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事化管理主導與加壓循環的成因：控制邏輯的自我強化與目標替代

當軍事化管理在實踐中占據主導地位，並在成績波動時觸發「更嚴更狠」的加壓循環，其根源在於控制型管理系統的固有缺陷、認知偏差與制度激勵的錯位。這一現象是管理模式內在邏輯異化的必然產物，而非偶然的操作失誤。

### 一、管理效能評價的「可視性暴政」

   秩序可視性 vs. 教育隱蔽性：軍事化管理（內務、隊列、紀律）的成果（整齊劃一、絕對安靜）具有即時性、外顯性與易測量性，可被管理者、家長、上級部門直觀「看見」。而真正的教育成效（思維能力、知識內化、長期潛力）具有滯後性、隱蔽性與複雜性。

   控制替代評價：當成績不理想時，管理者因缺乏診斷複雜教育問題的能力（或意願），自然轉向強化最易量化展示的管理手段（如延長訓練時間、增加懲罰條款）。加壓軍事化管理成為彰顯「管理作為」的儀式性表演，以此回應各方問責。

### 二、控制邏輯的自我強化慣性

   路徑依賴的陷阱：軍事化管理一旦啟動，其運行高度依賴權威壓制與服從慣性。任何鬆動都可能被視為「失控前兆」。當遭遇挑戰（如成績下滑），系統本能反應是進一步收緊控制，而非反思模式合理性——這是高壓系統維持自身存在的生存策略。

   加壓的「合理性」自證：短暫的紀律強化可能帶來行為表面改善（如更安靜的晚自習），被錯誤解讀為「有效」。這種虛假相關性（紀律更嚴=潛在成績提升）成為持續加壓的「依據」，忽略其對學生心理能量與創造力的慢性剝奪。

### 三、目標替代：從教育使命到秩序崇拜

   手段升格為目的：軍事化管理的原始定位應是服務學習效率的工具。但在實踐中，「絕對服從」「形式統一」本身逐漸異化為終極目標。管理者對「完美秩序」（如被子稜角、步伐一致）的迷戀，超過了對教育本質的關切。

   管理安全優先：高度軍事化環境能最大限度消除「意外」（如學生反抗、輿論風險），給予管理者虛假的安全感。維持這種「穩定」成為比探索真正教育改進更優先的訴求，成績問題被簡單歸因為「秩序純度不足」。

### 四、歸因偏差與責任轉嫁

   外部歸因的便捷性：將失敗歸咎於「執行不夠狠」（教師監督不力、學生態度鬆懈），比承認模式本身缺陷或教育規律複雜性更「輕鬆」。它既維護管理者權威，又將責任轉移給執行層（教師）與承受層（學生）。

   壓力傳導的鏈條：學校承受上級（教育局/家長）的升學率壓力時，軍事化管理成為最直接的「減壓閥」——通過向教師下達更嚴苛的管控指標（如違紀率）、向學生施加更殘酷的懲罰（如公開檢討），製造「已盡力」的假象以敷衍外部問責。

### 五、權力結構的自我維護需求

   權威合法性的維繫：軍事化管理依賴等級分明的權力架構（教官-教師-學生）。任何對管理強度的質疑都構成對權威的挑戰。持續加壓是重申權力絕對性的儀式，通過製造恐懼（如嚴懲「典型」）鞏固控制。

   去專業化陷阱：軍事化管理將教育簡化為服從訓練，使教師角色「教官化」。當教育專業能力（如因材施教、心理疏導）被邊緣化，管理者自然喪失用教育科學解決問題的能力，只能不斷調用最熟悉的控制工具——更嚴厲的懲罰。

### 六、群體壓力的惡性循環

   同儕競爭的異化：在高壓封閉環境中，管理者易陷入「嚴酷競賽」（如鄰校軍事化更徹底）。當某校因「更狠」獲得短期關注（如媒體報導紀律表演），便觸發區域內其他學校的恐慌性效仿，形成「沒有最狠，只有更狠」的囚徒困境。

   受害者的共謀：長期經受規訓的學生與教師，可能內化「越苦越光榮」的扭曲價值觀，將加壓視為「必要之惡」甚至主動要求。這種斯德哥爾摩式認同為持續加壓提供道德掩護。

## 結語

軍事化管理主導與加壓循環的形成，本質是控制型管理系統在遭遇複雜性時的自毀式反應：

1.  認知層面：陷入「可視性暴政」，用表面秩序替代教育深度評價；

2.  操作層面：遵循控制慣性，以路徑依賴應對挑戰；

3.  目標層面：發生危險的目標替代，將秩序本身奉為圭臬；

4.  責任層面：利用歸因偏差轉嫁壓力；

5.  權力層面：通過持續加壓維繫權威合法性；

6.  環境層面：陷入群體性非理性競賽。

這一循環解構了教育管理的初衷，使學校淪為追求控制效能的「紀律工廠」，而學生成績不過是論證其「管理力度」的註腳——當註腳不夠亮眼時，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讓機器運轉得更殘酷。其根源在於系統喪失了教育者的初心與反思能力，沉溺於控制技術的自我繁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