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前的君主制南斯拉夫時期，農業勞動力過剩率估計約為 60%—— 在 1550 萬總人口中，過剩勞動力約 600 萬人，這是當時核心的經濟問題；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時期，這一問題依然存在（儘管未被重點關注），因為農村持續為城市輸送源源不斷的移民。此外，農村生產力水平極低：1945 年，44% 的農戶擁有鐵犁，18% 的農戶擁有木犁，其餘農戶則無犁可用……

農民階級此後的發展軌跡頗具矛盾性：1941-1945 年解放戰爭剛結束時，農民佔南斯拉夫總人口的約 70%，人數約 1000 萬。游擊隊主要由農民（以青年農民為主）構成。關於戰時農民階級的分化，德迪耶爾（Dedijer）認為，南斯拉夫革命的一個特殊性在於，中農甚至富農大規模參與了游擊隊鬥爭，而他對易受腐蝕的貧苦農民則持否定態度。

農民階級中最積極且具有政治意識的群體，後來成為了職業黨務工作者（包括文職與軍職），部分人還進入了統治階級；1945 年南斯拉夫共產黨黨員人數為 14.1 萬，其中絕大多數來自農民階級，由此可看出這一群體的相對規模。戰後初期的重要舉措包括 1945 年的土地改革 —— 當時沒收的 150 萬公頃土地中，超過一半分配給了個體農民，以及 4.3 萬個家庭（主要是塞爾維亞人）從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最貧困的地區遷移至伏伊伏丁那平原。

1948 年，在 48.3 萬南斯拉夫共產黨黨員中，49% 的黨員出身農民，30% 出身工人，21% 出身其他階層（主要是知識分子或職員）；而在黨委成員中，地方黨委有 23% 的成員出身農民，聯邦中央委員會中這一比例僅為 5%。但 1949 年後，當黨發起大規模農業集體化運動時，大多數農民明確轉向消極反抗 ——1950 年卡津地區的短暫起義實屬例外 —— 這一反抗最終導致時機遠未成熟的集體化運動失敗。

數年後，集體化政策被廢除，農業生產合作社迅速解散，農民階級仍以小土地所有者身份存在 —— 每個農戶平均有 3 人從事農業勞動，平原地區則保留了少量國營農場（1957 年，國營農場土地面積佔耕地總面積的 9%）。綜上，「大規模土地改革削弱了舊農民階級中最具市場導向的頂層群體，抑制了戰前南斯拉夫農村中無產階級化的趨勢，催生了規模龐大、高度同質化的農戶階層，這些農戶主要以生存農業為導向」。

20 世紀 50 年代初以後，農民階級在政治上基本被忽視，長期 「依靠小塊土地維持生計」，當時政府認為工業化會減少農民數量（事實確實如此），並解決所有其他相關問題。後來政府開始為農民提供稅收優惠與技術支持，例如提供化肥、高產糧種等。

1960 年前後，通過與供銷合作社和國營農場合作，農業產量與農民收入大幅提升；農村全面電氣化進程加速，灶爐逐漸取代了傳統明火灶；生活水平（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相比，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時期顯著提高）先快速改善，1969 年後增速放緩：農戶農業投資占收入的比例從 1959 年的 16% 升至 1972 年的 30%，而農民生產的自給率則從 50 年代末占收入的近 50% 降至 70 年代末的 25%。

主要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也大幅提升：1978 年，小麥每公頃產量高於美國、阿根廷及歐洲大部分國家（法國與英國除外）；玉米產量則低於法國與美國，但與其他國家相比仍處於較高水平。然而，問題依然存在：1969 年，南斯拉夫 260 萬個農戶中，平均每戶耕地面積不足 4 公頃，39% 的農戶耕地面積低於 2 公頃（低於市場生產所需的最低規模）。

根據《南斯拉夫統計年鑑 1981》第 236-237 頁的數據，1974 年南斯拉夫農業在肉類、魚類、牛奶與蛋類方面實現了自給自足且供應充足，但穀物產品價值的 2/3、水果與蔬菜價值的一半以上仍依賴進口。霍爾瓦特指出，400 萬南斯拉夫農民需養活 2000 萬人口，農業生產率僅為美國的 1/6；1961 年，農民文盲率仍接近 29%；即便到 1971 年，1/3 的農村人口接受初等教育的年限仍不足 4 年（數據源自《南斯拉夫統計年鑑 1974》），這意味着他們僅能簽名、識別數字及閱讀簡短文本。此外，有跡象表明，規模較大的農戶再次開始僱傭更多季節性農業工人，每年僱傭人數可能約為 30 萬。農民階級作為政治主體的作用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