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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策劃「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其共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名單 經濟學家:茅於軾 吳敬璉 溫鐵軍 張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學家、律師:張思之 江平 賀衛方 歷史學家:袁偉時 朱學勤 秦暉 吳思 許紀霖 丁東 謝泳 哲學史家:杜維明 徐友漁 政治學家:劉軍寧 社會學家:李銀河 鄭也夫 楊東平 作家、藝術家: 邵燕祥 北島 李敖 龍應台 王朔 林達夫婦 廖冰兄 陳丹青 崔健 羅大佑 侯孝賢 科學家:鄒承魯 公眾人物:華新民 王選 高耀潔 阮儀三 梁從誡 方舟子 袁岳 傳媒人:金庸 戴煌 盧躍剛 胡舒立 專欄作家、時評家:林行止 楊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單:殷海光 顧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楊小凱 黃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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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誰是公共知識分子? 他們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 他們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 以聖人標準來苛求知識分子顯然是不現實的,這一點沒有人比蘇珊·桑塔格認識得更清楚,在1997年接受法國某雜誌的一項名為《知識分子及其角色》的國際調查時,這位享譽國際的美國女作家的回答打破了有關知識分子的神話:「如果期望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以反抗非正義的行為、保護受害者、挑戰占統治地位的權威的信仰為己任的話,未免太樂觀了。大部分知識分子就像多數其他從事教育職業的人一樣因循守舊……賦予知識分子製造麻煩者、良知的代言人這樣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數。有些知識分子旗幟鮮明,為了自己的信仰將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在公開言論中昧着良心欺騙別人,或者對所談論的東西一無所知卻厚顏無恥地說得頭頭是道……」這樣的表述究竟會讓當下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寬慰還是感到羞愧呢?儘管如此,桑塔格卻並未降低知識分子的標準,她說,「一個人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在言論中表現出了正直和責任。」 概念總是抽象的。好在歷史已經為我們樹立了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榜樣,他們的缺點不比大多數人的缺點多,他們的美德和貢獻卻超過了大多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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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一方面著書立說,將人們從蒙昧中引領出來——比如在《哲學辭典》一書中冒天下之大不韙,揭穿民族英雄聖女貞德的神話,「我們的史學家們大都對美化歷史比對真實更愛好。他們都說貞德英勇就義。但是根據當時的記事和史學家維拉雷所述,她接到判決書時聲淚俱下。」——一方面又對社會上眾多的冤屈事件發出抗議,為之申訴直至受冤屈者終獲昭雪; 哲學家羅素和科學家愛因斯坦共同發表呼籲廢止戰爭的宣言,並將其副本分送給美、蘇、中、英、法、加6國首腦,「據非常可靠的權威人士說,現在能製造出的核彈,威力要比炸毀廣島的大2500倍。……我們要向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麼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險。」88歲時,羅素參加了核裁軍群眾大會並發表演說,與「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通過電視進行越洋對話;去世前兩天,他還在公開譴責以色列對埃及的轟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蘇珊·桑塔格。「9·11」之後,她批評美國政府及各大媒體的片面報道和煽動反伊斯蘭情緒;2001年5月9日,她在為她頒發「耶路撒冷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發表了題為《文字的良心》的演說,毫不客氣地指斥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的野蠻行徑,「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儘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裏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裏不會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關於對他人的酷刑》,針對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醜聞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評,將美國士兵與薩達姆的行刑隊,甚至納粹軍隊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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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個時候推出這樣一個專題,因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多的時代,同時又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少的時代,一個亟需知識分子的時代。擁有教授、博導和各類專家頭銜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夠像馬寅初和黃萬里那樣有着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個世界對撼的勇氣的知識分子縱然沒有絕跡,卻也已經到了鳳毛麟角的地步。知識分子中的很多人頗像英國作家戴維·洛奇小說《小世界》中的大學教授一樣四處參加學術會議、連篇累牘地出版泡沫專著以牟取名利,而對逼到眼前的關涉到最大多數群體利益的大問題視而不見,保持沉默,「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即便他們發出了一些嘀咕,也幾乎沒有被人聽見。 但我們還能推出這樣一個名單,這說明公共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種群在當下的中國還沒有完全從公眾的視野中退出。 眼前便有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 2000年10月30日,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中談論「基金黑幕」; 2000年11月3日,秦暉教授在《中國經濟時報》上撰文,結合當時農村稅費改革的現狀,對改革實踐中有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建設性的預警,他命名的「黃宗羲定律」在不久後召開的「兩會」上被共和國新任總理溫家寶提及,引發了「兩會」代表、媒體和學術界對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民負擔問題的深切關注; 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孫志剛被毆打致死。這一事件被新聞媒體曝光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5月16日,許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學博士以普通中國公民名義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5月23日,賀衛方、盛洪、沈巋、蕭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學家同樣以中國公民的名義,再次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提請啟動特別調查程序,加速了中國政府廢除舊有的強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公共知識分子50人」並不是一個按照時髦路數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認為擁有統計學上的精準和完美。我們的標準:一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二是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我們推出這50人,並不意味着沒有進入這個名單的人就一定不是公共知識分子;50人中的大多數集中在北京,並不意味着外省的批判精神的缺席和蒼白;女性比例較小,並不意味着女性公共知識分子的匱乏,實際上她們正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活力,發出越來越強大的聲音;入選者年齡偏大,也不意味着年輕的知識分子會永遠稚嫩下去。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那時,他們是比如今的明星更加明星的人物。今天,令人暈眩的市場經濟又使他們中的大多數迅速回到邊緣。而此刻,正是中國前所未有的轉型期面臨着最多問題,最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在場和發出聲音的時期。我們推出這樣一個專題,意在向廣大的知識分子呼籲:你們是知識分子,你們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們對國家的興衰,對社會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對國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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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相關人物介紹 公共知識分子50人:北島 55歲,詩人 北島是他那個年代最朦朧的詩人,也是他那個年代發出最強音的詩人。他以精湛的詩藝和對於複雜現實的深刻懷疑與洞察,贏得了無數讀者的熱愛。「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誌銘。」「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謊/卻始終誠實地遵守着/一個兒時的諾言/因此,那與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沒有饒恕過我」。在思想者和批評家集體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氣概的詩句是我們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陳丹青 51歲,畫家 早在1980年,陳丹青便以油畫《西藏組畫》蜚聲海內外,成為中國油畫界的巔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紐約。2000年作為清華大學特聘教授之一,回國定居。 回國後,陳丹青以藝術家的身份頻頻介入公共事務,痛陳藝術院校外語考試的不合理:「大學生的中文能力已經非常可怕了,遞上來提問題的紙條錯別字連篇,文字不通,我們卻要狠抓英文成績。而且學生要蓋那麼多的圖章才能報名,原單位證明,理論成績,兩封以上推薦信,要考政治、電腦和外語,其次才考畫畫。什麼時候學藝術變得這麼難了?」嚴厲批評城市建設中的長官意志:「我們只有行政景觀,沒有建築景觀。」 陳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開的窗戶,正對着我們充滿混亂活力的現實。他從中選擇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評的愚蠢、有害並且要繼續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現象,以嚴謹準確的表達,發起猛烈攻擊。他的聲音應該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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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識分子50人:崔健 43歲,搖滾歌手 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與外界隔絕的狀況,人們迷失於突如其來的變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發音唱出了在急速變化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一代的彷徨、對真實和自尊的追求、對人性解放的渴望。在這個意義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國青年的一場精神解放運動。「只能頂着風向前」。「我孤獨地飛了」正是崔健的真實寫照,他的音樂不故作深沉,發自內心,孤獨但真實。 崔健的音樂創作大膽、富有創造。作為中國的「搖滾教父」,直到今天還沒有人動搖他的位置。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戴煌 76歲,1991年從新華社退職 對於這位普通的新華社記者,人們並不陌生,無論在平反冤獄的鬥爭中還是反腐敗的鬥爭中,都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終身秉持一個信念:「人民的記者應該具有最清醒的頭腦和一副硬骨頭。」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銳地觀察到最高領導人獨斷的危險並加以反對。他為此被劃成右派,飽受迫害二十餘年,卻歷經九死而不悔。近十來年,古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處向黑暗和腐敗出擊,扶弱濟困,伸張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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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識分子50人:丁東 53歲,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 丁東近10年主要致力於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和本世紀以來的民間思想史,打撈「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在學術上並無什麼驚世駭俗的新見宏論,而他對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貢獻卻是無人能夠替代的。這位沒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組織了《顧准日記》、《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王申酉文集》的整理與付梓;間接促成了韋君宜《思痛錄》、黃萬里傳《長河孤旅》、章詒和《最後的貴族》等著作的出版;參與編輯的《老照片》文叢和三冊《大學人文讀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當高的精神食糧。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杜維明 64歲,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杜維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領軍人物,中國傳統文明對世界的「揚聲器」。近年來奔波於全球眾多高等學府,講授儒家哲學,並由比較宗教學、倫理學、美學的視野,來闡明儒家傳統、文化中國及反思現代精神。 杜維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蘊涵的道德理性、人文關懷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關注東亞經濟發展並引發文化思考,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1988年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並榮膺美國人文藝術科學院哲學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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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識分子50人:方舟子 37歲,福建雲霄人,生物化學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學定居。1994年創辦網絡文學刊物《新語絲》,主持新語絲網站,揭露國內眾多學術腐敗。 數年來,他和他的「新語絲」網站,像「揭開皇帝新裝的那個孩子」,一次次捅破知識界的剽竊、抄襲、蒙蔽與欺騙,一再地挑戰學術權威和商業神話。 他是「是非」領域的鬥士,用激情甚至偏執,一再警示,學術的意義是求真。毫無疑問,他迄今為止揭露的300多起學術腐敗只是冰山一角。他使個體獨立、理性的判斷獲得應有的尊重,並用民間行為實踐自己的價值觀——中國文化傳統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學的實證精神。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高耀潔 78歲,河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科教授 被稱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潔,走在中國預防愛滋病一線整整8年。8年前,高耀潔拿出自己僅500元人民幣積蓄,編印了1.2萬張「防艾」資料,走遍鄭州5個長途汽車站向旅客散發,走上了中國預防愛滋病的不歸路。高耀潔揭開了中國河南省欲說還羞的愛滋病肆虐的內幕,2001年獲得在華盛頓召開的「全球健康理事會」喬拉森·曼恩健康與人權獎;2002年7月獲「亞洲之星」榮譽;2003年8月獲「拉蒙·麥格賽賽獎」,當選中央電視台「2003感動中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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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識分子50人:胡舒立 51歲,《財經》雜誌創辦人,主編 胡舒立創辦的《財經》誕生不久即獲得「muckraker(扒糞者)」的公眾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國的《商務周刊》評為50位「亞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國首位獲此殊榮的記者,獲得的評語是「中國最危險的女人」。 2003年,在絕大多數媒體語焉不詳和缺席的情況下,她領導的《財經》以飽滿的勇氣、毅力、良知和智慧在這一事件上連續發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個高對抗性和風險性的職位,她最大的貢獻,「是最早系統化地引進現代新聞理念,並且不遺餘力地實踐和推廣」,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樣,不僅是歷史的記錄員,而且「推動社會進程」。 公共知識分子50人:賀衛方 44歲,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是做一個書齋學人,還是做一個對社會有改變的學者?」現為北大法學院教授的賀衛方曾經為此徘徊過,所幸,這個徘徊發生在15年前,並且,他選擇了後者,否則,中國法學界也許多了一位「學貫滿盈」的智者,但中國卻少了一位虔誠而勤奮的法律聖經的佈道者。 法官職業化、司法制度變革、憲政是賀衛方佈道的三個關鍵詞,中國在這三個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眾與司法機器間幾乎積重難返的緊張。多年來,賀氏以其平易流暢之筆、深入淺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遺餘力地投書傳媒,巡迴演講,深刻影響了處於「法蒙昧」時期的中國公眾和司法實踐者,其中《復轉軍人進法院》一文堪稱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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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識分子50人:侯孝賢 57歲,台灣電影導演 從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期》、《風櫃來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國著名電影評論家、《電影手冊》主編傅東評價:在侯孝賢身上,我看到一種很純潔的敘述方式,這是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世界,這是讓我感到最震驚和最受觸動的,通過他的電影,我更好地看到我們這個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為電影藝術家的侯孝賢,除了用作品發言,更有着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熱忱。2004年1月,由侯孝賢擔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動聯盟」成立,他聯合數百名作家、藝術家,直接面對台灣政治現實發言,反對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議題」。 公共知識分子50人:江平 74歲,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有人稱江平是中國民法的「教父」。他深知個人尊嚴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現實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對立面就是計劃經濟和政治國家。自中國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十年間,在中國最高立法機關的主持下,江平以及眾多學者一道參與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場經濟的框架性法律。在一次次事關宏旨的爭論中,江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市場經濟法律沒有姓資姓社之分」,「一些人追求所謂法制特色,排斥民法傳統,其實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國的興起」。 「只向真理低頭」,江平這十年帶給中國法學甚至中國社會最大的財富,就是開放獨立的精神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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