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應熱點問題與回歸基礎理論的關係

建構中國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不可能是純學術化的構建，必須關注社會現實與司法實踐中的重點、難點問題。由於各種原因，刑法學界近幾年大多圍繞熱點問題展開討論。誠然，熱點問題的研究也有現實意義；但不可否認，對熱點問題的討論常常顯得大同小異。有些熱點問題其實是炒出來的，未必是真問題。只對熱點問題感興趣的學術現象，導致許多傳統問題、基本理論問題無人問津。很少有人過問，所謂的熱點問題與傳統問題、基本理論問題是什麼關係。於是，對熱點問題的爭論比較混亂。

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但是，難以認為其中的問題只是實踐中的具體問題，而不包括基礎理論問題。馬克思正是在對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英法空想社會主義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問題的直面、批判、揚棄和超越中，在對資本主義社會所呈現出的無產階級非人的生命處境、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等諸多現實問題的審視、追問、探究和解決中，創立了具有科學性、實踐性、人民性、開放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本文並非反對熱點問題的研究，但對熱點問題的研究應當建立在紮實的基礎理論之上，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基礎理論的深入研究。

第一，沒有基礎理論的研究就不可能構建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

「知識體系是指基於一定的邏輯基礎、在特定的文化生態中形成、具有民族性或地域性的知識總和，並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分類後得到的知識系列。」任何一門學科的知識體系都要從某個起點出發，通過基本概念之間的連接，構建起一個結構，並通過結構的補充與完善，形成一個體系。其間，都需要可靠的、紮實的基礎理論的支撐。因為知識體系中的一切概念，都要在根據或基礎上統一起來，唯有如此，體系才能作為整體中存在的東西的結構。西方知識體系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論述』基礎之上的」。

構建中國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需要回答刑法學科的研究對象是什麼？其獨立的研究方法論為何？它要處理和解決的基本問題是什麼？是否形成了成熟穩定的概念和術語體系？如此等等。只有這些問題獲得了深刻闡明，刑法學的存在和發展才能獲得可靠的根基，才能進一步形成刑法學的知識體系。而且，這種探究並非一勞永逸，而是一項需要不斷反思和重構的理論任務。在這種反思和重構中推動刑法學科不斷深化和與時俱進，是刑法學基礎理論的重要發展方式。

隻言片語、一鱗半爪的觀點，東拼西湊、拼接組合的理論，都不可能形成刑法學的知識體系。黑格爾指出：「哲學若沒有體系，就不能成為科學。沒有體系的哲學理論，只能表示個人主觀的特殊心情，它的內容必定是帶偶然性的。哲學的內容，只有作為全體中的有機環節，才能得到正確的證明，否則便只能是無根據的假設或個人主觀的確信而已。」刑法學也是如此。要使刑法學的內容擺脫偶然性、碎片性，只能以豐富厚實的基礎理論為基石。

第二，沒有基礎理論的研究，熱點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形成妥適的解決方案。

我國刑法理論對熱點問題的研究大多是短暫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理論根基、基本立場的爭論。同樣，一些熱點問題的研究之所以難以形成妥適的解決方案，就是因為缺乏可靠的基礎理論。不以可靠的基礎理論為根基，熱點問題以及具體問題的解決必然是雜亂無章的。

例如，關於單位犯罪的成立條件與處罰範圍等，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的關鍵問題在於單位犯罪究竟是過失犯罪還是故意犯罪？這一問題又取決於刑法理論對單位犯罪是採取同一視理論還是組織模式理論抑或其他理論。倘若認為單位犯罪是過失犯罪，又該如何解釋我國刑法分則關於單位犯罪的規定？如果這些基礎問題沒有形成可靠的理論，單位犯罪的相關問題都難以得到真正解決。

再如，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也可謂一個熱點問題，各種觀點都是為了應對司法實踐中的現狀。從現有研究來看，對幫信罪熱點問題的研究之所以不能解決司法實踐的問題，或者只是提出一些限制方案，主要是兩個基本問題沒有解決：一是共同犯罪基礎理論沒有解決，尤其是沒有妥當理解共犯的成立條件與共犯從屬性原理；二是刑法分則中的明知與總則中的明知的關係沒有解決。如果這兩個問題沒有解決，就不可能正確處理幫信罪的實踐難題。

總之，「沒有基礎理論研究作支撐，對熱點問題的跟蹤看似熱熱鬧鬧，實際上卻是年年歲歲花相似，不斷低水平重複。」「很多表面看來嘈雜喧囂的理論熱點、焦點爭論，如能經過基本問題研究的篩網過濾，往往會顯示出這些繁複表象紛起的根源。」

第三，沒有基礎理論的研究，不可能為刑事司法提供普遍性的解決方案。

「科學理論與合理實踐的統一，是在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動態過程中的具體歷史統一。這個過程，既是與不科學的理論和不合理的實踐展開雙重批判的過程，也是努力實現對於科學理論與合理實踐的雙重建構的過程。」刑法學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基礎理論問題，這些基礎理論問題與司法實踐中的現實問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刑法學需要從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的視野中回應和破解司法中的現實問題，又要從現實問題的挑戰中生成、總結和升華出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這是刑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得以展開的基本路徑。「近代以來的學術發展史表明，科學上的重大發現，技術上的重大發明，往往是建立在基礎理論變革的基礎上。只有在基礎理論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帶來研究範式的轉換，創立新思想、新理念、新論斷、新概念、新方法，產生原創性標誌性成果。基礎理論研究的思想深度和學理厚度，決定著應用對策研究的前瞻性、系統性、戰略性和精準程度。……基礎理論研究得越深，對策研究就越有思想高度，提出的建議就越高明、越管用。……簡而言之，有好的基礎理論研究，才會有好的應用對策研究。」刑法學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但這並不意味著刑法學只需要針對性解決實踐中的個案即可。刑事司法實踐需要刑法基礎理論的指導，刑法基礎理論研究決定刑事司法實踐的發展；沒有基礎理論的發展，司法實踐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進步。

「法的思考的一個特徵，不是在考察個別案件的所有具體情況的基礎上提出最好的解決方法，而是在一般化的可能解決方案中尋找最好的解決方法。」就事論事，有一個問題就解決一個問題的做法，不屬於一般化的可能解決方案，不符合刑法的普遍性特徵。例如，因為幫信罪發案率上升，就提出對幫信罪中的「明知」或者共犯中的「明知」進行嚴格限制的觀點，就明顯不屬於一般化的可能解決方案。

要獲得一般化的可能解決方案，必然要有堅實的體系性的基礎理論，以體系性的基礎理論為指導提出的方案，才能適用於所有相似情形，從而實現刑法的公平正義性。例如，當下的刑事司法實踐對如何區分幫信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倍感困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認為幫信罪是獨立的犯罪，而不是上游犯罪的共犯，因為幫信罪與上游犯罪的本犯缺乏「通謀」。可是，既然與上游犯罪的本犯存在通謀的幫助犯都不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就難以認為缺乏通謀的幫信罪的行為人反而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由此看來，不解決共犯的本質這一基礎理論問題，就不可能正確處理幫信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關係。

又如，實踐中的時效問題相當混亂，理論界與實踐界對一些特殊的時效問題也有討論。但要正確適用刑法關於追訴時效的規定，首先必須明確追訴時效制度的根據與意義，其次必須明確什麼叫結果、什麼叫行為，「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是什麼含義。傳統觀點認為，繼續犯就是行為一直在持續，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甲為非法拘禁乙，將乙推入一個深坑後自己心臟病發作，在醫院不省人事住了一個星期，其拘禁行為並沒有繼續，卻難以否認其非法拘禁罪是繼續犯。

基礎理論不僅支撐了刑法學科大廈的理論根基，而且為後續的研究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框架。沒有基礎理論的研究，刑法學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整體進步。「從膚淺的實用主義和粗鄙的功利主義出發，質疑和否定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的意義和價值，是歷史和現實中頗為普遍的現象。充分自覺認識到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不可替代的重大意義和價值，是真正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前提。」當然，刑法學者也要運用基礎理論知識參與應用對策研究，將基礎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有機結合。在不斷深化、拓展刑法學的基礎研究的同時，更好地提升應用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