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地区民族意识的上升，仍处于集权状态的党采取了 “鼓励民族群体间接触、交流与合作” 的应对策略，认为这将有助于培养 “南斯拉夫认同（Jugoslavstvo）” 的共同情感。这一努力与战时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战时政策的核心是 “将敌对群体相互隔离（或至少限制接触）”，且仅鼓励 “相互容忍”。

新政策的成果之一，是 1954 年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文化组织代表，以及两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在诺维萨德（Novi Sad）达成协议。《诺维萨德协议》本质上是南斯拉夫党和政治领导层对两个文化群体施加的 “休战协议”，它主张：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黑山人共享同一种语言（但使用两种文字）和同一种文化（尽管存在地方差异）。

协议签署方承诺合作编写 “共同语言词典”，并开展其他形式的文化合作。该协议显然暗示这三个群体构成一个单一 “民族”，但并未明确表述这一点。1958 年第七次党代会通过的纲领，将 “鼓励各共和国与民族群体间接触合作” 的政策正式纳入其中。尽管领导层否认 “通过文化融合各民族来创建‘南斯拉夫民族’” 的意图，但 1958 年的党纲仍呼吁 “培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意识”。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经济和政治冲突加剧导致领导层内部紧张局势升级，“鼓励地区间接触合作” 的政策被搁置。1964 年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时，领导层正式放弃了 “南斯拉夫认同（Jugoslavstvo）” 这一概念。

尽管 “南斯拉夫认同” 被放弃，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党本身仍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权力集中在 “中央执行委员会” 手中，该委员会在此期间的成员规模在 13 至 19 人之间波动。委员会的组成并无明确的代表比例或原则，成员均为党内最具权力或个人权威的人物（无论其官方职位如何），既包括地区党组织领导人，也包括主要在党或国家中央机构任职的官员，且以战前和战时领导层成员为主导。新成员通过 “增补” 程序加入委员会。

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同时担任党的书记，这些书记控制着全党（包括地区党组织）的组织和人事政策。这一权力赋予他们个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委员会巨大影响力。而其中一位书记 ——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Aleksandar Rankovic）同时掌控着国内安全事务和秘密警察的强制权力，这进一步强化了委员会及整个党的权力。

除 1954 年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被开除，以及部分成员去世或更替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保持稳定。尽管期间政策有所调整，委员会仍维持了高度团结。

但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领导层开始在 “经济政策及其对政治体制发展的影响” 问题上出现分歧。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一系列改革推动了 “经济组织与运作的部分分权” 和 “政治体制的部分民主化”。这些变革显著提升了 “党和国家层面地区领导层” 的两种能力：在中央决策中代表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能力，以及必须这样做的必要性。

这些变革仅得到委员会多数成员（包括铁托）的支持，而非全票通过。坚持 “更集权体制愿景” 的成员，以及他们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的支持者与依附者，反对经济和政治分权。以兰科维奇为首的这一少数派，利用对 “党人事政策” 和 “安全警察机构” 的控制，阻碍改革实施。

随后的冲突表面上围绕 “国家（或联邦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参与经济” 展开。冲突的制度场所时而从党的高级委员会转向联邦政府，时而又转回；冲突焦点也在 “意识形态构建” 与 “实质性政策选择” 之间摇摆。但无论是党的会议还是联邦政府的讨论，地区冲突从未完全缺席 —— 因为驱动冲突的根本条件始终未变：基于 “联邦国家与党内部划分” 的政治分裂，与基于 “民族和经济发展水平” 的社会分裂相互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