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 发达的北部大致对应前奥匈帝国领土，欠发达的南部则大致对应前奥斯曼帝国领土（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省）。各共和国和省份 “经济与政治自主权的提升”，以及中央领导层 “承认民族差异活力” 的态度，并未削弱其 “缩小（甚至消除）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的决心。但这些目标看似相互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 “国家与党中央机构” 围绕 “稀缺投资资源分配” 爆发地区冲突。

1-17 · 伯克斯（Burks）指出，从发展水平来看，南斯拉夫存在 “两个世界”：发达的北部，包括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萨瓦河以北的克罗地亚，以及贝尔格莱德及其周边地区；欠发达的南部，包括塞尔维亚本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科索沃、马其顿，以及萨瓦河以南的克罗地亚地区。

1-17 · 随后的冲突表面上围绕 “国家（或联邦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参与经济” 展开。冲突的制度场所时而从党的高级委员会转向联邦政府，时而又转回；冲突焦点也在 “意识形态构建” 与 “实质性政策选择” 之间摇摆。但无论是党的会议还是联邦政府的讨论，地区冲突从未完全缺席 —— 因为驱动冲突的根本条件始终未变：基于 “联邦国家与党内部划分” 的政治分裂，与基于 “民族和经济发展水平” 的社会分裂相互重叠。

1-17 · 这些变革仅得到委员会多数成员（包括铁托）的支持，而非全票通过。坚持 “更集权体制愿景” 的成员，以及他们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的支持者与依附者，反对经济和政治分权。以兰科维奇为首的这一少数派，利用对 “党人事政策” 和 “安全警察机构” 的控制，阻碍改革实施。

1-17 · 但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领导层开始在 “经济政策及其对政治体制发展的影响” 问题上出现分歧。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一系列改革推动了 “经济组织与运作的部分分权” 和 “政治体制的部分民主化”。这些变革显著提升了 “党和国家层面地区领导层” 的两种能力：在中央决策中代表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能力，以及必须这样做的必要性。

1-17 · 除 1954 年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被开除，以及部分成员去世或更替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保持稳定。尽管期间政策有所调整，委员会仍维持了高度团结。

1-17 · 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同时担任党的书记，这些书记控制着全党（包括地区党组织）的组织和人事政策。这一权力赋予他们个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委员会巨大影响力。而其中一位书记 ——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Aleksandar Rankovic）同时掌控着国内安全事务和秘密警察的强制权力，这进一步强化了委员会及整个党的权力。

1-17 · 尽管 “南斯拉夫认同” 被放弃，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党本身仍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权力集中在 “中央执行委员会” 手中，该委员会在此期间的成员规模在 13 至 19 人之间波动。委员会的组成并无明确的代表比例或原则，成员均为党内最具权力或个人权威的人物（无论其官方职位如何），既包括地区党组织领导人，也包括主要在党或国家中央机构任职的官员，且以战前和战时领导层成员为主导。新成员通过 “增补” 程序加入委员会。

1-17 ·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经济和政治冲突加剧导致领导层内部紧张局势升级，“鼓励地区间接触合作” 的政策被搁置。1964 年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时，领导层正式放弃了 “南斯拉夫认同（Jugoslavstvo）” 这一概念。

1-17 · 协议签署方承诺合作编写 “共同语言词典”，并开展其他形式的文化合作。该协议显然暗示这三个群体构成一个单一 “民族”，但并未明确表述这一点。1958 年第七次党代会通过的纲领，将 “鼓励各共和国与民族群体间接触合作” 的政策正式纳入其中。尽管领导层否认 “通过文化融合各民族来创建‘南斯拉夫民族’” 的意图，但 1958 年的党纲仍呼吁 “培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