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联某公司作为被诉侵权人是否具有提起行为保全申请的主体资格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收到知识产权权利人含有侵权初步证据的通知时，具有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的法定义务。而对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应平台内经营者的申请采取恢复链接等措施，我国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所规定的行为保全措施的申请人并不限于原告。在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允许被诉侵权的平台内经营者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的条件下申请行为保全，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恢复链接等行为保全措施，对于合理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合法利益，促进电子商务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专利权等通过行政授权取得权利的知识产权在民事侵权诉讼过程中，可能因被宣告无效、提起行政诉讼等程序而使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且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状况等在诉讼过程中也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此时，平台内经营者因情况紧急，不恢复链接将会使其合法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向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恢复链接等行为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涉案专利在二审中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其有效性因权利人即将提起行政诉讼而处于不确定状态。作为被删除产品链接的联某公司具有提起恢复链接行为保全申请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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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资料库】（民事诉讼法）指导性案例和公报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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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本案应否采取恢复链接行为保全措施
在确定是否依被诉侵权人的申请采取恢复链接行为保全措施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恢复链接是否会对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恢复链接对专利权人可能造成的损害是否会超过不恢复链接对被诉侵权人造成的损害；恢复链接是否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存在不宜恢复链接的其他情形。具体到本案： （一）联某公司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案为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我国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并不经过实质审查，其权利稳定性较弱。为了平衡专利权人的利益及同业竞争者、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正常、有序的网络运营环境，专利权人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删除涉嫌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销售链接时，应当提交由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拒绝删除链接，但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侵权的除外。本案中，天某公司在原审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后及时删除了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链接，但二审中涉案专利权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因缺乏新颖性而被宣告全部无效，博某公司即将提起行政诉讼，专利有效性处于不确定状态。联某公司因本案诉讼及368号案，截至2020年11月5日支付宝账户余额共被冻结1560万元，正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在此情况下，联某公司要求天某公司恢复产品链接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二）不恢复链接是否会对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在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删除、屏蔽、断开商品销售链接不仅将使该商品无法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而且还将影响该商品之前累积的访问量、搜索权重及账户评级，进而降低平台内经营者的市场竞争优势。因此，确定“难以弥补的损害”应考量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1.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使申请人的商誉等人身性质的权利受到无法挽回的损害；2.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导致申请人市场竞争优势或商业机会严重丧失，导致即使因错误删除链接等情况可以请求金钱赔偿，但损失非常大或者非常复杂以至于无法准确计算其数额。 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主要通过联某公司在“天某网”上的涉案网店进行销售，且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9年11月13日被诉侵权产品累计销量为283693件；2019年12月4日，原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时的累计销量为352996件；2020年1月13日，原审庭审时的累计销量为594347件。这一方面说明被诉侵权产品的销量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其累计的访问量及搜索权重较大，断开销售链接对其网络销售利益影响较大。特别是在“双十一”等特定销售时机，是否恢复链接将对被诉侵权人的商业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在涉案专利权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情况下，通过恢复链接行为保全措施使平台内经营者能够在“双十一”等特定销售时机正常上线经营，能够避免其利益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 （三）恢复链接对专利权人可能造成的损害是否会超过不恢复链接对被诉侵权人造成的损害。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产品虽为同类产品，但市场上类似产品众多，并不会导致博某公司的专利产品因恢复链接而被完全替代。而且，法院已经考虑到因恢复链接可能给博某公司带来的损失，并将冻结联某公司支付宝账户相应金额及恢复链接后继续销售的部分可得利益，联某公司也明确表示同意。在此情况下，相较于不恢复链接对联某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恢复链接对博某公司可能造成的损害较小。 （四）恢复链接是否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专利侵权纠纷中，社会公共利益一般考量的是公众健康、环保以及其他重大社会利益。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系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拖把桶，恢复链接时考量的重要因素是否会对公众健康、环保造成影响，特别是需要考虑是否会对消费者的人身财产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而本案无证据表明被诉侵权产品存在上述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是否存在不宜恢复链接的其他情形。本案被诉侵权产品除涉嫌侵害涉案专利权外，还在368号案中涉嫌侵害博某公司180.2号专利，且180.2号专利目前仍处于有效状态。但首先，368号案尚在一审审理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权、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尚不确定。其次，368号案中博某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已经通过冻结联某公司支付宝账户余额316万元的财产保全措施予以保障。再次，在确定本案行为保全担保金额时，已考虑368号案的情况酌情提高了联某公司的担保金额并将冻结联某公司恢复链接后继续销售的部分可得利益。因本行为保全措施系针对本案诉讼，担保金额冻结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届时，如果368号案仍在审理中，博某公司可以在该案中通过申请行为保全等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由法院根据该案情况决定是否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因此，不存在博某公司就180.2号专利所享有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被诉侵权产品还因涉嫌侵害180.2号专利权而涉诉的事实不影响本案行为保全措施的采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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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担保金额的确定
行为保全担保金额的确定既要合理又要有效。既要考虑行为保全措施实施后对被申请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也要防止过高的担保金额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合理影响。在涉电子商务平台专利侵权纠纷中，恢复链接行为保全措施担保金额的确定，一方面应考虑恢复链接后可能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确保权利人就该损害另行主张赔偿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也应合理确定申请人恢复链接后的可得利益，避免因冻结过多的销售收入不合理影响其资金回笼和后续经营。本案中，博某公司在本案及368号案中均要求被诉侵权人赔偿经济损失316万元，原审法院均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考虑到被诉侵权产品在删除链接前销售数额较大、恢复链接将可能导致博某公司的损失扩大等因素，为最大限度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将综合博某公司在两案中的赔偿主张、恢复链接后联某公司的可得利益等因素酌定担保金额。鉴于联某公司的可得利益将随产品销售而不断增加，除固定担保金外，本案将增加动态担保金。由于联某公司的销售收入中还含有成本、管理费用等，为防止过高的担保金额对联某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合理影响，在考虑本案及368号案所涉专利贡献率的情况下，酌情将动态担保金确定为联某公司销售额的50%。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10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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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23号
张某龙诉北京某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程某、马某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3年12月15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管辖/侵权行为地 裁判要点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具有不确定性，不应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在确定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即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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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龙以被告北京某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程某、马某擅自在相关网站上发布、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写真艺术作品，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向其住所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马某以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确定管辖，秦皇岛市为原告住所地，不是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为由，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 裁判结果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日作出（2021）冀03知民初27号民事裁定，驳回马某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马某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4日作出（2021）冀民辖终66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北京互联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不当，遂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2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辖42号民事裁定，确定本案由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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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该规定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针对的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一般民事权利实施的侵权行为。但“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著作权人享有的法定权利，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性质和特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一旦发生，随之导致“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其侵权行为涉及的地域范围具有不确定性。故《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是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特定类型的民事权利，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民事案件的管辖作出的特别规定。在确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时，应当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为依据。 本案中，秦皇岛市为原告住所地，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本案也不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例外情形。因此，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案没有管辖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北京互联网法院并无不当。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条、第2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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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24号
某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诉河南某庐蜂业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3年12月15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属/举证责任 裁判要点 在著作权权属有争议的情况下，不能仅凭水印或权利声明认定作品著作权权属，主张著作权的当事人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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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案外人G*公司授权某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美图像公司）在中国境内展示、销售和许可他人使用该公司的“getty Images”品牌图片，且某美图像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某美图像公司发现，河南某庐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庐蜂业公司）未经许可使用了4张上述品牌图片。某美图像公司遂以侵害著作权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庐蜂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为支持其诉请，某美图像公司提交了G*公司出具的授权确认书、网站权利声明等证据，涉案图片上有“getty Images®”内容的水印。某庐蜂业公司抗辩认为，涉案图片水印右上角为商标注册标记“®”，不是表明创作者身份的作者署名，水印下方另有摄影师署名和其他品牌名称，显示图片著作权属于作者而不是某美图像公司或G*公司。某庐蜂业公司还就涉案图片权属问题通过电子邮件询问G*公司，得到的答复是，涉案图片由摄影师投稿，该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销售后向摄影师支付版税，但摄影师保留图片的著作权。某庐蜂业公司据此认为，因投稿人保留著作权，G*公司、某美图像公司均不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某美图像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2019）津03知民初73号民事判决，判令某庐蜂业公司赔偿某美图像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8000元；驳回某美图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某庐蜂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2020）津民终3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庐蜂业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355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某美图像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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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图片除标注“getty Images®”水印外，还分别标注有摄影师署名和其他品牌名称，而且“getty Images”之后紧接商标注册标记“®”，因此，仅以此水印不能认定涉案图片的著作权属于G*公司。此外，某美图像公司还提交了G*公司出具的授权确认书、网站权利声明，但授权确认书只能证明G*公司向某美图像公司进行授权的事实，并非G*公司对涉案图片享有著作权的证据。权利声明属于单方陈述，在缺乏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以权利声明不能确定著作权归属。在此情况下，某美图像公司应进一步承担G*公司享有涉案图片著作权的举证证明责任，但其未能举证证明。相反，根据某庐蜂业公司提交的G*公司回复邮件等反驳证据，G*公司确认投稿的摄影师仍然保留涉案图片的著作权。故某美图像公司关于G*公司拥有涉案图片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其在本案中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第1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90条（本案适用的是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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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51号 四川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执行实施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4月7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实施/知识产权/提级执行/执行和解 执行实施要点 1.行为类执行案件中，存在被执行人继续实施所涉侵权行为、涉及多起跨区域重大关联案件、需要上级人民法院统筹协调等情形，导致案件自执行立案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完毕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提级执行、督促执行等方式，推动案件执行。 2.对于拆除涉知识产权侵权生产设备等行为类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在充分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引导双方达成和解，以被执行人支付技术许可使用费等形式代替拆除相关生产设备，促进相关生产设备的合法利用，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
基本案情
四川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民事判决：山东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某化工公司）等立即停止销售使用四川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某化工公司）的案涉技术秘密生产的三聚氰胺产品、销毁项目中案涉设备（销毁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有关设备中包含案涉技术秘密的部分）和持有的案涉技术秘密资料，并连带赔偿四川某化工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人民币9800万元（币种下同）。因山东某化工公司逾期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四川某化工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本案由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负责执行。执行过程中，经过网络查控、划拨，金钱给付义务强制执行完毕，但判决确定的停止销售侵权产品、销毁侵权设备及技术资料的行为义务，被执行人一直未主动履行。并且，销毁案涉生产设备的难度极大：设备涉及上万个精细零件，不易精确锁定拆除范围；设备具有易燃易爆属性，操作不当易引发严重化工污染；国内具备相关拆除资质的公司极少，且从未有过类似拆除作业的先例；设备地处外地，需要进行跨区域协调。同时，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存在3起关联案件，均系由本案所涉侵权行为引发的纠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行为义务与本案相同，被执行人亦未履行；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诉讼标的高达6亿元。
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本案予以督办，对本案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执行进度节点，进行统一指挥、调度、管理；牵头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提级执行等执行方案，根据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同时结合本案的特殊情况，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明确“一揽子”解决当事人在四川、广东共计4起关联案件的执行工作思路。之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提级执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及山东省相关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引导当事人最终达成包含被执行人支付技术许可使用费、侵权赔偿款、案涉设备继续生产经营等主要内容的执行和解协议。
执行结果
2024年1月28日，四川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达成和解并签订协议，“一揽子”解决本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1起案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的2起案件。2024年8月，山东某化工公司将和解协议约定的4.4亿元全部汇入申请执行人指定账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作出（2023）川01执4918号通知书，本案执行完毕。
执行理由
本案为知识产权领域行为类执行的疑难复杂案件，采取何种执行方式和策略引导、促成执行和解，推动矛盾纠纷“一揽子”化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是推动本案依法妥善处理的关键。
其一，关于执行方式。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上级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限期执行，也可以指令辖区内其他人民法院执行或者直接提级由本院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20年修正）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下级法院长期未能执结的案件，确有必要的，上级法院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与下级法院共同执行，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法院执行。”本案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在广东、四川另有3起重大关联案件，申请执行人向法院表达了希望一体化解所有纠纷的意愿。同时，被执行人与侵权设备均在外省，强制拆除案涉生产设备专业要求高、国内没有拆除先例、安全风险大。因此，依靠原执行法院的力量，开展跨省、跨部门协调显然具有较大难度，难以保障执行的效率和效果，有必要通过提级执行等方式，推动案件顺利、高效办理。
其二，关于执行措施。作为执行依据的（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民事判决明确，销毁有关设备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从本案的具体情况看，简单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非最佳方案。案涉设备具有易燃易爆属性，拆除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操作不当会引发严重化工污染；强制拆除案涉设备将导致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且会影响相关产业链，对企业生存、职工就业和当地经济发展都会造成一定影响。而案涉生产设备具有可持续生产的条件，不属于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如能得到许可，则可以合法继续使用，有利于实现物尽其用，既能维护侵权企业的生存、保障企业职工的就业，也能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显然都更好。并且，通过支付侵权赔偿款并就继续实施支付技术许可使用费，从而取得合法使用有关技术设备的授权，同样能够实现裁判要求和维权目的，是技术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需要特别注重采取的执行措施。鉴此，人民法院加强协调，通过多方联动、多案协同等方式，找准利益平衡点，引导双方达成和解，通过协商确定技术许可使用费等，为权利人提供依法收取技术许可使用费的“积极价值”，代替强制拆除侵权设备的“消极价值”，促成案涉生产设备合法、持续利用。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20年修正）第74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3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8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