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Darko Suvin所著《Splendour, Misery, and Possibilities — An X-Ray of Socialist Yugoslavia》

1939 年的統計數據中，「受薪者」 約有 90 萬人，但這一類別中包含大量白領職員。戰前產業工人與礦工的精確人數無從知曉，估計就業人數在 24 萬至 35 萬之間（含其家庭成員），這些人主要就職於小型企業；1945 年，這一群體中約半數人仍在工作。

1941-1945 年戰爭與革命期間，約 9 萬名技術工人喪生 —— 即便假設戰前小型作坊中的技術工人比例遠高於戰後，在我看來，工人群體在游擊隊鬥爭中的整體參與度仍相當高。

但從人數上看，工人群體遠少於農民群體；在黨的高層中，工人的代表性也不如知識分子，但仍比工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高出數倍。1948 年，南斯拉夫共產黨黨員中（宣稱）出身工人的比例為 30%，而從地方黨委到最高層黨委，出身工人的成員比例約為 40%，聯邦中央委員會中這一比例也不例外。

在我所研究的時期內，官方統計數據或已發表的研究中均未正式承認 「工人階級」 的存在（僅提及 「勞動人民」 或 「自治者」），因此所有人都必須自行推斷實際情況。1945 年，南斯拉夫領取工資者為 46 萬人；到 1955 年，「生產領域自治者」 人數激增至 150 萬，1961 年超過 200 萬，1971 年超過 320 萬。

官方統計通常將這一群體與企業 「專家」（工程師及其他人文社科領域的大學畢業生）、管理人員，甚至企業職員合併統計，歸入 「勞動人口」 或 「生產性人口」 類別；到 1971 年，這一合併群體人數增至 430 萬，1976 年增至 480 萬，其中女性占 1/4 至 1/3（《南斯拉夫統計年鑑 1981》，第 80 頁），而其中產業工人占比估計為 60%——1971 年約為 260 萬。

60 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CPY）官方統計的黨員中，工人黨員為 34.6 萬人，占黨員總數的 34%；然而，即便對已晉升的黨員而言，「工人階級出身」 也常常被用來替代其當前職業：「那些在社會權力等級體系中獲得職位的工人階級成員…… 在生活狀況、利益訴求、生活方式與意識形態上，已與原階級切斷了聯繫」。

屆時，黨內實際體力勞動者的比例或許不超過其在勞動人口中 30% 的占比，但這一比例本身已算得上是一項顯著成就。1963 年至 1970 年，工人在聯邦議會中的占比從 5.5% 驟降至 0.6%（總計僅 4 人……），在 8 個共和國議會中的占比從 7.5% 降至 1.3%，在地方議會中的占比則從 14.6% 降至 13.1%。總而言之，借用林肯的表述，南斯拉夫政府是否 「為工人謀福祉」，這一問題仍有待探討；但除了工人在其中擁有一定實際權力（儘管權力有限）的實際生產企業領域之外，南斯拉夫政府既不 「由工人組成」，也不 「依工人運作」。

工人數量的增長是南斯拉夫快速工業化的結果，而這種快速工業化之所以能夠實現，一方面是因為上層施加了強大壓力，要求大規模利用日益增長的新勞動力；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對主要由非技術或半技術勞動者構成的剩餘勞動力進行強制性積累 —— 這些勞動者通常既沒有工人階級傳統，也缺乏城市公民傳統。這首先意味著當時的工人階級呈現年輕化特徵：直到 1965 年，56% 的工人年齡在 35 歲以下，且工齡不超過 10 年，而年齡超過 50 歲（即可能在二戰前就已參加工作）的工人僅占 9%。此外，1953 年，在 160 萬體力勞動者中，36% 屬於 「非技術工人」，他們主要是剛從小學畢業的學生和 / 或農村移民，實際上常常是在土地與工廠之間奔波的 「農民工人」—— 這些人大多來自人口多、土地少的家庭，且在 70 年代中期之前，其相對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直到 1971 年，受教育年限不足 4 年的工人比例仍至少維持在 1/4；即便到 1961 年，文盲率仍超過 5%。

另一方面，高技術工人的比例從 1961 年的 4.7% 上升至 1976 年的 9.7%；1976 年，「技術工人」 占比為 29.5%，其餘則為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1966 年及整個 70 年代，高技術工人的平均淨收入比 「技術工人」 高 38%，比 「半技術工人」 高 65%，比非技術工人高 84%。基於技能水平、收入狀況和就業穩定性，工人階級內部出現了明顯的意識形態分層或不同派系。與其他國家情況類似，60 年代占比 5%-9% 的高技術工人很可能具有獨特的階級意識，這使得他們更積極地參與政治和自治管理；而另一方面，非技術工人雖然反抗性更強，但 「政治意識遠低於技術工人，且組織性也差得多」。70 至 80 年代，非技術與半技術工人派系的占比仍估計在全體工人的 30%-40% 之間；但這一比例也可能接近或超過 50%，因為該派系還包括越來越多的非正規勞動者 —— 他們部分處於半合法狀態，未被官方統計，一隻腳紮根工業，另一隻腳仍與農村相連。學者舒瓦爾對這一流動群體的評價頗為尖銳： 「大量非技術或半技術工人 —— 他們教育水平低下甚至毫無教育背景，來自落後的農民階層，從事繁重且重複性的勞動，被排除在自治體系之外 —— 仍生活在社會邊緣，被困在季節性勞動和外籍勞工（Gastarbeiter）的特殊聚居區中，同時還受制於小塊土地上的非正式經濟；他們不僅帶有農民階級的特徵…… 還具有流氓無產階級的意識特徵。」

我不確定 「流氓無產階級意識」 具體指什麼，但眾所周知，剛到城市務工的農民在最初階段基本屬於純粹的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 在他們眼中，工業勞動除了能換取金錢外，沒有任何其他價值。

總而言之，若將非技術工人與農民工人歸為一個階級派系，那麼工人階級內部至少存在四個派系，而女工群體或許可被視為第五個派系。

自 1952 年官方設定最低工資標準以來，工人的最低工資始終比職員低至少 10%-20%，且這一差距還在不斷擴大；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即非技術工人與高級官員及專業人士的收入）之比，在生活節儉的 50 年代可能低至 1:3.5，而到 1968 年已擴大至 1:10。當時的一個主要難題是，城市新移民數量激增，住房供應卻嚴重不足 —— 按規定，僱傭這些移民的企業應解決住房問題。但另一方面，全職工人階級除了能獲得幾乎終身穩定的就業、醫療保險、養老金和其他諸多福利（如價格低廉且時間充裕的假期，高技術工人還能獲得廉價住房等）外，其生活水平也顯著高於戰前，且在 1980 年之前一直保持穩步提升。因此，這種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遠沒有霍加斯、恩格斯和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那般殘酷 —— 後者給英國民眾帶來了長達三個世紀的極度苦難與異化。

工人階級對政治統治階級（politocracy）及政府的態度缺乏充分文獻記載，但絕大多數工人顯然沒有表現出敵意。直到 70 年代中期，相關調查結果不僅數量稀少，且相互矛盾。1963 年一項關於社會流動性的調查顯示，80% 的工人對自身身份感到滿意，70% 的工人認為自己得到了社會的尊重與重視，但 85% 的工人希望自己的子女成為職員。數年後，部分最勤勞、技能最高的工人成為了前往西歐的移民主力軍：儘管在西歐的外籍勞工（Gastarbeiter）生活環境惡劣，但他們的月均工資仍是國內的 3.5 倍。

1981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在南斯拉夫 19-60 歲的 1300 萬人口中，700 萬人處於就業狀態（塞爾維亞語 「radni odnos」，指建立僱傭關係的就業）—— 其中，工業領域包括體力工人、工程師、技術人員、白領職員和管理人員；非工業領域則包括上述後四類職業人員及專業人士；100 萬人在失業局登記失業；近 100 萬人（1971 年已達到這一數字）移居國外；剩餘 400 萬人的身份則未被完全確認。這部分未被確認身份的人群由誰構成？

這些處於統計縫隙中的人群，一方面包括農村女性、全職家庭主婦、20 萬無勞動能力者、30 多萬學生，以及約 80 萬城市個體經營者（主要是手工業者）；另一方面則包括數量不明的未登記非法勞動者。這些非法勞動者多為季節性非技術工人，主要來自多瑙河 - 薩瓦河 - 庫帕河以南的貧困地區，從事短期建築工作等，頻繁更換雇主。

這些最終形成的 「不穩定」 勞動者，與南斯拉夫的失業人群及在西歐就業的工人共同構成了一個異質的半無產階級群體 —— 這一群體未被理論或公眾輿論所認可，卻對全職工人群體乃至整個民主制度或社會主義制度構成了長期威脅。若將家庭主婦也視為 「勞動者」，那麼當時超過 20% 的 「勞動人口」 生活在過度剝削的環境中。這與學者舒瓦爾所指出的 「20% 人口處於生存最低水平」 的結論相符。

最後，所有獨立研究者均認為，從客觀經濟 - 心理地位來看，作為自治制度承載者的工人階級是一個原子化的階級 —— 由於缺乏經驗、被企業分割、沒有工會傳統等因素，這一階級未能成為 「自為的階級」（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81 頁）。即便在 60 年代後罷工事件愈發頻繁，但這些罷工幾乎都由薪資訴求引發，且僅限於單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