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地方写道：

“人民公社虽然在目前主要还是更社会主义化的集体所有制，但是已经包含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而且这种全民所有制成分将不断增长，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内将完全代替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虽然目前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人民公社化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rm日报》1958 年 10 月 1 日社论，题为 “全民的节日，全民的胜利”，据XH社讯）

实际上，西朝鲜今天的 “人民公社” 只是在政治上表现出一个不够发达的革命的国家，为创造发展社会主义的起码物质基础所作的努力而已，这种努力是由历史所决定的，然而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换言之，这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物质准备。

西朝鲜作者的下述观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公社的实质：

“人民公社中实行劳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是适合目前跃进形势的需要的。”（《rm日报》1958 年 10 月 1 日社论，题为 “全民的节日，全民的胜利”）

“吃饭不要钱，按月领工资，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事。自从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想以来，反对的人们有一条借口，就是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办法，会出懒汉。事实不然，实行部分供给制加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的分配制度，人们不愁吃不愁穿了，现在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劳动得更好，才能对得起新社会，对得起康米档和哈基米。人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更加勤劳，干劲更足。看来，逐步实行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这两件事情是互相促进的。”（LXN副总理的文章，题为 “人民公社所见”，见 1958 年 11 月 11 日出版的《bj周报》）（《red flag》1958 年第 10 期 —— 译者注）

而 1958 年 9 月 10 日《rm日报》着重写道：

“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这一原则与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发展相矛盾，它虽刺激物质兴趣，但不能促使共产主义觉悟提高。”（卡德尔注明系引自 1958 年 9 月 10 日《rm日报》，但我们遍查无上述引文 —— 译者注）

我所引用的话的日期稍远了一点，虽然后来已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这种观点，但这只是来证实我们的论点：共产主义不能通过主观主义的政治虚构来实现，而只能是通过作为社会基础的一切物质的、思想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的协调进化来实现。

我们没有必要来全面评价西朝鲜的公社，即评价公社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我们也不想讨论那些将由西朝鲜的实践本身来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今天的西朝鲜公社在任何方面都不是鼓舞别国劳动群众争取社会主义的、如此吸引人的社会主义建设形式。

西朝鲜理论家显然把共产主义分配的实质简化为实物报酬。此外，他们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分配需要 “产品的极大丰富” 的思想，解释为必须由国家机关评定哪个人需要多少东西。而实际上马克思所谈的 “产品的极大丰富” 是指劳动生产率高度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费用将达到最低限度，以至能够按需自由分配，而不是由国家分配。此外，马克思并未提出实物报酬比货币报酬优越，而只是设想，在共产主义时代货币将不再存在，这同样也是由于按需要自由分配的缘故。因此，实物报酬形式，或者以国家分配为指导的平均主义，绝不会促进共产主义的更迅速发展。但是，当它们开始阻碍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发展时，它们甚至能延缓这一过程。在这里离开了物质基础和推动力量而大谈抽象的 “社会主义觉悟”，就是通常毫无成效的唯心主义者的悲叹。

自然，作为在生产中同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清算，西朝鲜的人民公社也能够起到（如果从较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非常积极的政治作用。但是，这一切都有赖于公社内部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像今天西朝鲜这样的公社，肯定是某种 “军事共产主义” 的形式，而且这种公社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和更先进的形式（即使对西朝鲜来说可能是个进步），也不可能成为别人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动力。这样的公社和所有这种政治和社会关系，只能出现在一个具有完全特殊条件的国家内。首先，西朝鲜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国内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人民被置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并习惯于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忍受极大的牺牲。此外，在西朝鲜占优势的是小农生产和贫困的农村半无产者，这些半无产者能够成为这种基于（至少表面上）一律贫困和为了更好的明天而自我牺牲的某种军事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

在伟大的思想革命高涨时期，这种自我牺牲不仅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而且也真能在克服不够发达的物质基础的困难中大踏步前进。我们的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人多年来也自觉地忍受了严重的牺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我牺牲正在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人们不仅放弃物质福利，而且也拒绝劳动。而这一事实，一方面开始破坏生产力，束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倾向，在经济关系中日益广泛的行政干预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这种关系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当农村半无产者是它的政治基础时，这种政策大概还可以带来一定的成果，但是，随着工人阶级的加强，基于这种关系的矛盾将会尖锐起来，并使这一政策站不住脚。“人民公社” 的政策（尽管有正式的决定）至今在城市中仍行不通，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抗拒，一旦它感到自己是一种经济力量，它是不会容忍官僚主义霸权的，也不会容忍形式上的平等，而是要求劳动的平等。

前面提到的LXN在 “懒惰” 和 “勤劳” 方面显然作了为时过早的结论。

社会主义只有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战胜资本主义。而只有在自由劳动的条件下，即在劳动最终摆脱了私有者的统治，在摆脱了个别的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以外的一切其他社会力量压力的条件下发展和起作用的工人阶级，才能提供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解放劳动的这种历史目标，决不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在过渡时期和消费品相对不足的条件下，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坚持不懈地发展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分配的过程来实现。当社会还不能对每个人实行按需分配时，显然按劳分配不仅符合经济需要，即对劳动的物质刺激的需要，而且也符合人们按劳取酬的健康的正义感。任何其他的途径（如果把它作为较长期的政策）不仅必然导致破坏争取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斗争的社会经济前提，而且也必然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引起政治的、甚至是对抗性冲突，而最终也必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中引起严重的变形。

就是说，如果西朝鲜的社会主义力量想克服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发展中的停滞趋势，它们迟早将不得不转到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的、更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形式。然而，今天仍然得到这样的印象：某些脆皮肠人把自己的美德认为是自己的缺点，而把自己的缺点则认为是自己的美德。

如果西朝鲜的情况是这样，人们可能设想，假如某人企图把西朝鲜的或某些类似的内部政治形式和社会经济形式强加于某个另外的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即使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那就会出现许多消极的后果。显然，把这些形式强加于人的结果，就会使社会物质基础停滞不前、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造成严重的政治冲突。

但是，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像西朝鲜公社那样的社会关系。比如，如果某人企图机械地搬用在十月革命中或者我国革命中所出现的形式，那么或多或少地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两次革命都是出现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在窒息一切民主主义现象的反动独裁的国家中，把这些革命所取得的经验和形式（即使我们假设它们是没有缺点的，而它们却并非如此）机械地搬用到某个具有相当巩固的民主传统的发达国家中，可能意味着使革命力量完全孤立于人民。

简言之，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通过简单地重复和传播已有的形式，而是通过不断地产生和补充新的形式，它们影响旧形式和丰富旧形式，从而推动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一切阻碍这一过程的和作为具体渗入这一过程的东西（而这首先是政治思想垄断和霸权主义的一切形式），都是在克服社会主义内部发展的矛盾中的障碍、暂时的混乱和困难与变形的反映。因此就要受到实践的批判，而在每一个国家内只有在社会主义关系自由发展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和正是作为革命者，才反对以战争或外来的强制压力的其他形式把社会主义或某些社会主义形式强加于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会以本身的存在施加 “压力”，而社会主义本身越是能在国际政治关系中放弃暴力，越是能使资本主义势力无法采取这种暴力，这种压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