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即將迎來75周年華誕。人民法院報特別邀請知名法學專家學者對刑事、民事、行政、商事等領域的法治成就進行總結評述。今天推出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特刊，敬請關注。

《人民法院報》2024年9月27日第08版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回顧與分析這75年間我國商事法治的發展歷程與重要特點，可以更好地推動商事法治的發展，助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對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目標，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商事法治的發展歷程

　　（一）商事立法的形成與演變

　　新中國成立後，政務院於1950年制定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集中規定獨資、合夥和公司的組織形式。1956年，隨着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該條例及其實施辦法自動失效。此後，我國建立起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商事法律制度失去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商事法的發展處於停滯階段。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我國商事法治發展的拐點，大規模商事立法由此啟程。從1979年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開始，在1979年至1991年期間，我國頒佈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外資企業法、企業破產法（試行）、技術合同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等，構建了與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相配套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商事行為法、商事主體法兩大部門體系。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為此，亟須建立一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全新商事法律體系，商事立法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立法機關借鑑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地區的立法成就，在20世紀90年代及本世紀初的十多年裏，頒佈一系列商事單行法，包括海商法、公司法、擔保法、票據法、保險法、合夥企業法、證券法、合同法、企業破產法、信託法、證券投資基金法、商業銀行法、企業國有資產法、拍賣法、招標投標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等，在短時期內建立起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事法律體系，商事主體法與商事行為法並駕齊驅。

　　我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尤其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開放事業進入深水區，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商事立法體系面臨全新、全方位的挑戰與改革任務，20世紀90年代以來構築的商事立法體系得到了全面完善，比如作為商事主體法領頭羊的公司法在2005年、2013年、2023年得到三次重大修改，再如2019年3月外商投資法的通過，標誌着我國對於外商投資的立法規範模式實現了從對所有制企業主體規制模式到對外商投資行為規制模式的重大轉變。

（二）商事司法的形成與演變

　　從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全國法院審理案件僅有民事和刑事之分，大部分的民事案件以婚姻、家庭為主，相關的財產權益糾紛的主要類型是宅基地糾紛、房屋糾紛、繼承糾紛和賠償糾紛等，鮮有商事糾紛。

　　改革開放後，我國的商事司法制度經歷了由不獨立到漸次獨立的發展過程。自1978年開始，商品經濟逐漸發育，大量的民商事糾紛出現，經濟審判開始承接相關的商事糾紛，逐步與民事審判相區分。1979年，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設立經濟法庭，這是我國第一個經濟審判庭，同年新頒佈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以及直轄市的中級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區轄的市中級人民法院應設立經濟審判庭，受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以及企業之間的侵權賠償案件。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實行「大民事審判格局」，將公司、證券等典型商事案件統一劃歸至民二庭審理，與其他民事案件相區分。2009年，「人民法院應對金融危機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在福建召開，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正式在會議中使用「商事審判」的表述。商事審判正式登上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歷史舞台。

　　黨的十八大以來，商事審判專門化加快發展，多家互聯網法院、金融法院、金融法庭等商事專門法院（法庭）的建立，是新時代商事司法改革的顯著成果。引人關注的還有商事破產審判庭的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發佈了《關於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工作方案》，擬在部分法院中設立專門的清算與破產審判庭。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中國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22）》指出，「2016年以來，全國超過100家法院設立破產審判庭，確保破產類案件集中規範、公正高效審理，支持和指導深圳市率先試點個人破產制度」。

　　商事仲裁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再到欣欣向榮的發展過程。1954年，政務院通過《關於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內設立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的決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據此在1956年設立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1988年更名為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新中國的商事仲裁事業由此開始。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仲裁法，商事仲裁進入大發展時期。該法不僅吸取了以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為代表的涉外商事仲裁長期積累的成功經驗，同時借鑑參考了聯合國示範法的先進理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我國先後在2009年、2017年修正仲裁法，緊跟國際經貿投資發展潮流，助力商事仲裁實現跨越式發展。仲裁機構及其受案量不斷增加，仲裁法治不斷完善。截至2023年底，全國共有270多家仲裁機構，累計辦理仲裁案件500多萬件，總標的額達8萬多億元。2012年至2023年間，仲裁案件數量增長近5倍，仲裁標的額增長8倍。

二、新中國成立以來商事法治的重要特點

　　（一）商事立法的體系化

　　商事法治的發展與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發展的歷史進程同步，商事法也逐漸成為一個由眾多商事單行法組合而成的規範集群，「體系化」正是其不斷演進過程中的關鍵詞。

　　商事法律規範體系一直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進行優化與更新，與時俱進並日漸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着力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在此背景下，商事法律規範不斷進行體系更新。以2023年公司法修訂為例，第一條的立法宗旨加入「弘揚企業家精神」的內容，同時在分則各章的多個方面進一步保障企業家精神的弘揚：一是引入董事責任保險、沿襲董事決議免責制度等，努力創造寬容的創業環境；二是強化董事會中心主義模式，擴張董事會在發行資本、催繳出資、企業合規、承擔減資與分紅責任、啟動清算與承擔清算等領域的職權，突出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三是與董事會職權擴張相匹配，強化董事信義義務體系，完善違信責任體系等。公司法修訂以「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創新活力的需要」為主線，進行了一次體系化的規範完善，而弘揚企業家精神便是此立法目標的題中之義。

　　商事立法在追求體系化發展的同時，也注重對域外商事法律制度的兼收並蓄。例如，為應對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下稱雙控人）或明或暗的控制行為對公司治理帶來的挑戰，2023年公司法在修訂時引入域外法上的影子（事實）董事，第一百八十條第三款明確規定公司的雙控人不擔任公司董事但實際執行公司事務的，承擔與董事一樣的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

（二）商事司法的專業化

　　商事司法的專業化縱深發展，不僅促進了商事法治的完善，而且可以更好地助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金融商事司法審判專業化是近年來商事司法專業化不斷取得成就的生動縮影。金融商事案件具有案情及法律關係複雜、涉案金額較高等特點，對審判人員的專業能力和審判經驗要求較高，商事審判者需要在商業創新等基本裁判價值指引下，本着尊重、支持商事習慣的基本立場，以專業化的商事審判組織與審判思維妥適解決商事糾紛。同時，商事審判也離不開相關金融監管機構的配合。因此，組成專業審判隊伍進行集中管轄既是審判的需求，也是專業化分工的需要。

　　隨着金融改革實踐的推進，各級法院日益認識到金融審判專業化的重要性。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探索建立專業化的金融審判機構，在金融案件相對集中的地區選擇部分法院設立金融審判庭，探索實行金融案件的集中管轄。在其他金融案件較多的中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件情況設立專業化的金融審判庭或者金融審判合議庭。此後，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多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基層人民法院先後設立金融審判庭，對金融案件進行集中的專業化審理。如今，金融商事司法領域形成了金融法院、金融審判庭和金融合議庭等多層次的專業化金融商事審判格局，有效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以司法力量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