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斯（Burks）指出，从发展水平来看，南斯拉夫存在 “两个世界”：发达的北部，包括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萨瓦河以北的克罗地亚，以及贝尔格莱德及其周边地区；欠发达的南部，包括塞尔维亚本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科索沃、马其顿，以及萨瓦河以南的克罗地亚地区。

发达的北部大致对应前奥匈帝国领土，欠发达的南部则大致对应前奥斯曼帝国领土（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省）。各共和国和省份 “经济与政治自主权的提升”，以及中央领导层 “承认民族差异活力” 的态度，并未削弱其 “缩小（甚至消除）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的决心。但这些目标看似相互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 “国家与党中央机构” 围绕 “稀缺投资资源分配” 爆发地区冲突。

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经济改革及 1965 年重大改革的辩论，清晰暴露了地区领导层之间的政治分歧。而 “建立改良型市场经济” 的决定，进一步将 “地区经济利益冲突” 转化为 “自由派” 与 “保守派” 之间更具分裂性的意识形态冲突。

保守派认为，“中央集中分配资源” 是实现 “党所承诺的财富再分配与均等化” 的最恰当方式；而自由派则主张，市场经济运作初期虽会鼓励 “向已发达地区投入更多资金”，但后期将带动 “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与发展”。

这场冲突进而与 “党在社会中角色的两种愿景” 之间的更广泛分歧相关联：支持中央集中分配的人，往往也支持 1952 年前 “党直接控制” 的模式；而支持依赖市场的人，则更倾向于第六次党代会决议中 “党非强制领导” 的愿景。

不出所料，欠发达地区的领导人大多属于 “保守派”，而 “自由派” 主要来自发达地区。由于各共和国和省份普遍被视为 “民族家园”，且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本就相互对立，这使得 “财富再分配” 与 “经济改革” 两大目标之间的明显矛盾更难解决。

从 1958 年第七次党代会到 1964 年第八次党代会的整个时期，中央领导层始终分裂为 “自由派” 与 “保守派”。在此期间，铁托在决定党政策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他虽支持 “经济分权” 和 “降低国家在新兴自治经济中作用” 的措施，但同时也继续支持 “改革反对者所主张的‘党更权威、更集权’愿景”。

在铁托的支持下，领导层中的自由派多数拥有足够力量推动具体改革措施通过，甚至促成了一部 “强调自治经济代表直接参与国家决策” 的新自由宪法。但只要反对者仍控制 “党人事政策” 和 “强制工具”，且继续得到铁托对其行使这些权力的支持，自由派就无法有效实施改革，也无法将实际权力从党转移到国家机构。

1964 年党代会后，自由派多数逐渐获得更大权力，直至 1966 年 —— 他们赢得铁托支持，将兰科维奇逐出领导层，并清除了其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的支持者。

兰科维奇（Ranković）曾强烈反对 20 世纪 60 年代初通过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所呈现的自由派方向，并领导保守派力量对此加以抵制。作为负责干部工作的党组织书记、国家安全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共和国副总统，以及铁托公认的接班人，兰科维奇利用其正式与非正式的任命权、控制权及强制权，将支持者安插在党和国家机构的关键职位上。他们联手阻挠改革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