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内部，由市政当局任命的厂⻓与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因为管理层与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增多。从历史⻆度看，将收入划分为固定与浮动两部分，潜在地为废除剥削性工资关系迈出了一步。在财政层面，基德里奇的制度意味着国家财政从 “直接(即行政性)拨款” 转向 “贷款制” 与 “信贷体系”。所有这些举措，为此后南斯拉夫经济的一系列发展进程与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纲领》与相关政策中，基德里奇设想了两个进程的协同推进。第一个进程(在其第二部分有详细论述)是：基于国家 “需制定单一集中计划” 的必要性(第 91 ⻚)，继续对部分关键经济比例进行集中规划，但这种规划需实现 “去国家化” 或 “⺠主化”(第 2.11 条纲领包含具体方案)。第二个进程是：在集中规划框架内，利用市场的积极作用 —— 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具备供需自动调节能力，可纠正规划失误。

若整体计划未能完成(“无论是因新情况出现、劳动集体意识不足，还是社会主义关系仍不完善”)，中央行政部⻔可引入补充性规划工具。但这些工具的 “每一项细节都必须充分论证”，且直接生产者有权提出申诉；申诉需由 “双方混合委员会” 裁决，该委员会需同时考虑申诉理由与中央行政部⻔对补充工具的强制性论证(第 106 ⻚)。 

然而，这种有直接生产者深度参与的高层混合委员会及相关程序，最终从未真正建立。实际情况是：经济工具、比例与规则的制定，完全脱离公众参与，沦为联邦与共和国当局之间幕后博弈的产物。 

基德里奇在第一部分第 1.9 条纲领中得出的结论，清晰概括了其核心主张：“必须尽快在南斯拉夫全国各经济部⻔建立工人委员会...... 若不同时建立劳动集体(即直接生产者)的集中化⺠主联合体，那么将执行管理权从国家手中下放，不仅无法推动进步，反而必然会倒退至国家资本主义 —— 事实上，是倒退至多个(各共和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对南斯拉夫整体而言具有本位主义倾向，对下级劳动集体而言则延续了官僚集中制。”(第 88 ⻚) 

数月后，他在一份总体声明中补充道：对经济制度的讨论，本质上是围绕 “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制度中‘人剥削人’的问题 —— 即谁支配剩余劳动；而在这些问题背后，终将浮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谁实际占有剩余劳动”(第 122 ⻚)。 

基德里奇强调，除了对价值规律进行约束性运用、初步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外，还需 “两项额外措施”。第一，南斯拉夫各层级都必须尊重并采纳 “至少部分由直接生产者管理基本生产资料的机制”；第二，社会必须将 “至少部分社会主义⺠主机制深度融入权力的内容与性质”(第 128-129 ⻚)。 

基德里奇还将 “垄断主义” 列为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并坚决否认垄断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他指出，垄断主义源于 “对苏联实践的盲目经验主义效仿”，更深层根源则是 “在苏联官僚集中制中达到顶峰的垄断资本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主与废除垄断的进程深度相关”(第 200-201 ⻚)。笔者认为， “垄断” 这一概念借鉴自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该书中，垄断不仅是资本主义特定阶段的标志，更是经济停滞与衰退的根源。基德里奇强调，“直接生产者的社会主义⺠主权利” 绝不能简化为 “地域性自治”(第 201 ⻚)；对他们而言，“核心权利是 —— 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各层级实现自治的权利”(第 221-222 ⻚)。值得注意的是，彻底废除垄断(尤其是银行垄断)的主张，本需进一步发展完善，可惜基德里奇未能获得足够时间推进这一工作。

“构想出工人管理的理念，并在严峻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中勾勒其实现路径，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智识勇气之举”，鲍布罗夫斯基 (Bobrowski)如此总结。 此外，基德里奇的这些主张，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SFRY)的未来与命运具有深刻的预⻅性。剩余劳动的支配权问题，显然是工人自治发展的核心社会与政治问题，也间接决定了源自底层的社会主义⺠主的走向。即便在今日，我也难以想象还有谁能更清晰、更凝练地阐明：各共和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生产领域自治与公⺠社会自治之间建立紧密互动的必要性。 

因此，由于未能采纳基德里奇⺠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未能推行与之相应的、循序渐进的分权规划(即未建立劳动集体的⺠主联合体)，南斯拉夫最终陷入了 “无⺠主联合的分权” 困境：各共和国 “小领地” 内形成了多个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失败，最终导致南斯拉夫解体与惨烈的南斯拉夫分裂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