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对球体的巧妙运用：彼得罗·隆吉（Pietro Longhi）《地理课》（The Geography Lesson），1750-1752年。奎里尼•斯坦帕里亚基金会（Fondazione Querini Stampalia），威尼斯（Venezia）。

上一个千纪的最后十年见证了这三个关于这个星球的叙词（descriptor）的关系的进一步变化。在宇宙中看到（或者拍摄）这个星球是改写地球实际与概念中的空间性与诗学的一个刺激因素。鉴于表现形式是表达与传递社会含义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constitutive role），表现地球的问题似乎与我们如此做的技术能力成正比地增加。如今地球似乎同时是机械和有机的，在地化和解辖域化的。詹姆斯·洛夫洛克20世纪70年代自我维持的盖亚（Gaia）理论通过20世纪90年代半是机械半是有机的赛博格星球突变为持续改进的全球性互联网的虚拟球体。[16]然而，这样的地球想象的演变比起发生频率更新在快速上，并经常无意识地借用、重述极其古老悠久的诗性之见。驱动这个研究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地看，当代的全球想象（imaginary）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新颖的。

[16]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盖亚：地球生命新视角》（Gaia: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旧金山：自由书社（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1年；蒂莫西·英戈尔德（Timothy Ingold），《地球和球体：环境保护主义的拓扑学》（Globes and Spheres: The Topology of Environmentalism），载《环境保护主义：人类学的视角》（Environmentalism: 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K.米尔顿（K. Milton）编，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专著32（ ASA Monographs 32），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3年，31-42页；约翰·皮克尔斯（John Pickles），《地面实况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的社会影响》（Ground Truth: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Guilford），1995年。

宇宙地理学和全球地理学

天球中行星间的关系在传统上是宇宙学（cosmology）和宇宙地理学（cosmography）所关心的问题。而如今，天球（celestial globe）是指太阳系内外的独立行星。直至十七世纪，大多数欧洲人都视封闭球体为宇宙本身的形状。居于中心的，是居于尘世而易变的土球、水球、气球和火球，被永恒不变的天球和水晶球重重包围（见图1.3）。这些同心球的旋转运动表现出了一种以形而上学将普遍的和谐——那人耳所不及的神性音乐，其研究有类于对几何和数字的研究——加诸大千世界之上的诗学[1]。宇宙长久以来是由浑天仪展现的，用托勒密的话说，那是一种数学实现（mathematical realization）。浑天仪由赤道、南北回归线、北极圈、南极圈总共五道天文学观测得到的（纬线）圈，极轴（polar axis）和包含有黄道带在内的黄道线构成，或许希腊地球仪工匠（sphairopoiia）已有制作。从十五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地球仪工匠与插画画匠将彼此迥然不同的地球与天球配为一对，暗中破坏了天上世界与地上世界的宇宙统一性。此后宇宙地理学研究的完整范围将由三种地球的表现方式表现，而让天地共享轴心和圆环的浑天仪成为了中介地球与天球的统一符号，成为了宇宙地理学的标志。
[1]施皮策（Spitzer），《古典与基督教的世界和谐构想》（Classical and Christian Ideas of World Harmony）；哈林（Hallyn），《世界的诗性结构》（Poet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毕达哥拉斯思想和柏拉图主义持久的哲学影响，维持了对数学关系和概念形式不可腐坏的完美性的信念。圆，圆周上任一点与圆心等距、其空间关系由数学上美妙难言的π决定，这样的规则图形是几何意义上最完美的三维体。似乎在所难免的是，球会成为总体性与普世性的符号、跨越人类文化而在图像志意义上意义非凡。在西方，它代表了信仰、正义、希望与坚毅；它表示机遇和幸运；它既象征了博雅教育，又象征了机械科学。地球是天文学不容非议的代表符号，它位于人格化的哲学脚下。它所引发的形而上学联想决定了其在预测未来方面的功用——是以水晶球的形式。[2]然而，如果说球体的形状堪属完美，而天体的旋转运动又可预见，位于坚实地面上的球体则表明了截然相反的不稳定性。比如，立方体和棱锥这些有着平坦底面的形状使其能够稳稳停留在地面之上，而相较之下，球体则是容易移动的。代表吉庆与灾厄的球体由是象征着不可预测性与普世性，（而这就是）平凡世界的生活情况。
[2]在早期近代的地图上，拟人化的幸运女神常伴随鼓满的风帆在大海上登场，或者有时站在贝壳上象征航行的种种不确定。

几何学构建的球体概念和这个既形而下又形而上的星球之间的关联，产生了更多符号联想。在古典诸神的众多图像志符号（attribute）中，球形是独属阿波罗的。球形之后又变成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标志。圣父有时被描绘成在球体内部；更为常见的，是基督站在球体上或手持一个球体。世俗君主挪用了球体的符号影响力来表示他们各种要求、主张的普世性。球体在公元前75年被罗马采用代表帝国；加上十字架，它的权威又被法兰克帝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借用，随后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投射遍航海发现的空间。在法国路易十四那富有象征意味的宫殿中，地球、阿波罗和太阳的符号一体化构成了帝国修辞的核心（见图6.8）。时间更近一点，在1935年布鲁塞尔的一场展览上，一个直径六米的镀金球也展现了在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土地上，太阳永远不会落下。[3]
[3]卡特琳·奥夫曼（Catherine Hofman）、达妮埃尔·勒科克（Danielle Lecoq）、夏娃·内特尚（Eve Netchine）和莫妮克·佩尔蒂埃（Monique Pelletier），《地球与其图像》（Le globe et son image），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1995年。

1.3 基督教化的宇宙，来自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的《编年史》（Liber chronicarum），1493年。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6.8 明信片，展现凡尔赛宫宫殿与花园的鸟瞰图，朝西，约1990年。

几何球形平滑而均一；为其表面着色则能丰富其含义。在西方图像学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纯洁和完美，而金色则表示权力、统治和商业。更多的象征含义来自描画其上的几何形状（inscription）：浑天仪的环与带象征着宇宙和谐；载有航班路线的地球，其上的放射性网络代表着商业影响的地理范围。天球和世界地图上构成网格的经纬线也显示出它们超越制图、立法和航行用途的重要意义。它们不仅形塑了地球不断演进的数学视觉形象，还将这个星球纳入自己的属地。1493年的教皇子午线在大西洋的海洋空间分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领地声索，开启了重塑东西含义、导致今日拉丁美洲的语言分布的全球化地缘政治话语。[4]两极，从地形上说是无形的，却成为了实际的地点，成为了为国家自我夸耀的事业所奋斗的个人英雄自我牺牲的场所。回归线、赤道线和画在气候带之间的界线显示了从希腊罗马时代就有的自然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区分。球体投影图上的点、基本方向——东西南北——激起了强而有力的目的论、人类学联想。很大程度上由这些地球仪上的假想点和假想线所建构，西方的地理想象在将它们化为遍及地球表面的现实空间上投注了极度的精力和热情。在此过程中，全体人类和环境的意义和身份认同都被改变了。

[4]布罗顿（Brotton），《贸易领土》（Trading Territories），第125-126、147-148页。

在地球上纯然地描画几何形状之外，阿波罗式的目光还在其表面画下海路界线作为基本分界。对地中海欧洲和大西洋欧洲的居民而言，这样的基本分界尤其容易理解，他们居住在地形破碎的半岛和岛屿上并航行其间，其他群岛文明也是一样。但海陆模式不是描绘全球地理特征的唯一可能。从太空看来，颜色和色调差异与云的运动模式才主导了地球的表面格局。地理学（Geography）传统上被人与宇宙地理学（cosmography）和地方地理学（chorography）区分开来，就是因为其对如此格局的关注，而非对天文和地方的空间再现。[5]以海洋和陆地为首要的地理秩序直到二十世纪才得到确定——一个不断全球化的欧洲地理想象所强加的认知。[6]海陆面积、分布，还有它们的互相包围长久以来都争论不休。地球的地理命名必然是随意与因循的，而不是逻辑与实证的，地图册或者世界地图上似乎存在的秩序与稳定有欺骗性：写满地名的地球是竞争的空间而不是和谐的空间。连子午线的定位与编号都有一场文化政治，在1884年由英帝国推行，近年又受到要求将本初子午线移至太平洋的后殖民提议的挑战。[7]尽管欧洲东侧的陆地边界不可见，欧洲名义上仍系大陆（continent），而与欧洲同样大小的印度和格陵兰则被分别授予次大陆和岛屿的身份。

[5]约翰·迪伊（John Dee）1570年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英译版所作的《数学序言》做出了这种区分，这直到十六世纪晚期还是稀松平常。
[6]刘易士（Lewis）和魏根（Wigen），《大陆的神话》（The Myth of Continents）。
[7]移动本初子午线的提议来自德国历史学家阿诺·彼得斯（Arno Peters），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等面积世界地图。

对如此地理划分的表现亦是符号挪用的领域。在西方图像志中，欧洲头戴象征城市文明和军事力量的塔形头饰（tower）[8]，身着代表帝国的紫色奇异斗篷，装点有权杖和圣球（orb）这些帝王符号。伴随她的公牛是指朱庇特化身为牛劫夺欧罗巴，将她从雅典带到克里特岛（Europa）的传说，那是一个为了欧洲人文主义的文化建构工程被回忆起并被铺展成为历史依据的故事。[9]大陆的颜色，每块大陆最高点与最低点的确定，它们的地理中心、对跖点和每块大陆最长的河只是地球仪和世界地图上铭写下的许多知识建构中的寥寥几个。同自然现象、圣人事迹、历史事件的真实发生点一道，它们表达并建构了诗性地理，在全球表面塑造意义。尼罗河及其非洲河源从古代世界延续至蒸汽铁路时代和电报时代的历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8]塔形头饰（tower）是英国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一种很高的头饰，呈塔形，由硬纸板、平纹细布、网眼织物和丝带制成。——译者注，参考了牛津词典相关条目
[9]约翰·黑尔（John Hale），《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 ，伦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1993年，第 7-11页；迈克尔·J. 赫弗南（Michael J. Heffernan），《欧洲的含义：地理与地缘政治》（The Meaning of Europe: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伦敦：阿诺德出版社（Arnold），1995年，第9-48页。

在全球地理分布中寻找规律和形式对称的努力，持续显露出匹配形而上学秩序和全球地理秩序的宇宙地理学渴望。中世纪三大陆地盘（terrestrial disk）式对地球的表现形式、早期现代地球仪上人们长期想象存在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和对北方海上航线能够平衡环南极航行的坚定信念，说明全球对称性对人们想象力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历史。追求全球对称的理性主义理论提纲迅速关注到了欧洲航海家所揭示的不断变化的海陆模式：奥特柳斯力图使非洲海岸线与南美洲海岸线相合，而在《新工具》中弗朗西斯·培根是最先几个注意到它们作为有地峡、从赤道到南端的岬角不断缩窄的大陆的相似性，认为“这不能说是纯出偶然的”[10][11]。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将海洋陆地的对跖不对称性整理为理论，而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数学家阿列克谢·舒利加（Alexei Shulga）声称八面体有助披露大陆地块和深海海沟的相似性与对称性，相同的模式沿着赤道每过九十度就重复出现。[12]对地球表面模式的基本秩序的主张，不仅是被观测科学驱逐出去的、令人发笑的迷思和幻想。它们也显示出以秩序之梦制御地理多样性的形而上学渴望——从而经常也包括文化多样性。它们在塑造人类身份和行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10]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转引自詹姆斯·罗姆（James Romm），《大陆漂移说的一个先驱》（A New Forerunner for Continental Drift），载《自然》（Nature）总第367期，1994年，第407-408页。
[11]译文引自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7-177页。——译者注
[12]维克托·N. 绍尔波（Victor N.Sholpo），《地球空间的和谐性》（The Harmony of Global Space），载《涂鸦地理学第一辑》（Geograffity 1），1993年，第6-15页。

和在西方全球想象演进中的实际地点同样重要的，是已知与未知空间之间的疆界。平面地图上已知的区域可以一直延伸到描绘空间的边缘，暗藏起于边框之外还存在着什么的问题；在地球仪上，“世界的尽头”就不能被忽略了。地球仪在第一次环球航行那几十年大行欧洲并非偶然。[13]实际上，地球表面的尽头也是起点；心理上，无限隐含着与秩序消散一同发生的混乱。古代世界没有留下明确的制造地球仪的证据；单是对球形大地的知识就使得划分其已知空间的疆界成为必要。地球的尽头超越了古希腊的人居世界（oikoumene），那个由气候区和地中海一带的海陆模式从理论上决定下来的地区（见图2.3）。[14]从希腊罗马时代地球的边界就被画出来区分人文和自然的其他部分、显示帝国对自然和各个民族的支配权。

[13]见第4章、第5章。关于地理上的未知区域同心理上受到压抑与恐惧的“他者”之间的关联，见玛丽·赫尔姆斯 （Mary Helms），《尤利西斯之帆：权力、知识和地理距离的人种学奥德赛》（Ulysses’ Sail: An Ethnographic Odyssey of Power,Knowledge,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
[14]斯坦斯扎克（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第34-36页。

2.3 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居世界（ecumene）气象模型的当代重构，来自让-弗朗索瓦·斯坦斯扎克（Jean-François 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笔下的气候》（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 Le climat chez Aristote et Hippocrate），巴黎：阿尔马丹出版社（L’Harmattan）

地球描绘方式的含义在相关文本和图像中得到了扩展，无论是在其空间边框之内还是之外。奥特柳斯的世界地图题为《寰宇大观》。将这几个字置于在东西南北有人形“风头”（wind head）伴随、祥云托起的涡轮花饰（cartouche）内将这张图像与罗马帝国的修辞建立起了关系，正如同将1972年NASA地球照片命名为“地球太空船”与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文化流行的使命与孤独意象相联系。在水陆组成的空间中，含义也能得到相似的扩展。比如，在十七世纪温琴佐·科罗内利（Vincenzo Coronelli）[15]的大地球仪中，详尽的文本提供了只有在制作这个地球仪的特殊语境下才清晰易懂的、复杂的历史学、人种学与寓言学注释（见图6.9）。[16]它们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它们的存在与方位，又体现在它们所叙述的情况，前者暗示那块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比文字上说得更重要。图画也承担了相似的功能。在地球仪和地球投影图上的海洋空间中不但画上线性的波浪，而且画上海鱼、海洋哺乳动物和海怪在长久以来平常可见，它们许多都是寓言性质的。例如，在1570年朱利奥·萨努托（Giulio Sanuto）[17]所画的地球上，一个海怪从他所刻的提香（Titian）的《帕修斯和安德洛墨达》（Perseus and Andromeda）移向南部海域，这是转移到地球空间上的神话时刻。[18]地球仪和球体投影图上复杂的符号注释充当了日后图像中被回想与挪用的知识和信仰残余，持续影响着地理想象。

[15]温琴佐·科罗内利（1650.8.16-1718.12.9），是意大利方济会修士、制图家、出版商，尤以其地图册和地球仪闻名，生命大多数时光居住在威尼斯。——译者注
[16]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地图帝国：透过历史看制图学的理论方法》（L’empire des cartes: Approche théorique de la cartographie à travers l’histoire），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1992年，第229-231页；另见下文第7章。
[17]朱利奥·萨努托（活跃于约1540-约1580），是威尼斯版画家。——译者注
[18]迈克尔·伯里（Michael Bury），《朱利奥·萨努托：一个十六世纪威尼斯版画家》（Giulio Sanuto: A Venetian Engraver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爱丁堡：苏格兰国立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1990年。

6.9 科罗内利为路易十四制作的地球仪细部，将尼罗河的源头饰以插画，1683年。图片来源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全球、全球主义、全球化

这些章节的图像以不同的方式各具全球性（global）。[1]全球性（global）指的是一系列范围持续扩展的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进程。它的许多力量来源于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观念：地球，作为单一的空间，是由相互联系的生命系统与其表面组成，而在其表面上，现代科技系统、通信系统和金融系统不断克服时空限制以达致彼此协调的同时性。就连认为全球进程不均等、破坏当地的这种负面评价，也在全球空间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的意义上依赖了对全球主义的不可见允诺。滥砍乱伐、大气污染或者沙漠化扰乱了自然世界，威胁了全球自然平衡，这种信念的增强既是依靠全球信息的即刻传播，又是依靠上述这些人类活动自身。全球进程的话语影响，似乎恰恰是在长久以来在欧洲中心主义想象中居于人居世界（ecumene）边缘的地区增强的。[2]因此，热带雨林、极地冰盖、沙漠和深海在当代引发的种种联想，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于西方全球视觉形象和全球想象的历史。

[1]哈利（Harley）与伍德沃德（Woodward）在《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第一卷序言中指出，地图学（cartography）一词是十九世纪的发明。
[2]Ecumene，一作oikoumene，以下均指地球的宜居区域。

全球化（globalization）赋予了当代不断加速的全球主义进程一个社会经济学和政治动力，甚至是目的（teleology）。经济上，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和贸易市场的整合响应了极具流动性（hypermobile）、脱离对某一地点附着的资本的需求。这一进程在西方帝国的历史中有其深厚根源，荷兰东印度公司、哈得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3]等“全球”贸易团体是其现代形式的始作俑者。社会上，谈论全球分工、全球生产、货物和信息的全球营销和全球消费，并将这些与在时空上保持在地性的生活过程进行对比，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意义。各种政治现象，比如“世界”大战（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国际宗教组织、人道主义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具有全球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甚至使南极洲摆脱相互冲突的领土主张的国际协定，都令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术语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意义非凡。文化上，全球尺度似乎越来越适于描述与解释这种种现象：互联网、电影院、视频和流行音乐、新闻编排、快餐、饮食偏好、服装选择与个人时尚选择、旅游业，甚至还有科学操守与艺术操守（artistic integrity）、人权与道德行为。[4]

[3]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于1670年注册成立，是一家根据英国皇家特许状进入哈德逊湾进行贸易的公司，在约两百年间实际上控制了现加拿大中部地区。——译者注
[4]关于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化，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共3卷，伦敦：学院出版社（ Academic Press），1974-1988年；还有J. M. 布劳特（J. M. Blaut），《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史观》（The Colonis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Guilford），1993年。关于更多社会学角度观点，参见迈克尔·费瑟斯通（Michael Featherstone）编，《全球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和现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伦敦：世哲出版社（Sage），1990年；及M. 奥尔布罗（M. Albrow）和E. 金（E.King）编，《全球化、知识与社会》（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伦敦：世哲出版社（Sage），1990年。关于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机制，参见J. 阿格纽（J. Agnew）和S. 科布里奇（S. Corbridge），《掌控空间：霸权、领土和国际政治经济学》（Mastering Space: Hegemony, 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5年.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地理学，参见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一种全球性地域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载《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1991年六月号，24-29页；以及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牛津：布莱克韦尔（Blackwell），1989年。

当代全球化至少部分导致了全球地理学的去中心化，这真是一条重要的见解。知识和影响力从中心区域生发，向地球边缘涌流，但从中心区域出发想象全球，还不足以捕捉那发生在每条联系两端的相互形塑，尽管这种形塑并不是均衡的。“网络”和“根茎”这样的空间比喻于是代替了取决于帝国和欧洲中心主义视域的“核心”与“边缘”。然而，持续扩张的人口、对新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有权有势的精英为争夺领土和地位的竞争，还有教义上的党同伐异从大约1450年开始在500年间塑造了强而有力的欧洲中心的全球主义，这却也是不争的事实。[5]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边缘同步进行的扩张，和对另类“中心”的重新构建，利用并重塑了欧洲古代全球帝国主义的记忆。[6]在欧洲扩张进程中逐渐发展的、全球和地球的图像和印象，既塑造了全球化世界的实际状况，也被这种实际状况所塑造。当然，全球化永远是部分、依具体情况而定的，永远和更加在地的视角和经历相持不下着。[7]因此，帝国城市的景观——尤以罗马最为显著——揭示出，中心永远需要得到建构，永远需要得到在想象中的不断再造，以此表达凯撒、教皇和帝国的全球空间性。

[5]布劳特（Blaut），《殖民者的世界模式》（The Coloniser’s Model of the World）。
[6]彼得·休姆（Peter Hulme），《殖民遭遇：欧洲和加勒比海原住民，1492-1797年》（Colonial Encounters: 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 1492–1797），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86年；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欧洲对新世界的遭遇：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 From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
[7]德里克·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牛津：布莱克韦尔（Blackwell），1994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牛津：布莱克韦尔（Blackwell），1996年.

地球模型、地图图像、画像在这些全球化进程中是赤裸裸的（patent）得力（potent）工具。阿波罗式的目光暗示，将地球想象为球体本质上是视觉行为。这样的目光暗含帝国性，包罗了一个有待探索、有待测绘、有待书写上内容、知识与权威的几何表面。但阿波罗式的图像也令人想起包围在其它球内的地球，它是一个家或者一处住所，因此是本土也是根基。讨论这个悖论，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批评如今全球话语统属、贬低本土知识的视觉主义（visualist）[8]假设，认为如此话语是科技对宇宙学的胜利。[9]视觉对其他知识形式的胜利与现代殖民主义的历史相似，它们二者的过程则没有联系。[10]但脱离与结合的对子（dialectic）既是现象学的，又是历史的。观看全球和感知地球塑造了西方建立现代世界的帝国工程和殖民工程，又被其所塑造。欧洲中心主义本身表明，本土的想象经验塑造了全球性的意义。

[8]视觉主义（visualism）是指认为只有视觉能够提供知识、认为视觉高于其他感觉的观点。——译者注
[9]英戈尔德（Ingold），《地球和球体》（Globes and Spheres）。
[10]马丁·肯普（Martin Kemp），《艺术的科学：从伯鲁乃列斯基到修拉的西方艺术视觉主题》（The Science of Art: Optical Themes in Western Art from Brunelleschi to Seurat），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编，《景观与权力》（Landscape and Pow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

全球帝国、殖民地和人类身份

当代西方有关全球空间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是各种素材得到持续加工重塑的结果。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希伯来、拉丁和希腊文本仍然在西方文化史中提供着最最一致的参考信息，尽管这些文本本身是混种的产物。将其简单呈现为汇入一路展宽的“西方文化”之河的支流，遮蔽了巴比伦天文学、希伯来圣经（the Hebrew Scriptures）、希腊新约（Greek testaments）、欧几里得几何学或是苏格拉底道德哲学得到运用的复杂脉络。[1]忽略古希腊文本经由伊斯兰读物沿途流传至十二世纪西方拉丁世界（Latin West）[2]的历程，本身就属于十九世纪对欧洲性文艺复兴的建构。[3] 我的言外之意，并非脉络与记忆的建构作用消弭了一切连续性。无论其传播在两千年中受到了怎样的改动，两样互相关联的话语——帝国的话语和人类身份的话语——在西方全球知识和全球想象中一再大显身手。希伯来一神教的一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作为官方信仰被接受，意味着“imperium orbis, cui imperio omnes gentes reges nationes . . . consenserunt”[4] [5]这罗马的地缘主张同样成为了帝国的官方信仰。向外邦人（gentile）世界传播基督教、文本以希腊人文主义的语言表达其主要信条，意味着基督教强调人类的统一性而非区别性。最后，基督教从罗马那里采纳了包含教皇和主教职位的组织结构，权力以此帝王般地从罗马城流向世界（urbe ad orbem）[6]。借由教皇君主制（monarchical papacy）的建立与随后各个民族国家对其道德正当性的攫取，一种帝国与人类身份的话语巩固了欧洲的想象性全球地理学。商人越来越多地接触有形商品（material goods）[7]，充任了欧洲权力全球扩张的先导，而这扩张过程又刺激了对包含世俗人文主义在内的古代帝国文艺文化持续不断的加工重写，也让其为之所建构。代表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主义乃至当代人道主义的传教士，一直用着全球图像显示传教项目的普救论（universalism）。

[1] 近来的学术研究恰当地强调了欧洲文化（和其他所有文化一样）是外部接触所生的多元（hybrid）建构物，但《创世记》与希腊自然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话语意义也难以忽略。
[2] 西方拉丁世界（Latin West）指的是通行拉丁语而非希腊语或教会斯拉夫语、不信仰东正教的罗马帝国区域，与之相对的概念是东方希腊世界（Greek East）。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这一概念的地域又有扩展，包括了苏格兰、爱尔兰等不说拉丁语的地区。——译者注
[3] “文艺复兴”“现代人”和现代“自我”的概念发源于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著作，而这些著作将外部贡献，尤其是来自拜占庭和伊斯兰的贡献彻底一笔带过。见彼得·伯克（Peter Burke），《从彼特拉克到笛卡尔的自我描绘》（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from Petrarch to Descartes），载《重写自我：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的历史》（Rewriting the Self: Historie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罗伊·波特（Roy Porter）编，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7年；贾丁（Jardine），《世俗商品》（Worldly Goods）；及布罗顿（Brotton），《贸易领土》（Trading Territories）。
[4] 这一主张直译为“所有民族、君主、部族均同意的全球帝国”。此句摘自奥古斯都（Augustus），《功业录》（Res gestae）（参见第2章），引自克劳德·尼科莱（Claude Nicolet），《早期罗马帝国的空间、地理和政治》（Space,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5] 作者在注释中称此句出自《功业录》，有误。《早期罗马帝国的空间、地理和政治》中已标出此句转引自西塞罗或科尔尼菲奇乌斯（Cornificius）《献给赫仁尼乌斯的修辞学》（Rhetorica ad Herennium）第四卷第13节，原句可能出自一位昆图斯·瓦列乌斯·西弗勒斯（Quintus Varius Severus）的拥护者。——译者注
[6] “降福罗马城及全世界”（to the city and to the world）此语至今仍在教皇复活主日的祝颂中为人吟咏。
[7] 有形商品（material goods）是与服务商品相对应的概念。——译者注

帝国
寻求领土霸权的驱动力不须具有全球性，但就其取决于对霸权行使对象的“他者化”这一点而言，却必定具有帝国性。城市（city）和文明（civilization）共同的拉丁词根civis所体现的两个概念的关联，昭示出延伸出城市边界的领土权威，是施于“他”人的，他们不是另一个文明（civilization），就是远离文明（uncivilized）者。历史上，帝国出现在自治城市诞生处——例如中国、印度、南美和中美。中心与边地的帝国空间性，借助对人与地的他者化勾画出自我与家园的景观。[8]除非帝国的扩张被足够有力的他者制约，否则帝国的领土课题就是确定地理边界。帝国的文化往往将其对手置于毕生对抗“邪恶帝国”的摩尼教[9]话语中，就像波斯和希腊、罗马和迦太基、英国和俄国、美国和苏联那样。帝国的边界可能一成不变（set in stone），比如中国长城或是横跨多瑙河一带的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磐石。[10]帝国疆界的实际地点随着地理知识和地图表现方式的变化而转变。一直到十五世纪，想象中的基督教帝国边界还依旧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气候带（klimata）[11]，从赤道算起将温带的北界和南界分别定为66度和24度。在西部，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与其“此处之外再无一物”（non plus ultra）的宣言，将地中海与包围三大洲的“大海”（Ocean Sea）分隔开来。向东，边界由社会他者建立，这些民族的人类身份只是暂时的。东方同时是机遇与威胁，西方各式各样的“东方学家”就代表了对此的反复回应。基本方位南、西、北，在欧洲所包含的空间性上扮演了突出角色，并促成了帝国空间内外公民权和差异分界线的形塑。[12]

[8] 罗伯特·大卫·萨克（Robert David Sack），《人类的领地性：理论与历史》（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Blackwell），1991年。关于身份认同与他者性的相互建构，参见J. 费边（J. Fabian），《时间与他者 :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何建立》（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9] 这里指的是善恶二者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译者注
[10] 克劳迪奥·马格里（Claudio Magri），《多瑙河》（Danube），纽约：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 Giroux），1989年，第97-98页；西蒙·沙玛（Simon Schama），《风景与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纽约：科诺夫出版社（Knopf），1995年，尤其是第75-99页。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年）以讨论为罗马扩张设置界限起头。
[11] 气候带是希腊罗马古典地理学和天文学的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将地球分为热带、南温带、北温带、南寒带和北寒带。——译者注
[12]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词，意指欧洲将伊斯兰东方想象性地建构为自己的他者，催生出一大批文献。见萨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伦敦：维索图书（Verso），1978年。

古希腊既把帝国的概念推而广之，又在其中引入了独特的殖民空间。起初，希腊是海上帝国；其史诗神话讲述着城邦——米诺斯（Minos）、斯巴达、雅典、特洛伊——建立爱琴海霸权的斗争，希腊对波斯的胜利也是由海军优势取得的。亚历山大从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3年向“地球尽头”的进军，建构起真正的希腊化帝国；那个帝国不仅覆盖前所未有的大片地理区域，而且利用与扩展巴比伦与雅典科学将希腊领土扩张与地图绘制中的全球概念关联起来。[13]亚历山大帝国能被绘制于面积由大地的球形和依纬度划定的气候秩序（latitudinal order of the climates）预定的人居地球图像上，这一点开启了将帝国控制权延伸至自然（nature）施加的领土限制以内的概念可能性，由是推动了包含“全人类”（universal humanity）的普世帝国构想，将任何简单的己他二分都极大地复杂化了。解决通过地理多样性形成的人类差异和通过帝国空间性形成的普遍人性二者间的矛盾，在全球思维的历史中时时回荡。

[13] 希腊天文科学与几何科学的埃及与苏美尔起源，为主张西方文化的非洲起源的“黑色雅典娜”命题提供了根据。见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第一卷《编造古希腊》（The Fabrication of Early Greece），伦敦：自由书社（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7年。

普世帝国在基督时代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得到了相对明确的表述。身后刊于其陵墓附近的《功业录》（Res gestae）中讲述了这位皇帝塑造领土形状与罗马统治边界的功绩。神意“早已向罗马分派了征服、支配，但也平定、组织整个世界的命运”。[14]两个世纪前，波利比乌斯（Polybius）已经提出罗马应该超越它所继承的四个帝国之所及——亚述帝国、米底帝国（Media）、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庞培（Pompey）声称已将罗马版图的边界推进至地球边缘，而到了奥古斯都的时代，“罗马城与地球”（urbs et orbis terrarum）的概念已在罗马的帝国修辞中司空见惯。这将“鼓励合一运动（ecumenism）式的怀旧，一直到拜占庭和查理曼”[15]，还将在西方拉丁世界朝向海格力斯之柱之外、“日不落”全球空间的帝国视野中得到经常的复用。

[14] 尼科莱（Nicolet），《空间、地理和政治》（Space, Geography, and Politics），第15页。
[15] 同上，第33页。

作为帝国的符号，球形从大约公元前75年开始出现在罗马的金属货币上。球体上没有记号，或许代表天球，也同样可能代表地球，得以从符号上关联起前者表示的神性秩序和后者施加的帝国领土秩序。奥古斯都的帝国宣言因此被置于皇城中心的建筑群中，其中还可能包含一张世界地图，而肯定包括在皇帝诞辰与宇宙时间秩序间建立一致性的历象纪念碑。地球上的皇帝就这样在想象中成为了天球上的阿波罗，因为对全球空间的全知而全能。

如果说皇帝和帝国在宇宙图像中是参考天空的可预测性与秩序而占有一席之地、享有正当性，那么天球则显示出直接的领土权威。就领土而言，帝国在许多关键方面是制图的事业。制图学和地理学在建立帝国统治方面的实际作用记载丰富。亚历山大帝国的东征在某种程度上被宣传为科学考察，亚历山大本人也有学者随从。此后帝国的冒险事业——布干维尔和库克航行太平洋、拿破仑勘探埃及、利文斯顿[16]旅行非洲、皮尔里向北极进发——都以同样的方式得以正当化。以亚历山大命名的皇城亚历山大城，成为了一座伟大的地理学和制图学大学的所在地，亚历山大图书馆成为了斯特拉波（Strabo）综合奥古斯都地理科学的主要资料来源。[17]欧洲殖民地首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在为知识帝国收集归档中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例如，布鲁塞尔的皇家广场（Place Royale）是可以追溯到比利时短暂殖民时期的建筑群、空间群，那时这个为拿破仑后欧洲的战略需要而被创造出的小缓冲国统治着赤道非洲的广大区域。这座广场在设计、功能和图像志方面，都在比利时统治的象征性中心协调了全球时空，收集了普世知识。周围博物馆与美术馆的建筑设计与展品，同时联系与区分着它们收藏的欧非物质文化、艺术与科学。广场中央，耶路撒冷王国第一任国王、布拉班特（Brabant）本地英雄、十字军战士布永的戈弗雷（Geoffroy de Bouillon）将帝国之剑举于城市之上，使人忆起比利时在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与其伊斯兰他者帝国冲突中的一份功劳。那里的柯登堡圣雅各伯教堂（church of St. James in Kondenburg），是比利时帝王的加冕处；里面最重要的画，是G. 德克莱尔（G. de Crayer，1584-1669）[18]所绘的《圣加大肋纳升天》（The Assumption of St. Catherine），这部巴洛克作品中的圣婴抱着一个显眼的地球。[19]

[16] 这里指的是苏格兰“探险家”戴维·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译者注
[17] 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在心中绘制地图：古亚历山大城的地球》（Mapping in the Mind: The Earth from Ancient Alexandria），载科斯格罗夫（Cosgrove），《地图》（Mappings），第24-49页。
[18] 加斯帕德·德·克莱尔（Gaspar de Crayer，1584-1669）是比利时佛兰德画家，反对宗教改革，以祭坛画和肖像画著称。——译者注
[19] 这幅画实际上位于布鲁塞尔的圣加大肋纳教堂，是祭坛画。这座教堂也不在皇家广场附近。见https://www.nationalgalleries.org/art-and-artists/4793与https://intravel.net/brussels/attractions/church-of-st-catherine-in-brussels——译者注

从中心看，帝国地理学主要关乎领土防卫与内部流动的整饬与协调。帝国空间内部的地方主体性，则是次要关切。管理者和贸易者绘制地图的举措是漠然而有控制性的，从中心沿着轴线辐射出去，对地方具体性少有关心。条条大路通罗马，世界海路在伦敦港交汇，全球航线从纽约向外放射。当然，实际上帝国空间总是有其边界，普世帝国之梦不得已对抗着具体地理差异与距离的限制；但抽象地说，我们可以描述出西方帝国想象遗产的四层空间结构。居于中心的是皇城，向理论上能延伸至整个人居世界的领土声索权威，边界也因此只受自然施加的限制。皇城被赋予世界轴心（axis mundi）[20]的特质，那是地面空间与天时间（celestial time）[21]相联系的地点。[22]这座城市所宣称的普世中心性，是通过建筑、景观、仪式、藏品和陈列在修辞学上得到运行和表达的。[23]帝国用叙事的方式设立了自己的边界。（对亚历山大而言是希法西斯河〔Hyphasis〕[24]；对凯撒之前的罗马是卢比孔河）帝国中心权威之外的空间，不是人居世界之内的积极边境（active frontier），就是人居世界之外的荒原，不适合完全的人类居住。城市空间、帝国空间、边境空间和荒蛮空间所共同形成的地理环境，就是帝国宣称甚至行使权威的地球。地球位于天球之中，后者的规则运动正是被理解成地球上帝国秩序的典范。在皇城即位、手执球仪的皇帝，是控制这空间等级结构的时空秩序的化身（实际上通常是神性化身）。因此帝国视角恰如其分地属于阿波罗式：在时光中固定不变而又变动不息、处于全球中心而神一般地居于天空。

[20] 世界轴心（axis mundi）指的是贯通天地或者其他高级与低级领域的神话学概念，可以表示为树、藤、柱、梯、塔、山等形象，有一定的宗教意味。世界各地、各信仰都存在着类似概念。——译者注
[21] 天时间（celestial time）可能是神秘学相关概念，如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伪科学作品《地球编年史》（The Earth Chronicles Handbook）系列对此有所提及。——译者注
[22]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神圣与世俗：宗教的本质》（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W. S. 特拉斯克（W. S. Trask）译，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Routledge & Kegan Paul），1959年；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特点初探》（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71年；段义孚（Yi-Fu Tuan），《宇宙与壁炉：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角》（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年。
[23] 费利克斯·德赖弗（Felix Driver）和戴维·吉尔伯特（David Gilbert），《帝国中心？帝国时代伦敦的景观、空间和表演》（Heart of Empire? Landscape, Space, and Performance in Imperial London），载《环境与计划D：社会与空间》（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第16期，第11-18页。
[24] 希法西斯河（River Hyphasis）是古希腊人对今北印度贝阿斯河（Beas River）的称呼。亚历山大东征时军队在此反叛，此地成为东征最东点。——译者注

殖民地
与亚历山大的帝国之业不同却有关的，是公元前八世纪开始、从五世纪开始加快的希腊地中海殖民。这既是被对土地的渴望所驱动，也同样多地被对军事征服和商业的渴望所驱动。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在黑海和埃及，定居点被建立起来，希腊文明借以在空间上转移到新的土地。殖民者是离家的人（apoikia）[25]，离开家乡居住在不同的现实环境。拉丁语colonia是这个希腊词的直译，保持了其与居住（dwelling）的密切联系。西西里的叙拉古（Syracuse）或是意大利海岸上的奈阿波利（Neapolis）[26]等希腊殖民地效仿着城邦：它们自主自治。城邦公民权决定于土地所有权与耕作；在此后罗马的用法中，colonus[27]成了土地耕种者的意思。

[25] 此处疑有误。作者原文使用的apoikia一词对应希腊语αποικία，意思是子邦、殖民地。apoikia当为古希腊语ἄποικος（转写为ápoikos），作名词表示殖民者、殖民地定居者或者殖民地、殖民城市，作形容词表示远离家乡的。——译者注
[26] 即今那不勒斯。——译者注
[27] 这个词语的另一个意思是殖民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