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首先聚焦于基德里奇 1951 年初发表的《我国过渡时期经济 纲领》(Teze o ekonomici prelaznog perioda u našoj zemlji)。据推断，该文本撰写于 1950 年末，是基德里奇自 1948 年初担任南斯拉夫党和政府经济政策主要负责人以来的经验总结。那一时期正是南斯拉夫从 “国家社会主义” 向 “自治社会主义” 的突然转向期，而基德里奇是这一转向的核心推动者之一。这份《纲领》不仅构成了基德里奇个人的理论自我认知， 很可能也代表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高层核心成员及党政领导群体的共识，并为一系列重要实践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该文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包含 5 至 11 条纲领。考虑到单条纲领的篇幅(尤其是第一部分)—— 每条纲领往往占据 2 至 3 个 印刷⻚，约 1000 词 —— 以今日标准来看，这更应被视作一部 “专题论著”，延续了斯宾诺莎及后世学者重新发掘的阿拉伯与犹太学术传统中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写作⻛格。当然，文体归类并非关键，但读者能明显感受到文本在 “简短纲领” 与 “完整论文” 两种传统间的平衡。基德里奇写作的另一核心特征与一贯方法， 是融合了科学论证、激进⺠主共产主义前景，以及对即时可操作性的关注。

本文将仅聚焦于具有根本理论意义的第一部分，其余三部分(“规划”“价格”“货币”)暂不展开。第一部分虽未设标题，但可将其概括为 “总体性与基础性思考”。下文将遵循基德里奇纲领的原有顺序展开论述，同时偶尔引用其后期著作中的观点作为补充。

第一条简短纲领以 “社会主义企业”(poduzeće)的定义开篇， 将其界定为 “在社会主义商品交换体系内运作...... 依据劳动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法律规定的经济与法律主体。这些法律规定应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在这里，单个企业既是经验层面的行动者，也是公理层面的核心单位 —— 它从资产阶级法律术语中的 “法人”(fictive person)被重新赋予功能，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单元。作为行动的节点，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仅能在特定的、明确界定的政治力量场域内运作。这第一步在概念上具有决定性突破意义：它从劳动集体 (即从下而上)进行归纳，与苏联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 后者从庞大的中央部委国家机器(即自上而下)进行推演。换言之，在基德里奇看来，社会主义企业不再是国家行政的对象，也不再是国家通过剩余劳动积累财富的工具(苏联模式中，这种积累取代了利润)。相反，企业是为整个社会创造收入的主体：在创造的总收入中，大部分仍将作为 “积累资金” 由国家提取，用于计划性分配。但这种积累并非预先设定，而在很大程度上是 “事后 决定” 的 —— 它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效，并由国家规定的提取比例来界定。因此，企业经营成效的提升不会提高提取比例，只会增加积累资金的总额。这一主张体现了一种根本性的立场：即倾向于源自底层的⺠众主动性(如同战时解放斗争时期)，而非斯大林式的自上而下的独裁指挥体系(odinonachalie)。基德里奇将南斯拉夫的发展前景置于 “平⺠创造性” 的框架内，以此替代 “指挥权力” 的框架 —— 用葛兰⻄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基于共识而非赤裸裸强制的 “霸权”。

企业自主能动性运作的社会力量场域，是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基德里奇明确将规范这一交换体系的国家称为 “无产阶级专政”，对此他毫不讳言。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中，这种表述相当罕⻅ —— 因为 “无产阶级专政” 一词在战前、战时及战后的人⺠阵线战略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这一表述恰恰证明，基德里奇对列宁思想及列宁逝世后苏联内部斗争(斯大林主义正是在此过程中兴 起)的理解更为深刻。这一战略表明，他所追求的是由自觉先锋队领导的 “⺠主共产主义”，而非所谓的 “市场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商品交换” 源于 “客观经济规律”，是依据战后南斯拉夫实践与理论所定义的 “劳动人⺠国家” 中，现实可行的最佳物质生活模式。基德里奇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交换不仅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相对立，也与苏联式的 “全面行政计划” 相对立 —— 后者妄图消灭商品与价值。但实践已证明，消灭商品交换不仅导致对劳动人⺠的暴力压迫与剥削，还造成了生产领域的惨淡结果：商品短缺、质量低劣、种类单一等。苏联的例子表明，“国家社会主义” 虽在革命后初期有其必要性， 却必然会发展为 “特权官僚阶层作为社会寄生虫的强化...... 社会主义⺠主的窒息...... 以及整个体系的全面退化”，最终形成 “一种特殊形式的复辟...... 粗陋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

在其他著作中，例如基德里奇的⻓篇论文《论新经济法律草案》(O nacrtima novih ekonomskih zakona，第 116-142 ⻚)，他明确强调，南斯拉夫 1945-1950 年的经历也属于同一类型：当时仍有必要 “压制供需规律与价值规律”。但如今显而易⻅的是，尽管这些规律是 “公认的历史残余”，在 “当前物质生产力水平仍相对低下” 的阶段，它们仍必然会在社会计划的框架内发挥作用(第124 ⻚)。

与此同时，基德里奇娴熟地运用辩证法，直面其理论体系内部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企业” 与 “商品” 均代表着 “社会财产”，与私人财产相对立 —— 最初表现为 “社会主义国家财产”，随后逐渐发展为“由自由联合的直接生产者管理、仅受国家 [总体] 监督与保护的全⺠财产”(第 80 ⻚)。另一方面，在这一重大创新内部，存在着四种 “历史残余元素”(或 “资本主义残余”，第 82 ⻚)：其一，“商品交换本身”；其二，“作为经济与法律主体的社会主义企业”；其三，“社会主义部⻔中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但他认为这是过渡性的，并乐观地相信这类措施总体上正在减少)；其四，“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存在”。还需强调的是，基德里奇明确将国家提取(以税收形式征收)的积累资金界定为剩余劳动中 “被异化” 的部分，并认为在原始积累阶段，这种异化具有不可避免性。即便如此，基德里奇仍在此时及后续著作中强调： “价值规律与商品生产本身仍潜藏着某些复辟倾向的危险”(第 113 ⻚)。他此处所指的 “复辟”，主要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复辟；但他在思想中清晰地认识到(并向读者及政策实践中明确传达)，危险也可能潜藏于联邦行政机构及各加盟共和国的行政体系中。

后来，这种对 “复辟” 的认知与批判，进一步发展为对斯大林式 “官僚反革命” 的最猛烈抨击 —— 他认为，这种反革命“以反辩证法的方式否认社会主义部⻔内部...... 必然存在客观的...... 资本主义历史残余元素与共产主义未来元素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第 128 ⻚)。他甚至断言，“苏联官僚阶层的经济与社会⻆色，与资产阶级的⻆色极为相似”—— 若说有区别，那也是苏联统治者的⻆色更为恶劣(第 230 ⻚)。如此激进的立场在南斯拉夫极为罕⻅，且在 1955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和解后，这一立场便被彻底遗忘。 

基德里奇从第一部分前五条纲领中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商品交换...... 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过渡时期内某一特定阶段存在的辩证矛盾。” 他进一步指出:“它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基本内在矛盾...... 它固然会引发对立利益，但未必会导致阶级对抗”(第 82-83 ⻚)。 

论点1.6随后探讨了企业“经济联合体”的性质——这种联合体代表着“生产者更高层次的联合组织”，通过将企业某些权利移交给联合体的“计划与运营管理机构”而形成。而论点1.7则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主张：国家可立即通过此类“更高层次的联合组织”，将特定的计划与运营权利移交给企业。在论点1.8中，布洛赫称之为“具体乌托邦”的视角下，阐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由地方“更高协会”下属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上级或最高工人委员会，可管理“覆盖南斯拉夫全境整个经济部门”的协会。该行业最高委员会“由企业工人组成；仅向主席及其两至六人的小型团队支付报酬...”——此处“团队”应指为规划协调目的聘用的专业人员。每个完整的或最高级别的行业协会及其理事会，一方面须遵守联邦议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制定的通用规则，另一方面该行业协会有权且有义务参与“各经济部门的联邦理事会[相当于部委——编者注]”（87页）。

在规划问题上，《纲领》着重强调：联邦层面只需进行 “基础性规划”—— 即确定部分关键经济比例，用于在各部⻔与各地区间分配资源；而微观层面的规划则由企业及其更高层次联合体，根据市场供需情况自主制定。基德里奇在此触及了 “市场社会主义” 的核心问题 —— 这一理念在 60 年代及以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可惜其发展脱离了基德里奇所构建的 “平⺠化、计划性” 框架。不过，基德里奇坚持认为，即便联邦层面的基础性规划，也应迅速实现 “去国家化”，以便行业联合体及其下属机构 “从纯粹的国家机构，逐步转变为有联合生产者直接代表参与的混合机构”(第 90 ⻚)。在 1951 年的一次演讲中，他预测：届时国家 (联邦政府)将立即把 50% 至 70% 的投资额度交由直接生产者及其联合体自主规划(第 104 ⻚)—— 这一比例与1965 年社会经济改革中那些看似真诚却态度温和的支持者(如卡德尔与巴卡里奇)所倡导的目标一致。 

企业宏观经济自主权的确立，伴随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历史上另一项具有持久创新性的举措 —— 微观层面的工资分配制度：将工资划分为 “固定部分” 与 “浮动部分”。其中，固定部分为强制性发放，对应生产能力的最低利用水平；浮动部分则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挂钩，上限由联邦规定(按工资百分比计算，第 105 ⻚)。在这一框架下，工资标准不由国家法规统一制定，而是由企业通过基德里奇刚推行的 “工人委员会制度” 自主确定 —— 具体金额取决于企业销售额，而产品价格(在规定范围与规则内) 同样由各企业自主决定。 

这种新型运作模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推动了生产与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同时企业间的竞争也促使产品价格下降。不过，这一模式仅能被技术装备更先进的企业有效运用，进而推动企业追求更先进的技术；为此，基德里奇出台了新的《发明与技术改进法》。遗憾的是，60 年代这一政策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国许可证的无节制进口。 

在企业内部，由市政当局任命的厂⻓与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因为管理层与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增多。从历史⻆度看，将收入划分为固定与浮动两部分，潜在地为废除剥削性工资关系迈出了一步。在财政层面，基德里奇的制度意味着国家财政从 “直接(即行政性)拨款” 转向 “贷款制” 与 “信贷体系”。所有这些举措，为此后南斯拉夫经济的一系列发展进程与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纲领》与相关政策中，基德里奇设想了两个进程的协同推进。第一个进程(在其第二部分有详细论述)是：基于国家 “需制定单一集中计划” 的必要性(第 91 ⻚)，继续对部分关键经济比例进行集中规划，但这种规划需实现 “去国家化” 或 “⺠主化”(第 2.11 条纲领包含具体方案)。第二个进程是：在集中规划框架内，利用市场的积极作用 —— 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具备供需自动调节能力，可纠正规划失误。

若整体计划未能完成(“无论是因新情况出现、劳动集体意识不足，还是社会主义关系仍不完善”)，中央行政部⻔可引入补充性规划工具。但这些工具的 “每一项细节都必须充分论证”，且直接生产者有权提出申诉；申诉需由 “双方混合委员会” 裁决，该委员会需同时考虑申诉理由与中央行政部⻔对补充工具的强制性论证(第 106 ⻚)。 

然而，这种有直接生产者深度参与的高层混合委员会及相关程序，最终从未真正建立。实际情况是：经济工具、比例与规则的制定，完全脱离公众参与，沦为联邦与共和国当局之间幕后博弈的产物。 

基德里奇在第一部分第 1.9 条纲领中得出的结论，清晰概括了其核心主张：“必须尽快在南斯拉夫全国各经济部⻔建立工人委员会...... 若不同时建立劳动集体(即直接生产者)的集中化⺠主联合体，那么将执行管理权从国家手中下放，不仅无法推动进步，反而必然会倒退至国家资本主义 —— 事实上，是倒退至多个(各共和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对南斯拉夫整体而言具有本位主义倾向，对下级劳动集体而言则延续了官僚集中制。”(第 88 ⻚) 

数月后，他在一份总体声明中补充道：对经济制度的讨论，本质上是围绕 “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制度中‘人剥削人’的问题 —— 即谁支配剩余劳动；而在这些问题背后，终将浮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谁实际占有剩余劳动”(第 122 ⻚)。 

基德里奇强调，除了对价值规律进行约束性运用、初步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外，还需 “两项额外措施”。第一，南斯拉夫各层级都必须尊重并采纳 “至少部分由直接生产者管理基本生产资料的机制”；第二，社会必须将 “至少部分社会主义⺠主机制深度融入权力的内容与性质”(第 128-129 ⻚)。 

基德里奇还将 “垄断主义” 列为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并坚决否认垄断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他指出，垄断主义源于 “对苏联实践的盲目经验主义效仿”，更深层根源则是 “在苏联官僚集中制中达到顶峰的垄断资本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主与废除垄断的进程深度相关”(第 200-201 ⻚)。笔者认为， “垄断” 这一概念借鉴自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该书中，垄断不仅是资本主义特定阶段的标志，更是经济停滞与衰退的根源。基德里奇强调，“直接生产者的社会主义⺠主权利” 绝不能简化为 “地域性自治”(第 201 ⻚)；对他们而言，“核心权利是 —— 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各层级实现自治的权利”(第 221-222 ⻚)。值得注意的是，彻底废除垄断(尤其是银行垄断)的主张，本需进一步发展完善，可惜基德里奇未能获得足够时间推进这一工作。

“构想出工人管理的理念，并在严峻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中勾勒其实现路径，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智识勇气之举”，鲍布罗夫斯基 (Bobrowski)如此总结。 此外，基德里奇的这些主张，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SFRY)的未来与命运具有深刻的预⻅性。剩余劳动的支配权问题，显然是工人自治发展的核心社会与政治问题，也间接决定了源自底层的社会主义⺠主的走向。即便在今日，我也难以想象还有谁能更清晰、更凝练地阐明：各共和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生产领域自治与公⺠社会自治之间建立紧密互动的必要性。 

因此，由于未能采纳基德里奇⺠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未能推行与之相应的、循序渐进的分权规划(即未建立劳动集体的⺠主联合体)，南斯拉夫最终陷入了 “无⺠主联合的分权” 困境：各共和国 “小领地” 内形成了多个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失败，最终导致南斯拉夫解体与惨烈的南斯拉夫分裂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