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原告的亲属林志圻在乘坐被告生产的日本三菱吉普车时，因前挡风玻璃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裂而被震伤致猝死。我国法律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负责，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据此请求判令被告对林志圻之死承担责任，给原告赔偿丧葬费、误工费、差旅费、鉴定费、抚恤金、教育费、生活补助费等共计人民币50万元。

被告辩称：经生产厂家两次鉴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材局安全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下简称国家质检中心）的分析测试，都认为事故车的挡风玻璃是在受到较大外力冲击的情况下爆破的。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都规定，产品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要同时具备两个严格的前提条件：第一，必须是产品存在缺陷；第二，必须是因产品存在的缺陷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事实已经证明，发生事故的车辆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也就是说不存在产品缺陷，因此谈不上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9月13日，原告陈梅金之夫、林德鑫之父林志圻乘坐本单位（福建省莆田市交通局车辆购置附加费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莆田车购办）的闽B00693号日本产三菱吉普车从蒲田市前往福州市。途中，该车前挡风玻璃突然爆破，林志圻因爆震伤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交通管理部门经现场勘查后认定，此次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为查明玻璃爆破的原因，被告三菱公司将破碎的挡风玻璃运至玻璃的生产厂家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委托其鉴定。旭硝子株式会社的鉴定结论为：本次发生挡风玻璃破碎的原因，并非玻璃本身有质量问题，而确属外部因素造成。对此结论，陈梅金、林德鑫不同意。后经莆田车购办委托国家质检中心对损坏的玻璃进行鉴定，得出推断性结论为：前挡风玻璃为夹层玻璃，在不受外力作用下，夹层玻璃自身不会爆裂。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查明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三菱公司在林志圻死亡问题上有过错，林志圻的死亡与三菱公司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陈梅金、林德鑫要求三菱公司赔偿因林志圻死亡所遭受的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

驳回原告陈梅金、林德鑫要求被告三菱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50万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10元，由原告陈梅金、林德鑫负担。

原告陈梅金、林德鑫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正如原审法院认定的：汽车前挡风玻璃突然爆破，林志圻因爆震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这说明林志圻在乘车死亡问题上本身无过错，其死亡与汽车前挡风玻璃突然爆破有关，因果关系是明确的。2、被告未经许可私自将挡风玻璃运往日本的玻璃生产厂家进行鉴定，是错误的，该鉴定结论无效，不能做为定案的依据。后被告虽将玻璃由日本运回北京，但运回的玻璃是否为事故车上的那一块，已经无法确定。且该玻璃送至质检中心时已经碎成一个平面，无法进行玻璃强度试验和爆破原因分析。质检中心在此情况下仅凭几张玻璃破损照片而得出一个推断性结论，这个结论不应成为定案的根据。3、即使按玻璃生产厂家的两次鉴定结论和国家质检中心的结论，也只是说该挡风玻璃不受外力作用不会爆破，但都没有说明是受了何种外力。如果所受外力是正常合理的外力，这证明玻璃的爆破还是属于质量问题，被告依法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现在原物破损，证据丢失，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由被告承担。被告在原审期间主张再用同批号的其他前挡风玻璃交由质检中心去进行实物鉴定，是不合理的。种类物与特定物不可能等同，即使同期同批中其他的玻璃经鉴定没有质量问题，也不等于爆破的这一块没有质量问题。如果被告除此以外再不能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被上诉人三菱公司答辩认为：1、涉及本案的三个鉴定结论，至少由上诉人陈梅金、林德鑫选定的鉴定单位国家质检中心所做的鉴定结论，应该成为定案的根据。2、挡风玻璃的生产厂家原已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前挡风玻璃破损照片制作出第一份鉴定报告。因车主莆田车购办对仅用照片没用实物进行鉴定提出异议，被上诉人本着对用户负责的精神，才把破损玻璃运往日本进行鉴定。被上诉人根本不是私自将玻璃运往日本，不能因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3、事实证明事故车的玻璃不存在产品缺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不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产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6年9月13日晨，林志圻乘坐由本单位（莆田车购办）司机刘文彬驾驶的三菱越野吉普车前往福州市。林志圻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林志圻的哥哥林志仁坐在后座。7：02时左右，当该车以时速90—100公里通过福厦公路没边村路段时，林志圻面前的挡风玻璃突然爆破，形成口杯大小的一个洞。此时，林志圻已处于昏迷状态，车便停靠在路边，刘文彬、林志仁二人将林志圻从车上抬下，雇一辆车送往福建省武警总医院抢救。

福建省武警总医院于当日早7：25时开始对林志圻所做的病程记录中记载：“20分钟前乘车途中，因挡风玻璃突然爆炸至昏迷，急送门诊。查体：面色苍白，四肢冰凉，双目瞳孔散大固定，光反应消失，呼吸心跳已停止，尿失禁，胸前有玻璃，且青紫斑，头部未见伤痕。诊断：爆震伤，猝死。处理：1、心脏按摩，心脏注射三联针。2、气管插管，人工呼吸。3、给氧。8时整抢救无效，床边心电图示直线。”

次日，莆田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五大队对林志圻的尸体进行尸表检查，其结果是：“死者左胸部附有细小的玻璃碎片，并伴有散在针样状血点，其余部位未见异状。全身体表未发现钝器直接击伤痕迹。”福州市苍山交警大队得知事故报告后，即赶赴出事地点作了现场勘查记录，并将事故车开往停车场暂扣。9月17日，该交警大队发出事故通知书称：“事故车从莆田开往福州，途经福厦公路没边村路段时，挡风玻璃爆破而造成车上乘员林志圻同志爆震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查该起事故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被上诉人三菱公司得知事故消息派员到福州市，在得到车主莆田车购办的许可后，指令由其设在福州市的迅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将前挡风玻璃拆卸下来封存。后应莆田车购办关于核查前挡风玻璃质量问题的要求，三菱公司于1997年1月6日寄来玻璃生产厂家根据发生事故的前挡风玻璃照片进行鉴定后制作的《旭硝子（株）爱知工厂品保第一课试验、调查报告书》。该报告确认：（1）由于玻璃呈放射状破损，并且玻璃的中间膜亦破碎，判断为受外强力造成破损，不排除与装载钢材、原木等车辆追尾的可能；（2）据破损情况分析，曾受300mm以上物品贯穿，模拟头部模型试验均满足规格要求。同年3月1日，莆田车购办在致三菱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函中提出，《旭硝子（株）爱知工厂品保第一课试验、调查报告书》所述情况与公安、交警部门的现场勘查结果不符。一是事故现场及车厢内均未见任何物体，故认为“曾受 300mm以上物品贯穿”没有事实根据；二是事故发生时间为早7：02时，届时公路上车辆稀少，且死者的哥哥和驾驶员均证明事发时前后100m内未见其他车辆，因此“与装载钢材、原木等车辆追尾的可能”也不存在。同年8月16日，蒲田车购办又致函三菱公司驻京办事处，内容为：“4月上旬本单位曾派员专程赴北京，向贵所交涉，主张对事故车上的玻璃应委托中国境内权威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贵所即时承诺。时至今日时间又推移4个月之久，尚未接到协商函件”，要求“贵所应派人提取已封存贵所在榕设立的维修中心的该块爆碎玻璃，经双方确认后，送‘北京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国家进出口商检局安全玻璃认可的实验室’进行鉴定，以期尽快解决并履行义务。”同年9月11日，莆田车购办再次去函，强调了以下三点要求：（1）必须对该块爆破玻璃经双方确认后送中国境内有关部门进行鉴定；（2）待有了鉴定结论后，由双方再次协商处理；（3）倘若不做鉴定或者协商不成，将依法向贵公司索赔。

经查，被上诉人三菱公司的驻京办事处迟迟不给莆田车购办回函的原因，是因为该公司早已擅自将封存的玻璃运往日本生产厂家。生产厂家于1997年9月14日又作出《挡风玻璃破碎实物调查质量报告》，称：“挡风玻璃本身不存在品质不良现象，破损系由外部原因造成。”

莆田车购办将被上诉人三菱公司从日本运回的破碎玻璃，委托国家质检中心进行鉴定，提出三项鉴定要求：（1）对该玻璃进行成分分析；（2）进行强度试验；（3）进行爆破原因分析。该中心的报告称：“由于所提供的样品是从原吉普车上拆卸后经过多次运输，已经相当破损，无法从上面切取作强度实验所需的试验片。我中心只能结合委托方提供的玻璃破损照片进行推断、分析。根据所提交的前挡风玻璃破损实物来看，此挡风玻璃为干法生产的夹层玻璃，商标表明为日本旭硝子公司生产。根据照片中所呈现的放射状破坏状态分析，下半部裂口呈半圆弧状撕裂，裂口长度大约有500mm左右，且周边处的玻璃片呈粉末状破坏，上半部裂口呈不规则撕裂。据委托方介绍，挡风玻璃破碎后在此车继续行驶过程中，因震动导致裂口慢慢扩展，照片上看到的裂口非初始裂口。从玻璃破碎的塌陷形式看，能够造成此种破坏状态的外力来自外部。”

另查明，在玻璃强度试验的问题上，被上诉人三菱公司称：做该项试验需有1000mm×1000mm面积的玻璃，此车前挡风玻璃爆破后，已经无法做这种试验。而国家质检中心证明，作玻璃强度试验只要有300mm×300mm面积的玻璃即可，国际、国内均无需用1000mm×1000mm面积的玻璃才能做此试验的规定；此挡风玻璃未爆破的部分，如果当时切割下来，就可进行该试验。

上述事实，有福建省武警总医院的诊断证明，莆田市公安局刑警五大队的尸表检查结论，福州市交警苍山大队的事故通知书，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的两份报告书，国家建材局安全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分析报告，莆田车购办致三菱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函件，陈梅金要求三菱公司赔偿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鉴定费、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所必需的生活费、受教育费、死亡赔偿金费用提交的各种凭据，证人林志仁、刘文彬、杨建平的证言等证据证实。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

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九条，就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所指的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这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责任。实践证明，通常情况下，产品缺陷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存在。而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一直处于主动、积极的地位，只有他们才能及时认识到产品存在的缺陷并能设法避免。大多数消费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对整个生产过程的了解，不可能及时发现产品的缺陷并以自己的行为防止其造成的危险。正是由于生产者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才使法律将产品责任规定为无过错责任。产品责任的无过错归责表现在：只要发生了与产品缺陷有关的人身或者其他财产损害，生产者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只有在能够证明产品具有未投入流通等三种法定情形时，才能够免除这种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陈梅金、林德鑫主张林志圻是在乘坐被上诉人三菱公司生产的三菱吉普车时，因前挡风玻璃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裂而被震伤致猝死。为此，陈梅金、林德鑫提交了医院诊断、尸表检查结论、事故通知书等证据。这些证据排除了钝器击伤或汽车追尾等外力因素，证实林志圻是在前挡风玻璃突然爆破后因爆震伤死亡，满足产品发生了问题、造成人身伤害、损害事实与产品发生的问题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等三个要件，足以支持陈梅金、林德鑫的主张。前挡风玻璃突然爆破是否属于该产品的缺陷，是本案双方当事人诉争的焦点。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九条的立法原意，对这一问题的举证责任，应当由生产者承担。生产者如不能证明前挡风玻璃没有缺陷，而是受某一其他特定原因的作用发生爆破，就要承担产品责任。被上诉人三菱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前挡风玻璃生产厂家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出具的两份鉴定报告。由于旭硝子株式会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所指的法定鉴定部门，且该单位与鉴定结果存在着利害关系，因此这两份鉴定报告不予采信。国家质检中心虽然是莆田车购办委托的法定鉴定部门，但是国家质检中心出具的报告，是在前挡风玻璃从日本运回中国后已失去检验条件的情况下，仅凭照片和相当破碎的玻璃实物得出的推断性分析结论，并且没有说明致前挡风玻璃突然爆破的外力是什么，对本案事实没有证明力，故也不予采信。

本案惟一能证明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物证——爆破后的前挡风玻璃，莆田车购办在与被上诉人三菱公司约定封存后，曾数次提出要交国家质检中心检验鉴定。三菱公司承诺后，却不经莆田车购办许可，就擅自将玻璃运往日本；后虽然运回中国，但三菱公司无法证明运回的是原物，且玻璃此时已破碎得无法检验。三菱公司主张将与事故玻璃同期、同批号生产出来的玻璃提交给国家质检中心进行实物鉴定，遭上诉人陈梅金、林德鑫的反对。由于种类物确实不能与特定物完全等同，陈梅金、林德鑫的反对理由成立。在此情况下，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理应由三菱公司承担。

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上诉人陈梅金、林德鑫主张由被上诉人三菱公司赔偿丧葬费、抚恤金、死者生前抚养人所必需的生活费、受教育费、误工费、差旅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50万元，为此提交了相关的各种费用凭证。在三菱公司必须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的情况下，对陈梅金、林德鑫的主张应予支持。

原审对本案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判决驳回上诉人陈梅金、林德鑫的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

综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00年8月10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被上诉人三菱公司赔偿上诉人陈梅金、林德鑫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鉴定费、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所必需的生活费、受教育费及死亡赔偿金共计人民币496901.9元。

一、二审诉讼费各10010元，均由被上诉人三菱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查明与本案管辖权有关的事实是：1998年12月4日，欧亚公司以新湖商社为被告，农协会、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国际业务部（以下简称农行国际业务部）为第三人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以原告为信用证申请人，被告为受益人，由开证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向议付行农协会开出并承兑的信用证无效，终止支付；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其诉称的事实是：1997年9月至10月，欧亚公司与新湖商社双方通过传真方式在中国四川成都签订了四份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以信用证为支付方式。为此，欧亚为信用证申请人于1997年4月至8月申请开证行农行国际业务部开立了以新湖商社为受益人，农协会为议付行的五份信用证，开出并承兑信用证款项总金额为：9867601.93美元。但新湖商社既不提供货物，也不装船发运，并故意制作虚假装运提单，进行诈骗。新湖商社在提单上所载由其指定装运的船舶至迟应在1997年10月底到达目的港汕头，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汕头海上安全监督局证明：1997年1月至12月期间，没有一艘“在我处办理进出口岸手续”。欧亚公司发现后，曾及时通知了新湖商社，但新湖商社一直未予答复。与此同时，作为议付行的农协会明知受益人的被告提交的单据是虚假的，但却将该虚假单据提交给开证行农行国际业务部，一次骗取了开证行对上述四笔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承兑。议付行农协会同受益人新湖商社串通一气，故意隐瞒单据的虚假性，其行为完全违反了善意、信用、诚实原则，因而构成了欺诈。

欧亚公司在起诉前的1998年11月6日，以新湖商社为被申请人、农行国际业务部为第三人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停止支付信用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1月18日以（1998）川立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国际业务部信用证号：220LC9706124、220LC9704079、220LC9709161、220LC9709162下的款项共计9867591.83美元。农协会进行了实体答辩，而新湖商社则以其与欧亚公司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有仲裁条款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该仲裁条款约定：“因双方而引起的所有争议应由第三国商业仲裁委员会依商业仲裁条款而最终裁决。”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新湖商社提出管辖权异议所依据的仲裁条款是新湖商社与欧亚公司在销售合同中的约定，与本案的信用证欺诈纠纷无关。且该条规定：仲裁：因双方而引起的所有争议应由第三国商业仲裁委员会依商业仲裁条款而最终裁决。该条款约定不明，且欧亚公司选择向法院起诉，表明其已放弃重新协商予以明确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该仲裁条款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韩国新湖商社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

新湖商社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裁定：“新湖商社提出管辖异议所依据的仲裁条款是新湖商社与欧亚公司在销售合同中的约定，与本案的信用证欺诈纠纷无关”是错误的认定。本案如果是信用证欺诈，欺诈者是上诉人的话，被欺诈者应当是作为议付行的农协会或者是作为开证行的农行成都市总府支行，而不是欧亚公司。本案的原告应当是农协会或者是农行成都市总府支行，而不是欧亚公司。二、原审裁定认定新湖商社与欧亚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约定不明，且欧亚公司选择向法院起诉，表明其已放弃重新协商予以明确的权利”，因此，该仲裁条款无效同样是错误的。重新协商约定仲裁条款，既是欧亚公司的权利，也是其义务，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欧亚公司的单方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国法律的规定，根本不能由此推导出“仲裁条款无效”的结论。三、原审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驳回上诉人的管辖异议，也是错误的。在本案中，欧亚公司根本没有同上诉人协商补充协议签订一事，更不存在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事实。因此，原审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驳回上诉人的管辖异议，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定。

被上诉人欧亚公司未进行答辩。

本院认为：原审原告欧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是宣告信用证无效，起诉的被告为信用证的受益人—基础交易买卖合同的卖方新湖商社，诉由是基础交易欺诈。由于两方之间最直接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信用证是该合同中约定的支付手段，欧亚公司是开证申请人，新湖商社是信用证受益人，欧亚公司起诉新湖商社信用证欺诈的基础是称其利用伪造单据以图骗取信用证项下的货款。一审裁定认为其审理的仅仅是信用证关系，脱离了欧亚公司的起诉，是不妥当的。新湖商社与欧亚公司之间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一个不明确的、无法执行的仲裁条款，需要当事人重新协商，但是欧亚公司已经采取了诉讼的方法解决本案的争议，表明其放弃了仲裁的愿望，新湖商社称重新协商既是当事人的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义务并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对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5条的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仲裁条款、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由于原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没有约定仲裁的方式和机构属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对欧亚公司的起诉应予受理。

信用证虽然是基础交易中的一个结算方式，但它又独立于基础交易，是遵循严格相符原则的单据交易。通常情况当事人不得以基础交易中的事由要求止付信用证或宣告信用证无效。对上述原则的例外就是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所谓“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是在基础交易存在实质性欺诈的情况下，可以构成信用证关系与基础交易相独立的例外。由于适用“欺诈例外原则”是以基础交易的欺诈为前提，而导致信用证项下款项止付这样的后果，也必须将基础交易纠纷与信用证法律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审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于第三人的制度，并且原审原告欧亚公司的诉讼请求包括了对信用证的效力以及终止支付的要求，如果欧亚公司胜诉，信用证止付的请求得到支持，结果必然涉及到议付行关于开证行履行信用证项下的义务的请求是否成立；如果欧亚公司败诉，则开证行要承担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责任。可以认为本案的判决结果与开证行和议付行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将农行成都市总府支行和农协会列为本案第三人的作法并无不妥。但是，正因为本案的审理既包括了基础关系——买卖合同，又包括了信用证纠纷，因此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国际货物买卖信用证付款纠纷。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买卖合同和信用证纠纷均具有管辖权，其驳回新湖公司异议的裁定是正确的。因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人民币由韩国新湖商社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李    健

代理审判员：钱晓晨

代理审判员：陈   纪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高晓力

原告和平支行诉称：被告高延民为其子高峰岩担保，高峰岩才被原告聘用为合同制干部。高峰岩在合同未满的见习期间携巨款潜逃，给原告造成巨额财产损失。为此，诉请判令被告根据合同的约定给原告赔偿23万元，并偿付此款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高延民负担。

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1、金融系统经济案件立案登记表，用以证明高峰岩的作案事实；

2、活期存款凭条和黑龙江省公安厅科学技术鉴定书，用以证明储户存款是被高峰岩冒领的；

3、人事部综合计划司〔人计司（1993）18号〕文件、中国工商银行（93）工银劳字第20号通知、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分行1993年社会招收工作方案、哈尔滨市工商银行聘用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分行合同制干部管理办法、哈尔滨市人事局情况说明、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分行合同制干部聘用合同书，用以证明和平支行是按照规定程序聘用高峰岩，高延民为高峰岩担保的事实客观存在。

被告辩称：原告所称的担保合同是无效合同，况且被告也从未与其签订过这个合同。不同意让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

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务输出合同的担保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复函，内容是：依行政职权要求的担保，不属于民法调整范畴，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此类案件；

2、黑龙江省劳动厅对人民来信的复信，内容是：劳动合同不存在担保的提法，任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内容是：经济犯罪中的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哈尔滨市动力区人民法院在庭审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和分析认定后，查明：

1993年11月1日，原告和平支行与被告高延民之子高峰岩签订聘用合同，聘用高峰岩为该行的合同制干部。合同约定：被招收的合同制干部必须按照《合同制干部管理办法》和《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的有关规定，为自己确定经济担保人。1993年12月，高延民在作为聘用合同附件的《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上盖章，同意作高峰岩合同期内的经济担保人。《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第六条规定：担保人有责任教育被担保人严格履行合同，如发生贪污、盗窃、严重违纪等方面问题，担保人应负连带责任。被担保人高峰岩在合同期内将储户存款23万元取出后去向不明，经哈尔滨动力区反贪局立案侦查，高峰岩系重大犯罪嫌疑人，并携款潜逃。

哈尔滨市动力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高延民在庭审中承认，加盖在《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上的私人名章是自己的，因此高延民为其子高峰岩作经济担保人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原告和平支行与高延民之间签订的担保合同成立。《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第六条对担保人责任的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十四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第五十五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六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高延民在《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上盖章，表示自愿遵守该办法的规定。至于高延民现在否认其为高峰岩的经济担保人，因不能举证，故不予支持。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高延民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人的连带民事责任。据此，哈尔滨市动力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1月9日判决：

一、被告高延民赔偿原告和平支行经济损失23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二、被告高延民给付原告和平支行利息28043.90元，与上款同时付清。

案件受理费5960元，保全费2300元，鉴定费2300元，由被告高延民负担。

被告高延民不服一审判决，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本案的“担保”不是一般合同的担保，不应当适用民法的规定。况且犯罪嫌疑人高峰岩现在下落不明，他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的罪责也不清楚，“担保人”如何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被上诉人和平支行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第八十五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以上规定明确指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和义务。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只是对因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主合同发生的债进行担保。这些主合同约定的当然是民事关系。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受法律保护。

《合同制干部担保办法》第六条规定：担保人有责任教育被担保人严格履行合同，如发生贪污、盗窃、严重违纪等方面问题，担保人应负连带责任。根据这一条规定，本案“担保合同”要求上诉人高延民“担保”的，是高峰岩在被上诉人和平支行工作期间的行为。而和平支行与高峰岩在此期间存在的是单位与职工的内部职务从属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形成的民事关系。高峰岩在此期间实施的贪污、盗窃或者严重违纪等与职责有关的行为，不是应当由民法调整的民事行为。对这些行为，和平支行应当按照刑事法律或者行业纪律的规定去寻求解决。如果把这些应当由刑事法律或者行业纪律解决的问题纳入民法调整，和平支行就会因自己受损的利益已经转嫁到担保人身上，因此怠于追究本单位职工的违法违纪责任，也无需再主动查找本单位存在的制度、纪律方面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案“担保合同”所指向的“主合同”，约定的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而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担保”的内容不是要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而是要保证“被担保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不损害企业利益。因此，本案的“担保合同”不符合民法通则和担保法的规定，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应当由民法调整，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原审受理此案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六条关于“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判，驳回起诉”的规定，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5月29日裁定：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和平支行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1920元，保全费2300元，鉴定费2300元，由被上诉人和平支行负担。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是：

1996年11月18日，原告王高武在宜昌华夏证券登记中心填写了开户登记表，开办了深圳证券账户和上海证券账户。同日，原“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本案被告的前身）通过与王高武签订指定交易协议书，成为王高武的证券指定交易代理商。王高武取得了自助式磁卡MAC，开始进行股票交易。截止1999年8月5日，王高武的股票账户上尚有丰乐种业500股、吉发股份1210股、国投原宜400股、格力电器3200股。当日，王高武持本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到被告云集路营业部办理清密手续。8月6日，上述四支股票以自助式磁卡方式卖出，成交金额为83500余元。同日，王高武在云集路营业部办理了大额取款预约手续，并填写了预约单，约定取款日期为8月9日，届时取现金83500元。上述大额取款预约单和取款凭条上填写的姓名是王高武，填写的身份证号和证券账户也都是王高武所使用的，但字迹不是王高武的。王高武声称，自己从8月7日赴山东出差，至同月28日发现股票账户有问题才迅速赶回，回来后在云集路营业部查询得知自己的密码于8月6日被清密，并且账上四支股票被卖出，还假借我的名义填写了一份大额取款预约单，于同月9日取现金8.3万元。云集路营业部则认为，我部的每一笔业务都是严格按照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代理业务操作规程》办理的。从清密、交易到取现金等，如不是本人亲自持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及提供资金账号，根本无法从微机上进入账户，业务无法办理。所以1999年8月5日、6日和9日为王高武办理的业务，都是由其亲自持证进行的，我部及银行工作人员都在经过严格审核，确定无误后才予以办理。

原告王高武要求赔偿误工费和车票损失，未提供确凿证据。

同时查明，原告王高武所持有的股东代码卡、身份证及自助式磁卡MAC从未丢失过，现已由王高武交给公安部门。1999年10月21日，《三峡晚报》曾就此事发表题为“八万股金不翼而飞”的报道，后又陆续进行了两次追踪报道。上述报道仅就事情经过以及部分股民的反映做了介绍，并未发表任何见解和分析。

另查明：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法人资格于1997年4月8日被注销，不涉及原单位人员的安置以及设备、设施和债务等情况的变更，新注册的企业名称为“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营业部”。

1999年12月24日，“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营业部”又变更为现本案被告的名称“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部”。

上述事实，有原告王高武的身份证、证券账户、自助式磁卡MAC、大额取款预约单、取款凭条、1999年8月6日股票交易流程单、委托查询单、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注册分局查询单和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实。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认为：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法人资格注销后，其人员、设备、设施、债务等均并入新登记的企业法人，故本案被告云集路营业部应对原“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王高武申请变更被告名称，应予准许。

原告王高武的身份证、股东代码卡都在其手中，从未丢失过，仅凭字迹不属自己填写而主张股票被他人冒领，请求判令被告云集路营业部赔偿其经济损失，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王高武请求赔偿工资、车票和精神损失，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于2000年5月31日判决：

驳回原告王高武的诉讼请求。

案件诉讼费4910元，由原告王高武负担。

王高武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1）原审仅凭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工作人员的证言，就认定是上诉人自己办理了一切手续并取款，是错误的。同时，原审认定清密的时间为1999年8月5日，认定《三峡晚报》仅就事情经过及部分股民的反映对此事进行报道，均与事实不符；（2）上诉人已经就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确凿充分的证据，在此情况下，原审仍然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处不当。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云集路营业部给上诉人赔偿资金损失8.3万元、精神损失3万元和其他损失1.5万余元，并在报纸上道歉。

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

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的演变和单位名称变更情况属实。

1999年8月4日，上诉人王高武从其账户中取款1000元。至此，王高武的账户上存有股票丰乐种业500股、吉发股份1210股、国投原宜400股、格力电器3200股和现金53.45元。同年8月7日至29日，王高武赴山东省诸城化肥厂出差，29日返回宜昌。8月30日，王高武到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的综合柜台，称其在山东出差期间用磁卡划卡要操作自己的账户时，电脑总提示密码错误，要求查询。经综合柜台查询，王高武的账户密码已于8月6日被清密，账上的所有股票也于同日被全部卖出，成交金额84090.60元；同日，有人以王高武的名义填写了一份大额取款预约单，预约取款8万元；同月9日，有人从王高武的账户内取现金8.3万元。王高武以云集路营业部违规操作致其遭受财产损失为由，要求云集路营业部赔偿损失。云集路营业部则以每一笔业务都是严格按照规程操作，8.3万元是王高武自己取走的为由，拒绝赔偿。双方为此酿成纠纷，王高武遂提起诉讼。

另查明，应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的申请，宜昌市公安局于1999年10月30日和2000年8月29日分别作出宜市公国保技字（1999）27号和（2000）20号文字鉴定书，认定上诉人王高武账户内1999年8月6日的大额取款预约单、8月9日的取款凭单上的字迹，是一人书写，但不是王高武或其妻郑小红书写。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清密、出卖股票和提取资金是否为上诉人王高武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高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不是本人签名、预约提款和取款之日本人都不在宜昌的证据，用以支持“非王高武所为”的主张。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提交了内部职工的证言，用以支持“是王高武所为”的主张；并以如果非王高武所为，则预约取款单和取款凭条上留下的身份证号码、股东代码怎么可能与王高武使用的一致来反驳对方。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综合评判：王高武的证据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收集的公安机关笔迹《鉴定结论》能相互印证，因此应当认为对“非王高武所为”的主张，王高武已经尽到举证责任。云集路营业部的证据，不仅因来源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内部职工而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且因与笔迹鉴定结论相矛盾而不能采信。既使身份证和股东代码卡从未丢失，身份证号码和股东代码也不是除本人以外其他人无法知晓的绝密信息。因此取款预约单和取款凭条上填写的号码与王高武使用的一致，不能证明“是王高武所为”。云集路营业部要以此为由来反驳对方，还需提交确凿的证据。这个问题不是王高武的主张，不能倒置由王高武承担“为什么一致”的举证责任。云集路营业部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是王高武所为”，只能认定其主张不成立。

除此以外，按照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执行的《代理业务操作规程》的规定，客户办理清密，必须由客户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代码卡并填写清密申请书，由操作人员认真审核后方可办理。因此在办理清密手续后，客户填写的清密申请书就成了云集路营业部应当提供、也可以提供的证据。云集路营业部不能提供清密申请书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不仅再一次说明其主张不成立，还说明其未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清密。密码是保障投资者权益的一种手段，清密涉及到投资者利益。云集路营业部未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清密，从而为王高武账户的资金被取走创造了条件。云集路营业部对此应承担过错责任。

《代理业务操作规程》还规定，客户支取保证金应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代码卡原件办理，提款人应在取款凭条上签名。据此应当认为，在取款凭条上签名的提款人就是客户本人，或者是持有客户委托手续的客户代理人。在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提交的8月9日取款凭条上，虽然签署的名字是“王高武”，但却不是上诉人王高武本人书写，而且取款凭条上既不附有王高武的委托书，也没有代理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这个情节证明，云集路营业部在办理本案大额取款预约及取款业务过程中，存在着对证件审查不严的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第三款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也规定：“证券公司违背客户的委托买卖证券、办理交易事项，以及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办理交易以外的其他事项，给客户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作为上诉人王高武的指定代理商，负有保障王高武账户股票及资金安全的义务。云集路营业部在经办代理业务的过程中违规操作，未经严格审查并履行相关手续，对王高武账户轻率办理清密、大额取款预约及取款业务，致王高武账户股票被卖、资金被取走，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是王高武所为”或“是王高武委托他人所为”的情况下，应当赔偿王高武被取走的资金，并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年息2.25%承担利息损失。同时，对王高武因处理该纠纷的误工费及相关差旅费损失，云集路营业部也应酌情赔偿。

上诉人王高武认为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在《三峡晚报》上发表的言论对其造成了精神损害，主张云集路营业部应当给付其精神损害赔偿，这个诉讼请求与本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高武的部分上诉有理，应予采纳。一审判决由于倒置了举证责任，从而错误地认定了事实，导致错判，应当撤销。据此，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三）项的规定，于2000年10月9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赔偿上诉人王高武资金损失8.3万元、自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10月9日止的利息2173元，并酌情赔偿王高武差旅费、误工费损失500元，合计85673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

一审诉讼费4910元，由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负担3683元，上诉人王高武负担122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80元，由云集路营业部负担2835元，王高武负担9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