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模型、地图图像、画像在这些全球化进程中是赤裸裸的（patent）得力（potent）工具。阿波罗式的目光暗示，将地球想象为球体本质上是视觉行为。这样的目光暗含帝国性，包罗了一个有待探索、有待测绘、有待书写上内容、知识与权威的几何表面。但阿波罗式的图像也令人想起包围在其它球内的地球，它是一个家或者一处住所，因此是本土也是根基。讨论这个悖论，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批评如今全球话语统属、贬低本土知识的视觉主义（visualist）[8]假设，认为如此话语是科技对宇宙学的胜利。[9]视觉对其他知识形式的胜利与现代殖民主义的历史相似，它们二者的过程则没有联系。[10]但脱离与结合的对子（dialectic）既是现象学的，又是历史的。观看全球和感知地球塑造了西方建立现代世界的帝国工程和殖民工程，又被其所塑造。欧洲中心主义本身表明，本土的想象经验塑造了全球性的意义。

[8]视觉主义（visualism）是指认为只有视觉能够提供知识、认为视觉高于其他感觉的观点。——译者注
[9]英戈尔德（Ingold），《地球和球体》（Globes and Spheres）。
[10]马丁·肯普（Martin Kemp），《艺术的科学：从伯鲁乃列斯基到修拉的西方艺术视觉主题》（The Science of Art: Optical Themes in Western Art from Brunelleschi to Seurat），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编，《景观与权力》（Landscape and Pow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

当代西方有关全球空间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是各种素材得到持续加工重塑的结果。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希伯来、拉丁和希腊文本仍然在西方文化史中提供着最最一致的参考信息，尽管这些文本本身是混种的产物。将其简单呈现为汇入一路展宽的“西方文化”之河的支流，遮蔽了巴比伦天文学、希伯来圣经（the Hebrew Scriptures）、希腊新约（Greek testaments）、欧几里得几何学或是苏格拉底道德哲学得到运用的复杂脉络。[1]忽略古希腊文本经由伊斯兰读物沿途流传至十二世纪西方拉丁世界（Latin West）[2]的历程，本身就属于十九世纪对欧洲性文艺复兴的建构。[3] 我的言外之意，并非脉络与记忆的建构作用消弭了一切连续性。无论其传播在两千年中受到了怎样的改动，两样互相关联的话语——帝国的话语和人类身份的话语——在西方全球知识和全球想象中一再大显身手。希伯来一神教的一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作为官方信仰被接受，意味着“imperium orbis, cui imperio omnes gentes reges nationes . . . consenserunt”[4] [5]这罗马的地缘主张同样成为了帝国的官方信仰。向外邦人（gentile）世界传播基督教、文本以希腊人文主义的语言表达其主要信条，意味着基督教强调人类的统一性而非区别性。最后，基督教从罗马那里采纳了包含教皇和主教职位的组织结构，权力以此帝王般地从罗马城流向世界（urbe ad orbem）[6]。借由教皇君主制（monarchical papacy）的建立与随后各个民族国家对其道德正当性的攫取，一种帝国与人类身份的话语巩固了欧洲的想象性全球地理学。商人越来越多地接触有形商品（material goods）[7]，充任了欧洲权力全球扩张的先导，而这扩张过程又刺激了对包含世俗人文主义在内的古代帝国文艺文化持续不断的加工重写，也让其为之所建构。代表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主义乃至当代人道主义的传教士，一直用着全球图像显示传教项目的普救论（universalism）。

帝国
寻求领土霸权的驱动力不须具有全球性，但就其取决于对霸权行使对象的“他者化”这一点而言，却必定具有帝国性。城市（city）和文明（civilization）共同的拉丁词根civis所体现的两个概念的关联，昭示出延伸出城市边界的领土权威，是施于“他”人的，他们不是另一个文明（civilization），就是远离文明（uncivilized）者。历史上，帝国出现在自治城市诞生处——例如中国、印度、南美和中美。中心与边地的帝国空间性，借助对人与地的他者化勾画出自我与家园的景观。[8]除非帝国的扩张被足够有力的他者制约，否则帝国的领土课题就是确定地理边界。帝国的文化往往将其对手置于毕生对抗“邪恶帝国”的摩尼教[9]话语中，就像波斯和希腊、罗马和迦太基、英国和俄国、美国和苏联那样。帝国的边界可能一成不变（set in stone），比如中国长城或是横跨多瑙河一带的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磐石。[10]帝国疆界的实际地点随着地理知识和地图表现方式的变化而转变。一直到十五世纪，想象中的基督教帝国边界还依旧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气候带（klimata）[11]，从赤道算起将温带的北界和南界分别定为66度和24度。在西部，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与其“此处之外再无一物”（non plus ultra）的宣言，将地中海与包围三大洲的“大海”（Ocean Sea）分隔开来。向东，边界由社会他者建立，这些民族的人类身份只是暂时的。东方同时是机遇与威胁，西方各式各样的“东方学家”就代表了对此的反复回应。基本方位南、西、北，在欧洲所包含的空间性上扮演了突出角色，并促成了帝国空间内外公民权和差异分界线的形塑。[12]

[8] 罗伯特·大卫·萨克（Robert David Sack），《人类的领地性：理论与历史》（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Blackwell），1991年。关于身份认同与他者性的相互建构，参见J. 费边（J. Fabian），《时间与他者 :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何建立》（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9] 这里指的是善恶二者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译者注
[10] 克劳迪奥·马格里（Claudio Magri），《多瑙河》（Danube），纽约：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 Giroux），1989年，第97-98页；西蒙·沙玛（Simon Schama），《风景与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纽约：科诺夫出版社（Knopf），1995年，尤其是第75-99页。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年）以讨论为罗马扩张设置界限起头。
[11] 气候带是希腊罗马古典地理学和天文学的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将地球分为热带、南温带、北温带、南寒带和北寒带。——译者注
[12]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词，意指欧洲将伊斯兰东方想象性地建构为自己的他者，催生出一大批文献。见萨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伦敦：维索图书（Verso），1978年。

古希腊既把帝国的概念推而广之，又在其中引入了独特的殖民空间。起初，希腊是海上帝国；其史诗神话讲述着城邦——米诺斯（Minos）、斯巴达、雅典、特洛伊——建立爱琴海霸权的斗争，希腊对波斯的胜利也是由海军优势取得的。亚历山大从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3年向“地球尽头”的进军，建构起真正的希腊化帝国；那个帝国不仅覆盖前所未有的大片地理区域，而且利用与扩展巴比伦与雅典科学将希腊领土扩张与地图绘制中的全球概念关联起来。[13]亚历山大帝国能被绘制于面积由大地的球形和依纬度划定的气候秩序（latitudinal order of the climates）预定的人居地球图像上，这一点开启了将帝国控制权延伸至自然（nature）施加的领土限制以内的概念可能性，由是推动了包含“全人类”（universal humanity）的普世帝国构想，将任何简单的己他二分都极大地复杂化了。解决通过地理多样性形成的人类差异和通过帝国空间性形成的普遍人性二者间的矛盾，在全球思维的历史中时时回荡。

[13] 希腊天文科学与几何科学的埃及与苏美尔起源，为主张西方文化的非洲起源的“黑色雅典娜”命题提供了根据。见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第一卷《编造古希腊》（The Fabrication of Early Greece），伦敦：自由书社（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7年。

普世帝国在基督时代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得到了相对明确的表述。身后刊于其陵墓附近的《功业录》（Res gestae）中讲述了这位皇帝塑造领土形状与罗马统治边界的功绩。神意“早已向罗马分派了征服、支配，但也平定、组织整个世界的命运”。[14]两个世纪前，波利比乌斯（Polybius）已经提出罗马应该超越它所继承的四个帝国之所及——亚述帝国、米底帝国（Media）、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庞培（Pompey）声称已将罗马版图的边界推进至地球边缘，而到了奥古斯都的时代，“罗马城与地球”（urbs et orbis terrarum）的概念已在罗马的帝国修辞中司空见惯。这将“鼓励合一运动（ecumenism）式的怀旧，一直到拜占庭和查理曼”[15]，还将在西方拉丁世界朝向海格力斯之柱之外、“日不落”全球空间的帝国视野中得到经常的复用。

[14] 尼科莱（Nicolet），《空间、地理和政治》（Space, Geography, and Politics），第15页。
[15] 同上，第33页。

如果说皇帝和帝国在宇宙图像中是参考天空的可预测性与秩序而占有一席之地、享有正当性，那么天球则显示出直接的领土权威。就领土而言，帝国在许多关键方面是制图的事业。制图学和地理学在建立帝国统治方面的实际作用记载丰富。亚历山大帝国的东征在某种程度上被宣传为科学考察，亚历山大本人也有学者随从。此后帝国的冒险事业——布干维尔和库克航行太平洋、拿破仑勘探埃及、利文斯顿[16]旅行非洲、皮尔里向北极进发——都以同样的方式得以正当化。以亚历山大命名的皇城亚历山大城，成为了一座伟大的地理学和制图学大学的所在地，亚历山大图书馆成为了斯特拉波（Strabo）综合奥古斯都地理科学的主要资料来源。[17]欧洲殖民地首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在为知识帝国收集归档中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例如，布鲁塞尔的皇家广场（Place Royale）是可以追溯到比利时短暂殖民时期的建筑群、空间群，那时这个为拿破仑后欧洲的战略需要而被创造出的小缓冲国统治着赤道非洲的广大区域。这座广场在设计、功能和图像志方面，都在比利时统治的象征性中心协调了全球时空，收集了普世知识。周围博物馆与美术馆的建筑设计与展品，同时联系与区分着它们收藏的欧非物质文化、艺术与科学。广场中央，耶路撒冷王国第一任国王、布拉班特（Brabant）本地英雄、十字军战士布永的戈弗雷（Geoffroy de Bouillon）将帝国之剑举于城市之上，使人忆起比利时在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与其伊斯兰他者帝国冲突中的一份功劳。那里的柯登堡圣雅各伯教堂（church of St. James in Kondenburg），是比利时帝王的加冕处；里面最重要的画，是G. 德克莱尔（G. de Crayer，1584-1669）[18]所绘的《圣加大肋纳升天》（The Assumption of St. Catherine），这部巴洛克作品中的圣婴抱着一个显眼的地球。[19]

从中心看，帝国地理学主要关乎领土防卫与内部流动的整饬与协调。帝国空间内部的地方主体性，则是次要关切。管理者和贸易者绘制地图的举措是漠然而有控制性的，从中心沿着轴线辐射出去，对地方具体性少有关心。条条大路通罗马，世界海路在伦敦港交汇，全球航线从纽约向外放射。当然，实际上帝国空间总是有其边界，普世帝国之梦不得已对抗着具体地理差异与距离的限制；但抽象地说，我们可以描述出西方帝国想象遗产的四层空间结构。居于中心的是皇城，向理论上能延伸至整个人居世界的领土声索权威，边界也因此只受自然施加的限制。皇城被赋予世界轴心（axis mundi）[20]的特质，那是地面空间与天时间（celestial time）[21]相联系的地点。[22]这座城市所宣称的普世中心性，是通过建筑、景观、仪式、藏品和陈列在修辞学上得到运行和表达的。[23]帝国用叙事的方式设立了自己的边界。（对亚历山大而言是希法西斯河〔Hyphasis〕[24]；对凯撒之前的罗马是卢比孔河）帝国中心权威之外的空间，不是人居世界之内的积极边境（active frontier），就是人居世界之外的荒原，不适合完全的人类居住。城市空间、帝国空间、边境空间和荒蛮空间所共同形成的地理环境，就是帝国宣称甚至行使权威的地球。地球位于天球之中，后者的规则运动正是被理解成地球上帝国秩序的典范。在皇城即位、手执球仪的皇帝，是控制这空间等级结构的时空秩序的化身（实际上通常是神性化身）。因此帝国视角恰如其分地属于阿波罗式：在时光中固定不变而又变动不息、处于全球中心而神一般地居于天空。

殖民地
与亚历山大的帝国之业不同却有关的，是公元前八世纪开始、从五世纪开始加快的希腊地中海殖民。这既是被对土地的渴望所驱动，也同样多地被对军事征服和商业的渴望所驱动。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在黑海和埃及，定居点被建立起来，希腊文明借以在空间上转移到新的土地。殖民者是离家的人（apoikia）[25]，离开家乡居住在不同的现实环境。拉丁语colonia是这个希腊词的直译，保持了其与居住（dwelling）的密切联系。西西里的叙拉古（Syracuse）或是意大利海岸上的奈阿波利（Neapolis）[26]等希腊殖民地效仿着城邦：它们自主自治。城邦公民权决定于土地所有权与耕作；在此后罗马的用法中，colonus[27]成了土地耕种者的意思。

[25] 此处疑有误。作者原文使用的apoikia一词对应希腊语αποικία，意思是子邦、殖民地。apoikia当为古希腊语ἄποικος（转写为ápoikos），作名词表示殖民者、殖民地定居者或者殖民地、殖民城市，作形容词表示远离家乡的。——译者注
[26] 即今那不勒斯。——译者注
[27] 这个词语的另一个意思是殖民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