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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都是從1982年開始的，那時我剛從莫斯科回來決定組建我的樂隊，當時我是這麼想的：想要發揮創造力你必須得先裝滿整個水池，比如說，人好比一個玻璃杯，在生命的前半階段，人會用別人的信息不斷的填充自己，但總有一天它會溢出。直到1983年我都在不斷的收集各種各樣的信息，我看了很多書，很多電影，聽音樂，學習哲學，以及各種思想上的學習。但到了某個階段，在你找不到你想看的或想聽的作品時，那麼創作就開始了。我想聽某種特定的音樂或者歌詞，但是我在現實中找不到這樣的作品，於是我決定自己創作。當時沒有讓我滿意的樂隊，所以我組建了自己的樂隊。

起初我把它命名為 ПОСЕВ 播種，這可能是我所想過的最具衝擊力的名字，不過那時我還沒有聽過什麼朋克搖滾，生活中我就沒接觸過這種東西，但是當我真正開始做音樂時，才意識到這才是真正的車庫朋克

，這是一種非常純粹的朋克。不過樂隊很快就解散了，並不是說它徹底解散了，而是它發生了一定變化。那時我遇到了里亞比諾夫「庫茲馬

」，他直到今天都陪著我，然後我們組建了民防樂隊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這個名字的出現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我們取過很多特別具有衝擊力的名字，認為只有那些比較"越界"的、激進的、不合任何既定規則的名字才合適。在一次偶然機會下我看見牆上有一張海報，上面寫著民防，所以我提議以這個名字命名樂隊，大家頓時又是叫好又是鼓掌。這個名字可以從邏輯上解釋，但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的本質。

我曾多次嘗試更改樂隊的名字，曾經我打算把它叫成 ВРАГ НАРОДА 人民公敵

，但很快就放棄了。當我們開始商業化時，我們認為必須要換名字了。我們曾想把它重新命名為 ЕГОР И ОПИЗДЕНЕВШИЕ，但最終我們還是改回了民防。

我們最開始的音樂風格主要是未來主義

。前兩張專輯主要是在表達荒誕和未來主義。所謂荒誕，就是對邏輯現實的最大反叛。我們甚至有首歌叫《誰在尋找意義 Кто Ищет Смысл》。近年來我們都是以這樣的方式創作的，我還保留了很多未被收錄在《俄羅斯實驗場 Русское Пол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專輯中的作品，現在我正打算出版他們。庫茲馬也參與了創作，第一張專輯《腐爛青年 Поганая Молодежь》和《樂觀主義 Оптимизм》 就是那時錄製的。

從1985年中期開始，我們的音樂活動或多或少地帶有某種政治色彩。由於現實被塑造成一定的政治形態，為了克服現實、打破壁壘，我們不得不在政治層面上採取行動。雖然那時我們還沒有準備好，無論是在意識上還是在精力上都沒有準備好。那時候我們寫了一些可以被視為反蘇的歌曲。

在1985年底，爆炸發生了，我們全體被捕。庫茲馬被送去服役兩年，他本不應該服役，因為他有心臟病。而我則被送進了"精神病院"。直到改革開始前，他們都不同意讓我出院。我在那裡度過了三個月。

在"加強醫護"的醫療措施下，我接受了神經抑制藥物治療。在去精神病院之前，我害怕會遭遇人無法承受的事情，就是那種在純粹生理層面上無法承受的事情，而那將是最可怕的。在精神病院裡，他們開始給我注射超強劑量的神經抑制藥物，尤其是氯丙嗪

，在一次注射了大量的氯丙嗪後，我失明了 —— 那是我第一次經歷死亡或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這種用神經抑制藥物進行的"治療"和在美國是一樣的。而之後一切都會從"身體煩躁"開始。在過量使用這些類似氟哌啶醇

的藥物後，人必須全力控制住自己的身體，否則就會出現癲癇、抽搐等症狀。如果他崩潰了，就會陷入休克；他會變成一個咆哮、尖叫、咬人的野獸。然後按照既定流程進行"捆綁"。把他綁在床上繼續注射藥物，直到他的精神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這些抑制劑會讓人變成白痴，效果類似於腦葉切除術。一個人在經歷這些之後就會變得"溫順"、"順從"，餘生都被毀了。就像小說《飛越瘋人院

》中的情節一樣。

那時，我意識到為了不發瘋必須進行創作。我整天走來走去，創作故事和詩歌。每天「經理」奧列格

·蘇達科夫都會來找我，我把我寫的東西通過鐵柵欄遞給他。

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要麼崩潰發瘋，要麼逃出去。比如在他們搬運垃圾桶、清理垃圾的時候，或者是在開門的一瞬間。當時我打算逃到附近的一棟九層樓

並從那裡跳下去。那是女性患者自殺路線，幾乎每天都有自殺的。她們從病房逃出，奔向那座九層樓，然後跳下去。但是之後再想跑出去就不可能了。西伯利亞、鄂木斯克

的嚴寒令人生畏。

當我意識到死亡就在身邊時，心中那份堅持下去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我的內心發生了某種分離。我意識到我之"我"不僅僅是意識，還是更深層的存在。在某一瞬間，我仿佛從旁觀者的角度看到了我的身體，這個身體不僅僅是痛苦的，而且正在分崩離析。與此同時，我之"我"是一種明亮而寧靜的存在，它就在身旁，但並非直接與身體聯繫，它是永恆存在的，無人能夠對其產生任何影響。那一刻是我生命中最為深刻的體驗。

在那之後我開始創作新的歌曲。離開精神病院後，我開始創作，這為我今後的一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時的作品有《少校腳下的堅冰 мы лёд под ногами майора》《極權主義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戀屍癖 Некрофилия》

對於我在精神病院的經歷，我想引用尼采的一句名言：「任何不能殺死你的，都會使你更強大」如果那並沒有殺死我，那會使我變得更加強大。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來自靈魂的力量」

在那之後，我意識到我是一名戰士，而且是一名優秀的戰士。同時我也明白，從此我將不再屬於自己。我必須行動起來，不再遵照我個人的意志，而是遵照某種超越個體的意志。它可以是"人民"，"權力"，或者是"快樂的科學

"。

我拿出設備、錄音機，用糟糕的設備進將所有專輯都錄製下來。不管怎樣，事情還是要做下去的。

直到1988年...我們組建阿道夫

·希特勒樂隊（其中包括我的朋友奧列格和尤金·利申科兄弟，不幸的是其中的一位最近已經去世）在新西伯利亞

舉辦了我們的第一場親法西斯音樂會。他們想再次把我送進精神病院，所以當時我和揚卡一直被通緝。我們在1988年年底之前一直在逃亡，我們週遊全國，與嬉皮士

一起生活，在路上唱歌，吃教堂的東西，在市場上偷食物。我體驗了流浪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住過很多地方，地下室，廢棄的車廂，閣樓...最後在我父母的努力下通緝令

被取消了，同時，新的"改革"階段開始了，人們不再需要持不同政見者。我當時已經廣為人知，經常開演唱會...那時，在1988年，我再次錄製了專輯《鋼鐵是這樣煉成的

 Т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和《一切按計劃進行 Всё идёт по плану》。然後在整個1989年，我們巡迴演出、演奏音樂、創作歌曲。然後與奧列格·蘇達科夫和庫茲馬一起組建了共產主義樂隊。那可能是我們成果最為豐盛的時期。

然而在1990年，我意識到我要麼跳出這個潮流，要麼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力改變它的流向，因為我們的創作開始出現了真正的慣性，並帶有商業化的特徵，只有特定的人群才會來參加我們的演出，他們知道他們將會看到什麼... 我們決定改變一切：分道揚鑣，解散樂隊。在整個夏天裡，我獨自一人錄製了專輯《跳 Прыг-скок》。我認為《Прыг-скок》這首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之一。那就像一場薩滿儀式：我與庫茲馬一起將一個巨大的盤帶以九倍速連續播放數個小時。大約四個小時後，我的身體仿佛從一個巨大的漏斗中湧出來自深層的古老文字，這些文字不是在我的童年時期的記憶，而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我幾乎來不及記錄下這些歌詞 —— 源源不斷地流出... 我不知道當時我身在何處。在這樣可怕的經歷下，歌曲《Прыг-Скок》誕生了。

那段時間，我開始了我形上學

的探索，一直到1992年。我在探索中發展出了《Прыг-скок》這首歌中所蘊含的原則，並得出了完整的邏輯結論。《百年孤獨

》是那個階段的巔峰之作。這與LSD、冥想、呼吸以及各種超驗經歷有關。這一階段的結束恰好遇上與十月事件

，那時我明白了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生活。我開始逐漸深入神秘領域，我曾考慮過在《百年孤獨》後進一步去山上或森林中繼續進行精神修行。然而，1993年十月事件讓我為自己的個人主義感到羞愧。當我到莫斯科並目睹了白宮附近發生的事情時，我意識到我應該站在人民中間。我必須運用我所掌握的方法、知識和精力為整個社會做出貢獻。因此，我投身於政治，並參加了1993年10月19日的行動，那時我結識了亞歷山大·杜金和其他的傑出人士。我不會就此止步。

我從來沒有對民主派，也就是資產階級抱有同情。我們在1987年進行的那場戰爭是一場超驗戰爭。其實我一直有一種將情況推向極限的願望，即逼近死亡的那一刻。讓這個強大而可怕的「世界統治者」的暴政採取一切手段來消滅你。因為只有在這種狀態下，你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價值，了解當你處於懸崖邊緣時你能做些什麼。任何權力都是暴政體系，以「這個世界的統治者」的名義專橫行事。當時它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共產主義」體系。採取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動，以至於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開始逮捕你、殺害你等等。我們開始唱一些嘲弄列寧、共產主義的歌曲，那絕不是為了讓某種民主制度或資本主義取得勝利。其實，我們已經實現了我們的目標，只是現在我們在間接地承受著巨大的傷害。

毫無疑問，我的政治涉足不僅不與我對形上學的探索相矛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有利於我的探索。我意識到，遠離現實本身可以比作佛教中的一條實現之路。那裡分為個人救贖之路和集體救贖之路。我花費數年走過了個人救贖之路，並且在充分地經歷它後，才發覺那並不是我的道路。我本可以實現個人救贖，但我選擇了第二條道路 —— 集體救贖之路，因為那是世界的唯一真理，因為個人救贖之路不僅僅是走入死胡同，它還會通向更加可怕的地方。作為一個經歷了這一切的人，我很清楚：這是一條孤獨之路。

11.1993 г., «Лимонка» #2 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