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為官到治學
1956年,蔡定劍出生於江西省新建縣谷村一戶農家,兄妹五人中排行老二。18歲從中學畢業之後,他入伍守衛福建海防前線。1979年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復校,海防戰士蔡定劍成為復校後的第一批本科生,1982年擔任北京政法學院副院長的江平曾稱讚他為學院1979級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1982年蔡定劍被分配到解放軍總政治部任幹事,4年後又被調配到全國人大秘書組,並於1983-1986年間在北大法律系攻讀研究生,師從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家陳守一先生。
1986年研究生畢業後,蔡定劍再次被分配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先後任職於研究室和秘書處秘書組,官至副局級。
蔡先生從此和民主憲政結下不解之緣,1987年就參與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調研和制定,「可以說是蔡老師早期最重要的一個成就」。大弟子方明說。
上世紀80年代曾被抽調到十三大報告起草組下面的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組,擔任了部分十三大報告的起草。此外他還參與了全國人大一些制度、憲法的修改。
但是「官職越高,越難表達自己的觀點」。2003年,48歲的蔡定劍發表了《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重回母校,開始以一位「幕僚」式學者的面目改換門庭。
蔡先生去世後,劉星紅的手機上接到各地地方人大發來的短訊,說他是「民主憲政的實踐者和先行者」。
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不遺餘力地呼籲從公共預算改革入手,從地方開始試驗。
2007年,他還與財政部財科所合作,推動上海市閔行區第一個啟動了公共財政預算改革的試點。並在今年9月呼籲深圳市也加入這一行列。
「限權,不如從限錢做起。錢袋子控制住了,權力也就限制死了。」方明轉述蔡先生的改革思想,他也在先生的指導下把研究方向瞄準了中國財稅體制的改革。
「行動派」知識分子
蔡門弟子都深受蔡先生「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而他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更是埋藏在他政治哲學深處的一個註腳。
「先生給本科生上公民基本權利保障課,不是按部就班地講理論,而是結合北京的單雙號限行等公共政策來做憲法學分析,強調所學為所用。」方明說。
從2003年以來,蔡先生在社會活動上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反就業歧視行動的研究和組織。蔡先生的助理、法大憲法學研究生王理萬注意到,每年十多所高校的反就業歧視活動,蔡先生都會到國展等招聘會的現場去給應聘者做諮詢,連患病的初期也未間斷。
「研究憲法的學者都在講平等權,真正付諸實踐的很少,但蔡老師都用自己的行動來追求憲法上的平等權。」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認為這「給我們憲法學者帶了個頭」。
殘疾人、愛滋病患者和乙肝病毒攜帶者是最受歧視的三大群體。2004年,蔡老師牽頭組成「反就業歧視研究課題組」,「但由於絕大多數學者都是初涉反就業歧視領域,甚至對於什麼是就業歧視都不十分清楚」,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教授林燕玲說。因此,從2004年到2007年,蔡先生安排了無數次培訓,無數次研討,「他常說,從事反歧視的研究過程,也是我們學習平等的過程」。
唐福珍自焚案發生後,蔡先生第一時間撰寫評論,提出舊的拆遷條例必須廢除。人大、北大五教授的聯名呼籲沒有進展之後,他又在今年10月抱病組織了《拆遷條例》廢舊立新的研討會。
他常常從弱勢群體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的問題入手,「如講平等權要落實到就業平等權,講民主要落實到農民和城市人的選舉權平等上,再召集體制內資源、學術界、媒體、草根力量,結合在一起來行動」。蔡克蒙說。
民主憲政、公民權利等問題,也都以項目的形式結合個案來做。如北京某區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四川雅安黨代表直選試驗、上海閔行區委全委會改革等。「近幾年幾乎一半的時間都投入到做項目上了,有做不完的項目,寫不完的文章。」劉星紅說。
執著的品格
於建嶸、林燕玲、方明和劉星紅、蔡克蒙,都無一例外地用「執著」來形容蔡定劍最重要的品格。
蔡先生去世後,出版社還有兩本法學著作等着他校樣;12月4日的第三屆反就業歧視活動還正在佈置中;一篇談政府過度管理症的遺作《城管與小販戰爭如何終結》也陸續在各大媒體刊發。
「先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念念不忘於事業的決心深深影響了我們。」方明說。而蔡先生辭官之後的「陀螺式旋轉」的工作方式,「也可能為後來的病根埋下了誘因」。
蔡克蒙也接受了父親「不在書齋里做學問」的治學態度,北大法學院本科畢業之後,赴巴黎政治大學攻讀歐盟研究。父親對他的未來有這樣一個期待:在國內讀本科,去歐美讀法律的研究生,再在美國的N G O或聯合國工作一段時間,再回國做幕僚。
蔡克蒙正在沿着這條路前行。他認為做知識分子就應該像他的父親這樣,一要對得起良心,二才是對得起學問。
圖1:2010年11月22日,法大研究生院蔡定劍教授燭光追思會。沈飛 攝
圖2:2008年3月14日,蔡定劍出席南方都市報在北京舉辦的「廣東解放思想論壇」。 南都記者 孫濤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