法治的市場經濟」，也就是人們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場經濟」。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吳思
47歲，《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
吳思最早發現了與公開宣稱的堂皇原則相悖，並在實際上支配著中國社會運行的規則，並把它從「陋規」、「內部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純為「潛規則」這個詞彙。它作為一個如此好用的中國社會的分析工具，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無需解釋的常用詞彙。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筆下之所無」的領域，吳思還能繼續精進，進一步總結出「血酬定律」和「元規則」，則證明吳思並非是因幸運才發現了潛規則，就好像牛頓不是因為幸運才發現了萬有引力。
吳思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歷史學家，甚至也不自稱為學者，但他以驚人的發現能力和命名能力，無愧於「我說透了歷史」這種說法。

公共知識分子50人：謝泳
43歲，《黃河》雜誌副主編
謝泳近年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主要是由於他的兩項研究，一是關於儲安平和《觀察》周刊，一是關於西南聯大。在這個基礎上，他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傳統並做了肯定性評價。他以人物、雜誌和大學為切入點的研究視角，對重新理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有較強的概括力。他不是專業學者，但他的工作卻能給人啟發。他對原始材料的選擇和重視，使他的工作富有學術性；對一些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又有思想性。

公共知識分子50人：許紀霖
47歲，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許紀霖主要致力於20世紀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著重梳理了現代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在世紀之交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戰之外開闢了新的言路。
在知識分子研究方面，」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劃分被廣泛徵引；關於傅斯年等知識分子個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論文的嚴謹和散文的靈動，頗受學院內外讀者青睞。在城市文化方面，對知識分子和都市空間的關係多有發掘。
1980年代以來，許紀霖先生持續關注學界前沿和文化熱點，撰寫大量觀點獨特又富有爭議的文章，在歷次重要的思想論爭中均有不容忽視的聲音。2003年關於「非典問題」的分析、2004年關於「台灣大選」的評論，均被讀者認為振聾發聵，獨樹一幟。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徐友漁
57歲，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任研究員
徐友漁學過四門外語，是目前國內學界闡釋西方理論最重要的學者之一，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還是社群主義，良好的邏輯訓練讓他解釋得一目了然。他以極大的熱忱和勇氣討論中國的自由主義、憲政、共和等問題，是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語言與哲學》（合著）、《精神生成語言》、《告別二十世紀》等。此外，徐友漁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羅克遺文，並寫有《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形形色色的造反》、《驀然回首》、《直面歷史》等書。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楊東平
55歲，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
1990年代初期，楊東平以《城市季風》而廣為人知。他雖然是一個研究中國高等教育的專家，但在專業之外，他有廣泛的社會關懷。從環境到教育，從人文到社會發展，他的聲音始終不斷。對社會問題，他發出的聲音是獨立的，只問事非，不計利害。
他反對國家壟斷教育，積極倡導民間教育的發展。他較早注意到國家教育資源分配嚴重失衡，呼籲關注農村教育、城市貧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還直接參與了關於環境保護和民間教育發展的許多具體活動，從研究到組織，都顯示了他對社會進步的熱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楊錦麟
51歲，鳳凰衛視評論員
他曾是下鄉知青、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後來成了香港多家報刊雜誌的專欄作家、時事評論員，筆耕不輟。
如果不是因為電視，認識他的人並不多，也因為鳳凰衛視「慧眼識英雄」，一個極少成本的讀報節目，讓年過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成了海內外華人熟悉的公眾人物。他的名字和《有報天天讀》掛在一起，已經成了節目收視率持續攀升的保證。
他的節目體現了強烈的個性：對政治和社會的敏感，同情心與批判精神的結合，加上在電視媒體上難得一見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鄢烈山
52歲，時評家
1982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著有雜文、隨筆與評論集15種，與人合著歷史人物傳記一種。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體裡，蘊含著燃燒的激情和不變的信念。面對現實中的腐敗與墮落，他表現了高貴的憤怒、頑強的抗爭和堅韌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達了發自民間的願望，啟發、感動和激勵了一大批對未來抱有熱切希望和正義感的人們。鄢烈山帶動了一大批後來者以公民的視角參與媒體表達，今日媒體言論的繁榮，當年以《南方周末》為載體的鄢烈山有重開風氣之功。

公共知識分子50人：袁偉時
73歲，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袁偉時主要研究近代中國歷史。1985年2月，他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稿》的後記中寫道：「如果我們不願再做受譴責的一代，就必須面對嚴峻的現實，從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學術與盲信勢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歷史本來面目寫在紙上。」
他是一位真誠的學者，經常對當前的社會和文化問題發表評論。他所揭示的歷史，往往給關心中國發展的讀者帶來震撼。他對現實的評論，也一再閃現出過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出版，寫作風格有較大變化。此書不但保持了拒絕人云亦云的態度，依據豐富的史料，將晚清的歷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現在讀者面前，文字生動，警句迭出。

公共知識分子50人：袁岳
39歲，零點研究集團董事長，北大社會學博士
這個成長於蘇北、紳士一樣的中年男人，是將科學的專業技術手段運用到中國民意調查中先行者的代表。
過去的11年，作為一家獨立民意調研機構的領導人，袁岳讓分散的民間意見變成了聽得見的公共聲音，他是一個「盜火者」，他讓中國告別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組織來確定和代表」的漫長歷史。
他的努力喻示世人：中國民眾有真實表達意見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變更和包裝的。經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國民眾第一次，接受到這樣的問卷：「假如你現在擁有直接投票權，你還會投票選舉現任的市長當市長嗎？」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張思之
77歲，律師
張思之被稱為中國律師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諱的他成了北京律師界第一個「右派分子」，從此開始長達十五年的強迫勞改生涯。
重返律師界後張思之為中國的民主與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氣和熱忱。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案」主犯之一李作鵬的辯護律師。1987年，在轟動全國的大興安嶺火災案中他為含冤的被告公開辯護，當地上千百姓歡呼，「人民律師萬歲」。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長的律師生涯中確實敗多勝少，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屢敗屢戰」，在他接受許多案件之前其實結局早已註定，他不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維護的是法律的尊嚴，和律師這一職業的良心。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張五常
69歲，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
張五常參與了經濟學發展過程里最輝煌的階段。上世紀60年代末，他求學於20世紀經濟學最具爆發力的芝加哥大學，因緣際會，他的亦師亦友們，後來有8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也經歷了新領域奠基、波濤洶湧、雷霆萬鈞的過程，並且有顯著的貢獻，被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已從美國回到香港的他在《信報》開設經濟評論專欄，也開始了他作為經濟學傳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暢、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經濟學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煙火、不辨菽麥的學究，而是社會大眾可以諮詢、甚至仰仗的參考坐標。他一手確立了經濟學在中文世界裡的特殊傳承。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鄭也夫
54歲，任教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鄭也夫是中國開放以後最早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社會學家。作為專業社會學家，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實的生活觀察中，自覺與官方保持距離，對社會發展持冷靜和批判的態度。
他能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觀察和分析中國當下處境中的真實問題，從體育比賽到汽車文化，從城市發展到道德建設。他學術研究的立足點在於尋找社會發展的平衡點，特別關注貧民生活和弱勢群體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顧准（1915－1974）
一個孤獨而堅韌的思想者，憑藉個人的智慧、勇氣和道德力量艱難掘進的先驅，他在那個黑色年代裡的思想探索，成了未來時代的先聲。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因「思想罪」、「言論罪」於1958年、1965年兩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於北京。
在難知來日的境地中，顧准不問個人生死榮辱，苦心治學，探尋經驗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源流。他畢生的學術願望，是冀望中國能跳出理想主義意識形態化的蔽障，以漸進方式實現政治和社會改革。
其遺著《希臘城邦制度》於1980年代初出版後，影響了整整一代大學生和知識分子。1990代後期他的遺作被陸續整理成《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書出版，他的價值才真正被知識界所知道和認可。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大學教授，台灣島內最優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華人世界的最早傳播者。他懷抱自由主義理想，以純粹而強烈的道德熱情和勇氣，在胡適、雷震創辦的民間刊物《自由中國》上「書生論政」，與其同道在台灣開創出一個《自由中國》時代，成為台灣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無數學子的精神導師。致力於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學、理性精神改造中國傳統。以五十盛年而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識分子50人：王若水(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1977年後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分管評論、理論和文藝。作為一名在體制內生活多年進而又對體制進行痛徹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1980年代，發表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後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發表一系列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文章。著作有《為人道主義辯護》、《智慧的痛苦》等。他認為，本世紀以來的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中有許多觀點是對馬克思本人思想的誤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價值的是其哲學思想，名之曰：唯人主義。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發展，而發展（即創造性勞動）是人自由的根本體現。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黃萬里（1911－2001）
黃萬里（1911－2001）2001年8月27日，黃炎培之子、清華大學教授、水利學家黃萬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路程。他生平最遺憾的事，就是自己關於修建三峽工程弊端的論證沒有得到決策層的重視。1950年代，黃萬里因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大壩而受到批判，後被劃成右派。但結果卻證明了他的先見之明——三門峽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積、洪水泛濫，得不償失！黃萬里一生堅信，科學的真理是獨立於任何個人或集團的利益之外的。這就是他在任何打擊和挫折下，總是坦然無忌的原因。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楊小凱(1948－2004)
楊小凱(1948－2004)澳籍華人經濟學家。最有洞察力和創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張五常稱其為「最有預感天分並知道什麼是重要思想的學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邊際經濟學，被布坎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稱為當今最重要的經濟學研究成果。他關注中國改革，在海內外報刊上發表許多有關中國改革的評論文章，是研究中國社會轉型問題最深刻而無畏的分析家之一，對憲政、共和、土地私有等問題有獨特、深入分析，他對中國改革進程提出的「後發劣勢」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知識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說以恣肆無羈的想像和特立獨行的語調，把剛剛過去的那個時代的荒誕性和悲劇性重新呈現出來，語言機智。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雜文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報刊發表的雜文和隨筆，在率性而為的調侃、意趣橫生的戲謔底下，解構神話，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條透露出虛弱與緊張。其死後出版的隨筆集《沉默的大多數》等迄今長銷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