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对法律的态度（P293）

• 强烈质疑法律移植策略的有效性——在缺乏政治改革的情况下法律改革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显著作用。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法律形式和思想都是次要的、衍生的 → 法律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是次要的。

• 提出了"国际发展法"这一概念，突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应当享有发展权。

5. 金融依附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发展（P293-294）

• 5.1 核心主张： 发达国家利用其国际货币发行国等金融优势（尤其是美元垄断优势），成功地保持在国际分工体系、经济、技术、贸易上的优势，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却因此陷入不断的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

• 5.2 经验证据：

• 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

• 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

• 1999年的巴西危机。

• 2001年的阿根廷问题。

• 5.3 政策建议：

• 实施需求引致型经济发展政策，鼓励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增长。

• 通过国际货币制度等金融领域的改革来降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依赖性。

6. 实践表现（P294）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拉美国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经济民族主义运动和保护主义运动： - 强调用进口替代政策替代出口导向政策。 - 实施对本土工业的保护政策。 - 限制外资投资利润的转移。 - 限制外资投资领域。 - 限定涉外纠纷的司法管辖权等。

14.3.2 评价

1. 合理性（P294）

• ① 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现实。

• ② 说明了在很多情况下，法律被作为了西方殖民者的压迫工具，是实现西方商业利益的手段。

• ③ 国际发展法、第三国家的发展权的提出，无论其成功与否，都将成为法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2. 不足（P294）

• ① 现实解释力有限——自1970年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依附理论意想不到的成功（中国的崛起就是例证，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出西方国家平均增长率）。

• ② 强调从意识形态、阶级角度以及外部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外部国际结构和历史只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因素之一，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因素是更重要的原因。

• ③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解决手段，有的依靠非法律解决方案，有的却依靠发展法治民主制度。

（参见11.2.4：刑法等级化的经济逻辑——实力界定权利——依附理论的中心—外围格局是实力界定权利的全球版本。）

14.4 新制度主义理论

在法律与发展运动陷入困境之际，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给法律与经济增长理论注入了新动力，打破了僵局。以诺思为领军人物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制度。

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推动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发展组织掀起了法治与发展运动——继法律与发展运动后的又一大规模支持发展中国家法律改革的国际发展援助活动。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仅世界银行就资助了330个法治改革项目，共资助了29亿美元。世界银行2014年年度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世界银行为法治改革项目提供的总贷款额高达233.45亿美元。

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观念：现代法律通过产权保护、契约实施为私人交易提供可预测性和有效激励，进而有效约束政府的掠夺，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法律与经济增长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主要围绕诺思理论的三大核心展开——制度与经济增长、国家的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

14.4.1 制度与经济增长

1. 诺思的核心主张（P295）

• 1.1 "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 1.2 微观分析视角： 个体决策在资本利用、如何有效配置资源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当个体能从投资中得到回报时，他们就会不断进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 → 确保产权安全和契约实施的法律制度成为激励投资的关键因素。

• 1.3 产权安全的制度安排的功能：

• 一方面确保了私人投资将得到回报。

• 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了政府的掠夺行为。

• 1.4 契约有效实施的制度安排的功能： 第三方实施下的非个人交易（制度），在有效司法系统的有力支持下，已经成为涉及复杂契约关系的现代经济成功增长的首要源泉。经济增长取决于能为非个人政治、经济市场交易提供低交易成本的稳定的政治/经济制度。

2. 诺思对韦伯理论的超越——英格兰谜题的解决（P295）

• 韦伯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资本主义工业化最先出现在实施普通法系的英格兰（非法典化法律体系）。

• 诺思的解决方案：将解释的重点从韦伯的"理性法律"转移到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上。

• 虽然英格兰法律不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法律"，但其能有效地反映社会、政治制度的需求，成功地降低了国家对个人利益的掠夺，从而提高了产权安全性，实现了经济绩效。

（参见6.2.1：产权形态与社会最优选择——诺思的框架与财产法的经济分析共享同一逻辑基础：产权安全是经济绩效的前提。）

14.4.2 国家的作用

1. 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双重角色（P295-296）

• 1.1 积极角色： 国家作为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主体，在产权界定、创设、行使、保护方面，以及在契约实施机制方面具备天然的低成本优势。

• 1.2 消极角色——诺思的"国家悖论"： 国家有两个追求目标：

• ① 建立一套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以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

• ② 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进而实现增加国家税收的目的。

• 这两个目的往往是相悖的 → 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冲突。

• → 正是基于这一冲突，才使得有些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国家的兴衰也源于此。

• → 政府行为决定了产权结构的有效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或者经济衰退、停滞的源泉。

2. 政策含义（P296）

• 任何经济中的正式规则都需要由国家制定和维持，国家的作用不言而喻。

• 但要避免国家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并不必然意味着取消或弱化政府干预。

• 核心在于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来实现经济发展。

3. 制度实施机制——制度的生命线（P296）

• 制度质量、制度的有效性除了取决于正式规则（法律等）与非正式约束（习俗、惯例、意识形态等）是否相容、完善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实施机制是否完善。

• 制度实施机制需要以国家为主体，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实施。

• →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法治与发展运动不再是简单地推行法律移植，而是鼓励政府在构建法律体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将重点放在推动法律实施和利用法律制度对政府进行有效约束上。

（参见13.3.3：规制俘获理论与国家悖论——政府既是市场的规制者，又可能被利益集团俘获而背离公共利益，与诺思的"两个目标"持久冲突在规制领域的具体体现。）

14.4.3 意识形态的作用

1. 核心问题（P296-297）

为什么有的制度结构并不能为其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激励以有助于经济增长？诺思指出，答案在于社会成员或公众的精神模式（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世界观不同以及制度实施的不同）。

2. 意识形态的定义（P297）

诺思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节约化机制——人们通过它与所相处的环境相适应，并且提供一种世界观以简化日常决策过程。意识形态表述了人们对社会的劳动分工、分配制度、制度结构等是否合意的信息。

3. 意识形态的变迁机制（P297）

• 当个人经验及其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人们会改变其意识形态观念——人们会试图学习并发展一套新的合理化观念以适应现实。

• 在人们改变其意识形态之前，经验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不一致必须经过一定的累积过程。

4. 意识形态与路径依赖（P297）

• 诺思等强调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约束决定了法律等制度的变迁方向，影响着长期经济绩效。

• 在非正式约束中，文化/意识形态的长期意义是：它左右制度变迁的渐进过程，因此是路径依赖的源泉之一。

• 如果修正过的正式规则与未改变的非正式约束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对经济体系变化方式有重大意义。

• 社会的意识形态存在差异 → 这些差异将必然反映在各种制度和政策中 → 决定了制度实施被社会公众接受程度的不同 → 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差异。

（参见11.2：刑法的基本原则与核心理念——意识形态与正式法律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解释了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的确立条件。）

14.5 现代观点：法律经济学

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推动下，一系列关于法律与经济增长的现代观点相继涌现。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从法律这一单一视角来分析法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始关注非正式制度的视角。

东亚经济奇迹、中东欧与中国等转轨经济改革的发展实践极大地挑战了传统法律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有效性，强调政府与政策、非正式制度对法律秩序的替代、文化、法律渊源等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现代法律与经济增长理论应运而生。现代法律与经济增长理论大致概括为政府论、替代论、文化论和法与金融。

14.5.1 政府论

政府论突出强调政府（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认为政府的参与、政府的授权等行政性介入是各种交易活动法律秩序的有效替代。

1. 代表性研究——Pistor and Wellons（1999）（P297-298）

• 1.1 研究对象： 中国大陆、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六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1960—1995）。

• 1.2 研究发现： 在很多情况下，东亚国家（地区）当局成为私人交易秩序的有效替代。当局在经济发展中通过制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从出口导向到进口替代、从稳定政策到自由化改革，并利用法律作为当局政策的工具与支持，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

• 1.3 两个结论：

• ① 在这些区域，相对较高水平的当局参与、当局授权和高速经济增长是相伴而生的，因此当局参与很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 ② 虽然在不少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趋同，但并不存在全球性的法律趋同。

• 1.4 补充说明： 该研究并没有完全将法律的作用边缘化——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向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方向深入时，法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随之越来越重要。

2. 其他支持性研究（P298）

• 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中国强势政府干预对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Rodrik（2004）：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指出，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本身可能并不重要，但地方政府的参与实现了中国商业活动的成功。

3. 政府论与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主要分歧（Ginsburg，2000）（P298）

• 分歧一： 政府论倾向于降低韦伯等理论所强调的法律普适性、一致执行的必要性。

• 东亚经验显示：当法律规则没能被执行或遵循时，企业等经济主体能发展出与法律一样有效的替代安排（比如利用和政府官员的关系、与政府合作等）。

•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典范之一。

• 分歧二： 政府论强调政府授权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而非韦伯、诺思理论所强调的法律对政府的约束。

• 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有效性要求信息在政府与私人之间能有效流通。

• 政府行政体系的弹性很可能成为这种信息交流的有效机制——政府通过行政审查调节、细化过于原则性的法律。这虽然降低了法律的可预测性，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

14.5.2 替代论

政府论强调政府对法律秩序的替代，而替代论则强调关系、社会资本、社团（包括家族）等非正式制度对法律秩序的替代作用。替代论意图直接挑战法律制度的首要地位。

1. 核心主张（P298）

• 关系、社会资本、社团（包括家族）等非正式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发挥正式法律制度具有的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功能。

• 此前就有不少学者批判了法律中心主义——Ellickson（1991）利用经验证据反驳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指出正式法律可能并不是有效经济安排的必要条件。

2. 中国经验作为替代论的强力支持（P298-299）

• 2.1 "中国奇迹"： 在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基础上，中国创造了持续20多年9.5%的GDP增长率。

• 2.2 Allen，Qian，and Qian（2005）： 将金融作为法律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媒介，认为国有部门、上市公司与私人部门三者之间不平衡的发展事实说明了基于声誉和关系的非正式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支持了私人部门的发展。

• 2.3 Ma（2004）： 亚洲长期以来的社会网络、社团、非正式制度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和提供信任促进，非正式制度、相应的意识形态等在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

• 2.4 Ang et al.（2009）： 社会资本也是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之一（通过研究社会资本在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过程中的作用得出）。

• 2.5 其他支持者： Redding（1990）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功于以强调关系、倾向于用非正式机制而不是法院来解决纠纷、偏好家族生意、拥有共同的儒家文化价值等为特征的中国式机制；Ji（2009）显示关系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力。

3. 非正式制度的局限——不能完全替代法律（P299）

• ① 交易范围的局限。

• ② 在交易关系日益复杂情况下信息成本难以降低的局限。

• ③ 替代法律需要前提条件（重复交易、对交易方有充足信息、小群体、特定文化背景等）。

• ④ 正式法律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有着不可否认的优势，尤其在非个人交易的现代社会中。

4. 综合立场（P299）

• Peerenboom（2002）：正式法律秩序与私人秩序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是最优的策略。

• Chen（1999）：建立理性法律仍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

• Yu（2009）：产权保护是吸引私人投资的重要因素，实证结果支持法律与中国经济之间的正向关系。

• 反面教训：缺乏法律、产权安全的危害性——腐败以及黑手党等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俄罗斯、一些拉美国家的泛滥对经济的危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参见8.1.4：合同法的经济功能——促进长期关系的建立——替代论所强调的非正式制度功能与合同法中的长期关系和声誉机制是同一逻辑在宏观层面的展开。）

14.5.3 文化论

文化论将解释经济增长的焦点放在本土文化上，质疑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法律制度和产权、契约实施在其他国家中的有效性，认为文化差异才是决定一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文化论放大了诺思关于文化/意识形态在决定制度变迁、经济绩效中的作用，将其上升到了高于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地位。

1. 核心主张（P299-300）

• 该理论主要基于东亚国家的发展事实，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核心因素，法律的作用并不显著。

• 在文化论看来，资本、劳动力这些被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视为增长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是第二重要的，文化等非物质因素才是关键。

2. Gong and Jang（1998）划分的文化论三个分支（P300）

• 2.1 新儒家文化主义理论：

• 认为虽然儒家文化在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起负面作用，但一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方面就将发挥积极作用。

• 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在东亚经济奇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 2.2 修正主义专制国家理论：

• 认为简单地将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过于肤浅。

• 应该深究东亚经济奇迹中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深入地从文化根源角度剖析这些专制政府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文化制度原因。

• 文化被看作专制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条件变量和强化因素。

• 2.3 发展的制度理论：

• 关注在特定制度条件下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 即使是相同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也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结果。

3. 第四种文化论的尝试——微观导向新文化论（Gong and Jang，1998）（P300）

• 前三种文化论存在过于一般化和因果关系模糊等缺陷的主要根源：在方法论上直接将非物质的宏观社会事实（文化）与物质性社会事实（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

• 新文化论的方向：将儒家文化价值效用化、从动态角度考察儒家文化的价值、从微观角度分析儒家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

4. 文化论面临的挑战（P300）

• 缺乏微观基础及相应的实证证据，其结论的有效性仍未被有效认可。

• Daniels et al.（2004）：文化等因素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的一大障碍。

• Acemoglu（2009）：如何有效量化文化，是学术界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亦是文化与经济发展领域的难题。

• → 文化对于经济增长和法律制度运行的作用的效力是否在法律制度之上、文化是内生于社会经济制度还是外生于法律制度等问题，远未有定论。

14.5.4 法与金融

法与金融的相关文献强调法律对投资者、债权人权利保护是促进金融、经济发展的关键。

1. LLSV的经典研究（P300-301）

• 1.1 核心结论（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1997，1998）： 不同的法律体系决定着投资者和债权人权利保护程度不一，从而影响着金融发展水平，最终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

• 1.2 传导机制： 更好的投资者保护水平 → 培育更成熟的金融市场 → 金融服务水平与质量更佳 → 经济增长率更高。

• 1.3 支持性研究：

• Wurgler（2000）：对少数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呈正向关系。

• 肖珉、沈艺峰（2008）：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有效地降低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 郑志刚、邓贺斐（2010）：我国法律环境的改善在区域资本市场规模及银行信贷规模发展方面影响显著。

2. 对LLSV结论的质疑（P301）

• 2.1 法律实效性的重要性： 行动中的法律比书面上的法律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中更为重要（Lu and Yao，2009；Berkowitz, Pistor, and Richard，2003；Pistor，2002）。

• 2.2 转轨经济的特殊性： De Haas（2004）认为基于转轨过程中的特殊性——尤其是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转轨国家的法律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作为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法律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影响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不能毫无限制地运用于转轨经济。

3. 中国作为反例（P301）

• 3.1 卢峰、姚洋（2004，2009）：

• 不完善的法治体系导致金融资源从国有部门流向私人部门的漏损效应的存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 加强法治并不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法治只有在其他配套制度安排完善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

• 在以金融压抑为特征的经济中加强法治很可能对金融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强调法治对经济增长的双面影响）。

• 3.2 Allen，Qian，and Qian（2005）： 中国是法律、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反例之一——声誉机制和关系等非正式制度替代机制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关系应成为研究的重点。

4. 法律与金融之间的双向关系（P301）

• Mahoney（2000）：法律起源不仅仅是金融发展的工具，也是金融发展的结果。

• Deakin and Pistor（2012）：法律与金融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LLSV及其追随者将法律渊源视为完全外生因素的这一做法值得商榷。

• → 法律影响金融发展的途径仍有待深入与细化，学术界至今仍未就该论题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