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地理学“人文转向”的先驱，丹尼斯·E.科斯格罗夫（Denis Edmund Cosgrove）想要在本书中探讨这么一个问题：西方将地球描绘为圆形的历史实践，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响？通过追溯地球图像的长长谱系，本书旨在论证：大地的形状被视为最完美最自足的球形、而这整全的球体又代表了全人类的统一，这样的观念自其诞生伊始就与殖民征服的野望难解难分。地理学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绝不是纯洁客观的，而是为全球主义的逻辑所深深形塑。

原标题：Apollo's Eye: 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作者：丹尼斯·E.科斯格罗夫（Denis Edmund Cosgrove）
译者：我

按：鉴于原书扫描版图像模糊，除部分系移用作者自摄图像，其余均为自行搜集。限于作者对部分专业领域了解不足、翻译匆忙，译文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点指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序言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强有力的观念。它由技术创新、资本躁动不安的寻找投资机遇、地缘政治的野心、热诚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甚至由旅行的欲望和冒险推动，是现代性的一道多面难题（hydra）[1]。无论是将其描绘为（信息、货物）加速流转的布满错杂网络的球形，还是遭受压榨与过度开发的星体，全球化正是从地球的图像中汲取富有表现力而具有政治性的力量。甚至只消漫不经心地瞥向报刊杂志、电视或者是广告，便能看出地球图像对千禧年想象施加的吸引力有多么显著。
[1]这个说法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许德拉。它的头颅砍下一个还能复生，作者借以表示全球化的问题错综复杂，具有多个方面，不能够轻易、迅速解决。——译者注

地理学声称对地球有特别的占有权。根据定义，其智力任务是描述地球的表面。本书起源自（他人向我）对一场包含地球卫星图片的摄影展的地理学解读的请求。从我瞥见地球那看似简单的形状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复杂性开始，一开始似乎容易的任务很快变得极具压倒性。我的根本问题很简单：西方将地球设想、表现为统一的规则的球状体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无法同时拥抱地球表面上两块狭小的区域，但是在想象中他们却能把握住整个地球，并将其置于无限的宇宙中，交流与分享地球的图像，无论是将其理解为平面抑或是实心体。直到20世纪晚期才有人实实在在目睹宇宙中旋转的地球整体，而这项成就的冲击通过全球化的语言与图像（犹然）回响。然而，略微思考便能揭示出：见到地球虽属全新，但实际上终结了想象与思考如此可能性的漫长谱系。在（人类）拍下地球照片之前，此举意义早已为人预见。

当代的全球化在起源上是西方性的，并与现代化的过程整合为一体，而“西方”的概念也正是由此过程在同一个地球表面得以区分开来。“全球化”打破了“西方与其他地区”，核心与边缘，“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这般稳定的、将诸多不平等归因于自然因素（naturalizing）的地理模型。全球化的空间以流转、交换、汇聚为特征，在或疏或密、或高效或低效的网络中不平衡地流动，产生了多样且错杂的结果。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许多交往互动都是如此，但在地的、辖域化的经验意味着在想象中，文化世界（cultural world）与文化认同早已是围绕着假想的社会-空间的中心地位而组织起来。

历史地说，宇宙地理学（cosmography）是对于地球（earthly sphere）与天球的综合研究的名字。作为一门科学，宇宙地理学在早期近代欧洲人努力设法应对他们知识空间的扩张中吸引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并反映了在大千世界（creation）的多样性中把握统一与将人类置于其中的渴望。由宗教愿望、对普遍知识的渴求、全球性启蒙的梦想以及地缘政治的（建立）帝国的迫切需要种种因素推动的宇宙地理学，是在以浮在宇宙中的地球表现的全球主义与全球化背后，在不经意间一闪而过的持久诱惑。宇宙地理学的谱系有许多部分，每一个都是拥有庞大、专业化文献的科目。其持久存在的问题、其产生与需要的大量知识技能同样挑战着书写其故事的尝试。科学、哲学、制图学、文艺、探险、地理和物质文化的历史都有专门的资料。没有一者能独立于更广阔的经济与政治背景；所有这些都在“西方”与其既是想象也是实际的“他者”间的人种交往中受到了深刻影响。在最简单的技术层面上，地球与地外空间的形状的表现本身即已展示了复杂的历史问题。无论是碟形还是球形，无论是制成模型、画出抑或是利用数学方法投影成地图，地球总是通过自己的表现形式为人所知。而表现形式对于塑造对世界本身的理解与进一步行动有着能动性。

面对这样的宇宙学问题，我选择追溯地球（globe）与寰宇（whole earth）[2]的图像，因为它们建构并传达了位于当代全球主义的普世主义主张后鲜明的西方思想观念。正如我已说过的，“西方”本身就是在历史中形成、变化的建构物，形塑了地球并从一个已经被意指的地球中区分出来。必然为一个被定位的（positioned）地点而宣称普遍性的悖论为本书提供了一个重要主题：阿波罗之眼的主题，（也就是）位于地球之上的视角，宣称（自己）为超然理性客观的遍及地球表面的深思熟虑。理性主义者与实证主义者宣称客观知识（的存在）的局限性广受承认，但他们的思想和物质影响对塑造西方的地球观念十分关键。与阿波罗式视阈（Apollonian vision）及其普世主张紧密联系的，是区分自我与人类的流变话语。与地球整体的图像紧密相连的人类团结统一概念深深塑造了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易。
[2]作者将这两个词语并置，疑是有意区别二者。后者盖指未能明确指出地球是一个球体，但仍然以整体性的视角认知、表现地球。——译者注

作为太阳神，阿波罗同天体的形状与规律性运动直接相关，而天体长久以来提供了和谐的范本和隐喻，这种和谐既能从视觉上理解也能从听觉上理解。以数学形式表达的音乐一直与行星形状联系在一起，而行星运动则通过超验的狂喜状态与星球与个体灵魂无中介的联系产生了关系。对宇宙之梦（somnium）的看法与经历是对于地球的理解与表现中反复出现的特征，而这构成了这项研究的第三个部分。

将地球上多样的生命统辖为统一的画面的阿波罗式的凝视，是个体化的（individualized），是从单一视角出发的神性的、宰制一切的视阈。那样的视阈同时是放权（empowering）与捉权的（visionary），暗示了从地球进入行星与恒星的领域的飞升。这飞升的主题联系了地球与天球，以致于在飞行中升入地球之上成为了全球性思考与想象的长久元素。对灵魂飞升的坚信，亦即对人类生命的命运是进入地球表面之上的天国而超脱的坚信，与宇宙之梦欣然接受的和谐之形而上学相连。又或者，阿波罗式的凝视为自己攫取神性的权威，从神圣的中心将权力辐射遍地球表面，帝王般地将人类的权威施加与投射到地球的最远端。在透过希腊罗马的遗产而折射出的将基督形容为神人（God-man）二性的叙事中，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成就了西方基督教的普世性目的论。帝国的当务之急通过地球的图像描绘出来，并以以世俗与宗教权力为轴的地球表面为中心。两千年以来，凯撒与教皇之城罗马在西方想象中一直被描绘成典型的全球性城市。

在西方想象与思考中，这些主题在地球的图像、含义和道德解读中相互结合。我在书写它们时，试图忠实于想象、道德思考与描绘地球中明显可见的实际举动的不可分割性。以下九章构建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二十世纪的地球图像与含义谱系。它们并不暗含线性或进步的历史叙事，尽管这样的叙事在地球概念与全球化本身那里总是隐蔽的，时常又清楚明白。我最仔细关注的是早期近代阶段，围绕欧洲人首次环游地球、将其重新安置于他们对宇宙的理解中并彻底变革其在模型与地图上的表现形式的十六世纪。章节标题指涉地球与西方经历的重要联系：帝国与诗性的、古典的、基督教的、海洋的、视觉的、象征的、启蒙的、现代的和虚拟的。每一章都关注一定数量的地球或寰宇的具体图像，以此组织对于宇宙地理学观点的讨论。我的目的是揭示当代全球性思考的深层根源，承认如今地理想象植根于的在某种程度上异常复杂的宇宙地理学传统。地球的表现形式对西方想象施加了特别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鉴于西方文化的主动全球化，这不足为奇。

致谢

在书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受到了许多帮助，无法一一致谢。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度过了这个由纳菲尔德基金会（The Nuffield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使我有机会查阅各式各样人文科学方面的地球文本和图像。其后我利用了伦敦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人员的资源和技能，尤其是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Catherine Delano Smith)在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地图室和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组织开展的制图学历史研讨。本书的各个部分都在大学学系的研讨会与英国美国的会议上的汇报（presentation）中得到了改进。

朋友与同事们慷慨给予了我诸多具体的点子和帮助，其中有史蒂夫·丹尼尔斯（Steve Daniels）、伯纳德·德巴尔比厄（Bernard Debarbieux）、安妮·戈德莱夫斯卡（Anne Godlewska）、迈克·赫弗南（Mike Heffernan）、里克·贾泽勒（Rik Jazeel）、帕蒂·凯尔纳（Patty Kellner）、卢西亚娜·德利马·马丁斯（Luciana de Lima Martins）、苏珊娜·莫顿-布朗德（Susanna Morton-Braund）、亚历山德罗·斯卡菲（Allessandro Scafi）、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和阿图罗·托西（Arturo Tosi）。我要特别感谢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点子，还有勒拉尔热（Le Large）对克罗内利（Coronelli）的地球仪的评论。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和费利克斯·德赖弗（Felix Driver）阅读了原稿的绝大部分，他们的评论也填补了我地图知识的空白，使我得以（修正）许多鲁莽的论断。奥利·德尔齐（Orly Derzie）寻找并取得复制图像的许可，做得很棒。所有错误和误解都只代表我个人的缺点。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地理系社会文化小组的同事和研究生提供了振奋人心的知识环境，而且在院系（的努力下），提供了公休假以便完成我的著作。但是首先与最持续推动我的工作的是我的妻子，卡门（Carmen）。不仅她家在休斯顿的房子和船使得研究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图像成为可能，她还是这本“地球之书”最长久的支持者。在把本书题献给她时，我希望她会感受到等待是值得的。

帝国与诗性的地球

谁能理解？在这里，圆能够说话，
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没有双翼，
把自己的空间与世界隔绝
只是为了纯粹的游戏[1]。
在这里没有谁懂得
谎言。一个未知的概念
在这个完美的圆环中清晰可见。
是谁把它描画出来？是鸟，还是几何学家？
一个追赶自己的人。
不休息，除了存在，
除了穿越自己的对立面与自己重逢别无目标的运动员。
它是眼球。它是日月。
它的领地由众星描画。
只有上帝能抹去它，并创造出乌有这个词汇。
我们赞颂，我们崇敬圆。[2][3]
——罗贝尔·萨巴捷[4]（Robert Sabatier）《伊卡洛斯》（Icare）[5]
[1]此处原书作jour，注释译为day，有误。原文为jeu，表示游戏、玩耍、娱乐。——译者注
[2]大体参考本书注释译出，部分语句参考了机翻和法语词典。原注所附诗歌翻译删去。——译者注
[3]罗贝尔·萨巴捷（Robert Sabatier），《伊卡洛斯》（Icare），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1976年，再版于让-皮埃尔·卢米涅(Jean-Pierre Luminet)，《诗人和宇宙》（Les poètes et l’universe），巴黎：谢尔什·米迪出版社（Le Cherche Midi），1996年，203页，作者自译。
[4]罗贝尔·萨巴捷（1923-2012），是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5]诗歌原名Icare是拉丁语Icarus的单数呼格形式。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人物，在逃离克里特岛的过程中因距离太阳过近，假翼上的蜡融化而落水致死。——译者注

在希腊罗马的神话体系中，福玻斯·阿波罗（Phoebus Apollo）驾着金色的太阳战车（chariot）从地球上驶过，勾画出昼夜往复（diurnal）的弧线。他从苍穹不动感情发出的箭为世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祸。在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po de' Barbari）[6]的版画中，阿波罗骑在球体上，而夜晚的月神狄安娜悄声往西进入林荫中。（图1.1）在基督教图像中，阿波罗变成了复活的基督，通过肉体的复活与升天救赎人类，使天和地重归于一。文艺复兴时代的王子们在修辞学方面相互竞争，以追求阿波罗式的对于环游过的地球的概览式（synoptic）的理解，而潇洒的王牌飞行员和宇航员作为现代阿波罗、先前只在梦境与想象中可见的球体的亲见者而名噪一时。与地球分开而不隔绝，阿波罗代表了对完整性的渴望、对权力的期望、超验的梦想和对辐射（意象）的利用。

[6]雅各布·德巴尔巴里（1460/1470-1516），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译者注

1.1 《阿波罗和狄安娜》（Apollo and Diana），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po de' Barbari）创作的版画，1500年。太阳神阿波罗跨坐在天球上，此时月神狄安娜在黎明落下。©大英博物馆版权所有。

阿波罗式的目光是概观和全知的，在智力方面是超然的。在其凝视下，地球是平面或者薄膜。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70年出版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第一部声称自己包纳寰宇（whole earth）的系统性地图集，以阿波罗式的联想作为这个新颖的文化工程的开场白。一首序言性质的诗歌狂想使其制作者就座于阿波罗的战车，而1579版本中开篇的球体投影图（planisphere）使人想见塞涅卡（Seneca）的话：“这就是由这许多民族的刀光火影分割的弹丸之地么？凡人设立的疆界真是何其荒谬！”（图1.2）

1.2 《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70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及其斯多葛主义的隽语。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如今，地球依旧维持着相当多样且强有力的联想。全球化——经济的、地缘政治的、技术的以及文化的——被广泛认可为第二个千年生活的突出特征，使遍及网络化、虚拟的表面的阿波罗式视阈成为可能。来自典型地位于阿波罗的传统的权力范围的空间和社会界限之外的地球的坚实土壤的抵抗，宣告了其男性式的欧洲中心主义[7]，一种无可救药地归于向从属的社会和自然世界行使权力并将其合法化的全球主义的局限性。（对此的）批评在历史上和道德上都很有根据。但是这个问题绝对不简单。阿波罗式的视角激起了向他们安抚西方安逸自在的**制一样频繁被扰乱的、有关地球表面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伦理问题。它也激起了一种关于全球空间的诗学，一种超越了物质的和可见的（地球）表面的信念。想象、看待、表现地球的文化史——阿波罗的目光——把具有历史深度的地理想象缝补到通过持续加工重塑（reworking）不断扩大的全球图像、叙事和神话档案定义西方的全球化实践中[8]。

[7]阿波罗的性别是模糊的，在**制的希腊文化中他和智力的关联将他和男性联系起来，使得他跟与激情的关联使自己雌雄同体的形象与女性追随者联系起来的狄俄尼索斯形成对比成为了可能。
[8]“西方”和“欧洲”本身就是与这里讨论的全球主义相关的大陆地理学的产物，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参见马丁·刘易士（Martin Lewis）和卡伦·魏根（Kären Wigen），《大陆的神话》（The Myth of Continents），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

地球是拥有巨大的想象性力量的图形；直到1968年“看到”[9]圆形的地球还是意味着想象它，一个经常与视觉经验密不可分的活动。获得这样的全球性视野就是挣脱地球的束缚，摆脱时间的镣铐，消除日常生活的偶然性，以取得梦想与和谐的普遍时刻。梦想（reverie）是与拉丁文somnium长久以来同升入地球之上相联系的想象性的睡梦的义项最接近的英文翻译[10]。阿波罗的同伴是缪斯；他的里拉琴（lyre）和弓一样重要。阿波罗式的音乐创造于旋转的宇宙球体的数学上的和谐。与世俗音乐相竞争，阿波罗的音乐屡屡战胜，其和谐超越了听力所及。德语词Stimmung[11]捕捉到了有生命的地球对回响的、普遍的和谐的协调、配合（tuning）[12]。它补足了太阳光那耀眼的几何形状。阿波罗的形象以此方式激起了沐浴在安详的凝视下的统一的世界、拥有完全的美丽和不可量度的生机的球体的概念。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描述了这样的视角：
[9]英语see除了有“看到”的意思，还有“设想”的意思，作者这里似乎在运用双关。——译者注
[10]关于这个问题最经典最权威的著作（locus classicus）是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关于〈西庇阿之梦〉的评注》（Commentary on the Dream of Scipio），威廉·哈里斯·斯塔尔（William Harris Stahl）翻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2年。卡尔·荣格（Carl Jung）关于梦的著作频繁触及飞行与日神精神（Apollonianism）。见卡尔·荣格（C. G. Jung），《原型与集体无意识》（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cious），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Routledge & Kegan Paul），1959年。
[11]这个词派生于Stimmen，后者含有“使得和谐”“使得适宜”的意思。这个词语既可以表示乐器的校音，也可以形容灵魂方面，表示情绪、性质、气氛。——译者注
[12]列奥·施皮策（Leo Spitzer），《古典与基督教的世界和谐构想：词语“Stimmung”阐释导论》（Classical and Christian Ideas of World Harmony: Prolegomena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Stimmung”），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3年；费尔南·哈林（Fernand Hallyn），《世界的诗性结构：哥白尼和开普勒》（The Poet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Copernicus and Kepler），纽约：界域丛书（Zone），1993年。

首先，据说大地从上往下看就像那些用十二块皮缝制的圆形的球；它有许多种颜色，有关这些颜色，我们的画家使用的颜色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整个大地有这些颜色，但比这些颜色更明亮，更纯洁；一部分是海蓝的，极为美丽，一部分是金黄的，还有一部分是白的，比粉笔和雪更白；大地还有其他颜色，比我们见过的颜色数量更多，更加绚丽。大地的这些洞穴里充满水和气，呈现出它们自己的颜色，在多种颜色中闪现，整个大地看上去色彩绚丽，连绵不绝。[13][14]
[13]这里的中文翻译引用自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08页。——译者注
[14]柏拉图，《斐多篇》，转引自布莱恩·哈利（Brian Harley）与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共2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1994年，第1卷，《史前、古代、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的地图学史》（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Ancient, and Media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137-138页。

看到地球的观念似乎也引发了整饬（order）与控制所见对象的欲望。在基督-阿波罗（Christ-Apollo）地上的事工（earthly ministry）的开端，他被带到旷野的一个高处，被给予地球的权柄。皇帝、国王和企业屈服于相似的试探[15]，描绘地球和全球性的全景画（panorama）以宣称对地球的权威。残酷的统治现实由概览式视野其平静的统一一致性缓和为表面上的和谐。
实现阿波罗式的视阈需要球面几何、图像和文学上的艺术技巧作为表现上的辅助。这样的表现方式的历史是复杂的，既与对物质财富、权力和权威的欲望相连，又同形而上学的沉思（speculation）、宗教渴望或诗性的情感息息相关。
[15]这里指的就是前一句提到的圣经故事。基督被引到犹大旷野之后，魔鬼出现，耶稣三受试探，第三个试探就是敬拜魔鬼，将得到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前文语未详。——译者注

命名地球

地球的确拥有球体的几何形状、它绕着与其他球体有确定的时空关系的轴旋转并由此维持生命条件，这些是我们如此熟悉的事实，以致于它们部分遮盖了它们在想象力方面的重要性。一些关于地球和天体旋转的知识和天文学上对时间和季节的确定是每个文化的知识遗产，是教授自然哲学、宇宙学或地理学的开端。[1]这些学科的观察结果产出了固定（在罗盘上）的罗经点（fixed compass points）、线[2]和坐标，拥有巨大的符号力量的抽象网络的理论框架。宇宙学的理解和沉思的主要工具是历法图像与历法模型，在希腊罗马的传统中是浑天仪（armillary sphere）、地球与天球以及球体投影图或者世界地图。就像所有的图像和表现形式，这些东西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外在现实客观无辜的复制；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为服务于多种多样的用途而被制造使用，并作为引人向往的财产和符号性的物品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价值。[3]它们在为它们描述的现象建构知识与意义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球状的几何图形象征着统一和完美，甚至神性，所以描绘地球的圆形可以将归于地球实际形状的意义赋予到被表现出来的物体上。哥白尼革命正是通过传播不仅挑战了想象与经验行星排列与运行的方式，更是挑战了想象与经验人类在此被创造并存在下去的整个宇宙体系的宇宙地理学图像而取得胜利的。20世纪的地球照片同等地激发了在对社会、自我和世界的感知方面的深远变化。这两组图像都界画了全球化地球演变的关键时刻。

[1]宇宙学不断变化的含义在第4章和第5章讨论。
[2]这里指的可能是经线、纬线、赤道、黄道、回归线一类的。——译者注
[3]莉萨·贾丁（Lisa Jardine），《世俗商品：文艺复兴新史》（Worldly Goods: 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1996年；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贸易领土》（Trading Territories），伦敦：回应丛书（Reaktion），1997年。

几何的、绘图的、文本的以及数字的技巧以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以表现地球还有它的空间、时间关系。[4]宇宙学、地理学和地图制图学紧密相关，虽然今天它们是有截然不同的历史的截然不同的实践。当我取用这些历史的时候，我的意图不是复制或者是大幅补充它们。[5]我的关注点是由水陆组成的地球和一套有限的观念和图像，逐渐全球化的西方文化在涉及普遍空间和时间时正是凭借后者将自身置于地球的表面和更大的宇宙中。[6]组织了我的讨论的当代英语词汇，比如全球（globe）和地球（earth）[7]或帝国（empire）和人类（humanity），遮盖了其意义在具体的地点与时间语境中被制造与重造的复杂的、不断流变的而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经历和文化实践。然而，对地理和历史语境的关注不能忽略含义与时间的漫长谱系，文化正是通过记忆、学习与模仿借此改写认同的。这样的与地球相关的文本与图像遗产巩固着如今的社会与环境的全球主义。

[4]佛朗哥·法里内利（Franco Farinelli），《世界的符号：现代的地图图像和地理话语》（I segni del mondo: Immagine cartografica e discorso geografico in età moderna），佛罗伦萨：新意大利出版社（La Nova Italia），1992年；斯韦特兰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描绘的艺术：十七世纪的荷兰绘画》（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John Murray），1983年，119-168页。
[5]近来的英语地理历史关注现代阶段，例如，戴维·N. 利文斯通（David N. Livingstone），《地理学的传统：一个纷扰事业的历史片段》（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牛津：布莱克韦尔（Blackwell），1992年。有关古典与中世纪的地理学参见E. H. 邦伯里（E. H. Bunbury）1879年印行的经典两卷本著作，《从最早的时代到罗马帝国陷落的希腊罗马古代地理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among the Greeks and Romans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再版，纽约：多佛出版社（Dover），1959年；J. 奥利弗·汤普森（J. Oliver Thompson），《古代地理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48年；乔治·H. T. 金布尔（George H.T. Kimble），《中世纪的地理学》（Ge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伦敦：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1938年；与克拉朗斯·J. 格拉肯（Clarence J. Glacken），《罗得岛海岸上的足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法国作家对这一阶段给予了更多关注，例如，让-弗朗索瓦·斯坦斯扎克（Jean-François 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笔下的气候》（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 Le climat chez Aristote et Hippocrate），巴黎：阿尔马丹出版社（L’Harmattan），1995年。另见布莱恩·哈利与戴维·伍德沃德《地图学史》；及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编，《地图》（Mappings），伦敦：回应丛书，1999年。
[6]马丁·刘易士和卡伦·魏根，《大陆的神话》。
[7]在并列与辨析词义时暂时用这两个词语对译只是权宜之计。鉴于中英词语无法一一对译，后文出现“地球”“全球”“世界”“寰宇”“寰球”“大地”这些词语时都不意味着与某些英文词汇的一一对应。——译者注

自然与社会的图像总是相互镶嵌，还延伸到个体的自我反思，故而地球表现方式的历史触及着个体无意识的深度。词语地球（earth）正是以这种方式捕捉到地球的物质性，将其仅仅表达为自然，而世界（world）表示帝国和人类更加欣然向往的更加社会化的普遍性。发源于斯多葛哲学的全球主义中与此有关的主题，是人类的存在和能动性，当其在阿波罗式的视角中被置于广阔的全球空间的背景下，是琐碎而微不足道的，纳入了其广大的“自然”中。尽管这是当代逐渐普遍化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奠基性观点，但他也在崇高庄严（sublimity），那种在约翰·弥尔顿的诗歌中形容、在十九世纪的圣经场景画家约翰·马丁的作品中描绘的宇宙之巨大与规律性面前的崇敬甚至畏惧感的观念中有其根基。地球给人的崇高感推动了对生命的起源与命运的思考，因此末世论和目的论是全球主义的塑造性主题。

三个英语词汇共同描述这个星球：地球（earth）、世界（world）和全球（globe）。（虽然）可以互换，每个词都有自己特有的激发联想的力量。地球是有机的整体；这个词语表示生物根深蒂固的习俗本能、养育和栖居。它还暗示着依恋和居所：地球是生物长出、生活与复归尘土的大地。地[8]是同水、气、火一道组成前现代思考中的地球（terrestrial sphere）的中心、稳固的元素。地球还是土壤，尤其是为耕作而耕犁的肥沃土壤。日耳曼语族和罗曼语族的语言都赋予地球以阴性，并附上首字母大写的母亲（来称呼它）。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志学家（iconographer）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9]将特拉（Terra）[10]描绘为一名坐在一个球体上的女性，以此象征不动的地球。被动物围绕，她右手拿着另一个球体，以各种香草为衣，穿着植物和丰饶之角做成的头巾。[11]在当代术语中，地球比起是空间的，更不如说是环境的，当指涉这个星球的时候，它通过其在农业上的隐含意义与实际上与全球（the global）对立的在地的含义建立了联系。

[8]在英语中，earth既能表示地球，也能表示大地。——译者注
[9]切萨雷·里帕（约1555-1622），是意大利图像志学家和学者，著有《里帕图像手册》（Iconologia），颇有影响力。——译者注
[10]特拉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大地女神，对应于希腊神盖亚（Gaia），其符号与象征是水果、花和丰饶角。——译者注

[11]马泰奥·弗洛里尼（Matteo Florini），《佩鲁贾的切萨雷·里帕的图像手册》（Iconologia di Cesare Ripa Perugina），2卷本，锡耶纳，1613年，第1卷，202页。

与地球相比，世界（world）更加有社会和空间的含义。世界暗指认知和能动性。单是意识就能构成世界：人类来到这个世界（into the world），他们变得世俗（worldly）；他们创造生活世界（life-worlds）或理念世界（worlds of ideas）、意义世界（worlds of meaning）。世界是符号学的造物；在新约中世界起因于话（Word）[12]，包罗了世间万物。我们降生于这个世界，可以入世与出世，死后或许还能进入另一个世界。世界可能类似或冲突，我们可以想象过去的或者更好的世界。在罗曼语族（尽管日耳曼语族并非如此）中，世界是阳性的。里帕笔下的世界（Mundus）是着一袭杂色长袍处于强势地位上的男人，他头顶金球以显示世界的力量。[13]世界暗指地球表面的流动与交流，以及由之带来的权力与权威。但这里也有道德上的含混多面性：在早期现代的文化中象征性的世界夫人（Lady World）是一个站在，或者紧密关联于地球的穿着雅致的女性。她代表着对地球过于依恋的道德危险。[14]

[12]这里指的应该是上帝以言语创造世界。——译者注
[13]同上，第2卷，62页。里帕提供了另类的、更老的世界形象：潘的萨堤尔形象。
[14]理查德·赫尔格森（Richard Helgerson），《地图的愚蠢与现代性》（The Folly of Maps and Modernity），在“纸上景观：地图、文本与空间建构，1500-1700年”（Paper Landscapes: Maps, Tex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1500–1700）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玛丽王后与威斯特菲尔德学院出版社（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伦敦，1997年。

地球和世界都不能表示全球（globe）的空间性。全球将这个星球与球体——其抽象几何形状——联系起来，比起物质的组成和领土的组织更强调体积和表面。与地球和世界不同，全球被拉开距离，成为概念与图像，而不能直接触摸与经验到。作为全球，这个星球以几何方式被构建出来，其偶然性化约为线和形状构成的平面图案。故而全球是视觉与图像的，而非经验与文本的。作为一个球状体，球形的地球（the globe of Earth）可以与其他球体联系起来，比如在托勒密行星系统中旋转[15]或者算命师制作的水晶球。全球的形状在人的眼睛或者女性的乳房中得到了人格化的表达（见图7.1），产生了联系有性（gendered）的人类身体的小宇宙（microcism）与星球的大宇宙（macrocosm）的形状诗学。术语全球主义利用了全球的抽象产生了与地球和世界相当不同的联想。它丰富的象征潜力使得全球在这三个词语当中最适于图像与符号含义的研究。

[15]这里指的是水晶球体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相信的宇宙模型。他们认为宇宙是由多层的水晶球构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