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当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话题出现时，大多数人会认为佛朗哥夺舍了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麾下正牌法西斯们的长枪党。但当我们深入观察长枪党，尤其是其领导层之间的关系时，情况就复杂多了。我们可以从何塞·安东尼奥与拉米罗·莱德斯马的主要分歧之中看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并不是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

 

一个例子，何塞在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行会社会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何塞甚至出了名地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法团国家称作空话连篇机，说它不是真正的法团制度。

 

何塞忠实于行会社会主义，甚至认为西班牙的土地改革不得不优先于一切其他改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西班牙是非常不良的，西班牙是个农业国，正经历着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极其灾难性的后果。这意味着何塞倡导的社会革命需要土地改革，以避免卡尔·马克思的预言。

 

何塞读过很多马克思的书，但他不懂工业社会的现实，这导致了他与莱德斯马在战术战略上的分歧。后者不同于何塞，他认为西班牙必须不择手段完全工业化才能生存。持相反观点的何塞认为，土地改革不应该是为了工业化，而是为了维持强大的农业系统。

 

何塞坚称长枪党应当只活动于乡野小镇，而莱德斯马觉得这个想法很荒谬，并认为征服城市更有必要，同时不能忽视农民。

 

何塞的愿景很大程度上基于天主教传统。这些观点跟他的“行会主义”源自多诺索·科尔特斯(Donoso Cortés)和瓦斯奎兹·德·梅拉(Vázquez de Mella)，莱德斯马的观念则绝对是现代的。例如，他认为国家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基石。这是因为莱德斯马主要受黑格尔、费希特，尤其是尼采的影响。

 

这可以从他们对 个人如何作用于社会 这个问题的不同观念中看出。何塞所理解的就像是天主教意义上的“人”，他反对莱德斯马对“个人”的轻视。他追求一种基于道德国家的集体社群主义愿景。

 

另外，莱德斯马还认为，革命须通过苏联和意大利法西斯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进行，如有必要，这要求工业和公共服务的大规模国有化。一旦实现了这点，土地的社会化将用公社或合作社的方式来实行，但要把产业工会整合进国家作为其中轴。从而强制促进阶级合作。莱德斯马知道，他所处时代的形势下需要这样。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资本主义正引领潮流，直到它走向自己的毁灭，变得不再必要，它是作为一种过渡，直到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法团主义)。而在另一边，何塞想要的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麻痹掉已被历史证明不可避免的进程。资本积累——何塞读了马克思后相信的一个规律——不会通过行会方案而终止，而要通过国家来承担资本积累职能，之后继续执行社会化，其手段是上述的工会、合作社或国家本身。不必压制小规模的财产，因为无论有多少积累，它都总是存在。

 

莱德斯马非常不喜欢君主制和贵族。这将带来他与何塞的大量争论，甚至导致他不喜欢其他所谓的“法西斯运动”:

“还有莫斯利，穿着他的衬衫，他的法西斯党和墨索里尼式梦想；就像这里的普里莫·德·里维拉一样，另一个类似性质的团队……他们有一个“领袖”，一个贵族Duce，百万富翁，他把自己的住所用来组织这个党。因此，莫斯利，这个英国人，他是一名爵士，一名古怪的千万富翁。就像普里莫·德·里维拉，这个西班牙人，他是埃斯特亚侯爵，百万富翁，非常文雅。就像施塔亨贝格，这个奥地利人，他是一位王子，也是百万富翁，还有其他所有人。他们全都行动温柔，举止优雅，抱负是实现所谓的法团国家……他们的特点是他们那臭名昭著的忽视大众困境的倾向，因为他们在特权社会圈子里与世隔绝，他们依附于一切反动的社会形式。”

——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

 

何塞当然是老牌贵族血脉，正因此，持明确无产阶级观点的莱德斯马会指责他不懂现代政治的现实。莱德斯马非常愿意联合左派而不是传统保守派。从莱德斯马在1931至1935年期间曾尝试将长枪党与CNT联合起来一事可以注意到这点。莱德斯马的《国家的征服》反复提到这个观点。莱德斯马的尝试主要是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战士来支持民族理念。他醉心于工团主义群众的民族化。圣地亚哥·蒙特拉·迪亚兹(Santiago Montera Diaz)、曼努埃尔·马特奥(Manuel Mateo)、阿瓦雷兹·德·索托马约(Alvarez de Sotomayor)、弗朗西斯科·布拉沃(Francisco Bravo)、辛佛里亚诺·莫尔德斯(Sinforiano Moldes)和埃米利奥·古铁雷斯·帕尔马斯(Emilio Gutiérrez Palmas)等人都是前共产主义者或前CNT成员，这证明了他使徒工作的成功。

 

而何塞将继续努力获得更多保守派的支持，如佛朗哥。毫无疑问，很容易理解，顺理成章的是，莱德斯马被佛朗哥政权屏蔽并边缘化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所倾向的这些权力在握、力量巨大的金融资本正是莱德斯马曾严厉批判的。1933年，巴斯克的金融家们正在为一场反革命运动寻求一位潜在领袖。虽然他们给莱德斯马提供了少量支持，但他很快就被认为过于激进，而且微不足道，不值得大力支持。

 

他的言论会吓到资本家和封建保守派。何塞谴责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掌控的个人主义经济，把工人变成了“资产阶级生产机器里面一个失去人性的齿轮，”也谴责国家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国家对生产控制权的掌握来奴役个人。”他也会转而说，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莱德斯马更倾向于同苏联结盟，而不是英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这一观点清楚表明，莱德斯马与巴巴罗萨行动前的轴心国有着更多共性。莱德斯马说过这段著名的话:

“20世纪新世界万岁!
法西斯意大利万岁!
苏维埃俄国万岁!
希特勒德国万岁!
西班牙万岁，我们做得到!
打倒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

 

根据历史学家斯坦利·G·佩恩(Stanley G Payne)的说法，何塞得到了大企业的大量财政支持，并同建制保守派合作。很不幸，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何塞自己的作品以及他对亲信们的谈话这两者如何演变时，我们可以肯定，这人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而已，他只是试图从意大利的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事物之中谋利。斯坦利·G·佩恩的《长枪党: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史》(Falange:A History of Spanish Fascism)里面就有证据:

“尽管何塞·安东尼奥为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Il Fascismo)的西班牙语译本写了序言，并在自己办公室里把Duce的亲笔签名照挂在了父亲的肖像下面，但他对这位意大利领袖并不抱真正的人身敬意。他告诉他的密友们，墨索里尼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司法体系，也没有发动一场革命，而只是编造了一个神话，西班牙运动可以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

 

何塞多次否认说，长枪党不是法西斯运动。最著名的案例在1934年蒙特勒法西斯大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法西斯国际。何塞拒绝了大会的邀请，认为长枪党不是法西斯的，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让意大利法西斯们有些困惑。在30年代中期的“普世法西斯主义”阶段，因长枪党信奉“权威、等级、秩序”，法团主义倾向，还有他们反物质主义的理想主义，意大利人有点不确定地将其判定为了法西斯。何塞则认为，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同时也表现出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差异。例如，何塞拒绝民族主义并同资产阶级分子积极合作，他很快就承认只是把法西斯主义用作一个幌子，他可以从中受益，《长枪党: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史》再次表明:

“1935年2月10日在萨拉曼卡举行的一次大型会议上，以及1935年4月19日在马德里‘商圈’面前，他都强调，国家工团主义并不追求社会化经济，而只是一定程度的国家社会主义，以进行急需的改革。他重申了他之前的声明，墨索里尼的法团主义对西班牙来说只是个着手点而已。”
“何塞·安东尼奥是否拥有传统意义上的法西斯气质，这是值得怀疑的。他继续跟自由派朋友们共进晚餐，尽管是私下的;他太愿意接纳对手的人情味，在个人关系上过于友好，不适合这种模式。”

 

1936年的何塞出版物《一个欧洲学生的笔记》(Cuaderno de Notas de un Estudiante Europeo)当中，他讲述了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思考:

“无政府主义：假装通过解散个人的集体来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和谐。法西斯主义：假装通过将个人纳入集体来解决（共产主义不是第三种态度：当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时，它是一种蛮族入侵）；无政府主义的远大抱负是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无法实现。法西斯主义根本上是错的：把它看作是一种宗教现象是对的，但它试图用偶像崇拜来取代宗教。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浪漫的，反天主教的：因此，其内心深处，是反法西斯的。因此，我们看到了它是多么平庸，厌倦了它永恒的争斗。在经济上也是错的，因为它没有移除真正的基础：资本主义。整个法团制度的所有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保护了这个二元性：雇主-工人，尽管它凭借工会成为了巨人。也就是说，它保留了劳动关系的双边方案，以及剩余价值机制，不管是否是模糊的。可以审慎地看到法西斯主义（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德国）有着某种形式的苦行主义设想。”

 

尽管何塞外表光鲜，但他仍然会背地里说法西斯主义的坏话，并继续试着恰到好处地玩弄他的身份，以获得意大利人对他的党的支持。莱德斯马个人支持民族主义，而何塞则公开反对民族主义。这显示在了《何塞·安东尼奥的祖国思想》(The Idea of the Fatherland of José Antonio)当中:

“如果说拉米罗公开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需求，那么何塞·安东尼奥则从否定民族主义出发。‘而且我们不是民族主义者，因为做一个民族主义者纯粹是毫无意义;它是把最深的精神之泉移植到物质动机上，到纯粹的物质环境上;我们不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是人民的个人主义。’”

 

何塞对世界的态度当然更多是基于以天主教为中心的政治学，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也有详细阐述。其中他采取了更人道主义的方式，完全拒绝了法西斯主义，声称它的寿命肯定会很短。甚至更进一步谴责民族社会党的种族主义。何塞甚至认为，它们是一种由浪漫主义驱动的非理性民主。

 

莱德斯马实际上是拥抱法西斯主义的，尽管他在种族问题上不赞同民族社会主义，然而莱德斯马也从未因此否认过它。事实上，他非常崇拜纳粹主义和阿道夫·希特勒，他甚至开始模仿希特勒的发型。1930年他前往德国探察，在那里他对冲锋队准军事组织和希特勒的演讲印象深刻。1931年2月，年仅25岁的莱德斯马投身政治，希特勒直接启发了他去行动。另一边，何塞对继承他父亲的政治遗产更感兴趣。他的父亲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统治西班牙大约十年，但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父亲的政策甚至类似于后来的佛朗哥。何塞的观念很多方面都是对他父亲的模仿，并反映在了后来的佛朗哥政权上。

 

1934年2月13日，莱德斯马跟何塞达成合并协议。这一联盟是伴随着两人之间的、党内意识形态的强烈差异而诞生的。在长枪党内部，有君主派，有一些真正的法西斯革命者，少许自由派以及一些卡洛斯派。何塞一方主要担忧莱德斯马主张的重大社会变革，尤其是他的经济激进主义。他们害怕长枪党的无产阶级化。最终合并会失败，他们会分裂。

 

如我所说，何塞是人道主义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和平主义者。在喜剧剧院的活动上，何塞声称，为了实现西班牙文化和历史的重生，它必须使用纯粹防御性的暴力来实现，这被他称为“拳头和枪炮的辩证法”。这样，当长枪党使用暴力时，它就会因此而合乎道德与法律。但在何塞允许他的追随者们反击之前已经有41名长枪党人被左翼分子杀害了。1935年，莱德斯马不同意长枪党运动的路线，他给出了诊断:

“革命精神的冻结，被动、不积极，沉浸于呆板的议会政治，越来越多的写手们不再专注于人民和真正的政治使命，党的过度‘右翼’导向。”

 

在莱德斯马最重要的作品《对西班牙青年的讲话》(Discurso a las juventudes de Espana)当中，他认为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应该更关注战术战略而不是理论。莱德斯马主张一场民族革命以“提高人的力量”，要求用暴力达到“人的净化”。作为对左派杀害41名长枪党人的回应，莱德斯马随后下令以血还血。

 

长枪党的死亡人数又增加了67人，而左派约有64人被杀。总共有108名长枪党人死于跟左派的冲突。何塞一开始不愿接受恐怖主义暴力，但他最终服软了，为长枪党的复仇怒吼感到满意。1934年，马蒂亚斯·蒙特罗(Matías Montero)在卖长枪党报纸时被谋杀，成为这场小型运动的烈士。到了1934年6月，他们中有10人死亡，主要是被社会主义者杀害的，但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功劳;社会党不打算允许法西斯运动在西班牙发展。这包括对何塞和莱德斯马等其他领导人的暗杀。

 

第十名遇害的法西斯分子胡安·奎亚(Juan Cuéllar)，1934年6月10日在马德里与社会主义者发生冲突时被杀，他的尸体被凌辱，之后，长枪党袭击了一群社会主义青年，杀害了据称参与虐尸的一名年轻女子胡安妮塔·里科(Juanita Rico)，并重伤了另外两名社会主义者。里科被献上了盛大的葬礼，并被誉为“西班牙首位法西斯主义受害者”。杀害里科的凶手似乎是在未通知上级的情况下主动行动的，暴力很快就升级了;何塞·安东尼奥不得不下场阻止一些长枪党人暗杀因达莱西奥·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社会党领导人)并炸毁马德里的社会党总部的企图。

 

1935年初，何塞以暴力及反叛行动为由将莱德斯马驱逐出长枪党。何塞曾多次考虑放弃长枪党主义议程，但无法逃避运动中其他成员的死亡和牺牲所强加给他的承诺。与法西斯事业相关联的残酷和暴力可能是他最厌恶的。何塞在1934年底以前停止了使用法西斯一词，极权主义一词则消失于1935年底。他偶尔会把使用暴力的右派阴谋家称作“法西斯空话篓子”。

 

起草政治纲领引发的紧张内部气氛是莱德斯马被驱逐的另一个原因。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莱德斯马支持激进的法团主义愿景;而何塞，他则更保守、贵族。马丁·布林克霍恩(Martin Blinkhorn)发现长枪党内部至少存在四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从合并到驱逐莱德斯马，一直是个有点教派大联合式的党。得到弗朗西斯科·莫雷诺·埃雷拉(Francisco Moreno Herrera)和埃利塞达侯爵等君主派支持的保守主义;奥内西莫·雷东多(Onésimo Redondo)的政治天主教主义，莱德斯马的反教权国家工团主义;以及何塞特有的精英主义贵族理念。

 

那些追随何塞的人毫不犹豫地诋毁莱德斯马，用最荒谬的批评来把他埋没。莱德斯马被指责嫉妒，被唤作布尔什维克，被指责是粗鄙的无产阶级。在大多数长枪党知识分子写的关于国家工团主义的书中，莱德斯马很快被认为只是国家工团主义的次要作者。何塞甚至派过一些蓝衫军去对付莱德斯马的分裂团体。费尔南德斯·奎斯塔(Fernández Cuesta)是罪魁祸首之一，此人后来成为佛朗哥长枪党的最大走狗。

 

莱德斯马狂热地、毫不妥协地相信，必须将银行国有化，以阻止寄生性的投机海盗、高利贷和大地产的聚积。这是少数几个他们两人都赞成的议题之一。除了这些，他们截然相反。长枪党纲领深受天主教影响，但是党希望政教分离;长枪党无意将天主教强加给数以百万计的西班牙无信仰者。这出自莱德斯马在党内时的影响。何塞反对它，但还是允许了。1934年11月，埃利塞达侯爵，党的一位财政支持者，离开了长枪党，原因是他不赞成党关于政教关系的提议，他将其视作“彻头彻尾的异端”。他的离开使党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和宣传机构。天主教会甚至因党对教权主义的立场而威胁其领导层。

 

何塞认为犹太人问题纯粹是个宗教问题，觉得这只是个跟共济会有重合的轻微问题。他个人并不认为这个话题值得关切。莱德斯马则认为犹太人是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操纵者。佛朗哥治下的长枪党日报《向上报》(Arriba)以这两种观点为基础，声称:

“犹太共济会国际创造了折磨人类的两大罪恶: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莱德斯马还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明显，现在小的空间/地区的独立自治注定失败，只有在大的地缘政治空间中，他们才能有别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莱德斯马力主一个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何塞也主张一个联邦国家，但要有略多的地方自治，尊重西班牙内部各种不同的文化，维持封地。何塞认为这是让西班牙保持不变的最好办法。实际上这将意味着扼杀西班牙社会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的任何希望。

 

总结

为了展示莱德斯马与何塞的更多区别，我将在这里强调它们:

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

对民族：将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民族理念视为革命性的、无可争辩的原则，强调现代性，认为西班牙是一个政治与历史相结合的民族。
对国家：持极权主义观点，认为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采纳黑格尔的国家观，主张模式统一和去中心化管理。
对经济：主张国家中央计划，推动银行、工业、公共服务和土地的国有化，认为工会化是资本主义之后的阶段，并窄化国家与工会的关系。

对君主制：持反君主主义立场，主张建立工团共和国，并拔高西班牙的传统价值观。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

对民族：拒绝卢梭式的“社会契约”，接受政治民族作为历史民族的继承者，强调传统，将西班牙定义为“命运的联合”。
对国家：主张增强国家权力但不吞没个人（个人是永恒价值的载体），秉持罗马天主教的国家观，同样主张模式统一和去中心化管理。
对经济：主张由工会管控经济，区分对待个人、家庭、公有和工团等不同类型的财产，赞同银行与公共服务的国有化以及土地改革，同时强调工会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自治权。
对君主制：虽然出身传统的君主家族，但在共和国成立后放弃了任何君主制复辟的努力，认为此议题并不重要。

 

 

除了都反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外，何塞和莱德斯马在其他事情上的共识很少。只有在银行问题上以及像是西班牙主义之类的概念上，他们才完全一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两者表面上好像是相似的，但实际上却大有不同。莱德斯马想要一个现代的工业化西班牙，而何塞想要一个农业西班牙，其工业部门被极度阉割。这就又成了个法西斯法团主义vs行会社会主义(分产主义)的问题。此外，莱德斯马希望废除一切贵族特权，而不是像共和国成立后那样仅仅废除国王。何塞则希望保持贵族特权的同时不复辟国王。本质上，两人都是第三位置，但只有莱德斯马才真正称得上是个法西斯，而何塞更应该被理解为天主教保守派。

 

由于这种种原因，许多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最终否定了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这个人物，就像他们否定佛朗哥一样。一旦人们了解了他的为人，还有他的真实想法，他起先作为一个法西斯领袖的假象就会崩解。在这方面我们很快就能看出来，何塞跟奥托·施特拉塞或恩格尔伯特·多尔弗斯没有太大区别。

 

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跟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都被西班牙共和派杀害，两人都被判处死刑。何塞死前经历了一次政治启示。他主动提出打算通过任命一个新的“妥协”政府来达成佛朗哥与共和派的和平协议，这实际上意味着由长枪党可以接受的各个政治人物来组建一个政府，但他被佛朗哥拒绝了。何塞在这之后说佛朗哥是个叛徒，感觉被出卖了。

 

佛朗哥很乐意听到何塞的死讯，他很高兴摆脱了一个争夺统治权的潜在敌手。然而，佛朗哥也展现出了他的狡诈无情，他拒绝承认何塞之死，从而建立了“缺席者”(El Ausente)这个邪教。到他的死亡无可否认的时候，普里莫·德·里维拉已经被变成了佛朗哥主义的第一烈士。为了纪念他对新的佛朗哥专政的理想做出的所谓牺牲，高喊“何塞·安东尼奥，永垂不朽!”(¡José Antonio, Presente!)在所有的公共集会、会议甚至学校都是强制性的。就这样，从他死的那一刻起，他留下的记忆就被佛朗哥窃用了。

 

长枪党核心成员“老衫军”(Camisas Viejas)，在新的佛朗哥国家里面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在新体制中也只占据少量职位。他们甚至没能掌管新国家的党，传统主义西班牙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 Tradicionalista)。佛朗哥给长枪党任命了新领袖费尔南德斯·奎斯塔，其于1937年10月宣布国家工团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容。不堪设想的事情发生了，佛朗哥扭曲了何塞之死，粉碎了他的理念。

 

在后佛朗哥时代，何塞的崇拜者们非常推崇他的“人道主义”，他对极权专政的反对，他对个人个性和“人是永恒价值的载体”的强调，还有他的天主教主义。他们许多人出于这种原因对佛朗哥敬而远之。

 

莱德斯马在死后很快就被完全遗忘了，他的梦想和抱负随他而逝。他被佛朗哥政府掩没了，而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则被拔高为烈士。何塞本人，跟莱德斯马一样，都被佛朗哥粉碎了。莱德斯马的见解，包括他对法西斯主义的贡献，被完全遗忘了。颇具影响力的罗马天主教会对他持怀疑态度，威胁要用禁书目录来和谐他的作品。一块可怜的石碑，简单而可悲，在他死后25年面世，上面写着:

“萨莫拉长枪党人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
1905年5月23日-1936年10月29日”

 

毫无疑问，这是向他致敬，但这使他被从西班牙抹去了。这证明，右翼会为莱德斯马的反共主义和爱国主义欢呼，但同样是这些人把矛头指向了他——就像他们对何塞做的——指向了他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宣言。莱德斯马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主张无产阶级民族的社会主义。莱德斯马的著作、他的报道文章和他的一切作品从未被出版或翻译。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幸事，因为他从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任何来自英美世界的人所理解，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充满诗意的，但又是极其悲壮的。

 

本文的论断将激怒“纯粹派”长枪党分子。但事实就是，没有莱德斯马，国家工团主义(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就不会存在，这是事实。何塞帮助塑造了国家工团主义，但如果没有合并协议与莱德斯马打下的基础，长枪党可能只不过是个保守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