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与双性恋作为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性取向形态，在历史与人类学层面均有充分记录，其存在本身不构成犯罪，也不应被病理化。现代社会对性少数的合理态度，应当建立在法律平等与私人领域自由的基础之上，而非将其转化为一种具有政治动员功能的身份范畴。性取向属于个体生活方式范畴，其正当性来源于不侵犯他人权利，而非来自意识形态背书或道德神圣化。
从科学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性别在生物学意义上以男女二元结构为基础，这是由遗传学、内分泌学与生殖功能所共同决定的客观事实。将性别理解为完全可由主观认同自由建构、并可无限增殖的理论框架，在方法论上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路径，即以意识与话语取代物质条件与生物结构。这类“性别学”理论并非建立在可证伪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而更多依赖话语分析与规范性主张，其结果是用价值判断替代经验研究，用道德立场取代科学论证，从而在根本上背离了唯物主义与科学精神。
变性作为一种高风险、不可逆的医学干预手段，在技术层面并非“反科学”，但其正当性必须严格受限于医学伦理与现实条件。基于发育科学与风险评估，任何涉及未成年人的性别转换实践，都缺乏充分的生理与心理学依据，也难以满足知情同意原则。将此类高度复杂的医学行为包装为“解放”“进步”或“身份确认”，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对医学领域的僭越。除变性问题外，其余性少数形态本身并不需要额外的理论建构或政治包装，它们更接近一种长期存在的自然少数状态。
当代围绕LGBTQ与DEI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已逐渐脱离反歧视与法律平权的原初目标，而呈现出强烈的道德化、规范化与等级化特征。在社会功能上，这一体系更类似一种“现代儒学”：通过设定正统话语、道德义务与不可质疑的价值核心，区分“正确”与“错误”的主体，并对偏离者实施舆论惩戒与象征性排斥。同时，在政治结构上，它并非左翼平权传统的延续，而更接近一种极右翼式的身份本质主义思潮，即以先验身份划分群体等级，用道德优越感替代社会经济分析，用文化与认同冲突掩盖现实结构性矛盾。
这种以身份政治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不仅削弱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也在客观上制造新的歧视形式。例如，将异性恋预设为“原罪”，或将不接受特定理论话语的立场一律归为“保守”“反动”，本身就是对普遍平等原则的背离。公共生活中基于人口统计与社会经验形成的常识性判断，并不构成对任何群体的系统性压迫；相反，真正的歧视往往产生于制度性不平等与权利不对称，而非日常交往中的非政治化认知。
从平权的长远目标来看，将性少数问题持续嵌入LGBTQ与DEI这一意识形态框架，反而不利于其社会处境的稳定改善。当个体被迫以政治身份而非普通社会成员的方式存在时，其生活经验便不可避免地被工具化、符号化。更为理性的路径，是将性少数议题重新置于去罪化、去病化、去特权化与去政治化的轨道之中，在承认客观生物事实与科学边界的前提下，恢复普遍规则、公共理性与可讨论性，使其不再成为道德垄断或政治对抗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