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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斯大林化” 进程混乱无序。1956 年 6 月底爆发的波兹南骚乱后，苏联试图遏制东欧地区共产党控制力减弱的趋势。令南斯拉夫人不安的是，莫斯科于 9 月 3 日向所有东欧共产党散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警告他们警惕 “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 这一铁托主义 “病毒”，并重申苏联模式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铁托与赫鲁晓夫紧急在布里俄尼群岛与克里米亚举行会晤，试图化解意识形态分歧，但未能成功。随后，波兰与匈牙利爆发的突发性分裂运动 —— 尤其是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 —— 彻底打破了双方团结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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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铁托低估了赫鲁晓夫的固执，反之亦然。两人在 1955-1956 年间签署各项协议，均有战术层面的考量。铁托准备支持苏联对西方的政策，“并利用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他所认为的共产主义长远利益”；而赫鲁晓夫则满心期待南斯拉夫能遵循苏联的路线，想当然地认为 “小国政党的权力应受到严格限制，一旦团结局面恢复，南斯拉夫就应回归其应有的地位，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队中的初级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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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 “去斯大林化” 演讲，加速了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进程。这也促使铁托在 1956 年 6 月访苏期间，决定恢复与苏联的正式党际关系 —— 当时苏联领导人似乎接受了 “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 原则。随着双方和解，南斯拉夫领导层中的亲苏派，以及铁托本人，都设想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与亚非 “进步” 不结盟国家组成的大联盟，而南斯拉夫则充当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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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57 年间，部分南斯拉夫官员曾考虑重返社会主义阵营；他们对苏联本身，以及对马列主义理想中所蕴含的国际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依恋，这使得他们对苏联世界观与政策的转变持过度乐观的态度。苏联认可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公开承认过去对南斯拉夫的不公、并愿意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长期贷款 —— 这些举措让他们认为，东欧局势的缓和、苏联为与西方缓和而采取的建设性外交行动，以及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都是不可逆转的自由化趋势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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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5 月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后，南斯拉夫所有领导人都认同的一点是：1954 年 8 月签署的《巴尔干公约》（该公约取代了斯大林去世一周前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已不合时宜。1953 年 6 月，铁托曾将《友好合作条约》称为 “必要举措”，认为它 “是和平的坚强堡垒”，并承诺南斯拉夫将继续作为忠诚成员，不会削弱该条约的效力。但到 1955 年 3 月，南斯拉夫却倾向于搁置为《巴尔干公约》注入活力的所有努力，部分原因是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加剧，而主要原因则是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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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 1957 年 11 月 81 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时，南斯拉夫人才意识到，苏联领导层并不愿意在平等基础上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打交道，也不准备建立南斯拉夫所认为的、任何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 “联合体” 所必需的伙伴关系与意识形态灵活性。不过，在 1955 年夏天，这些困境却是真实存在的，而各种选择也都具有诱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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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政策显然正经历重大调整，这一局势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能力构成了极大考验：随着与苏联集团关系的改善（最终于 1956 年 6 月恢复党际关系），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部分人主张恢复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密切联系；另一些人则支持向西欧倾斜；还有一部分人（当时可能占少数）呼吁积极与亚非不结盟国家开展合作。铁托本人则声称，南斯拉夫应扮演 “东西方桥梁” 的角色，这一表态暗含与第三世界结盟的意味。然而，在假定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合作、并由南斯拉夫充当社会主义阵营与不结盟世界纽带的诱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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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5 月 14 日，南斯拉夫政府宣布，苏、南两国领导人近期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最高级别” 会晤。此次会晤由莫斯科主动提议，是两国关系近一年来正常化进程的戏剧性高潮，也彻底证明了贝尔格莱德政策的正确性。铁托重申，南斯拉夫有意维持自 1948 年以来与西方建立的密切联系，但同时也对苏联外交的建设性举措表示赞赏：除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外，莫斯科还准备与奥地利签署和平条约、从芬兰撤出军事基地、提交全面裁军提案，并同意于 7 月在日内瓦与西方大国举行首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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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程访印前夕，铁托向莫斯科发出警示，明确表示南斯拉夫不会为改善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而损害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尤其是在经济协定方面：“我们如今无法收回此前的所有言行…… 我们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众多贸易及其他协定，获得了大量信贷，且仍承担着多项尚未开始履行的义务；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部分西方国家的援助，例如美国、英国、法国 —— 迄今为止，这些国家并未表现出敌视我们的态度，反而在我们需要时伸出了援手。因此，我们视它们为朋友，没有理由、也丝毫没有意图断绝与它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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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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