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地理學「人文轉向」的先驅，丹尼斯·E.科斯格羅夫（Denis Edmund Cosgrove）想要在本書中探討這麼一個問題：西方將地球描繪為圓形的歷史實踐，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歷史影響？通過追溯地球圖像的長長譜系，本書旨在論證：大地的形狀被視為最完美最自足的球形、而這整全的球體又代表了全人類的統一，這樣的觀念自其誕生伊始就與殖民征服的野望難解難分。地理學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絕不是純潔客觀的，而是為全球主義的邏輯所深深形塑。

原標題：Apollo's Eye: 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作者：丹尼斯·E.科斯格羅夫（Denis Edmund Cosgrove）
譯者：我

按：鑑於原書掃描版圖像模糊，除部分系移用作者自攝圖像，其餘均為自行搜集。限於作者對部分專業領域了解不足、翻譯匆忙，譯文錯誤在所難免，懇請讀者提點指正。感謝大家的支持和幫助！

序言

全球化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強有力的觀念。它由技術創新、資本躁動不安的尋找投資機遇、地緣政治的野心、熱誠的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甚至由旅行的欲望和冒險推動，是現代性的一道多面難題（hydra）[1]。無論是將其描繪為（信息、貨物）加速流轉的布滿錯雜網絡的球形，還是遭受壓榨與過度開發的星體，全球化正是從地球的圖像中汲取富有表現力而具有政治性的力量。甚至只消漫不經心地瞥向報刊雜誌、電視或者是廣告，便能看出地球圖像對千禧年想像施加的吸引力有多麼顯著。
[1]這個說法來源於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許德拉。它的頭顱砍下一個還能復生，作者藉以表示全球化的問題錯綜複雜，具有多個方面，不能夠輕易、迅速解決。——譯者注

地理學聲稱對地球有特別的占有權。根據定義，其智力任務是描述地球的表面。本書起源自（他人向我）對一場包含地球衛星圖片的攝影展的地理學解讀的請求。從我瞥見地球那看似簡單的形狀的歷史深度與文化複雜性開始，一開始似乎容易的任務很快變得極具壓倒性。我的根本問題很簡單：西方將地球設想、表現為統一的規則的球狀體產生了怎樣的歷史影響？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無法同時擁抱地球表面上兩塊狹小的區域，但是在想像中他們卻能把握住整個地球，並將其置於無限的宇宙中，交流與分享地球的圖像，無論是將其理解為平面抑或是實心體。直到20世紀晚期才有人實實在在目睹宇宙中旋轉的地球整體，而這項成就的衝擊通過全球化的語言與圖像（猶然）迴響。然而，略微思考便能揭示出：見到地球雖屬全新，但實際上終結了想像與思考如此可能性的漫長譜系。在（人類）拍下地球照片之前，此舉意義早已為人預見。

當代的全球化在起源上是西方性的，並與現代化的過程整合為一體，而「西方」的概念也正是由此過程在同一個地球表面得以區分開來。「全球化」打破了「西方與其他地區」，核心與邊緣，「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這般穩定的、將諸多不平等歸因於自然因素（naturalizing）的地理模型。全球化的空間以流轉、交換、匯聚為特徵，在或疏或密、或高效或低效的網絡中不平衡地流動，產生了多樣且錯雜的結果。儘管從歷史的角度看，許多交往互動都是如此，但在地的、轄域化的經驗意味著在想像中，文化世界（cultural world）與文化認同早已是圍繞著假想的社會-空間的中心地位而組織起來。

歷史地說，宇宙地理學（cosmography）是對於地球（earthly sphere）與天球的綜合研究的名字。作為一門科學，宇宙地理學在早期近代歐洲人努力設法應對他們知識空間的擴張中吸引了他們濃厚的興趣，並反映了在大千世界（creation）的多樣性中把握統一與將人類置於其中的渴望。由宗教願望、對普遍知識的渴求、全球性啟蒙的夢想以及地緣政治的（建立）帝國的迫切需要種種因素推動的宇宙地理學，是在以浮在宇宙中的地球表現的全球主義與全球化背後，在不經意間一閃而過的持久誘惑。宇宙地理學的譜系有許多部分，每一個都是擁有龐大、專業化文獻的科目。其持久存在的問題、其產生與需要的大量知識技能同樣挑戰著書寫其故事的嘗試。科學、哲學、製圖學、文藝、探險、地理和物質文化的歷史都有專門的資料。沒有一者能獨立於更廣闊的經濟與政治背景；所有這些都在「西方」與其既是想像也是實際的「他者」間的人種交往中受到了深刻影響。在最簡單的技術層面上，地球與地外空間的形狀的表現本身即已展示了複雜的歷史問題。無論是碟形還是球形，無論是製成模型、畫出抑或是利用數學方法投影成地圖，地球總是通過自己的表現形式為人所知。而表現形式對於塑造對世界本身的理解與進一步行動有著能動性。

面對這樣的宇宙學問題，我選擇追溯地球（globe）與寰宇（whole earth）[2]的圖像，因為它們建構並傳達了位於當代全球主義的普世主義主張後鮮明的西方思想觀念。正如我已說過的，「西方」本身就是在歷史中形成、變化的建構物，形塑了地球並從一個已經被意指的地球中區分出來。必然為一個被定位的（positioned）地點而宣稱普遍性的悖論為本書提供了一個重要主題：阿波羅之眼的主題，（也就是）位於地球之上的視角，宣稱（自己）為超然理性客觀的遍及地球表面的深思熟慮。理性主義者與實證主義者宣稱客觀知識（的存在）的局限性廣受承認，但他們的思想和物質影響對塑造西方的地球觀念十分關鍵。與阿波羅式視閾（Apollonian vision）及其普世主張緊密聯繫的，是區分自我與人類的流變話語。與地球整體的圖像緊密相連的人類團結統一概念深深塑造了民族間的交往與交易。
[2]作者將這兩個詞語並置，疑是有意區別二者。後者蓋指未能明確指出地球是一個球體，但仍然以整體性的視角認知、表現地球。——譯者注

作為太陽神，阿波羅同天體的形狀與規律性運動直接相關，而天體長久以來提供了和諧的範本和隱喻，這種和諧既能從視覺上理解也能從聽覺上理解。以數學形式表達的音樂一直與行星形狀聯繫在一起，而行星運動則通過超驗的狂喜狀態與星球與個體靈魂無中介的聯繫產生了關係。對宇宙之夢（somnium）的看法與經歷是對於地球的理解與表現中反覆出現的特徵，而這構成了這項研究的第三個部分。

將地球上多樣的生命統轄為統一的畫面的阿波羅式的凝視，是個體化的（individualized），是從單一視角出發的神性的、宰制一切的視閾。那樣的視閾同時是放權（empowering）與捉權的（visionary），暗示了從地球進入行星與恆星的領域的飛升。這飛升的主題聯繫了地球與天球，以致於在飛行中升入地球之上成為了全球性思考與想像的長久元素。對靈魂飛升的堅信，亦即對人類生命的命運是進入地球表面之上的天國而超脫的堅信，與宇宙之夢欣然接受的和諧之形上學相連。又或者，阿波羅式的凝視為自己攫取神性的權威，從神聖的中心將權力輻射遍地球表面，帝王般地將人類的權威施加與投射到地球的最遠端。在透過希臘羅馬的遺產而折射出的將基督形容為神人（God-man）二性的敘事中，這兩個方面相互交織，成就了西方基督教的普世性目的論。帝國的當務之急通過地球的圖像描繪出來，並以以世俗與宗教權力為軸的地球表面為中心。兩千年以來，凱撒與教皇之城羅馬在西方想像中一直被描繪成典型的全球性城市。

在西方想像與思考中，這些主題在地球的圖像、含義和道德解讀中相互結合。我在書寫它們時，試圖忠實於想像、道德思考與描繪地球中明顯可見的實際舉動的不可分割性。以下九章構建了從古希臘古羅馬到二十世紀的地球圖像與含義譜系。它們並不暗含線性或進步的歷史敘事，儘管這樣的敘事在地球概念與全球化本身那裡總是隱蔽的，時常又清楚明白。我最仔細關注的是早期近代階段，圍繞歐洲人首次環遊地球、將其重新安置於他們對宇宙的理解中並徹底變革其在模型與地圖上的表現形式的十六世紀。章節標題指涉地球與西方經歷的重要聯繫：帝國與詩性的、古典的、基督教的、海洋的、視覺的、象徵的、啟蒙的、現代的和虛擬的。每一章都關注一定數量的地球或寰宇的具體圖像，以此組織對於宇宙地理學觀點的討論。我的目的是揭示當代全球性思考的深層根源，承認如今地理想像植根於的在某種程度上異常複雜的宇宙地理學傳統。地球的表現形式對西方想像施加了特別強有力的影響，尤其是在過去的一千年中；鑑於西方文化的主動全球化，這不足為奇。

致謝

在書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受到了許多幫助，無法一一致謝。我在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哈里·蘭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度過了這個由納菲爾德基金會（The Nuffield Foundation）資助的研究的初始階段，這使我有機會查閱各式各樣人文科學方面的地球文本和圖像。其後我利用了倫敦瓦爾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人員的資源和技能，尤其是凱薩琳·德拉諾·史密斯(Catherine Delano Smith)在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地圖室和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組織開展的製圖學歷史研討。本書的各個部分都在大學學系的研討會與英國美國的會議上的匯報（presentation）中得到了改進。

朋友與同事們慷慨給予了我諸多具體的點子和幫助，其中有史蒂夫·丹尼爾斯（Steve Daniels）、伯納德·德巴爾比厄（Bernard Debarbieux）、安妮·戈德萊夫斯卡（Anne Godlewska）、邁克·赫弗南（Mike Heffernan）、里克·賈澤勒（Rik Jazeel）、帕蒂·凱爾納（Patty Kellner）、盧西亞娜·德利馬·馬丁斯（Luciana de Lima Martins）、蘇珊娜·莫頓-布朗德（Susanna Morton-Braund）、亞歷山德羅·斯卡菲（Allessandro Scafi）、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和阿圖羅·托西（Arturo Tosi）。我要特別感謝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點子，還有勒拉爾熱（Le Large）對克羅內利（Coronelli）的地球儀的評論。傑里·布羅頓（Jerry Brotton）和費利克斯·德賴弗（Felix Driver）閱讀了原稿的絕大部分，他們的評論也填補了我地圖知識的空白，使我得以（修正）許多魯莽的論斷。奧利·德爾齊（Orly Derzie）尋找並取得複製圖像的許可，做得很棒。所有錯誤和誤解都只代表我個人的缺點。皇家霍洛威學院（Royal Holloway）地理系社會文化小組的同事和研究生提供了振奮人心的知識環境，而且在院系（的努力下），提供了公休假以便完成我的著作。但是首先與最持續推動我的工作的是我的妻子，卡門（Carmen）。不僅她家在休斯頓的房子和船使得研究美國航空航天局的圖像成為可能，她還是這本「地球之書」最長久的支持者。在把本書題獻給她時，我希望她會感受到等待是值得的。

帝國與詩性的地球

誰能理解？在這裡，圓能夠說話，
沒有開端也沒有盡頭，沒有雙翼，
把自己的空間與世界隔絕
只是為了純粹的遊戲[1]。
在這裡沒有誰懂得
謊言。一個未知的概念
在這個完美的圓環中清晰可見。
是誰把它描畫出來？是鳥，還是幾何學家？
一個追趕自己的人。
不休息，除了存在，
除了穿越自己的對立面與自己重逢別無目標的運動員。
它是眼球。它是日月。
它的領地由眾星描畫。
只有上帝能抹去它，並創造出烏有這個詞彙。
我們讚頌，我們崇敬圓。[2][3]
——羅貝爾·薩巴捷[4]（Robert Sabatier）《伊卡洛斯》（Icare）[5]
[1]此處原書作jour，注釋譯為day，有誤。原文為jeu，表示遊戲、玩耍、娛樂。——譯者注
[2]大體參考本書注釋譯出，部分語句參考了機翻和法語詞典。原注所附詩歌翻譯刪去。——譯者注
[3]羅貝爾·薩巴捷（Robert Sabatier），《伊卡洛斯》（Icare），巴黎：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Albin Michel），1976年，再版於讓-皮埃爾·盧米涅(Jean-Pierre Luminet)，《詩人和宇宙》（Les poètes et l』universe），巴黎：謝爾什·米迪出版社（Le Cherche Midi），1996年，203頁，作者自譯。
[4]羅貝爾·薩巴捷（1923-2012），是法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譯者注
[5]詩歌原名Icare是拉丁語Icarus的單數呼格形式。伊卡洛斯是希臘神話人物，在逃離克里特島的過程中因距離太陽過近，假翼上的蠟融化而落水致死。——譯者注

在希臘羅馬的神話體系中，福玻斯·阿波羅（Phoebus Apollo）駕著金色的太陽戰車（chariot）從地球上駛過，勾畫出晝夜往復（diurnal）的弧線。他從蒼穹不動感情發出的箭為世人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災禍。在雅各布·德巴爾巴里（Jacopo de' Barbari）[6]的版畫中，阿波羅騎在球體上，而夜晚的月神黛安娜悄聲往西進入林蔭中。（圖1.1）在基督教圖像中，阿波羅變成了復活的基督，通過肉體的復活與升天救贖人類，使天和地重歸於一。文藝復興時代的王子們在修辭學方面相互競爭，以追求阿波羅式的對於環遊過的地球的概覽式（synoptic）的理解，而瀟灑的王牌飛行員和太空人作為現代阿波羅、先前只在夢境與想像中可見的球體的親見者而名噪一時。與地球分開而不隔絕，阿波羅代表了對完整性的渴望、對權力的期望、超驗的夢想和對輻射（意象）的利用。

[6]雅各布·德巴爾巴里（1460/1470-1516），是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畫家。——譯者注

1.1 《阿波羅和黛安娜》（Apollo and Diana），雅各布·德巴爾巴里（Jacopo de' Barbari）創作的版畫，1500年。太陽神阿波羅跨坐在天球上，此時月神黛安娜在黎明落下。©大英博物館版權所有。

阿波羅式的目光是概觀和全知的，在智力方面是超然的。在其凝視下，地球是平面或者薄膜。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70年出版的《寰宇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第一部聲稱自己包納寰宇（whole earth）的系統性地圖集，以阿波羅式的聯想作為這個新穎的文化工程的開場白。一首序言性質的詩歌狂想使其製作者就座於阿波羅的戰車，而1579版本中開篇的球體投影圖（planisphere）使人想見塞涅卡（Seneca）的話：「這就是由這許多民族的刀光火影分割的彈丸之地麼？凡人設立的疆界真是何其荒謬！」（圖1.2）

1.2 《寰宇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70年出版的世界地圖及其斯多葛主義的雋語。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哈里·蘭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如今，地球依舊維持著相當多樣且強有力的聯想。全球化——經濟的、地緣政治的、技術的以及文化的——被廣泛認可為第二個千年生活的突出特徵，使遍及網絡化、虛擬的表面的阿波羅式視閾成為可能。來自典型地位於阿波羅的傳統的權力範圍的空間和社會界限之外的地球的堅實土壤的抵抗，宣告了其男性式的歐洲中心主義[7]，一種無可救藥地歸於向從屬的社會和自然世界行使權力並將其合法化的全球主義的局限性。（對此的）批評在歷史上和道德上都很有根據。但是這個問題絕對不簡單。阿波羅式的視角激起了向他們安撫西方安逸自在的**制一樣頻繁被擾亂的、有關地球表面的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倫理問題。它也激起了一種關於全球空間的詩學，一種超越了物質的和可見的（地球）表面的信念。想像、看待、表現地球的文化史——阿波羅的目光——把具有歷史深度的地理想像縫補到通過持續加工重塑（reworking）不斷擴大的全球圖像、敘事和神話檔案定義西方的全球化實踐中[8]。

[7]阿波羅的性別是模糊的，在**制的希臘文化中他和智力的關聯將他和男性聯繫起來，使得他跟與激情的關聯使自己雌雄同體的形象與女性追隨者聯繫起來的狄俄尼索斯形成對比成為了可能。
[8]「西方」和「歐洲」本身就是與這裡討論的全球主義相關的大陸地理學的產物，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參見馬丁·劉易士（Martin Lewis）和卡倫·魏根（Kären Wigen），《大陸的神話》（The Myth of Continents），伯克利和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7年。

地球是擁有巨大的想像性力量的圖形；直到1968年「看到」[9]圓形的地球還是意味著想像它，一個經常與視覺經驗密不可分的活動。獲得這樣的全球性視野就是掙脫地球的束縛，擺脫時間的鐐銬，消除日常生活的偶然性，以取得夢想與和諧的普遍時刻。夢想（reverie）是與拉丁文somnium長久以來同升入地球之上相聯繫的想像性的睡夢的義項最接近的英文翻譯[10]。阿波羅的同伴是繆斯；他的里拉琴（lyre）和弓一樣重要。阿波羅式的音樂創造於旋轉的宇宙球體的數學上的和諧。與世俗音樂相競爭，阿波羅的音樂屢屢戰勝，其和諧超越了聽力所及。德語詞Stimmung[11]捕捉到了有生命的地球對迴響的、普遍的和諧的協調、配合（tuning）[12]。它補足了太陽光那耀眼的幾何形狀。阿波羅的形象以此方式激起了沐浴在安詳的凝視下的統一的世界、擁有完全的美麗和不可量度的生機的球體的概念。柏拉圖在《斐多篇》中描述了這樣的視角：
[9]英語see除了有「看到」的意思，還有「設想」的意思，作者這裡似乎在運用雙關。——譯者注
[10]關於這個問題最經典最權威的著作（locus classicus）是馬克羅比烏斯（Macrobius），《關於〈西庇阿之夢〉的評註》（Commentary on the Dream of Scipio），威廉·哈里斯·斯塔爾（William Harris Stahl）翻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52年。卡爾·榮格（Carl Jung）關於夢的著作頻繁觸及飛行與日神精神（Apollonianism）。見卡爾·榮格（C. G. Jung），《原型與集體無意識》（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cious），倫敦：勞特利奇與基根·保羅出版社（Routledge & Kegan Paul），1959年。
[11]這個詞派生於Stimmen，後者含有「使得和諧」「使得適宜」的意思。這個詞語既可以表示樂器的校音，也可以形容靈魂方面，表示情緒、性質、氣氛。——譯者注
[12]列奧·施皮策（Leo Spitzer），《古典與基督教的世界和諧構想：詞語「Stimmung」闡釋導論》（Classical and Christian Ideas of World Harmony: Prolegomena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Stimmung」），巴爾的摩：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63年；費爾南·哈林（Fernand Hallyn），《世界的詩性結構：哥白尼和克卜勒》（The Poet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Copernicus and Kepler），紐約：界域叢書（Zone），1993年。

首先，據說大地從上往下看就像那些用十二塊皮縫製的圓形的球；它有許多種顏色，有關這些顏色，我們的畫家使用的顏色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整個大地有這些顏色，但比這些顏色更明亮，更純潔；一部分是海藍的，極為美麗，一部分是金黃的，還有一部分是白的，比粉筆和雪更白；大地還有其他顏色，比我們見過的顏色數量更多，更加絢麗。大地的這些洞穴里充滿水和氣，呈現出它們自己的顏色，在多種顏色中閃現，整個大地看上去色彩絢麗，連綿不絕。[13][14]
[13]這裡的中文翻譯引用自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08頁。——譯者注
[14]柏拉圖，《斐多篇》，轉引自布萊恩·哈利（Brian Harley）與戴維·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地圖學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共2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7-1994年，第1卷，《史前、古代、中世紀歐洲和地中海的地圖學史》（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Ancient, and Media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137-138頁。

看到地球的觀念似乎也引發了整飭（order）與控制所見對象的欲望。在基督-阿波羅（Christ-Apollo）地上的事工（earthly ministry）的開端，他被帶到曠野的一個高處，被給予地球的權柄。皇帝、國王和企業屈服於相似的試探[15]，描繪地球和全球性的全景畫（panorama）以宣稱對地球的權威。殘酷的統治現實由概覽式視野其平靜的統一一致性緩和為表面上的和諧。
實現阿波羅式的視閾需要球面幾何、圖像和文學上的藝術技巧作為表現上的輔助。這樣的表現方式的歷史是複雜的，既與對物質財富、權力和權威的欲望相連，又同形上學的沉思（speculation）、宗教渴望或詩性的情感息息相關。
[15]這裡指的就是前一句提到的聖經故事。基督被引到猶大曠野之後，魔鬼出現，耶穌三受試探，第三個試探就是敬拜魔鬼，將得到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耀。前文語未詳。——譯者注

命名地球

地球的確擁有球體的幾何形狀、它繞著與其他球體有確定的時空關係的軸旋轉並由此維持生命條件，這些是我們如此熟悉的事實，以致於它們部分遮蓋了它們在想像力方面的重要性。一些關於地球和天體旋轉的知識和天文學上對時間和季節的確定是每個文化的知識遺產，是教授自然哲學、宇宙學或地理學的開端。[1]這些學科的觀察結果產出了固定（在羅盤上）的羅經點（fixed compass points）、線[2]和坐標，擁有巨大的符號力量的抽象網絡的理論框架。宇宙學的理解和沉思的主要工具是曆法圖像與曆法模型，在希臘羅馬的傳統中是渾天儀（armillary sphere）、地球與天球以及球體投影圖或者世界地圖。就像所有的圖像和表現形式，這些東西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外在現實客觀無辜的複製；它們在特定的語境中為服務於多種多樣的用途而被製造使用，並作為引人嚮往的財產和符號性的物品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價值。[3]它們在為它們描述的現象建構知識與意義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球狀的幾何圖形象徵著統一和完美，甚至神性，所以描繪地球的圓形可以將歸於地球實際形狀的意義賦予到被表現出來的物體上。哥白尼革命正是通過傳播不僅挑戰了想像與經驗行星排列與運行的方式，更是挑戰了想像與經驗人類在此被創造並存在下去的整個宇宙體系的宇宙地理學圖像而取得勝利的。20世紀的地球照片同等地激發了在對社會、自我和世界的感知方面的深遠變化。這兩組圖像都界畫了全球化地球演變的關鍵時刻。

[1]宇宙學不斷變化的含義在第4章和第5章討論。
[2]這裡指的可能是經線、緯線、赤道、黃道、回歸線一類的。——譯者注
[3]莉薩·賈丁（Lisa Jardine），《世俗商品：文藝復興新史》（Worldly Goods: 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倫敦：麥克米倫出版社（Macmillan），1996年；傑里·布羅頓（Jerry Brotton），《貿易領土》（Trading Territories），倫敦：回應叢書（Reaktion），1997年。

幾何的、繪圖的、文本的以及數字的技巧以複雜的方式共同作用，以表現地球還有它的空間、時間關係。[4]宇宙學、地理學和地圖製圖學緊密相關，雖然今天它們是有截然不同的歷史的截然不同的實踐。當我取用這些歷史的時候，我的意圖不是複製或者是大幅補充它們。[5]我的關注點是由水陸組成的地球和一套有限的觀念和圖像，逐漸全球化的西方文化在涉及普遍空間和時間時正是憑藉後者將自身置於地球的表面和更大的宇宙中。[6]組織了我的討論的當代英語詞彙，比如全球（globe）和地球（earth）[7]或帝國（empire）和人類（humanity），遮蓋了其意義在具體的地點與時間語境中被製造與重造的複雜的、不斷流變的而且經常相互矛盾的經歷和文化實踐。然而，對地理和歷史語境的關注不能忽略含義與時間的漫長譜系，文化正是通過記憶、學習與模仿藉此改寫認同的。這樣的與地球相關的文本與圖像遺產鞏固著如今的社會與環境的全球主義。

[4]佛朗哥·法里內利（Franco Farinelli），《世界的符號：現代的地圖圖像和地理話語》（I segni del mondo: Immagine cartografica e discorso geografico in età moderna），佛羅倫斯：新義大利出版社（La Nova Italia），1992年；斯韋特蘭娜·阿爾珀斯（Svetlana Alpers），《描繪的藝術：十七世紀的荷蘭繪畫》（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倫敦：約翰·默里出版社（John Murray），1983年，119-168頁。
[5]近來的英語地理歷史關注現代階段，例如，戴維·N. 利文斯通（David N. Livingstone），《地理學的傳統：一個紛擾事業的歷史片段》（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牛津：布萊克韋爾（Blackwell），1992年。有關古典與中世紀的地理學參見E. H. 邦伯里（E. H. Bunbury）1879年印行的經典兩卷本著作，《從最早的時代到羅馬帝國陷落的希臘羅馬古代地理學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among the Greeks and Romans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再版，紐約：多佛出版社（Dover），1959年；J. 奧利弗·湯普森（J. Oliver Thompson），《古代地理學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48年；喬治·H. T. 金布爾（George H.T. Kimble），《中世紀的地理學》（Ge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倫敦：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1938年；與克拉朗斯·J. 格拉肯（Clarence J. Glacken），《羅得島海岸上的足跡：從古代到十八世紀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與文化》（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伯克利和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7年。法國作家對這一階段給予了更多關注，例如，讓-弗朗索瓦·斯坦斯扎克（Jean-François 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亞里斯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筆下的氣候》（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 Le climat chez Aristote et Hippocrate），巴黎：阿爾馬丹出版社（L』Harmattan），1995年。另見布萊恩·哈利與戴維·伍德沃德《地圖學史》；及丹尼斯·科斯格羅夫（Denis Cosgrove）編，《地圖》（Mappings），倫敦：回應叢書，1999年。
[6]馬丁·劉易士和卡倫·魏根，《大陸的神話》。
[7]在並列與辨析詞義時暫時用這兩個詞語對譯只是權宜之計。鑑於中英詞語無法一一對譯，後文出現「地球」「全球」「世界」「寰宇」「寰球」「大地」這些詞語時都不意味著與某些英文詞彙的一一對應。——譯者注

自然與社會的圖像總是相互鑲嵌，還延伸到個體的自我反思，故而地球表現方式的歷史觸及著個體無意識的深度。詞語地球（earth）正是以這種方式捕捉到地球的物質性，將其僅僅表達為自然，而世界（world）表示帝國和人類更加欣然嚮往的更加社會化的普遍性。發源於斯多葛哲學的全球主義中與此有關的主題，是人類的存在和能動性，當其在阿波羅式的視角中被置於廣闊的全球空間的背景下，是瑣碎而微不足道的，納入了其廣大的「自然」中。儘管這是當代逐漸普遍化的環境保護主義的奠基性觀點，但他也在崇高莊嚴（sublimity），那種在約翰·彌爾頓的詩歌中形容、在十九世紀的聖經場景畫家約翰·馬丁的作品中描繪的宇宙之巨大與規律性面前的崇敬甚至畏懼感的觀念中有其根基。地球給人的崇高感推動了對生命的起源與命運的思考，因此末世論和目的論是全球主義的塑造性主題。

三個英語詞彙共同描述這個星球：地球（earth）、世界（world）和全球（globe）。（雖然）可以互換，每個詞都有自己特有的激發聯想的力量。地球是有機的整體；這個詞語表示生物根深蒂固的習俗本能、養育和棲居。它還暗示著依戀和居所：地球是生物長出、生活與復歸塵土的大地。地[8]是同水、氣、火一道組成前現代思考中的地球（terrestrial sphere）的中心、穩固的元素。地球還是土壤，尤其是為耕作而耕犁的肥沃土壤。日耳曼語族和羅曼語族的語言都賦予地球以陰性，並附上首字母大寫的母親（來稱呼它）。文藝復興時期的圖像志學家（iconographer）切薩雷·里帕（Cesare Ripa）[9]將特拉（Terra）[10]描繪為一名坐在一個球體上的女性，以此象徵不動的地球。被動物圍繞，她右手拿著另一個球體，以各種香草為衣，穿著植物和豐饒之角做成的頭巾。[11]在當代術語中，地球比起是空間的，更不如說是環境的，當指涉這個星球的時候，它通過其在農業上的隱含意義與實際上與全球（the global）對立的在地的含義建立了聯繫。

[8]在英語中，earth既能表示地球，也能表示大地。——譯者注
[9]切薩雷·里帕（約1555-1622），是義大利圖像志學家和學者，著有《里帕圖像手冊》（Iconologia），頗有影響力。——譯者注
[10]特拉是古羅馬神話中的大地女神，對應於希臘神蓋亞（Gaia），其符號與象徵是水果、花和豐饒角。——譯者注

[11]馬泰奧·弗洛里尼（Matteo Florini），《佩魯賈的切薩雷·里帕的圖像手冊》（Iconologia di Cesare Ripa Perugina），2卷本，錫耶納，1613年，第1卷，202頁。

與地球相比，世界（world）更加有社會和空間的含義。世界暗指認知和能動性。單是意識就能構成世界：人類來到這個世界（into the world），他們變得世俗（worldly）；他們創造生活世界（life-worlds）或理念世界（worlds of ideas）、意義世界（worlds of meaning）。世界是符號學的造物；在新約中世界起因於話（Word）[12]，包羅了世間萬物。我們降生於這個世界，可以入世與出世，死後或許還能進入另一個世界。世界可能類似或衝突，我們可以想像過去的或者更好的世界。在羅曼語族（儘管日耳曼語族並非如此）中，世界是陽性的。里帕筆下的世界（Mundus）是著一襲雜色長袍處於強勢地位上的男人，他頭頂金球以顯示世界的力量。[13]世界暗指地球表面的流動與交流，以及由之帶來的權力與權威。但這裡也有道德上的含混多面性：在早期現代的文化中象徵性的世界夫人（Lady World）是一個站在，或者緊密關聯於地球的穿著雅致的女性。她代表著對地球過於依戀的道德危險。[14]

[12]這裡指的應該是上帝以言語創造世界。——譯者注
[13]同上，第2卷，62頁。里帕提供了另類的、更老的世界形象：潘的薩堤爾形象。
[14]理察·赫爾格森（Richard Helgerson），《地圖的愚蠢與現代性》（The Folly of Maps and Modernity），在「紙上景觀：地圖、文本與空間建構，1500-1700年」（Paper Landscapes: Maps, Tex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1500–1700）會議上發表的論文，瑪麗王后與威斯特菲爾德學院出版社（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倫敦，1997年。

地球和世界都不能表示全球（globe）的空間性。全球將這個星球與球體——其抽象幾何形狀——聯繫起來，比起物質的組成和領土的組織更強調體積和表面。與地球和世界不同，全球被拉開距離，成為概念與圖像，而不能直接觸摸與經驗到。作為全球，這個星球以幾何方式被構建出來，其偶然性化約為線和形狀構成的平面圖案。故而全球是視覺與圖像的，而非經驗與文本的。作為一個球狀體，球形的地球（the globe of Earth）可以與其他球體聯繫起來，比如在托勒密行星系統中旋轉[15]或者算命師製作的水晶球。全球的形狀在人的眼睛或者女性的乳房中得到了人格化的表達（見圖7.1），產生了聯繫有性（gendered）的人類身體的小宇宙（microcism）與星球的大宇宙（macrocosm）的形狀詩學。術語全球主義利用了全球的抽象產生了與地球和世界相當不同的聯想。它豐富的象徵潛力使得全球在這三個詞語當中最適於圖像與符號含義的研究。

[15]這裡指的是水晶球體系，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托勒密相信的宇宙模型。他們認為宇宙是由多層的水晶球構成。——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