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首先聚焦于基德里奇 1951 年初发表的《我国过渡时期经济 纲领》(Teze o ekonomici prelaznog perioda u našoj zemlji)。据推断，该文本撰写于 1950 年末，是基德里奇自 1948 年初担任南斯拉夫党和政府经济政策主要负责人以来的经验总结。那一时期正是南斯拉夫从 “国家社会主义” 向 “自治社会主义” 的突然转向期，而基德里奇是这一转向的核心推动者之一。这份《纲领》不仅构成了基德里奇个人的理论自我认知， 很可能也代表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高层核心成员及党政领导群体的共识，并为一系列重要实践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该文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包含 5 至 11 条纲领。考虑到单条纲领的篇幅(尤其是第一部分)—— 每条纲领往往占据 2 至 3 个 印刷⻚，约 1000 词 —— 以今日标准来看，这更应被视作一部 “专题论著”，延续了斯宾诺莎及后世学者重新发掘的阿拉伯与犹太学术传统中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写作⻛格。当然，文体归类并非关键，但读者能明显感受到文本在 “简短纲领” 与 “完整论文” 两种传统间的平衡。基德里奇写作的另一核心特征与一贯方法， 是融合了科学论证、激进⺠主共产主义前景，以及对即时可操作性的关注。

本文将仅聚焦于具有根本理论意义的第一部分，其余三部分(“规划”“价格”“货币”)暂不展开。第一部分虽未设标题，但可将其概括为 “总体性与基础性思考”。下文将遵循基德里奇纲领的原有顺序展开论述，同时偶尔引用其后期著作中的观点作为补充。

第一条简短纲领以 “社会主义企业”(poduzeće)的定义开篇， 将其界定为 “在社会主义商品交换体系内运作...... 依据劳动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法律规定的经济与法律主体。这些法律规定应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在这里，单个企业既是经验层面的行动者，也是公理层面的核心单位 —— 它从资产阶级法律术语中的 “法人”(fictive person)被重新赋予功能，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单元。作为行动的节点，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仅能在特定的、明确界定的政治力量场域内运作。这第一步在概念上具有决定性突破意义：它从劳动集体 (即从下而上)进行归纳，与苏联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 后者从庞大的中央部委国家机器(即自上而下)进行推演。换言之，在基德里奇看来，社会主义企业不再是国家行政的对象，也不再是国家通过剩余劳动积累财富的工具(苏联模式中，这种积累取代了利润)。相反，企业是为整个社会创造收入的主体：在创造的总收入中，大部分仍将作为 “积累资金” 由国家提取，用于计划性分配。但这种积累并非预先设定，而在很大程度上是 “事后 决定” 的 —— 它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效，并由国家规定的提取比例来界定。因此，企业经营成效的提升不会提高提取比例，只会增加积累资金的总额。这一主张体现了一种根本性的立场：即倾向于源自底层的⺠众主动性(如同战时解放斗争时期)，而非斯大林式的自上而下的独裁指挥体系(odinonachalie)。基德里奇将南斯拉夫的发展前景置于 “平⺠创造性” 的框架内，以此替代 “指挥权力” 的框架 —— 用葛兰⻄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基于共识而非赤裸裸强制的 “霸权”。

企业自主能动性运作的社会力量场域，是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基德里奇明确将规范这一交换体系的国家称为 “无产阶级专政”，对此他毫不讳言。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中，这种表述相当罕⻅ —— 因为 “无产阶级专政” 一词在战前、战时及战后的人⺠阵线战略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这一表述恰恰证明，基德里奇对列宁思想及列宁逝世后苏联内部斗争(斯大林主义正是在此过程中兴 起)的理解更为深刻。这一战略表明，他所追求的是由自觉先锋队领导的 “⺠主共产主义”，而非所谓的 “市场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商品交换” 源于 “客观经济规律”，是依据战后南斯拉夫实践与理论所定义的 “劳动人⺠国家” 中，现实可行的最佳物质生活模式。基德里奇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交换不仅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相对立，也与苏联式的 “全面行政计划” 相对立 —— 后者妄图消灭商品与价值。但实践已证明，消灭商品交换不仅导致对劳动人⺠的暴力压迫与剥削，还造成了生产领域的惨淡结果：商品短缺、质量低劣、种类单一等。苏联的例子表明，“国家社会主义” 虽在革命后初期有其必要性， 却必然会发展为 “特权官僚阶层作为社会寄生虫的强化...... 社会主义⺠主的窒息...... 以及整个体系的全面退化”，最终形成 “一种特殊形式的复辟...... 粗陋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

在其他著作中，例如基德里奇的⻓篇论文《论新经济法律草案》(O nacrtima novih ekonomskih zakona，第 116-142 ⻚)，他明确强调，南斯拉夫 1945-1950 年的经历也属于同一类型：当时仍有必要 “压制供需规律与价值规律”。但如今显而易⻅的是，尽管这些规律是 “公认的历史残余”，在 “当前物质生产力水平仍相对低下” 的阶段，它们仍必然会在社会计划的框架内发挥作用(第124 ⻚)。

与此同时，基德里奇娴熟地运用辩证法，直面其理论体系内部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企业” 与 “商品” 均代表着 “社会财产”，与私人财产相对立 —— 最初表现为 “社会主义国家财产”，随后逐渐发展为“由自由联合的直接生产者管理、仅受国家 [总体] 监督与保护的全⺠财产”(第 80 ⻚)。另一方面，在这一重大创新内部，存在着四种 “历史残余元素”(或 “资本主义残余”，第 82 ⻚)：其一，“商品交换本身”；其二，“作为经济与法律主体的社会主义企业”；其三，“社会主义部⻔中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但他认为这是过渡性的，并乐观地相信这类措施总体上正在减少)；其四，“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存在”。还需强调的是，基德里奇明确将国家提取(以税收形式征收)的积累资金界定为剩余劳动中 “被异化” 的部分，并认为在原始积累阶段，这种异化具有不可避免性。即便如此，基德里奇仍在此时及后续著作中强调： “价值规律与商品生产本身仍潜藏着某些复辟倾向的危险”(第 113 ⻚)。他此处所指的 “复辟”，主要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复辟；但他在思想中清晰地认识到(并向读者及政策实践中明确传达)，危险也可能潜藏于联邦行政机构及各加盟共和国的行政体系中。

后来，这种对 “复辟” 的认知与批判，进一步发展为对斯大林式 “官僚反革命” 的最猛烈抨击 —— 他认为，这种反革命“以反辩证法的方式否认社会主义部⻔内部...... 必然存在客观的...... 资本主义历史残余元素与共产主义未来元素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第 128 ⻚)。他甚至断言，“苏联官僚阶层的经济与社会⻆色，与资产阶级的⻆色极为相似”—— 若说有区别，那也是苏联统治者的⻆色更为恶劣(第 230 ⻚)。如此激进的立场在南斯拉夫极为罕⻅，且在 1955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和解后，这一立场便被彻底遗忘。 

基德里奇从第一部分前五条纲领中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商品交换...... 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过渡时期内某一特定阶段存在的辩证矛盾。” 他进一步指出:“它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基本内在矛盾...... 它固然会引发对立利益，但未必会导致阶级对抗”(第 82-83 ⻚)。 

论点1.6随后探讨了企业“经济联合体”的性质——这种联合体代表着“生产者更高层次的联合组织”，通过将企业某些权利移交给联合体的“计划与运营管理机构”而形成。而论点1.7则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主张：国家可立即通过此类“更高层次的联合组织”，将特定的计划与运营权利移交给企业。在论点1.8中，布洛赫称之为“具体乌托邦”的视角下，阐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由地方“更高协会”下属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上级或最高工人委员会，可管理“覆盖南斯拉夫全境整个经济部门”的协会。该行业最高委员会“由企业工人组成；仅向主席及其两至六人的小型团队支付报酬...”——此处“团队”应指为规划协调目的聘用的专业人员。每个完整的或最高级别的行业协会及其理事会，一方面须遵守联邦议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制定的通用规则，另一方面该行业协会有权且有义务参与“各经济部门的联邦理事会[相当于部委——编者注]”（87页）。

在规划问题上，《纲领》着重强调：联邦层面只需进行 “基础性规划”—— 即确定部分关键经济比例，用于在各部⻔与各地区间分配资源；而微观层面的规划则由企业及其更高层次联合体，根据市场供需情况自主制定。基德里奇在此触及了 “市场社会主义” 的核心问题 —— 这一理念在 60 年代及以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可惜其发展脱离了基德里奇所构建的 “平⺠化、计划性” 框架。不过，基德里奇坚持认为，即便联邦层面的基础性规划，也应迅速实现 “去国家化”，以便行业联合体及其下属机构 “从纯粹的国家机构，逐步转变为有联合生产者直接代表参与的混合机构”(第 90 ⻚)。在 1951 年的一次演讲中，他预测：届时国家 (联邦政府)将立即把 50% 至 70% 的投资额度交由直接生产者及其联合体自主规划(第 104 ⻚)—— 这一比例与1965 年社会经济改革中那些看似真诚却态度温和的支持者(如卡德尔与巴卡里奇)所倡导的目标一致。 

企业宏观经济自主权的确立，伴随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历史上另一项具有持久创新性的举措 —— 微观层面的工资分配制度：将工资划分为 “固定部分” 与 “浮动部分”。其中，固定部分为强制性发放，对应生产能力的最低利用水平；浮动部分则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挂钩，上限由联邦规定(按工资百分比计算，第 105 ⻚)。在这一框架下，工资标准不由国家法规统一制定，而是由企业通过基德里奇刚推行的 “工人委员会制度” 自主确定 —— 具体金额取决于企业销售额，而产品价格(在规定范围与规则内) 同样由各企业自主决定。 

这种新型运作模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推动了生产与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同时企业间的竞争也促使产品价格下降。不过，这一模式仅能被技术装备更先进的企业有效运用，进而推动企业追求更先进的技术；为此，基德里奇出台了新的《发明与技术改进法》。遗憾的是，60 年代这一政策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国许可证的无节制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