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是一名国家工团主义者（nacional-sindicalista），他没有放弃他对西班牙和对人民任何一丝最微小的一点信仰。他也没有放弃遵循J.O.N.S.终将有一天要投入的那些命令。

注释：

［1］乍一看，我们的这些判断似乎与某些最杰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所捍卫的观念相悖。例如，希门尼斯·卡瓦列罗（Giménez Caballero）在其著名著作《新普世性》（La nueva Catolicidad）中所阐述的观点，该书正如其标题所示，赋予法西斯主义一种新普世信仰的地位。然而，这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因为卡瓦列罗赋予法西斯主义的这种普世性或普遍性，并非严格地指墨索里尼（Mussolinian）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更倾向于我们正在论及的这种世界性的结果。此外，在卡瓦列罗的理论中，罗马（ROMA）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对于理解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构想至关重要。根据我们所阐述的判断，我们只能说，这位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或许走得太远了。或者说，他过于超前了。
［2］希尔的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Alemania）的胜利完全属于法西斯主义的世界现象学范畴。这是对我们一直在阐述的一切的最佳表达和最有力的佐证。首先，它揭示了法西斯主义不具备特定的普遍性，因为它没有，也不可能拥有一套独特、统一的国际政策。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禀赋是通过其国际政策，联系其最高宗旨而展现出来的。正如死亡不容作假一样，一个民族所推行的国际政策中也容不得伪造和矫饰。然而，今天欧洲存在着两个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两个国家：意大利和德国。它们的国际政策的对立是众所周知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改变欧洲各国的外交版图和现有机制，这两个民族的国际、历史命运也极难调和，它们越是“法西斯主义”，就可能越对立，或者至少越不一致。德国事件也使我们能够对照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纳粹分子并非高喊“法西斯主义万岁！”来进行宣传或取得胜利的。但那些阻碍其宣传和反对其胜利的人们，却反过来高喊“打倒法西斯主义！”让我们重申，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极大地澄清了我们关于法西斯主义普遍主义性质的判断。
［3］ 我们这里所指的共和国，自然不是指作为王朝君主制对立面的那种政府形式，而是指以4月14日的精神统治或渴望统治西班牙的制度、政党、思想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