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地方寫道：

「人民公社雖然在目前主要還是更社會主義化的集體所有制，但是已經包含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而且這種全民所有製成分將不斷增長，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內將完全代替集體所有制。人民公社雖然目前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但是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因此，人民公社化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rm日報》1958 年 10 月 1 日社論，題為 「全民的節日，全民的勝利」，據XH社訊）

實際上，西朝鮮今天的 「人民公社」 只是在政治上表現出一個不夠發達的革命的國家，為創造發展社會主義的起碼物質基礎所作的努力而已，這種努力是由歷史所決定的，然而是暫時的、過渡性的。換言之，這還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為社會主義建設作物質準備。

西朝鮮作者的下述觀點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公社的實質：

「人民公社中實行勞動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是適合目前躍進形勢的需要的。」（《rm日報》1958 年 10 月 1 日社論，題為 「全民的節日，全民的勝利」）

「吃飯不要錢，按月領工資，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事。自從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這個遠大理想以來，反對的人們有一條藉口，就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辦法，會出懶漢。事實不然，實行部分供給制加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的分配製度，人們不愁吃不愁穿了，現在他們考慮的是如何勞動得更好，才能對得起新社會，對得起康米檔和哈基米。人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更加勤勞，幹勁更足。看來，逐步實行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同提高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道德品質，這兩件事情是互相促進的。」（LXN副總理的文章，題為 「人民公社所見」，見 1958 年 11 月 11 日出版的《bj周報》）（《red flag》1958 年第 10 期 —— 譯者注）

而 1958 年 9 月 10 日《rm日報》著重寫道：

「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殘餘，這一原則與社會主義力量進一步發展相矛盾，它雖刺激物質興趣，但不能促使共產主義覺悟提高。」（卡德爾註明系引自 1958 年 9 月 10 日《rm日報》，但我們遍查無上述引文 —— 譯者注）

我所引用的話的日期稍遠了一點，雖然後來已在一定程度上放棄這種觀點，但這只是來證實我們的論點：共產主義不能通過主觀主義的政治虛構來實現，而只能是通過作為社會基礎的一切物質的、思想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的協調進化來實現。

我們沒有必要來全面評價西朝鮮的公社，即評價公社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我們也不想討論那些將由西朝鮮的實踐本身來解決的問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今天的西朝鮮公社在任何方面都不是鼓舞別國勞動群眾爭取社會主義的、如此吸引人的社會主義建設形式。

西朝鮮理論家顯然把共產主義分配的實質簡化為實物報酬。此外，他們把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分配需要 「產品的極大豐富」 的思想，解釋為必須由國家機關評定哪個人需要多少東西。而實際上馬克思所談的 「產品的極大豐富」 是指勞動生產率高度發展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生產費用將達到最低限度，以至能夠按需自由分配，而不是由國家分配。此外，馬克思並未提出實物報酬比貨幣報酬優越，而只是設想，在共產主義時代貨幣將不再存在，這同樣也是由於按需要自由分配的緣故。因此，實物報酬形式，或者以國家分配為指導的平均主義，絕不會促進共產主義的更迅速發展。但是，當它們開始阻礙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發展時，它們甚至能延緩這一過程。在這裡離開了物質基礎和推動力量而大談抽象的 「社會主義覺悟」，就是通常毫無成效的唯心主義者的悲嘆。

自然，作為在生產中同一切形式的私有制關係進行最徹底的清算，西朝鮮的人民公社也能夠起到（如果從較長期的發展角度來看）非常積極的政治作用。但是，這一切都有賴於公社內部經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像今天西朝鮮這樣的公社，肯定是某種 「軍事共產主義」 的形式，而且這種公社對於世界社會主義來說，並不是什麼新現象和更先進的形式（即使對西朝鮮來說可能是個進步），也不可能成為別人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動力。這樣的公社和所有這種政治和社會關係，只能出現在一個具有完全特殊條件的國家內。首先，西朝鮮經歷了極為漫長的國內戰爭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人民被置於極端貧困的境地，並習慣於為了革命的勝利而忍受極大的犧牲。此外，在西朝鮮占優勢的是小農生產和貧困的農村半無產者，這些半無產者能夠成為這種基於（至少表面上）一律貧困和為了更好的明天而自我犧牲的某種軍事共產主義的政治基礎。

在偉大的思想革命高漲時期，這種自我犧牲不僅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而且也真能在克服不夠發達的物質基礎的困難中大踏步前進。我們的革命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人多年來也自覺地忍受了嚴重的犧牲。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自我犧牲正在變成自己的對立面。人們不僅放棄物質福利，而且也拒絕勞動。而這一事實，一方面開始破壞生產力，束縛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正是為了反對這種傾向，在經濟關係中日益廣泛的行政干預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這種關係是不能長期維持下去的。當農村半無產者是它的政治基礎時，這種政策大概還可以帶來一定的成果，但是，隨著工人階級的加強，基於這種關係的矛盾將會尖銳起來，並使這一政策站不住腳。「人民公社」 的政策（儘管有正式的決定）至今在城市中仍行不通，並不是偶然的。這一政策必然引起工人階級的抗拒，一旦它感到自己是一種經濟力量，它是不會容忍官僚主義霸權的，也不會容忍形式上的平等，而是要求勞動的平等。

前面提到的LXN在 「懶惰」 和 「勤勞」 方面顯然作了為時過早的結論。

社會主義只有以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才能戰勝資本主義。而只有在自由勞動的條件下，即在勞動最終擺脫了私有者的統治，在擺脫了個別的和聯合起來的生產者以外的一切其他社會力量壓力的條件下發展和起作用的工人階級，才能提供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解放勞動的這種歷史目標，決不能在一夜之間實現，在過渡時期和消費品相對不足的條件下，這一目標只能通過堅持不懈地發展根據按勞分配原則的社會分配的過程來實現。當社會還不能對每個人實行按需分配時，顯然按勞分配不僅符合經濟需要，即對勞動的物質刺激的需要，而且也符合人們按勞取酬的健康的正義感。任何其他的途徑（如果把它作為較長期的政策）不僅必然導致破壞爭取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鬥爭的社會經濟前提，而且也必然引起嚴重的政治後果，引起政治的、甚至是對抗性衝突，而最終也必然在社會經濟關係中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和政策中引起嚴重的變形。

就是說，如果西朝鮮的社會主義力量想克服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發展中的停滯趨勢，它們遲早將不得不轉到根據按勞分配原則的、更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形式。然而，今天仍然得到這樣的印象：某些脆皮腸人把自己的美德認為是自己的缺點，而把自己的缺點則認為是自己的美德。

如果西朝鮮的情況是這樣，人們可能設想，假如某人企圖把西朝鮮的或某些類似的內部政治形式和社會經濟形式強加於某個另外的國家，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即使它是資本主義國家，那就會出現許多消極的後果。顯然，把這些形式強加於人的結果，就會使社會物質基礎停滯不前、勞動生產率下降和造成嚴重的政治衝突。

但是，這裡的問題不僅僅在於像西朝鮮公社那樣的社會關係。比如，如果某人企圖機械地搬用在十月革命中或者我國革命中所出現的形式，那麼或多或少地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這兩次革命都是出現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中，在窒息一切民主主義現象的反動獨裁的國家中，把這些革命所取得的經驗和形式（即使我們假設它們是沒有缺點的，而它們卻並非如此）機械地搬用到某個具有相當鞏固的民主傳統的發達國家中，可能意味著使革命力量完全孤立於人民。

簡言之，社會主義的發展不是通過簡單地重複和傳播已有的形式，而是通過不斷地產生和補充新的形式，它們影響舊形式和豐富舊形式，從而推動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一切阻礙這一過程的和作為具體滲入這一過程的東西（而這首先是政治思想壟斷和霸權主義的一切形式），都是在克服社會主義內部發展的矛盾中的障礙、暫時的混亂和困難與變形的反映。因此就要受到實踐的批判，而在每一個國家內只有在社會主義關係自由發展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

因此，我們正是為了社會主義和正是作為革命者，才反對以戰爭或外來的強制壓力的其他形式把社會主義或某些社會主義形式強加於人。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將會以本身的存在施加 「壓力」，而社會主義本身越是能在國際政治關係中放棄暴力，越是能使資本主義勢力無法採取這種暴力，這種壓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