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是指對他人之間爭議的訴訟標的沒有獨立的實體權利，只是參加到訴訟中，以維護自己利益的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59條的規定，對於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宜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闡釋。

（一）訴訟權利受限的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具有當事人地位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9條對訴訟參加人中當事人訴訟地位的規定，包括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與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第三人是民事訴訟當事人的一個種類。尋其立法原意，也是如此。1991年《民事訴訟法》頒行不久後的專家解讀中，就認為《民事訴訟法》之所以刪去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中第三人規定的「成為訴訟當事人」，是因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事。不光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是當事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也是當事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無權提出管轄異議，無權放棄、變更訴訟請求或者申請撤訴，未被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無權上訴。儘管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訴訟權利受到限制，但是，不能否定其當事人地位，應該以當事人原理分析其訴訟地位。

（二）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所在程序格局是三方對峙格局而非兩立對峙格局

兩立對峙關係格局與三方對峙關係格局較為恰當地描述了當事人關係的程序格局。在多人訴訟中，兩立對峙格局中多人之所以被歸入一方當事人，是因為他們具有同向訴訟動機，大體會實施同向訴訟行為，便於歸納爭議焦點，高效展開訴訟。有時，多數當事人之間會出現三個方向的訴訟動機，當事人會從不同方向提出訴訟主張、舉證、質證、發表辯論意見。正是三方對峙格局形塑了三方訴訟與雙方訴訟中差別明顯的訴訟參加人訴訟行為方式。近年來，對不真正連帶責任、補充責任訴訟實現中的當事人訴訟地位眾說紛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將三方訴訟行為納入兩立對峙格局容易混淆爭點、難以有序推進訴訟、大概率會降低訴訟效率和當事人訴訟滿意度等風險未受充分關注。

（三）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參加訴訟行為是圍繞其應否承擔責任而發生的

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同訴訟結果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訴訟可能涉及他的實體權利。僅依利害關係文義，似可推導出「訴訟可能涉及他的實體權利」。可是，《民事訴訟法》第59條第2款第二句規定，「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當事人訴訟地位與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在語義上實質相通。可否將此句理解為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後，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才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如是理解，就意味著判決結果確定前，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是沒有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的。那麼，這就和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依法應享有的訴訟參加權形成衝突。究其立法原意，這句規定的本義是，如果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法院要判決他承擔民事責任或承擔實體義務的話，他應享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承擔當事人的訴訟義務。理解這句規定，關鍵在於意識到被預設的指向參訴資格的「要」字。「要」意味著人民法院對本訴之外第三方承擔責任可能性的預見。同時，這句規定還包含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不能進行權利主張的意涵。由性質觀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中的第三人可分為權利實現型第三人與責任續追型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是責任續追型第三人。

（四）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當事人資格是分層的而非單一的

從程序啟動效力、程序運行保障效力、訴訟結果確定效力等構成的審判效力層階觀之，當事人資格有三層意義：一為起訴、應訴、參加訴訟資格；二為審理程序中的訴訟行為實施資格；三為訴訟結果承受資格。我國民事訴訟法並沒有規定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退出機制，因此，分析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當事人資格只需審理其參加訴訟資格與訴訟結果承受資格。當事人適格常被認為其指稱的是民事主體的訴訟結果承受資格。這種與實體法適用要求高度一致的當事人適格界定也將其語用範圍限定在實體裁斷場域。如果將訴訟結果承受資格等同於訴外第三方參加訴訟資格，會產生限制其公正審判獲得權的實際效應。在分析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當事人資格時，宜區分參加訴訟資格與訴訟結果承受資格。

1. 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的訴訟標的要件。在成文法傳統法域、判例法傳統法域、混合法傳統法域，因為裁判依據體系特徵、審判方法等原因，訴訟標的識別理據差異懸殊。我國民事訴訟實務中多層樣態的訴訟標的識別方法會影響到「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沒有獨立請求權」要件的判斷。我國內地屬於成文法傳統法域，訴訟標的識別方法應緊密關聯實體法。對於一般案件，運用特定民事權利義務關係識別訴訟標的並進而判斷訴外第三方是否對此訴訟標的有獨立請求權基本可行。對於複雜案件，運用這種訴訟標的識別方法難以妥適判斷的，宜以本質思維審慎決定。

2. 案件處理結果與法律上的利害關係的交互釋義。利害，指利益和損害。與包含事理關聯的直接利害關係不同，法律上的利害關係可理解為某情況會影響行為人獲益、受損狀況，行為人與該當法律規制的該情況之間的關聯方式。經過審理，才能確定法律上的利害關係是否能轉化為具體的權利義務關係。案件處理結果是對法律上的利害關係進行梳理、審驗、核查、分析、判斷後對確有爭議的特定民事權利義務關係作出的權威性結論。與案件處理結果反映的具體的權利義務關係的實質性、實在性、實然性、確定性、客觀性不同，法律上的利害關係具有表象性、預期性、應然性、或然性、主觀性。上述區別的發生原因主要是法院和當事人對法律依據與案件事實的認知並不一定完全一致。僅就法律上的利害關係的字面意思看，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似乎可以提出權利主張，但是，結合《民事訴訟法》第59條第2款第二句規定分析，對於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而言，案件處理結果只有承擔責任或不承擔責任兩種結果，利害關係也只涉及有責任、無責任、減責、免責。「利」只是不付出或少付出的消極利益。因此，就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參加訴訟資格，只需判斷訴外第三方是否可能承擔案涉民事責任。

對於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訴訟結果承受要件資格，需判斷訴外第三方是否應當承擔案涉責任、承擔何種責任以及責任方式、責任範圍。在確定訴外第三方是否具有承受本案訴訟結果的當事人資格時，需要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等民事實體法依法判斷。於此之際，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中共計146次使用第三人概念。這些民事活動第三人（可簡稱民事第三人）與民事訴訟中的第三人並非完全對應關係。在三方關係語境中，從《民法典》民事第三人規定中至少可歸納出行為人之間兩方面的關聯方式：一方面是三方法律行為關聯。這種關聯可見於《民法典》第149條、第150條等規定。以《民法典》第149條為例，該條規定第三人實施欺詐行為，使一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欺詐行為的，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如果受欺詐人主張撤銷民事法律行為的同時也主張損害賠償，欺詐行為人參加訴訟不僅有助於查明受欺詐人的相對方是否「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欺詐行為」，也便於依法確定責任。另一方面是三方法律效果關聯。有學者認為，可從被追償風險、先決關係、既判力拘束、程序保障層面對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進行類型化。對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訴訟地位判斷應該兼顧實體裁判依據關聯和程序效果關聯。這種程序法與實體法結合的研究視角值得肯定。不過，《民法典》總則編的委託代理，物權編的動產交付，合同編的合同的履行、違約責任以及典型合同分編中的買賣合同、委託合同等章節和侵權責任編的一般規定等章節對於三方行為人行為模式法律效果的規定的複雜性已經遠遠越出追償關係、先決關係的關係類型框架，比如，獨立於先決關係的關聯權利關係。儘管如此，依據《民法典》及相關民事實體法中的責任規定，通常可較為直接地確定訴外第三方是否應當承受本案訴訟結果中的民事責任以及承擔責任的方式與範圍。

上述三方權利義務關係糾紛的最佳訴訟實現方式就是第三人參加之訴與本訴的合併。以《民法典》第522條對利他合同規定的訴訟實現方式為例，該規定受稱許的功用之一就是減少多餘訴訟。這樣的訴訟，如何安排相關人的訴訟地位呢？解決此問題，先得明確採用哪種訴訟標的識別方法、識別依據。在訴訟標的實體識別方法、程序識別方法、統合識別方法中，實體識別方法運用根基最為深厚。以實體識別方法為例，採用此識別方法，可以將一體性的三方合同法律關係作為識別依據來判斷第三方利益合同糾紛的訴訟標的，也可以將民事受益第三人、債權人各自與債務人以及他們之間形成的法律關係上的請求權作為識別依據。如果將此種糾紛中的訴訟標的理解為一體性的三方合同法律關係，而民事受益第三人只想起訴債務人，就會發生訴訟標的確定與當事人處分權的衝突。據此程序效果檢視結論，宜根據民事受益第三人的訴訟目的，通過其據以起訴的法律關係中的請求權來確定訴訟標的。當債務人不履行向第三人給付時，債權人只是有權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而無權請求債務人向自己為給付。相應地，債權人也不能請求債務人向自己繼續履行，但其可以就因債務人違約而給自己造成的損失主張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在上述情形中，債權人有必要參加到民事受益第三人與債務人的訴訟中。因債權人充分行使辯論權，程序保障充實，對其發生的確定判決既判力也具備了正當化根據；關聯爭議合併審判，也可避免訴累。

切需審酌的是，對於民事受益第三人對債務人的訴訟中的給付請求權而言，將債權人對債務人提出的向第三人為給付的請求權理解為獨立請求權頗顯牽強，而債權人對債務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僅不能視為對訴訟標的有獨立請求權，也無法納入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參加之訴，因為債權人在主張權利，而不是實施無責、免責、減責抗辯。從文義解釋角度分析，此種情形以及類似情形下，不能通過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實現訴的合併。在通過法定途徑修改《民事訴訟法》，刪改第59條第2款第二句之前，三方權利義務規定訴訟實現與訴訟參加制度供給已顯現緊張關係。令人困擾的是，儘管分段訴訟弊大於利，一些有參加必要性的訴外第三方卻不能根據現行規定參加訴訟。

根據《實質性化解矛盾糾紛指導意見》第10條第1款的規定，當事人或者該第三人未提出申請，但該第三人參加訴訟有利於查明事實、一攬子解決糾紛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參加訴訟。該條指導意見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對第三人制度在實質性解紛過程中重要作用的高度肯定。高質效實現《民法典》三方權利義務關係規定與實質化解三方糾紛也需要增強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實施力度。在訴外第三方符合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資格要件時，法院更為主動地通知參加可以連結「信息孤島」、突破溝通屏障，化解複雜糾紛的瓶頸問題。不過，不能忽視的是，民事訴訟目的構造中各項功能性目的不應是鬆散的不規則的自由組合，而應是以實現程序保障目的為基準，交融於該目的，以權利義務確定、發現真實為其直接目的，以秩序維持、糾紛解決、權利保障為其間接目的。在當事人維度，程序運行保障效力表現為有權參加訴訟的行為人能夠參加訴訟、無權參加訴訟的人不得進入訴訟。當前民事訴訟中，仍需依法判斷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資格與訴訟結果承受資格，如果沒有可歸責於其的法律依據、合同依據，不可貿然地追加訴外第三方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同時，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與證人的區分應予以嚴格把握，上述意見中「有利於查明事實」的尺度宜理解為其是以第三人符合參加訴訟資格為前提的。

雖然我們可以從第三人撤銷之訴制度的規定推出實際存在「損害阻止型第三人」，但《民事訴訟法》對此並沒有明確規定。無論「損害阻止型第三人」還是關聯權利第三人都是目前迫切需要的第三人類型，然而，「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的限定是明確的。沒有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就沒有實質性的當事人訴訟地位，目的解釋、價值解釋也不能逾越現行規定的「文義射程」。（責任編輯：鄧永民）

一、再審訴權實現邏輯與制度邏輯構造

程序合法、事實認定準確、法律適用正確是生效裁判的正當性基礎。當生效裁判的正當性基礎產生爭議時就需要審判監督程序依法回應。通過依法糾錯，審判監督程序發揮維護生效裁判正當性基礎的內在功能，進而彰顯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與生效裁判效力的社會功能。當事人通過申請再審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是該程序啟動的通常方式。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52-54條的當事人權利規定中沒有列舉當事人的再審訴權，但是，審判監督程序章節中明確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有錯誤的，可以申請再審。該規定是再審訴權即再審申請權的具體規定。再審訴權實現的邏輯線索可概括為再審訴權行使、再審訴權確證與行使方式規制、再審訴權實現。與之對應的再審制度邏輯構造亦可概括為由再審啟動效力及再審訴權行使條件、再審實質審理展開效力及再審訴訟要件、再審程序運行保障效力及其前提條件、訴訟確定結果卸除效力及其前提條件構成的四段階梯構造。《民事訴訟法》通過「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應當提交……」「……應當再審」「……裁定再審」等區分度明晰的精煉表達，將再審程序分為再審受理、再審審查、再審實質審理三個階段。

再審受理審查的目的是探明再審程序啟動效力能否發生。再審申請人是否可行使再審訴權需要其通過要式行為明確，也需要法院審查、確定。如果再審申請具備再審訴權行使條件，法院應當發送受理通知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訴法解釋》）第373-383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受理審查民事申請再審案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再審受理審查意見》）第6條的規定，為明確當事人再審訴權行使條件提供了直接依據。圍繞再審訴權行使條件亦即再審啟動效力前提條件涉及到再審申請人是否有當事人資格、被申請法院是否為適格再審法院、再審申請是否屬於可再審的案件範圍、申請人是否提供了生效裁判文書、再審申請事由是否屬於法定再審事由範圍等訴訟爭點。

根據《民訴法解釋》第384條、《再審受理審查意見》第11條的規定，再審審查階段的審查內容主要是當事人主張的再審事由是否成立。再審事由成立的法律效力是展開再審實質審理，其前提條件是再審訴訟要件。作為甄別性階段，經再審審查，再審申請不具備訴訟要件的法律效力體現為裁定駁回再審申請。關於再審事由的相關規定中「……應當再審」的表述明確表達了當事人主張的再審事由成立則應當展開再審實質審理的法律效力指向。再審事由是再審實質審理展開效力的首要訴訟要件，它體現了再審訴權確證的訴權實現邏輯環節。從原理層面思考，再審訴權不僅需要正向確證，也需要從遏制虛假訴訟、惡意訴訟行為等視角對再審訴權行使方式加以規制。這就對具有訴訟「過濾」功能的再審利益之類訴訟要件產生需求。依據《民訴法解釋》第390條的規定，當事人未對一審判決、裁定遺漏或者超出訴訟請求提起上訴而以此作為再審事由申請再審的，將得到否定評價。該規定體現出通過再審利益規制再審訴權行使方式的司法解釋制定意圖。

二、再審訴權可否行使的解釋論分析

給放棄上訴權的當事人是否有權申請再審問題求解，首先需要從這種情形下再審啟動效力與再審訴權行使條件的視角展開解釋論分析。

（一）文義解釋

根據《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當事人可否行使再審訴權，取決於其再審申請是否滿足再審申請人具有當事人資格、受申請法院有管轄權、再審申請屬於可再審的案件範圍、裁判文書生效、再審申請事由屬於法定再審事由範圍等再審訴權行使條件。當事人未上訴的一審案件，裁判文書生效，如果能滿足法定再審訴權行使條件，應當產生再審啟動效力。目前尚無直接規定放棄上訴權的當事人無權申請再審的基本法律規定。審判公正性是程序終結性的前提。申請再審是《民事訴訟法》賦予當事人的基本訴訟權利，對當事人基本訴訟權利的限制或排除應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因此，從文義解釋層面，無法得出未上訴當事人喪失再審訴權的結論。

（二）體系解釋

就本文所涉爭點，存在兩個規範體系：一個是程序規範體系，另一個是當事人權利規範體系。民事訴訟的程序規範體系分為通常訴訟程序體系和特殊救濟程序體系。在學理上，特殊救濟程序體系對通常訴訟程序體系具有補救性。由此，似可得出窮盡了通常訴訟程序體系的所有救濟手段才可以啟動特殊救濟程序體系的結論。特殊救濟程序體系包括監督型程序體系與權利救濟型程序體系。監督型程序體系包括法院監督程序與檢察院監督程序；權利救濟型程序體系包括當事人申請再審程序與案外人申請再審程序。從體系協調性視角觀之，這兩個體系針對一種行為的法律效果應該保持一致。就此，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現已失效）第32條曾規定，「對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民事判決、裁定，當事人依法可以上訴但未提出上訴，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09第1款第（一）項、第（二）項的規定向人民檢察院申請監督的，人民檢察院不予受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2018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關於停止執行〈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第三十二條的通知》。該司法指導性文件的內容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停止執行《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第32條，當事人針對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一審民事判決、裁定提出的監督申請，無論是否提出過上訴，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09條規定，均應依法受理」。此過程體現了就通常訴訟程序體系和特殊救濟程序體系究竟是一體關係還是分立關係的認知變化。那麼，應當如何理解這兩個程序體系的關係呢？第一，從程序功能視角看，宜將二者關係理解為分立關係。通常救濟程序給初始爭議未決的當事人提供審級制度內訴訟救濟，而特殊救濟程序是要給符合法定條件的不服生效裁判的當事人或者案外人提供補救型救濟。二者功能殊異，宜將其關係理解為分立關係。第二，從程序關聯機制看，宜將二者關係理解為分立關係。這兩個程序體系發生的關聯是一種非常態的偶然關聯。因此，對二者關係不宜理解為以常態、必然關聯為關聯機制的一體關係。第三，若進行反向解釋，認為二者關係是一體關係，則可能會產生「三加一」訴訟終結機制中的程序空轉環節，即法院認為未上訴當事人無權申請再審因而裁定駁回其再審申請，檢察院有可能認為該未上訴當事人有權申請檢察監督。

此外，如果將當事人權利體系分為可運用於一般應用場域的直接列舉的權利和只運用於特定應用場域的具體規定的權利，再審訴權屬於具體規定的權利。它只在裁判文書生效後的特殊救濟場域賦予當事人或者案外人表達不服的自由和要求卸除訴訟確定結果的可能。未上訴當事人只是放棄了其上訴權，如果進一步認為其也喪失了再審訴權，這無異於認可在訴訟中可由一般應用場域中的棄權行為推定特殊應用場域中的失權。倘真如此，特定應用場域中具體規定權利的存在價值與功能實現穩定性將受到影響。審級制度（含一審終審與兩審終審）是經過一審或者二審宣告案件終結的制度。兩審終審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基本制度，其基本功能在於使訴訟確定結果發生法律效力，而非向當事人發出行使上訴權的行為命令。通常訴訟程序體系和特殊救濟程序體系是審判程序系統中非常態關聯的兩個分立系統。二者間的分立關係以及當事人權利體系中從放棄直接列舉權利推定具體規定權利喪失的可質疑性，使得論者無法在體系解釋中得出未上訴當事人喪失再審訴權的結論。

權利救濟型程序體系中再審受理、再審審查、再審實質審理三個子系統也應該協調一致。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18條對再審實質審理的審判程序及裁判效力的規定，對於因當事人未上訴而生效的一審判決、裁定可以申請再審。如果認為未上訴當事人喪失再審訴權，則會產生法律解釋的體系性矛盾。

三、再審利益的慎重裁量

訴訟實踐中，對於可否以欠缺再審利益為理據駁回未上訴當事人的再審申請或不予審查，認識上有分歧。通常認為，再審利益與起訴利益、上訴利益都屬於訴的利益。訴的利益是指當事人所提起的訴中應具有的，法院對該訴訟請求作出判決的必要性和實效性。 訴的利益概念的直接功能是規制訴權的行使，因其並不以實體權利先在作為展開實質審理的標準，客觀上會產生允許正當利益訴求爭議進入實質審理階段的法律效果，間接發揮促進新權利產生的功能。在訴權規制性之外，訴的利益概念在使用中還會產生高階性特徵。訴訟要件中大多數是應然性要件，是對展開實質審理的應然需求的提煉與總結，如當事人適格等。訴的利益體現的是對展開實質審理的必要性、妥當性權衡，是對展開實質審理的更高層次的要求。當法律概括規定訴的利益時，訴的利益概念運用過程中也會產生裁量性特徵。

在我國，訴的利益還是一個學理概念。對於《民事訴訟法》中有沒有體現訴的利益原理的規定的問題，學者們見解不一。有學者持否定觀點。另有學者則認為重複起訴禁止、家事案件不得起訴期間的規定，指涉不具有權利保護的利益的情形。從應然性訴訟要件與必要性、妥當性訴訟要件可區分的視角出發，筆者更認同後者的觀點。因此，在前文中也述及《民訴法解釋》第390條的規定顯現出再審利益的意涵。運用訴的利益這一訴訟要件來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符合辯證思維要求。在將訴的利益意涵融入具體法律規定之外，更有建設性意義的是在民事訴訟法中規定訴的利益的概念。

四、結論

從審判監督程序的程序功能、再審訴權實現邏輯與制度邏輯構造、「三加一」再審啟動順位構造出發，運用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方法，不僅無法得出未上訴當事人喪失再審訴權的分析結果，反而更確信未上訴當事人並不喪失再審訴權。基於依法糾錯的程序功能定位，再審審查中應慎重運用再審利益裁量。

引  言

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正確立民事公益訴訟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訴法解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環境公益訴訟解釋》）等僅對訴訟和解與調解作出了限制性規定，均未涉及公益訴訟是否適用執行和解的問題。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工作規範(試行)》（以下簡稱《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工作規範(試行)》）第37條雖然作出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原則上不能進行執行和解。確有必要達成執行和解協議的，和解協議內容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如何理解與把握「確有必要」仍無可依循的標準，理論界對此的專門研究基本處於空白狀態，少數實務工作者提及該問題也觀點不一。本文擬對該問題進行闡釋，以期為司法實踐提供參考。

 一、公益訴訟案件原則上不宜適用執行和解

關於公益訴訟案件能否適用執行和解，持支持觀點者，主要認為執行和解不等於放任被執行人對環境的侵害污染，反而可以將公共利益最大化。因為司法實踐中，被執行人承擔責任大部分以金錢債務為特徵，對於執行能力不佳的企業，引入和解制度無異於為該企業的生存提供了扶持，有利於提高被執行人履行義務的積極性，同時，也能達到恢復和保護環境、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持反對觀點者，主要認為當執行權利的主體依法啟動案件的執行程序後，必須依法積極作為，沒有變更、放棄執行請求、與被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等權利。

筆者認為，公益訴訟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執行中原則上不宜適用執行和解，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公益訴訟不同於普通民事訴訟，其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何謂公益訴訟中的「公共利益」，有觀點認為，公共利益主要指社會或者某一領域的共同利益。這些利益沒有明確的權利主體或者權利主體過於抽象，一旦受到侵害，難以通過普通民事訴訟得到救濟。也有觀點認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相互交織，公益訴訟中的「公共利益」既包括社會公共利益，也包括國家利益。筆者認為，根據憲法、民法典等法律的規定，國家所有權等國家利益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權利，權利主體明確，可以通過普通民事訴訟維護國家利益。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第1條也規定：省級、市地級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關部門、機構，或者受國務院委託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的部門，因與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經磋商未達成一致或者無法進行磋商的，可以作為原告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因此，公益訴訟中的「公共利益」應指不特定主體所享有的社會公共利益，而不包括國家利益。而執行和解是執行當事人對生效法律文書已經確定的權利義務通過達成和解協議就義務履行以及權利實現方式進行處分，往往涉及對執行債權人實體權利或者執行債務人履行義務的期限、方式等的處分，如果由公益訴訟的特定起訴主體與執行債務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則可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不特定權利主體，違背公益訴訟的制度目的。

第二，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系法律擬制主體，而非社會公共利益的權利人。根據傳統民事訴訟理論，起訴主體系民事權益被侵犯或者發生爭議的利害關係人，為此，《民事訴訟法》第122條明確規定，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公益訴訟作為一種特殊的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的現代新型訴訟，正因為社會公共利益主體的不特定性，才使得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無法通過直接利害關係主體啟動普通民事訴訟程序，而需要在法律上賦予超越直接利害關係的主體的起訴資格，因此，立法在確定公益訴訟起訴主體的範圍時，並非明確何者的民事權益受到侵犯或者發生爭議，而是考慮如何界定對社會公共利益具有保護職責的主體範圍。有鑑於此，《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款明確規定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主體包括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社會組織。第2款又規定，在沒有前款規定的機關和組織或者前款規定的機關和組織不提起訴訟的情況下，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此外，《環境保護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均規定社會組織有權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而《英雄烈士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反壟斷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等均規定了人民檢察院有權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因此，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具有法律擬制的特殊性，而非社會公共利益的權利人，也不應在執行程序中與執行債務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變更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債權及其實現方式。

綜上，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作為法律擬制的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在義務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從而影響社會公共利益實現時，其職責應當是依法申請執行，並積極通過查找執行債務人財產等行為，協助法院採取執行措施實現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而不宜與執行債務人進行執行和解。這也符合《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工作規範(試行)》第37條「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原則上不能進行執行和解」的規定。

二、公益訴訟案件確有必要適用執行和解的理解

近年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大幅增加，原告的訴訟請求之一往往是「責令被告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XX元」，法院作出的大部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裁判文書也是直接判決被告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等金錢給付義務。公益訴訟案件執行通常面臨的困境，一方面，執行債務人無力支付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另一方面，通過民事公益訴訟判決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不斷增多，但生態環境修復卻無法實現。《環境公益訴訟解釋》第20條對生態環境的修復以及修復費用的承擔作出了規定，即原告請求修復生態環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決被告將生態環境修復到損害發生之前的狀態和功能。無法完全修復的，可以准許採用替代性修複方式。人民法院可以在判決被告修復生態環境的同時，確定被告不履行修復義務時應承擔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也可以直接判決被告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但該司法解釋對修復費用應向誰支付、由誰進行管理、如何使用以及如何監督均未作出具體規定，成為直接制約公益訴訟目的和制度功能能否有效實現的關鍵。《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工作規範(試行)》第37條在規定環境公益訴訟原則上不能執行和解的同時，又規定了例外情形，即確有必要達成執行和解協議的，和解協議內容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人民法院應將和解協議內容公告。

筆者認為，對該條中的「確有必要」，主要可以做以下兩種理解：

第一，執行債務人無力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採用替代性方式有助於實現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

例1，某檢察院提起的公益訴訟案，法院判決債務人賠償更新造林所需資金X萬元。執行程序中，執行債務人表示其家庭困難，無力支付全部賠償金，但願意自行對被燒林地進行復綠代替支付賠償金。檢察院與執行債務人達成和解協議，同意執行債務人按照規劃設計院出具的設計方案對案涉林地進行復綠。法院認為，本案執行的是更新造林資金，執行到位的資金用於對被燒林地進行更新造林，執行債務人願意自行對被燒林地進行復綠，通過以勞代償方式履行義務，可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保護的目的。

第二，如果不針對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的具體使用主體、使用方式以及監督主體達成執行和解協議，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即使被執行也無法真正實現環境公益訴訟所承載的修復生態環境的目的或者功能。

例2，原告環境科學研究中心對被告焦化公司超標排放廢氣等行為提起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訴訟請求之一是被告承擔修復環境的費用50萬元。經調解，雙方達成調解協議，調解協議公告期滿後，法院製作調解書。執行過程中，被告焦化公司自願交納40萬元替代性修復費用，為實現對被污染大氣的修復，法院積極引導促成焦化公司與第三方公益性環保基金會簽訂了《公益信託合同》，明確由焦化公司將40萬元匯入該基金會的環保公益金專項帳戶，委託該基金會管理和監督使用40萬元修復費用並代為選取完成替代性修復事項，監察人為市生態環境局。在替代性修復項目執行過程中，除接受案件當事人和監察人的全程監督外，還邀請了當地社區負責人、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進行全程監督。替代性修復項目完成後，該基金會將項目實施過程所涉材料及驗收報告提交執行法院存檔結案，修復費用使用情況和修復情況在該基金會官方網站上實時公布，接受社會監督。

綜上，在我國《民事訴訟法》及《環境公益訴訟解釋》等相關司法解釋未對公益訴訟能否適用執行和解制度作出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工作規範(試行)》雖然確立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以不適用執行和解為原則，確有必要適用執行和解為例外，但是，為了防止「原則」向「例外」的偏移，根本解決之道，在於法院審理公益訴訟案件時，在儘可能對社會公共利益侵害者履行義務能力進行預判的基礎上，通過訴訟請求的釋明，促使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使其更具合理性，從而提高生效判決主文的可執行性及其與社會公共利益保護的契合度。

 引  言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為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我國於20世紀90年代相繼完善了退休金、養老金制度，並於1999年正式設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被執行人的退休金、養老金、住房公積金是否可以成為民事強制執行的對象？如果可以，在執行方式上是否有特殊之處？上述問題亟須考量。

 一、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變遷

為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及相關部門曾多次就「退休金、養老金、住房公積金是否可以執行」這一問題發表意見，而其觀點從完全否定論到相對肯定論，存在著明顯的變化。早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在《關於在審理和執行民事、經濟糾紛案件時不得查封、凍結和扣劃社會保險基金的通知》中對上述問題表達過自己的觀點。該通知中指出：「各地人民法院在審理和執行民事、經濟糾紛案件時，不得查封、凍結或扣劃社會保險基金」。而在2007年，住建部在《關於對職工住房公積金能否強制執行函》中亦明確指出：「住房公積金不應成為強制執行的標的物。」國務院法制辦亦有意見認為，職工住房公積金不能成為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標的。可見，在這一時期退休金、養老金、住房公積金並非執行的對象。

而在2010年前後，最高人民法院對上述問題的認識開始發生轉變。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官網上對住房公積金的執行問題作出的答覆稱：「性質上住房公積金是職工工資的一部分，理論上可以作為民事案件執行的對象，但仍要顧及它是國務院行政主管部門管理下的專項資金。」而到了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強制劃撥被執行人住房公積金問題的請示報告》的答覆中正式提出，在符合提取職工住房公積金帳戶內的存儲餘額的條件並保障被執行人依法享有的基本生活及居住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對被執行人住房公積金帳戶內的存儲餘額強制執行。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在《關於能否要求社保機構協助凍結、扣劃被執行人的養老金問題的復函》指出，被執行人的養老金屬於其固定收入，可在預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必需的生活費用的基礎上予以執行。可見在這一階段，最高人民法院對退休金、養老金、住房公積金的執行已經傾向於相對肯定的觀點。

 二、退休金、養老金、住房公積金的執行以被執行人人權保障為前提

上述觀點的轉化並非最高人民法院的自我否定或邏輯上的自相矛盾，而是其根據社會經濟發展作出的能動性調整，是不同階段在申請執行人債權實現以及被執行人人權保障間作出的平衡考量。「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國的憲法原則。在民事執行領域同樣需要體現憲法之精神，將人權保障貫徹到民事執行的各個流程中。在不同時期，人權保障的具體方式和要求有所不同，這就使得最高人民法院需要根據具體的情況，調整民事執行的範圍和方式，以充分平衡各方主體的利益，維護司法權威。

民事強制執行以被執行人的責任財產為限。對於退休金、養老金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曾在《關於能否要求社保機構協助凍結、扣劃被執行人的養老金問題的復函》中指出：「被執行人應得的養老金應當視為被執行人在第三人處的固定收入。」而對於住房公積金，《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3條則明確指出：「職工個人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和職工所在單位為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屬於職工個人所有。」可見，無論是退休金、養老金還是住房公積金，均屬於被執行人的個人財產。然而與一般財產不同的是，退休金、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之目的在於保障公民的生存權、生活安寧權等實體性人權，該三者均具有社會保障的功能。退休金、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均有用途的限定性和人身依附性，不得挪作他用，否則將影響到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故在過去多有觀點認為，被執行人的退休金、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是其「養命錢」，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54條中所言的「生活必需費用」，應納入執行豁免的範圍。

而隨著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以及社會福利待遇的不斷提高，退休金、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已經逐漸超越了「生活必需費用」的範疇。以養老金為例，2023年，共有15個省份的退休職工的平均養老金超過3500元，其中上海市和西藏自治區的月度平均退休金超過了5000元。在此背景下，若養老金、退休金和住房公積金等帶有社會保障性質的財產已完全超出被執行人基本生活的需要，被執行人在未履行債務的情況下仍完全保有上述財產，未免有損申請執行人的債權實現，因此有必要將退休金、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納入被執行人的責任財產範疇。同時，鑑於上述三種財產的社會保障屬性和對於被執行人的必要性，在執行時同樣應以被執行人人權保障為前提，不能影響被執行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

由此可見，從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場上看，無論是過去採取的完全否定論還是目前踐行的相對肯定論，在觀點內核上均具有一貫性，其本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時期，基於對被執行人人權保障的不同要求作出的調整。故退休金、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並非不可執行，而是應在滿足被執行人的人權保障的前提下實施執行行為。

  三、執行退休金、養老金、住房公積金的具體條件

「滿足被執行人的人權保障」僅是一個抽象的要求，需要以此為指導來明確退休金、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的具體執行條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觀點，對於退休金、養老金的執行，需滿足「預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必需的生活費用」的條件。實踐中，部分法院直接依據以被執行人所在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來確定留存份額。而出於對被執行人人權保障的考量，法院可依據比例原則，按照被執行人及其家庭的具體情況適度提高留存份額。若被執行人的退休金、養老金僅能滿足其基本生活，則不應予以執行。由於目前對於被執行人的養老金帳戶多採取整體凍結的方式，法院需要根據養老金帳戶凍結的期限，事先為被執行人預留維持其生存與生活所必須份額。

而對於住房公積金的執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意見，需同時滿足「符合提取職工住房公積金帳戶內的存儲餘額的條件」「保障被執行人依法享有的基本生活及居住條件」兩項條件。結合住房公積金的提取條件可知，一方面，在因購買、租賃、建設自住住房產生民事糾紛中，對住房公積金進行執行符合其設立目的及用途；另一方面，在被執行人離退休、喪失勞動能力、出國定居或死亡的情況下，住房公積金已轉化為被執行人的存款或遺產。因此，在被執行人依法可以提取住房公積金的情形下，應允許法院對住房公積金直接進行劃撥並以金錢的方式滿足申請執行人的債權。值得注意的是，不符合住房公積金的提取條件並不意味著住房公積金不可以執行，而是需採取「執行但不提現的方法」。如基於夫妻共同財產分割而進行的住房公積金強制執行，在被執行人不滿足住房公積金的提取條件時，出於維護住房公積金管理秩序的考量，可以將被執行人的住房公積金直接劃入申請執行人的住房公積金帳戶。同時，住房公積金的執行同樣應當以保障被執行人基本生存、生活需要為前提。如部分地區規定，被執行人名下無房產的，不能執行住房公積金。然在實踐中，被執行人的實際生活、生存情況差別較大，故除制定較為統一的住房公積金執行規則外，法院還須兼顧不同地區、不同被執行人的特殊性，依照比例原則進行個案平衡。

一、反訴的性質與條件

反訴，是指在正在進行的訴訟中，本訴被告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以本訴的原告為被告，向法院提出與本訴有直接聯繫的獨立的訴訟請求，以達到抵銷、動搖或者併吞本訴的目的。雖然我國早在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中就已有被告有權提起反訴以及反訴可以與本訴合併審理的明確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中一直並未對反訴的條件作出明確規定，而是用司法解釋等規範性文件對反訴作出制度規範。其中最為重要的是2022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訴法解釋》）第233條，其具體內容為：反訴的當事人應當限於本訴的當事人的範圍。反訴與本訴的訴訟請求基於相同法律關係、訴訟請求之間具有因果關係，或者反訴與本訴的訴訟請求基於相同事實的，人民法院應當合併審理。反訴應由其他人民法院專屬管轄，或者與本訴的訴訟標的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理由無關聯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訴。

由此可見，反訴具有兩項重要的性質：第一，反訴是被告向原告提出的獨立的反請求，這意味著被告必須提出一項針對原告的實體權利主張，且這一主張不能依附於本訴請求，而可以成為獨立的訴。因此，即使原告對本訴撤訴，法院仍然應當對反訴繼續審理。《民訴法解釋》第239條規定也正是這一性質的體現：「人民法院准許本訴原告撤訴的，應當對反訴繼續審理；被告申請撤回反訴的，人民法院應予准許。」

第二，反訴與本訴之間構成訴的合併。在民事訴訟法學理論上，訴的合併有客觀合併、主觀合併和反訴三種類型。客觀合併是指訴訟請求的合併，較為常見的情形是一方當事人向對方當事人提出多項主張；主觀合併是指訴訟主體的合併，即一方當事人為二人以上的情形。反訴則是一種特殊的合併形態，是同一對訴訟主體間相互的請求的合併，因而兼具主觀合併和客觀合併的性質。

而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理論通說，也以《民訴法解釋》的規定為基本內容，界定了反訴條件，具體包括：（1）時間上，被告需於本訴訴訟受理後、法庭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2）管轄上，被告需向審理本訴的法院提起反訴，且反訴請求不屬於其他法院專屬管轄；（3）程序上，反訴應與本訴適用同一種訴訟程序；（4）主體上，反訴需由本訴被告向本訴原告提起；（5）反訴請求與本訴請求應具有法律上的牽連關係，即二者基於相同的法律關係、二者間有因果關係或二者基於相同事實。

不難看出，上述條件主要是訴的合併的條件。但反訴作為獨立的反請求，還應當滿足額外的條件方能成立：（1）起訴條件。反訴作為一種訴，應當按照法定的程序提起，並應當滿足直接利害關係、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等各項起訴條件，並按規定預交案件受理費。（2）獨立性條件。反訴必須是能夠獨立存在的訴，而不能提出包含在本訴請求之中、被本訴所吸收的請求。例如，原告起訴請求離婚並分割財產，被告再反訴請求分割財產，雖然雙方均享有提出這一請求的權利，但此時被告的反訴就不再滿足獨立性的要求。同理，原告起訴被告請求履行合同，被告反訴原告請求確認合同無效，在原告提起履行合同之訴的情況下，被告提起的確認之訴會被原告提起的給付之訴吸收，也就並不具有獨立性。在沒有特別理由的情況下，這一反訴並無獨立存在的意義。

不予受理裁定，本質上是對不符合起訴條件的訴的駁回。在我國現行法上，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的裁定所代表的均是起訴條件的不滿足，在判斷標準上具有一致性，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法院作出裁定的時點是在立案前還是立案後。而駁回訴訟請求的判決則意味著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不滿足實體勝訴要件，是從實體而非程序角度對當事人請求的判斷。在我國法上，生效的判決發生既判力，阻斷對同一事項的再次訴訟；而不予受理的裁定則並不具備這一效果，當事人在滿足起訴條件後仍然可以再次起訴。

但是，由於反訴的提起需要同時滿足訴的合併條件、起訴條件以及獨立性條件，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反訴的裁定，將可能因為當事人提起的反訴所不滿足的條件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效力，具體而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1. 因訴的合併條件不滿足的駁回。反訴不滿足與本訴合併審理的條件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例如反訴需要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而本訴適用簡易程序；或者本訴請求與反訴請求之間不具有牽連性。此時，不予受理反訴的裁定只產生程序上不能合併的效力，並不對被告提出的訴是否成立合法進行評判。

2. 因起訴條件不滿足的駁回。反訴不滿足起訴條件而裁定不予受理，例如被告沒有主張明確的訴訟請求。這時的不予受理裁定的效力是宣告被告提起的反訴本身不能構成一個訴。

3. 因獨立性條件不滿足的駁回。反訴由於本訴的提起而不具備獨立提起的必要，也即不具備獨立性，因而無法提起。若本訴被駁回起訴或本訴原告撤訴，被告仍可再單獨起訴提出相同的訴訟請求。此時的不予受理裁定的效力其實是告知被告其提起的訴將被納入本訴的審理範圍。

根據反訴所不滿足的具體條件，對於法院不予受理反訴的裁定，應當分別給予不同的救濟。

1. 對於不滿足訴的合併條件的情況，法院作出的裁定不屬於允許被告上訴的裁定。《民訴法解釋》第233條第3款規定了不滿足管轄和牽連性條件時，法院應當告知被告另行起訴，這一規定也可類推適用於其他合併條件不滿足時的情形。由於此時僅是反訴不能與本訴共同審理，不妨礙被告在滿足起訴條件的前提下就反訴請求單獨提起訴訟，因此不給予反訴被告上訴等救濟機制，並不影響其權利。

2. 對於不滿足起訴條件的情況，法院作出的裁定與普通的不予受理裁定相類似，所以應當允許被告就該裁定提起上訴。由於此時裁定是對被告訴權的否定，因而應當允許其通過上訴進行救濟。但考慮到訴訟經濟，上訴期間，本訴原則上應當繼續審理，如果上訴法院認為反訴應當成立，還需要結合本訴的審理情況，對合併條件作進一步的判斷，從而來決定是否需要合併審理。

3. 對於反訴不具備獨立性的情況，由於反訴請求被本訴請求所吸收，在本訴已經訴訟受理的情況下，被告的主張將在本訴審理中被直接納入，因而沒有單獨提起的必要。此時裁定的救濟方式也應當考慮訴訟經濟原則，既不允許被告上訴，也不允許被告再另行起訴，而只能在本訴中審理。類似的規定是《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第36條，該條的要旨包括合同糾紛中，二審法院認為應當對合同不成立、無效或者被撤銷的法律後果作出判決的，可以直接釋明並改判。換言之，若被告在二審中提出反訴請求確認合同無效，二審法院既不應該以不符合合併條件駁回其訴訟並告知另行起訴，也不應該以起訴條件滿足而受理訴訟，而是應當在不予受理該反訴後，繼續本訴的二審審理，並在審理過程中就合同效力問題一併作出判斷。

綜上，對不予受理反訴的情形，應當根據反訴所不滿足的條件作出類型化處理並分別予以不同的救濟。此種類型化的意義主要有三：

1. 平衡當事人的權利保護與訴訟經濟。通過將不同類型的反訴不予受理裁定的性質進行區分，對當事人能否就其提起上訴以及後續的處理方式作出討論，避免一刀切式地不允許上訴可能對當事人訴訟權利造成的不當阻礙，亦避免一概允許上訴導致的訴訟遲延和對當事人及司法資源增加的負擔，確保司法公正與效率並舉。

2. 精細化訴的合併。我國實務界和理論界長期以來都並不太重視訴的合併，《民事訴訟法》及《民訴法解釋》中也基本沒有對訴的合併的一般性規範。但是，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經濟關係的複雜化以及民事實體法和民事訴訟制度的不斷發展，訴的合併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並逐漸衍生出代表人訴訟等新類型的合併形式，實際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只有通過類型化的處理，才能對訴的合併問題展開更為精細化的研究，完善訴的合併的相關制度並有效指導實踐，以適應日漸複雜的現代訴訟需求。

3. 夯實訴的基礎理論。在對反訴不予受理類型化處理的過程中，涉及起訴條件、合併條件和獨立性條件三種不同的條件。這些不同的條件屬於訴的基礎理論的範疇，雖然民事訴訟法學理論上已經有所討論，但仍有深一步研究、進一步夯實的空間。在實踐中，若能在訴訟的不同階段，根據訴的基礎理論對不同的條件進行審查，有助於避免程序推進中的很多問題，為後續的實體審理奠定堅實的程序基礎，確保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有機結合。

一、人民陪審員應當參審的第一審案件類型及範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陪審員法》（以下簡稱《人民陪審員法》）規定了人民陪審員應當參審的第一審案件類型及範圍，未將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的再審案件排除在人民陪審員應當參審的案件類型及審級程序之外。《人民陪審員法》第15條規定了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的第一審案件範圍；第16條規定了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組成七人合議庭審理第一審案件的類型和範圍，這是立法上明確規定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案件範圍和參審案件的第一審審級。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陪審員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9〕5號）第5條規定：「人民陪審員不參加下列案件的審理：（一）依照民事訴訟法適用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審理的案件；（二）申請承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的案件；（三）裁定不予受理或者不需要開庭審理的案件。」該解釋明確了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的排除範圍。

人民陪審員參審的是第一審案件的審判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下列第一審案件，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除外：（一）社會影響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請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的案件。」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以下簡稱《人民法院組織法》）2018年修訂之前，1983年、1986年、2006年三次修正的《人民法院組織法》中均明確表述「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合議制。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由此說明，法律所規定的人民陪審員參審制度是適用於個案第一審的審判程序，既參與第一審案件的審理工作，參加第一審案件的庭前閱卷、法庭詢問、法庭審理等訴訟程序階段；也參與第一審案件的裁判工作，作為合議庭成員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作出判斷、提出意見，既作為合議庭成員參與第一審案件的「事實審」，也參與法律規定類型案件的「法律審」。

二、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的再審案件仍然屬於第一審案件審判範疇

在再審案件審判程序中正確貫徹「兩審終審制」以及準確把握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再審案件、是否可以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首要問題是明確第一審程序、第二審程序及其各自審級職能定位。

關於第一審程序和第二審程序的審級職能定位。第一審審判程序的審級職能是對案件糾紛進行包括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在內的全面審判（重點在於「事實審」），做到「事實認定清楚、法律適用準確」，以實現糾紛解決的功能；第二審審判程序的審級職能兼具當事人權利救濟和一審程序審判監督的雙重功能，重點在於解決第一審法院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的爭議，實現二審終審功能。

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案件，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一審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所作的判決、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人民法院審理再審案件，應當另行組成合議庭。第一，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的再審案件，再審審理對象必須也只能是第一審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不可能是第二審法院作出的裁判；第二，再審案件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後作出的判決、裁定，當事人不服仍然可以上訴，並按照第二審程序審判；第三，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判的再審案件，應當另行組成合議庭審判，而不應採用獨任審判模式；第四，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的再審案件，案件審理過程仍是既包括「實事審」、又包括「法律審」的全訴訟過程審判，我國訴訟法既未對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再審案件的審判程序作出不同於第一審初審案件審判程序的特別規定，也未作出排除人民陪審員參與再審案件合議庭審理的特別規定。

 三、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再審案件的內容和第一審案件審判內容一致

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的再審案件一般屬於疑難繁案。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的再審案件中，除了按照簡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等審理的簡單案件之外，其他大多數案件通常系按照第一審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既然是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的再審案件，當然可以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

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的再審案件仍圍繞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進行審判。再審是糾錯程序，旨在糾正原審錯誤，而不是審理新的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40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再審案件應當圍繞再審請求進行。當事人的再審請求超出原審訴訟請求的，不予審理；符合另案訴訟條件的，告知當事人可以另行起訴。被申請人及原審其他當事人在庭審辯論結束前提出的再審請求，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二條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一併審理。人民法院經再審，發現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權益的，應當一併審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12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再審案件應當圍繞再審請求和被訴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當事人的再審請求超出原審訴訟請求，符合另案訴訟條件的，告知當事人可以另行起訴。被申請人及原審其他當事人在庭審辯論結束前提出的再審請求，符合本解釋規定的申請期限的，人民法院應當一併審理。人民法院經再審，發現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權益的，應當一併審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465條規定：「依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重點針對申訴、抗訴和決定再審的理由進行審理。必要時，應當對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證據和適用法律進行全面審查。」上述規定說明，案件經法院審查符合轉入再審程序後，人民法院一般應當圍繞當事人明確提出的再審請求和再審事由進行審查，當事人未主張的部分原則上不納入再審審查範圍。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的再審案件，人民法院再審審理範圍受原審請求限制；換言之，法院仍應按照當事人原審訴訟請求的範圍，根據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圍繞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進行審理，再審請求應當以原審訴訟請求為限。當然，對於特殊情形及刑事案件發現原審被告人還有其他犯罪的，一般應當併案審理，但分案審理更為適宜的，可以分案審理。

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再審案件，主要以審理和糾正原審案件的事實認定、適用法律為主，這些足以說明，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再審案件，依法仍然可以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並實質性參與再審案件的第一審審判程序。

四、人民陪審員參加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的再審案件有利於保障司法公正和維護司法公信

認真貫徹落實人民陪審員制度，依法組織人民陪審員參加第一審案件審判工作，既是遵守法律的明文規定，也有利於維護和提升司法公信。人民陪審員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在司法領域的重要體現。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保障公民陪審權利，提高人民陪審制度公信度。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

人民陪審員不僅參加案件審判，還是國家法治的宣傳員、群眾糾紛的調解員、法院工作的監督員。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的再審案件，更需要吸收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審判工作是經驗性非常強的社會科學，要做到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求法官不僅具有豐富的審判工作經驗，還要具有豐富的社會生活閱歷以及對人民群眾樸素正義觀的深刻理解，對社情民意、公序良俗的深刻把握。再審案件大多是當事人矛盾爭議較大、案件影響力大、涉及群體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等與社會公正關係較為密切以及涉及倫理風俗、行業慣例等社會關注度較高的複雜案件，人民陪審員的職業分布廣泛，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知民意、通民情、接地氣，依法廣泛吸收人民陪審員參與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的再審案件，有利於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熟悉社情民意、長於事實認定、善作調解工作的優勢，特別是人民陪審員的生活經驗、生活閱歷以及對社情民意、風俗習慣的充分了解、深入認知和深刻理解，有利於人民陪審員將社會中的正義觀念帶入司法審判中，提供人民群眾對個案裁判的認同度和司法審判工作的公信力，對於事實認定特別是運用經驗法則認定事實、增強法官內心確信等均有很好的助益。

人民陪審員依法參與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的再審案件工作，有利於更好發揮人民陪審員參審機制，使人民法院在再審案件的第一審審判程序中更好接受、吸納和體現社會公眾意見，更好地發揮人民陪審員作用，尤其是對於訴訟案件引發的公共議題作出更為接地氣、又有效的回應，更好地使廣大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也能夠使人民群眾更好了解我國的司法制度和訴訟程序，有利於在日常生活中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活動，培育更加深厚的社會法治基礎。依法吸收人民陪審員組成按照第一審程序審判的再審案件合議庭，既是審判工作中講政治的要求，也是按照第一審審判程序審理再審案件的法律要求。

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是指對他人之間爭議的訴訟標的沒有獨立的實體權利，只是參加到訴訟中，以維護自己利益的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59條的規定，對於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宜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闡釋。

（一）訴訟權利受限的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具有當事人地位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9條對訴訟參加人中當事人訴訟地位的規定，包括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與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第三人是民事訴訟當事人的一個種類。尋其立法原意，也是如此。1991年《民事訴訟法》頒行不久後的專家解讀中，就認為《民事訴訟法》之所以刪去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中第三人規定的「成為訴訟當事人」，是因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事。不光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是當事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也是當事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無權提出管轄異議，無權放棄、變更訴訟請求或者申請撤訴，未被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無權上訴。儘管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訴訟權利受到限制，但是，不能否定其當事人地位，應該以當事人原理分析其訴訟地位。

（二）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所在程序格局是三方對峙格局而非兩立對峙格局

兩立對峙關係格局與三方對峙關係格局較為恰當地描述了當事人關係的程序格局。在多人訴訟中，兩立對峙格局中多人之所以被歸入一方當事人，是因為他們具有同向訴訟動機，大體會實施同向訴訟行為，便於歸納爭議焦點，高效展開訴訟。有時，多數當事人之間會出現三個方向的訴訟動機，當事人會從不同方向提出訴訟主張、舉證、質證、發表辯論意見。正是三方對峙格局形塑了三方訴訟與雙方訴訟中差別明顯的訴訟參加人訴訟行為方式。近年來，對不真正連帶責任、補充責任訴訟實現中的當事人訴訟地位眾說紛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將三方訴訟行為納入兩立對峙格局容易混淆爭點、難以有序推進訴訟、大概率會降低訴訟效率和當事人訴訟滿意度等風險未受充分關注。

（三）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參加訴訟行為是圍繞其應否承擔責任而發生的

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同訴訟結果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訴訟可能涉及他的實體權利。僅依利害關係文義，似可推導出「訴訟可能涉及他的實體權利」。可是，《民事訴訟法》第59條第2款第二句規定，「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當事人訴訟地位與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在語義上實質相通。可否將此句理解為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後，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才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如是理解，就意味著判決結果確定前，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是沒有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的。那麼，這就和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依法應享有的訴訟參加權形成衝突。究其立法原意，這句規定的本義是，如果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法院要判決他承擔民事責任或承擔實體義務的話，他應享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承擔當事人的訴訟義務。理解這句規定，關鍵在於意識到被預設的指向參訴資格的「要」字。「要」意味著人民法院對本訴之外第三方承擔責任可能性的預見。同時，這句規定還包含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不能進行權利主張的意涵。由性質觀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中的第三人可分為權利實現型第三人與責任續追型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是責任續追型第三人。

（四）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當事人資格是分層的而非單一的

從程序啟動效力、程序運行保障效力、訴訟結果確定效力等構成的審判效力層階觀之，當事人資格有三層意義：一為起訴、應訴、參加訴訟資格；二為審理程序中的訴訟行為實施資格；三為訴訟結果承受資格。我國民事訴訟法並沒有規定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退出機制，因此，分析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當事人資格只需審理其參加訴訟資格與訴訟結果承受資格。當事人適格常被認為其指稱的是民事主體的訴訟結果承受資格。這種與實體法適用要求高度一致的當事人適格界定也將其語用範圍限定在實體裁斷場域。如果將訴訟結果承受資格等同於訴外第三方參加訴訟資格，會產生限制其公正審判獲得權的實際效應。在分析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當事人資格時，宜區分參加訴訟資格與訴訟結果承受資格。

1. 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的訴訟標的要件。在成文法傳統法域、判例法傳統法域、混合法傳統法域，因為裁判依據體系特徵、審判方法等原因，訴訟標的識別理據差異懸殊。我國民事訴訟實務中多層樣態的訴訟標的識別方法會影響到「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沒有獨立請求權」要件的判斷。我國內地屬於成文法傳統法域，訴訟標的識別方法應緊密關聯實體法。對於一般案件，運用特定民事權利義務關係識別訴訟標的並進而判斷訴外第三方是否對此訴訟標的有獨立請求權基本可行。對於複雜案件，運用這種訴訟標的識別方法難以妥適判斷的，宜以本質思維審慎決定。

2. 案件處理結果與法律上的利害關係的交互釋義。利害，指利益和損害。與包含事理關聯的直接利害關係不同，法律上的利害關係可理解為某情況會影響行為人獲益、受損狀況，行為人與該當法律規制的該情況之間的關聯方式。經過審理，才能確定法律上的利害關係是否能轉化為具體的權利義務關係。案件處理結果是對法律上的利害關係進行梳理、審驗、核查、分析、判斷後對確有爭議的特定民事權利義務關係作出的權威性結論。與案件處理結果反映的具體的權利義務關係的實質性、實在性、實然性、確定性、客觀性不同，法律上的利害關係具有表象性、預期性、應然性、或然性、主觀性。上述區別的發生原因主要是法院和當事人對法律依據與案件事實的認知並不一定完全一致。僅就法律上的利害關係的字面意思看，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似乎可以提出權利主張，但是，結合《民事訴訟法》第59條第2款第二句規定分析，對於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而言，案件處理結果只有承擔責任或不承擔責任兩種結果，利害關係也只涉及有責任、無責任、減責、免責。「利」只是不付出或少付出的消極利益。因此，就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參加訴訟資格，只需判斷訴外第三方是否可能承擔案涉民事責任。

對於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訴訟結果承受要件資格，需判斷訴外第三方是否應當承擔案涉責任、承擔何種責任以及責任方式、責任範圍。在確定訴外第三方是否具有承受本案訴訟結果的當事人資格時，需要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等民事實體法依法判斷。於此之際，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中共計146次使用第三人概念。這些民事活動第三人（可簡稱民事第三人）與民事訴訟中的第三人並非完全對應關係。在三方關係語境中，從《民法典》民事第三人規定中至少可歸納出行為人之間兩方面的關聯方式：一方面是三方法律行為關聯。這種關聯可見於《民法典》第149條、第150條等規定。以《民法典》第149條為例，該條規定第三人實施欺詐行為，使一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欺詐行為的，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如果受欺詐人主張撤銷民事法律行為的同時也主張損害賠償，欺詐行為人參加訴訟不僅有助於查明受欺詐人的相對方是否「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欺詐行為」，也便於依法確定責任。另一方面是三方法律效果關聯。有學者認為，可從被追償風險、先決關係、既判力拘束、程序保障層面對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進行類型化。對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訴訟地位判斷應該兼顧實體裁判依據關聯和程序效果關聯。這種程序法與實體法結合的研究視角值得肯定。不過，《民法典》總則編的委託代理，物權編的動產交付，合同編的合同的履行、違約責任以及典型合同分編中的買賣合同、委託合同等章節和侵權責任編的一般規定等章節對於三方行為人行為模式法律效果的規定的複雜性已經遠遠越出追償關係、先決關係的關係類型框架，比如，獨立於先決關係的關聯權利關係。儘管如此，依據《民法典》及相關民事實體法中的責任規定，通常可較為直接地確定訴外第三方是否應當承受本案訴訟結果中的民事責任以及承擔責任的方式與範圍。

上述三方權利義務關係糾紛的最佳訴訟實現方式就是第三人參加之訴與本訴的合併。以《民法典》第522條對利他合同規定的訴訟實現方式為例，該規定受稱許的功用之一就是減少多餘訴訟。這樣的訴訟，如何安排相關人的訴訟地位呢？解決此問題，先得明確採用哪種訴訟標的識別方法、識別依據。在訴訟標的實體識別方法、程序識別方法、統合識別方法中，實體識別方法運用根基最為深厚。以實體識別方法為例，採用此識別方法，可以將一體性的三方合同法律關係作為識別依據來判斷第三方利益合同糾紛的訴訟標的，也可以將民事受益第三人、債權人各自與債務人以及他們之間形成的法律關係上的請求權作為識別依據。如果將此種糾紛中的訴訟標的理解為一體性的三方合同法律關係，而民事受益第三人只想起訴債務人，就會發生訴訟標的確定與當事人處分權的衝突。據此程序效果檢視結論，宜根據民事受益第三人的訴訟目的，通過其據以起訴的法律關係中的請求權來確定訴訟標的。當債務人不履行向第三人給付時，債權人只是有權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而無權請求債務人向自己為給付。相應地，債權人也不能請求債務人向自己繼續履行，但其可以就因債務人違約而給自己造成的損失主張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在上述情形中，債權人有必要參加到民事受益第三人與債務人的訴訟中。因債權人充分行使辯論權，程序保障充實，對其發生的確定判決既判力也具備了正當化根據；關聯爭議合併審判，也可避免訴累。

切需審酌的是，對於民事受益第三人對債務人的訴訟中的給付請求權而言，將債權人對債務人提出的向第三人為給付的請求權理解為獨立請求權頗顯牽強，而債權人對債務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僅不能視為對訴訟標的有獨立請求權，也無法納入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參加之訴，因為債權人在主張權利，而不是實施無責、免責、減責抗辯。從文義解釋角度分析，此種情形以及類似情形下，不能通過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實現訴的合併。在通過法定途徑修改《民事訴訟法》，刪改第59條第2款第二句之前，三方權利義務規定訴訟實現與訴訟參加制度供給已顯現緊張關係。令人困擾的是，儘管分段訴訟弊大於利，一些有參加必要性的訴外第三方卻不能根據現行規定參加訴訟。

根據《實質性化解矛盾糾紛指導意見》第10條第1款的規定，當事人或者該第三人未提出申請，但該第三人參加訴訟有利於查明事實、一攬子解決糾紛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參加訴訟。該條指導意見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對第三人制度在實質性解紛過程中重要作用的高度肯定。高質效實現《民法典》三方權利義務關係規定與實質化解三方糾紛也需要增強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實施力度。在訴外第三方符合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資格要件時，法院更為主動地通知參加可以連結「信息孤島」、突破溝通屏障，化解複雜糾紛的瓶頸問題。不過，不能忽視的是，民事訴訟目的構造中各項功能性目的不應是鬆散的不規則的自由組合，而應是以實現程序保障目的為基準，交融於該目的，以權利義務確定、發現真實為其直接目的，以秩序維持、糾紛解決、權利保障為其間接目的。在當事人維度，程序運行保障效力表現為有權參加訴訟的行為人能夠參加訴訟、無權參加訴訟的人不得進入訴訟。當前民事訴訟中，仍需依法判斷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資格與訴訟結果承受資格，如果沒有可歸責於其的法律依據、合同依據，不可貿然地追加訴外第三方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同時，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與證人的區分應予以嚴格把握，上述意見中「有利於查明事實」的尺度宜理解為其是以第三人符合參加訴訟資格為前提的。

雖然我們可以從第三人撤銷之訴制度的規定推出實際存在「損害阻止型第三人」，但《民事訴訟法》對此並沒有明確規定。無論「損害阻止型第三人」還是關聯權利第三人都是目前迫切需要的第三人類型，然而，「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的限定是明確的。沒有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就沒有實質性的當事人訴訟地位，目的解釋、價值解釋也不能逾越現行規定的「文義射程」。